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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刚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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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刚果战争，又称非洲世界大战、大非洲战争或钴矿战争，是一场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前称萨伊）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紧接着第一次刚果战争之后爆发。这场冲突于1998年开始，并于2003年正式结束，当时签署了《比勒陀利亚协议》，成立了一个过渡政府。参战势力来自9个国家，国内则有超过20个不同的武装派别，这使其成为非洲大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冲突之一。
这场战争导致约540万人死亡，其中多数人因饥饿及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丧生。由于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它被视为刚果种族灭绝中最惨烈的事件。这惊人的死亡人数使其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这还未包括数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及逃往邻国的避难者。
尽管2003年7月签署了和平协议并成立过渡政府，但刚果国家机制仍十分脆弱，许多地区缺乏有效的治理，且经常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2004年估计，每日仍有约100人因小规模战斗、缺乏基本生活服务和粮食而丧生。大量人口的强制迁移让这片地区持续处于危机之中，和平依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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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60年，刚果共和国举行首次民主选举，左翼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当选总理。然而，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比利时的支持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蒙博托·塞塞·塞科。到1965年，蒙博托巩固了权力，建立了一个长期的独裁政权。在冷战期间，蒙博托因为支持西方对抗安哥拉等地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支持使他积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国家却陷入饥荒、毁灭、贫困与落后的恶性循环，经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
随着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蒙博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因为他不再是对抗苏联的必要角色。为了应对失去国际支持的困境，蒙博托试图通过建立个人崇拜来巩固权力，但国际社会已普遍将刚果视为无望之地。1991年，在内外压力下，他被迫与反对派达成初步协议，做出一些让步，却无法阻止国家逐步走向崩溃。到1995年，危机已削弱蒙博托的统治，腐败、暴力与国家机器的瘫痪成为日常现象。
冷战结束后，撒哈拉以南非洲被大国抛弃，各国不得不自行应对内部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殖民遗毒与冷战对立遗留下的矛盾爆发成内部冲突。当美国停止支持蒙博托时，这给了反对势力信号，促使他们发起推翻蒙博托的全面行动，最终结束了其长达数十年的独裁统治。
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使该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为躲避屠杀，数百万胡图族人逃往萨伊东部地区。这场大规模的难民危机使大湖区成为胡图族联攻派民兵（参与种族灭绝的武装）与卢旺达前政府军的避难所。
同时，刚果解放民主力量同盟（AFDLC）获得卢旺达与乌干达的支持。这些国家提供大量资金与武器，帮助该联盟对抗蒙博托的军队。由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领导的刚果解放民主力量同盟于1996年发动第一次刚果战争。卢旺达政府抗议胡图族武装利用萨伊东部作为基地，并频繁袭击其领土。作为回应，卢旺达政府武装巴尼亚穆伦格族人（萨伊境内的图西族），使其成为代理人。蒙博托政府强烈谴责这种外国干预，但其军事行动能力已大不如前，政治资本也几近枯竭。最终，双方通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谈判达成了暂时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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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卡比拉的军队沿刚果河向金沙萨推进，蒙博托政权因失去国际支持而迅速崩溃[6]。卡比拉的部队几乎未遭遇抵抗，很快完成了进攻。卡比拉因长达二十多年来持续反对蒙博托政权而在国内外拥有一定声望。他是一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并曾参与由切·格瓦拉支持的1960年代中期武装叛乱。
AFDLC的军队主要由参与大湖地区冲突的图西族老兵组成。1996年12月，该军队开始行动，迅速占领矿区与边境城市，并建立支援基地。然而，有关反叛军队大规模屠杀与暴力镇压的报告逐渐传到西方国家。联合国人权特使罗伯托·加雷顿曾报告，目击者称反叛军的行动已造成约6万人死亡，并且普遍存在强迫失踪、酷刑与谋杀的行为[7]。
1997年3月，卡比拉的部队发动全面进攻，要求蒙博托政府投降。至5月，反叛军到达金沙萨，蒙博托于5月16日出逃，卡比拉随即宣布担任总统，并开始进行大规模清洗与国家重组。
卡比拉于1997年5月掌权后，面临治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严峻挑战。除了国内冲突与庞大的外债，他的外国盟友拒绝在被要求撤离时离开金沙萨。大量驻扎于首都的卢旺达人，使刚果人民认为卡比拉只是外国势力的傀儡。
1998年7月14日，卡比拉撤换了卢旺达籍的军事指挥官詹姆斯·卡巴雷，改由本国人士接任。这一举措使他在刚果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并试图与卢旺达疏远关系。然而，卡比拉在两周后改变策略，公开感谢卢旺达的帮助，随后下令所有卢旺达与乌干达军队迅速撤离。24小时内，所有卢旺达军事人员被遣返回国，这一举措引发不满，特别是在巴尼亚穆伦格族人中。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再次引发武装冲突。
派系
紫 – 刚果民主共和国
橙 – 反卡比拉联盟
深蓝 – 亲卡比拉联盟
浅蓝 – 支援卡比拉政府的其它国家
绿 – 卡比拉在政治上的支持者
- 图西族势力
由卢旺达与布隆迪正规军、巴尼亚穆伦格族民兵，以及刚果民主联盟（RCD）组成。主要目标包括保卫卢旺达与布隆迪的安全、保护刚果的图西族群体、对抗乌干达势力以及开采自然资源。
- 胡图族势力
包括参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胡图武装、布隆迪反叛组织、刚果胡图族与马伊马伊民兵。其目标是驱逐外国图西势力、对班亚穆伦格人进行种族清洗、推翻卢旺达与布隆迪政府，以及控制自然资源。
- 乌干达势力
由乌干达国家军队及其支持的刚果解放运动（MLC）组成。其目标是保护乌干达边界、防止刚果成为强大国家、对抗卢旺达势力以及获取自然资源。
- 金沙萨政府军（卡比拉）
由刚果国家军队、反马伊马伊民兵势力及盟国如辛巴威、安哥拉、乍得、苏丹与纳米比亚组成。其目标是建立强大国家、控制领土与资源。
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仇恨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各方在争夺资源的同时，致力于彻底消灭对方。而乌干达与卢旺达则因资源利益的竞争而加剧了冲突，使局势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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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大批军人因各种原因被迫退役，民用领域亦出现类似情况。为寻找工作，他们前往后苏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各个“热点地区”。据俄罗斯飞行人员协会主席阿纳托利·卡丘尔指出，约有7000名前苏联飞行员与技术人员出国，其中大多数人签订了私人合约，但许多人的下落至今仍不明[8]。仅在非洲地区，在约400名签订私人合约的飞行员中，就有一半被俘或阵亡。
至1990年代中期，前苏联佣兵已直接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中部分人在第一次刚果战争中选择支持蒙博托[9]；而在第二次刚果战争期间，他们则为卡比拉效力。这些外籍人员驾驶着四架苏-25战斗机，其中2架于1991年制造，2架于1999年新建。该批战机是根据1999年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飞机制造厂签订的合约购得。
战争本质
在第二次刚果战争期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战役，领土控制极为分散，没有明确的前线，这正是第四代战争的特征之一。虽然多个国家的部队参与其中，但这些国家普遍不愿让部队暴露于公开战斗中。对于本就贫困的国家而言，装备与训练军队已耗费巨额资金与资源，若部队损失，将难以承受其后果。
由于刚果特殊的地理环境，战争的焦点不在于占领大片土地，而是控制战略据点，例如机场、港口、矿区与偶尔可行的高速公路。因此，这场战争主要由松散、缺乏纪律的民兵组织发动。他们常以大规模强暴、酷刑与种族清洗等暴力手段扩大冲突，造成局势恶化[10]。由于这些组织多数不受监管，即使签署停火或和平协议，效果亦十分有限。大量平民死于民兵暴行，亦有不少人因饥饿、疾病与无序状态而丧命。
参战各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争夺刚果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大湖区诸国常以开采钻石、木材等资源的权利作为报酬，奖励其战斗人员。这些掠夺行为让卢安达与乌干达的军官积累大量财富，逐渐取代了他们最初声称的目标——即追捕与惩治1994年卢安达种族大屠杀的加害者，以及维持对刚果东部地区的掌控。在此过程中，占领军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赋，没收几乎所有牲畜与大部分粮食。
多个势力对钶钽铁矿的控制权极为关注。这种矿物对电脑与航太产业至关重要，价值极高。对于资源的激烈争夺，亦导致反卡比拉阵营内部爆发冲突。 1999年，乌干达与卢安达军队在基桑加尼发生严重交火。尽管敌对双方间矛盾明显，但当时卡比拉政权的军队早已疲惫不堪，无力利用此机会反制。
如同近代非洲多场冲突，刚果战争亦广泛征用童兵。 2001年，光是在乌干达与刚果边境一带，就有约两万名童兵被投入战斗。在穆沙基一处拥有3,000名新兵的军营中，60%的士兵年龄不足18岁[11]。据估计，北基伍省在当年约有12,000名童兵。自战争初期，儿童即被作为战力之一：1998至1999年间，有2,000名儿童在卡尼亚马-卡塞塞地区接受军事训练。 1999年，全国约有5,000名童兵服役[12]。
估计1999年时，刚果政府军中有6,000至20,000名未成年士兵，而在卡比拉领导的叛乱部队中，也曾有高达10,000名儿童参战。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中更有约3,000名18岁以下的童兵参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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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程
1998年8月2日，戈马的巴尼亚穆伦格族爆发叛乱。卢安达立即前来援助，并在同月初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叛军组织──刚果民主联盟（RCD）。该组织主要由巴尼亚穆伦格族人构成，获得卢安达与乌干达的支持，并迅速掌控了资源丰富的东部省份，以戈马为根据地。随后，他们又夺取了基伍省的重要城镇布卡武与乌维拉。图西族领导的卢安达政府与乌干达结盟，布隆迪则出于报复行动占领了刚果东北部部分地区。为了驱逐卢安达势力，总统卡比拉动员刚果东部胡图族难民，并煽动群众反对图西族，最终导致金沙萨街头出现多起针对图西族的私刑事件[13]。
8月12日，一名效忠政府的陆军少校透过布尼亚一家广播电台，呼吁民众进行武装抵抗[14]。
回到游行这件事……必须强调，人们应当携带砍刀、长矛、箭矢、锄头、铁锹、耙子、钉子、警棍、电熨斗、铁丝网、石头等物品，亲爱的听众们，目的是要杀死目前身处伊图里地区的卢安达图西族人。这些人正透过无线电报散布对刚果不利的讯息，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支配我们。
Maj Mudenke, 刚果国家广播公司
卢安达政府同时质疑现行边界，声称刚果东部大部分地区“历史上属于卢安达”，并指控卡比拉在基伍地区针对图西族进行种族灭绝[15]。外界对于卢安达干预的动机仍有争议──究竟是为保护巴尼亚穆伦格族，还是借机推进自身的地区野心。
在詹姆斯·卡巴雷贝的指挥下，卢安达士兵大胆劫持三架飞机，飞往大西洋沿岸的基托纳军事基地。虽然该地原本驻有由前刚果武装部队、安哥拉安盟分子与布拉柴维尔的帕斯卡尔·利苏巴民兵组成的杂牌部队，但这些人缺乏粮食与武器，毫无作战能力，不久便倒向卢安达一方[16]。在叛军与卢安达联军的压力下，基托纳周边城镇相继陷落。
8月13日，起义爆发不到两周，叛军便夺取了为金沙萨供电的因加水电站及粮食中转港马塔迪。8月23日，钻石重镇基桑加尼也落入叛军之手。到8月底，叛军部队已威胁直逼金沙萨[17]。与此同时，乌干达在支持刚果民盟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完全由其操控的叛军组织──刚果解放运动（MLC）[18]。
虽然前线不断推进，但各地战斗持续，政府军与胡图族盟军仍在东部顽抗。尽管如此，首都陷落的可能性愈发明显。卡比拉总统不得不四处寻求非洲各国与古巴的支援。
最终，卡比拉的外交努力奏效。数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率先响应号召。虽然该组织仅在遭遇侵略时规定共同防御，但仍有部分国家选择保持中立。不过，纳米比亚、安哥拉与辛巴威最终决定出兵相助。在8月19日哈拉雷会议后，他们向金沙萨派遣援军[19]，各自抱有不同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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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 – 刚果（金）及其盟友
红色 – 卢安达盟友
黄色 – 乌干达盟友
安哥拉经历长达25年内战，安哥拉政府意图摧毁安盟的境外据点，并切断其透过刚果南部走私武器与贩售黑市钻石的资金来源。这一需求促使安哥拉继第一次刚果战争后再度介入，即便他们并不看好卡比拉，仍担心叛乱引发权力真空，反让安盟坐大。
辛巴威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是干预刚果的重要推手。他一方面希望借此提高在非洲的地位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图谋控制刚果的矿产资源。卡比拉与穆加贝签署了一份价值2亿美元的协议，使穆加贝家族旗下公司直接获益。他视这场战争为重返非洲领袖舞台的契机，亦可对抗同样声望卓著的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
纳米比亚总统萨姆·努乔马的动机与穆加贝相近，其家族同样涉入刚果的资源开采。但纳米比亚在刚果缺乏实质国家利益，出兵决定违背了多数国民与政治领导人的意见。
随后，更多国家陆续卷入战事：
查德虽然卡比拉早先拒绝与法语非洲国家合作，但在9月24日利伯维尔会议后，查德派出数百名士兵。法国对此表示支持，试图挽回自1994年卢安达大屠杀后在该区失去的影响力。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亦参战，并借调乍得军队使用飞机运送兵力，借此打破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孤立。
苏丹出于与乌干达长期冲突，苏丹同样介入，并支持乌干达境内的反政府组织圣主抵抗军。
一场多边战争于焉爆发。1998年9月，辛巴威援军突破金沙萨包围圈，安哥拉部队则自喀丙达与其他据点杀入，大挫叛军。随着时间推移，战况逐渐趋于稳定，虽然边境线依然破碎分散，但政府已收复大部分领土。
同年11月，乌干达支持的新组织──刚果解放运动（MDL）──在刚果北部投入战局。11月6日，卢安达总统保罗·卡加梅首次承认因安全考量而派兵介入，此举或与南非总统曼德拉的调停请求有关，以推进和平谈判[20]。
1999年1月18日，卢安达、纳米比亚、乌干达、安哥拉与辛巴威在温得和克签署停火协议，但卡比拉本人与刚果政府代表均未出席，战火因此未能平息。
西方国家则大多保持中立，仅呼吁停火。他们不愿深陷非洲战场。然而，美国、加拿大与以色列部分矿业公司却支持卡比拉，以换取贸易协议，此举遭人权组织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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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5日，刚果民盟内部因争夺巴尼亚穆伦格族的领导权而产生严重矛盾。当时，领导人埃内斯特·万巴·迪亚·万巴将总部迁往乌干达控制下的基桑加尼，成立“刚果民盟基桑加尼派”，后更名为复兴力量[21]。4月18日，在利比亚领袖卡扎菲调停下，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与卡比拉于利比亚苏尔特签署停火协议，标志双方正式决裂；然而刚果民盟及卢安达均拒绝参与[22][23]。
5月16日，万巴被罢免主席职务，由亲卢安达的埃米尔·伊伦加博士接任[24]。仅一周后，刚果民盟内部派系为争夺基桑加尼爆发冲突。6月8日，各叛军派别召开会议，企图建立统一战线对抗卡比拉，但最终未能成功。与此同时，乌干达军方将1962–1966年存在的基巴利－伊图里省重建，并偏袒赫马族，直接引发了伊图里冲突，后被称为“战中之战”[25]。
1999年7月，六个交战国（刚果、安哥拉、纳米比亚、辛巴威、卢安达、乌干达）签署《卢萨卡停火协议》。8月1日，刚果解放运动也加入协议，唯独刚果民盟延至8月底才签署[26][27]。协议要求各方在“联合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追踪、解除并登记境内武装团体，尤其是涉及1994年卢安达种族大屠杀的组织。
然而，协议缺乏具体落实措施。1999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仅派出约90名联络人员协助，但停火多次遭破坏。小规模摩擦仍可能引发战斗。
8月7日，乌干达人民防卫军与卢安达爱国军于基桑加尼爆发武装冲突[28][29]，并于8月14日再度交战，战火遍及市区、机场与主要道路，直到8月17日才宣布停火。双方均使用重型武器。据国际危机组织分析，这场冲突源于战略分歧[30]。
11月，金沙萨政府控制的电视台宣称，卡比拉军队已重建，准备再次“解放”全国。卢安达支持的叛军虽发动大规模攻势逼近金沙萨，却最终被击退。
2000年2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派遣5,537名维和部队，组成联合国刚果特派团（MONUC），负责监督停火[31]。但叛军与政府军、卢安达与乌干达之间的战斗依旧频繁。最激烈的冲突发生于2000年5至6月的基桑加尼战役。
2000年8月9日，政府军在赤道省乌班吉河沿岸发动攻势，却于利本盖附近遭刚果解放运动击退。无论是联合国、非盟还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均未能有效制止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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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16日，洛朗－德西雷·卡比拉在金沙萨大理石宫遭刺杀[32]。初期外界误以为他尚存活，甚至被送往辛巴威急救[33]；但两天后，政府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津巴布韦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卡比拉的性命，他最终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34]。1月26日，其遗体被送回国内安葬。普遍认为凶手是其18岁的保镖拉希迪·米泽勒（Rashidi Mizele）[35]。
刺杀事件引发大量猜测与阴谋论[36]。部分观点认为，行凶者是因不满待遇的卡多戈[37]，而导火线似乎是47名被指控密谋反对卡比拉的卡多戈遭到处决；也有人怀疑外国势力如卢安达、安哥拉甚至美国涉入[38][39][40]。然而目前并无确切证据显示米泽勒或卡多戈受外部势力操纵。
洛朗遇刺后，其子约瑟夫·卡比拉经议会一致推举，继任总统[41]。此一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罗伯特·穆加贝的支持，同时亦与洛朗先前对议会多数议员的人选安排密切相关。他迅速展现与父亲不同的风格，被描述为“更老练的政治领袖”[42]，并积极展开外交[43]，包括与卢安达总统卡加梅会晤，推动撤军协议[44]。外界普遍认为，他比父亲更有助于落实和平[45]。
浅蓝 – 卡比拉政府控制（西部、南部）
红 – 刚果民主联盟戈马派控制（东部）
啡 – 刚果民主联盟基桑加尼派控制（东北部）
黄 – 刚果解放运动控制（北部）
紫蓝 – 刚果民主联盟基桑加尼派／解放运动控制（支持卡比拉政府，东北部小部分）
绿 – 伊图里冲突地区
灰 – 《卢萨卡停火协议》划定的非军事区
2002年，卢安达境内局势逐渐恶化，刚果民盟内部出现动荡，部分成员选择放弃战斗或投靠政府；巴尼亚穆伦格族民兵也开始对卢安达当局表现出不满，甚至爆发兵变[47]。与此同时，在约瑟夫·卡比拉领导下，刚果西部逐渐恢复稳定，通货膨胀获得控制，国际援助亦重新到位。
同年3月，刚果民盟戈马派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位于坦噶尼喀湖畔的莫利罗镇。据该派称，作为回击，第二天该镇遭到政府炮艇的炮击。此次占领被视为违反《卢萨卡停火协议》[48]。
在南非的斡旋下，2002年4月至12月期间，刚果各方陆续签署多份和平协议。4月19日，《太阳城协议》正式生效，为建立统一多党政府和举行选举提供框架[49]，但因缺乏军队整合条款而备受批评。
7月30日，《比勒陀利亚协议》达成，重点在于撤出驻刚果的两万名卢安达士兵[50]，以及解散胡图族民兵联攻派。
9月6日，刚果与乌干达签署《罗安达协议》，要求乌干达自布尼亚撤军并改善双边关系[51]。10月5日，卢安达宣布完成撤军，联合国证实已有超过两万名卢安达士兵撤离[52]。
10月21日，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关于武装团体掠夺自然资源的专家小组报告。卢安达与乌干达均否认高层政治及军事人物涉及非法资源贩运的指控。津巴布韦国防部长悉尼·塞克拉马伊表示，津巴布韦军队已于2002年10月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
12月17日，《全面包容性协议》获得签署，明定两年过渡期内举行立法与总统选举，正式标志第二次刚果战争的结束。
2002年底至2003年初，刚果解放运动发动代号“抹去一切”的屠杀行动，约6万名俾格米人平民与1万名战士遇害[53]。人权组织呼吁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2003年6月，在联合国与南非的斡旋下，刚果主要政治与军事派系于比勒陀利亚展开会议，并于7月正式成立过渡政府。依据协议，约瑟夫·卡比拉继续担任总统，四名副总统职位则由政府、刚果解放运动（MLC）、刚果民主联盟（RCD）及反对派代表瓜分。这一安排被称为“1+4”体制，象征五大政治力量的共享权力。
过渡政府的任务包括：整合分裂的军队、推动新宪法的起草，以及筹备民主选举。然而，落实过程困难重重。各派军队虽名义上并入刚果（金）武装部队（FARDC），实际上却仍维持原有指挥体系[54]，军事行动效率低下，整合成效有限。
2003至2006年间，刚果西部相对恢复稳定，但东部局势依旧动荡。伊图里、北基伍与南基伍地区持续爆发族群冲突，地方武装与外来民兵仍十分活跃。联合国刚果特派团虽增派兵力，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之一，却仍难以彻底平息战火。
在政治方面，2005年，过渡政府举行宪法公投，为建立多党制奠定基础。2006年2月18日，国家象征遭到更换，国徽上的狮子被豹取代，国旗亦恢复1963年至1971年间的样式。然而，过渡政府的合法性与效能持续受到质疑，贪腐、地方武装活动以及邻国干预等问题不断挑战和平进程。
同年7月，刚果举行自独立以来首次多党民主选举，超过2500万人登记投票[55]。国际观察员普遍认为选举大致公正透明。第二轮投票中，时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击败前反叛领袖让-皮埃尔·本巴，正式当选总统[56]。尽管选举结果引发部分争议，仍被视为刚果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
选后，本巴拒绝承认败选，其支持者与政府军在金沙萨爆发武装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随后，本巴被迫流亡海外，国内局势逐渐趋于稳定。
在经济层面，战后来自美国、南非、瑞士与中国的金融与工业巨头纷纷进入刚果，并逐步渗透至该国经济结构之中。依托廉价劳动力与简陋设备，中介公司能以低价收购矿产资源，再转售予全球大型企业。此种模式使当地武装团体的行动呈现出鲜明特征──其核心目标在于控制矿山，以掌握资源与财富。
调查与审判
2004年4月19日，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正式联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邀请其就可能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犯罪发表意见。同年6月23日，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决定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并获得预审分庭的授权[57]。
2006年3月17日，前刚果爱国者联盟领导人托马斯·卢班加根据检察院签发的逮捕令被捕。他被控在伊图里冲突（该地区的一场地下战争）中征用童兵，而这一行为已被《罗马规约》明确定义并予以谴责，卢班加因而成为首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被告。
战争影响
这场冲突摧毁了本已脆弱的经济[58]，而该地区早已因多年残酷的殖民剥削（如比利时的统治）以及贪腐政权的建立（由蒙博托所领导）而陷入贫困。原本稀少的外国投资在战争期间纷纷撤离，导致国家资源枯竭；许多基础设施遭到摧毁。此外，1994年卢安达种族冲突的余波进一步加深了该国本已严重的种族分裂。
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估算，这场冲突直接导致将近500万人死亡，其中80%至90%的死者并非死于战斗，而是因战争导致的基础设施崩溃、流离失所及粮食短缺所引发的可预防性疾病、饥荒和营养不良。讽刺的是，在非洲这场规模最大的战争中，真正死于战斗的人数仅约50万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4年估算，死亡人数介于340万至440万之间，具体数字则取决于所使用的统计模型。部分较高的估计数字则认为死亡人数可能达到600万至700万人[59]。战争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伊图里和基伍地区。
各交战方均将大规模强暴作为战争武器之一。2004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过去六年间近4万起强暴案例，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南基伍。然而，由于该调查范围有限，且受害者因恐惧或羞耻而不愿作证，因此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一项证据显示，许多女性因集体性暴力导致阴道瘘管（vaginal fistula），这类案例数量之高令人震惊。这场冲突中强暴行为的泛滥不仅对受害者个人造成严重的生理与心理创伤，也导致性病（特别是爱滋病）感染率大幅上升[60]。据估计，多达100万名女性遭到强暴、奴役、酷刑、强迫怀孕或堕胎等非人道对待[61]。
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数量高达340万人，其中大多来自东部省份，此外，约200万人逃往邻国如蒲隆地、卢安达、坦尚尼亚及乌干达寻求庇护。
这场战争对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局势提出了严峻质疑。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曾带来一定的乐观预期。然而，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及这场战争所引发的危机，部分证明了这些期望或许只是幻想。
战争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破坏，也严重冲击了当地的自然生态。2005年9月，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爱德华湖的河马数量已从30年前的2.9万头骤降至900头[62]，这一趋势主要归因于当地居民为求生存而大量猎杀河马，并将其牙齿作为象牙出售。此外，全球仅存的700只山地大猩猩中，将近一半栖息于该地区，也受到战争影响而面临生存危机[63]。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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