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

公娼指公开登记营业，纳税并接受政府管理（例如定期体检）的女性性工作者。与公娼相对，不对政府公开自己卖淫身份和收入的为私娼^[1]:108。公娼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允许合法卖淫。

各地情况

中国大陆

清朝初年，清政府严禁官员嫖妓和逼良为娼，私妓活动因此有所收敛。中期以后，因经济发展和法令松驰，性交易业重新兴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对性交易产业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性交易业日渐发达^{[1]:107—108}。

《清稗类钞·娼妓类》所记，“古有官妓，今无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纳捐于官中，略如营业税，得公然悬牌，可以出而侑酒、设宴于家者为公，反是则私。至业此之鸨，所蓄钱树子，悉为其假女，姓名皆伪托，阅时稍久，遂不可问，公私皆然，固不仅年龄之不能确计也。”^[2]:7亦有称公娼为官妓^{[3]:96[4]:288}。官妓本是中国古代由各级政府直接和间接管理的女性倡伎，又称公妓、官娼，相对的即私妓。官妓制度至明清已消亡^[2]:6。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沿续清朝政策，性交易产业持续发达。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第二次国共内战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至195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完全取缔性交易产业。改革开放后，虽然性交易产业重新活跃，但仍处于非法状态^[1]:108。

台湾地区

参见：台湾性交易产业

日治时期，总督府引进公娼制度、比照日本内地管理，台湾各地取得执照的娼妓与业者可在特定区域，即“游廓”，合法提供性交易。相较之下，“私娼”、“密卖淫”则沦为地方警察取缔的对象。1896年，总督府陆续在台中、台南、高雄等主要城市设置游廓，并实施公娼制度，以保护日籍男性做为统治者的健康与满足其需求为目的。^[5] 为了避免男性日人感染性病，性工作者取得“合法营业执照”，必须定期接受性病检诊，不得随意离开位处城市边缘地带的游廓，并常有地方风俗警察抽检居处。本就出于生计所迫而成为娼妓的妇女，透过官方身体检查被公权力贴上标签，划设特定区域管理则局限其身体自由，使得公娼在台湾社会接受度极低，且私娼仍频。

台湾光复后，中华民国政府借由《台湾省各县市特种酒家管理办法》及《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娼妓办法^[6]》发放“妓女户许可证”，仍变相允许公娼续存；直到台北市议会在1997年通过废除《台北市娼妓管理办法^[7]》，而《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娼妓办法》在2002年废止，才终结合法性交易在台湾的历史。此议案从而引发领有执照的性工作者出面抗争，妇运分成主张性自主权的“性权派”、主张立法保护女性的“妇权派”，并与要求维护工作权、倡议性工作者的去污名化的“妓权派”进行辩论。就台湾的情况来说，合法性交易本身，形同助长了以性与劳力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性工作者的身体健康与工作条件一再被忽视，而允许卖淫维生的政府本身，也未善尽“保障生存权”的职责。^{[来源请求]}

2011年11月4日，立法院通过“授权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的法案。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签署生效。法案“授权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未来在专区内从事及媒合性交者皆不罚，专区外则娼嫖皆罚”。因无地方政府设置“性交易专区（俗称红灯区）”，故性交易在台湾地区仍处于非法状态^[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