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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版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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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中华民国作家柏杨将史学名著《资治通鉴》重新以现代白话文翻译的一部丛书,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大陆由万卷出版公司发行。[1]
出版缘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编年体通史,记载前403年至959年的中国历史,由十一世纪北宋司马光主持编书。书中内容以历代君臣事迹、各朝代的兴衰为主,以期给帝王鉴戒,是一部足以了解古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钜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
柏杨认为《资治通鉴》问世九百馀年之久,古老的文言文对现代人而言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将有尘封的厄运。于是,1983年,他开始翻译《资治通鉴》。当时的远流出版总编辑詹宏志将书名定为《柏杨版资治通鉴》,以“整体规划,分册出版”的杂志形式发行。同年,《柏杨版资治通鉴》获选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书。发行初期定目标为36册译完,后改为72册。
1993年3月7日,远流出版公司定本日为“柏杨日”,为柏杨庆生,并庆祝《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部完成(平装72册,精装36册)。柏杨日纪念特辑《历史走廊──十年柏杨(1983~1993)》出版。
写完《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柏杨,形容这十年来的生活像在“劳改营”中度过一样。有一次执行编辑前来拿稿,柏杨与他聊著聊著,居然当著客人的面睡著了,其疲惫可知。《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十二册有一篇跋,柏杨自述其中的辛劳,“……平均下来,我每个月至少都要阅读四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七万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缴出十五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附录,和《通鉴广场》。十年如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日;没有阴,没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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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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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作品
《柏杨曰》全名为《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1998年8月,柏杨将《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仿效“臣光曰”(“司马光曰”)史评形式而写的读史心得“柏杨曰”部份抽出,编成《柏杨曰》六册,单独发行。全套《柏杨版资治通鉴》中的“柏杨曰”部份一共有862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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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鉴于《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体例常常无法呈现事件全貌,柏杨再以事件为主题,1999年起仿南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自撰《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共38册(袁枢原著有42卷,大陆出版为十九本三十八册),于2001年全套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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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
- 地名今注:
- 官名今译:
- 柏杨使用现代人能够立刻了解的现代中华民国官职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其权力地位。
- 西元纪元:
- 在台湾史学界坚持使用帝王年号的传统仍根深蒂固下,柏杨大胆使用西元纪年,以使读者能明确时间距离;西元为主之外,辅以各国君主纪元,让读者能对当时历史时空有更深入的理解。
- 续全书至后周末年:
- 证补史事阙漏:
- 《通鉴》书成之后,数百年间,仍有不少史事陆续被发现;柏杨于译本内独力补录,以存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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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曰》书中多使用“某某先生”的敬称,然而敬称有时出现,有时柏杨写作时又不带敬称。这种情况曾被读者批评,但在书中依然没有改善。
- “官名今译”所指出的古今官位关系并不准确。且有时书中只书某某郡郡长而不附书古代官名(可能因出现太多而省略),反而混淆读者对各朝官位的认识(综观各朝均不设所谓郡长,郡长只为官职的职能今译)。
- 《柏杨曰》有部份的观点过于偏激,此亦为柏杨作品的特色之一。
- 初版时,校稿错误百出,也是其特色。
反响
《柏杨版资治通鉴》颇受李敖、何怀硕以及香港学者孙国栋、李明德、菲律宾华人作家江桦等人批评,例如:把“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错译成“水利部长”、“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收入)错译为“农林部长”;又将“罢”与“免”混用(在《通鉴》中,“免”和“罢”不同:有过失的用“免”,没有过失而离职的用“罢”),将二者皆译为“免职”等。《柏杨版资治通鉴》延续了《中国人史纲》当中“姓氏不分、姓氏连用、姓名连读”的自创方法,完全违背先秦时代“男性用氏、女性用姓”的习惯。
1985年12月,李明德表示:“以原典第一册开宗明义‘臣光曰’的一千字,与《柏杨版》对照,柏杨完全没有弄清楚司马温公到底‘曰’了什么。上面列举出的二百字,是错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足以判定柏杨走在地雷上,只有炸死一途。”[4]
1987年4月,孙国栋指出《柏杨版资治通鉴》在立场、观点、文字上的错误,观念与柏杨大相迳庭[5]。
香港一些文化界人士提议组织“修柏会”,“修柏”即是“修改《柏杨版资治通鉴》”的意思。
江桦从1999年6月起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连载《评〈柏杨版资治通鉴〉》,指出了许多学者没注意到的错译。
孙国栋晚年与柏杨论战,反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之说,也批评《柏杨版资治通鉴》的肤浅[6]。
尽管《柏杨版资治通鉴》有许多不善之处,但也有带起读书及古籍今译风气之功。1993年3月7日,历史学家唐德刚表示,如果有人要他列学生必读书目,由于《资治通鉴》是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看不懂原文,那就读柏杨版白话通鉴。”唐德刚认为,柏杨堪称是穿过“历史三峡”惊涛骇浪的好汉,“以严谨的学术标准看来,柏杨不一定被公认为举足轻重的历史学者。但他从喜好为文打抱不平,到亲身受冤狱压迫后对历史的反刍,却使他的历史书写与著作,有著另一层重要的意义。”[7]
1993年5月,《中国时报》副总编辑苏墱基评,《柏杨版资治通鉴》严厉抨击儒家思想,与司马光的卫道想法各有千秋;柏杨是在没有人、没有经费的情况下,靠他的毅力和承绪古圣先贤经验智慧的使命感发愤著书,“因此我们才认为这是华人学界的一件大事”[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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