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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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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劫掠（德语：Raubkunst），是纳粹德国盗窃艺术品及其他物品的有组织抢劫行为。特别是掠夺波兰和犹太人的财产。掠夺从1933年开始，从没收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开始，直到二战结束。除了金银外，还掠夺各重要文化物品，包括绘画、陶瓷、书籍、宗教珍品，特别是被称为“艺术保护”的军事单位“盗取”最多。
背景
阿道夫·希特勒曾是一名未能成功的艺术家，并被拒绝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然而，他仍自认为是一名艺术鉴赏家。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猛烈抨击现代艺术，将其视为“堕落”的产物，其中包括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与达达主义，并认为这些都是二十世纪颓废社会的产物。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他便将自己的美学理想强加于整个国家。纳粹党所偏好的艺术类型是古典的大师级肖像与风景画，特别是日耳曼传统的作品。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现代艺术，都被第三帝国斥为颓废艺术，并要求从德国各国立博物馆中彻底清除，或出售，或销毁。[1]
希特勒的目标是利用变卖艺术品所得的资金，于林兹建立欧洲艺术博物馆。其他纳粹高官，如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以及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同样借由军事征服来扩充私人艺术收藏。[1]
对犹太人的系统性剥夺，包括将他们的住宅、商业、艺术品、金融资产、乐器、[2]书籍，甚至家居用品转移至第三帝国，都是大屠杀的核心组成部分。[3][4] 在所有受纳粹控制的国家，犹太人都被剥夺资产，方式包括各种法律机制[5][6][7]及专门的纳粹掠夺组织。[8][9][10][11]
艺术品经销商希尔德布兰德·古尔利特、卡尔·布赫霍尔茨、费迪南德·莫勒与伯恩哈德·伯默，在柏林近郊的尼德绍恩豪森宫设立据点，负责出售希特勒与戈林于1937年至1938年间，从德国博物馆墙上移除的约16,000件绘画与雕塑作品。这些作品首次于1937年7月19日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馆公开展出，纳粹领导人甚至邀请公众前来嘲笑这些被谴责的现代艺术，结果吸引了两百万名参观者，该展览即为《颓废艺术展》。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一次广播中称德国的堕落艺术家为“垃圾”。希特勒亲自为德国艺术馆的展览揭幕，并在演讲中将德国艺术形容为“遭受一种巨大且致命的疾病”。
古尔利特及其同僚的销售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被贴上“垃圾”标签的艺术品少有人问津。因此，1939年3月20日，他们在柏林消防局的院子里纵火，焚烧了1,004件绘画与雕塑，以及3,825件水彩画、素描与prints。这一恶名昭彰的行为与早先众所周知的焚书相似。这场宣传行动确实引起了他们所期望的关注。瑞士巴塞尔美术馆带著50,000瑞士法郎前来收购，震惊的艺术爱好者也纷纷购买。至于在这些销售之后，古尔利特、布赫霍尔茨、莫勒和伯默究竟私自保留了多少绘画，并随后将其出售到瑞士和美国（运输船只自里斯本横渡大西洋以谋取私利），则不得而知。[12]
纳粹所掠夺的艺术品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场拍卖会，是由特奥多尔·菲舍尔于1939年6月30日在瑞士琉森的国家大饭店举办的“堕落艺术”拍卖。这些拍卖品皆为纳粹自德国博物馆“除籍”的作品，然而仍有许多知名艺术品经销商参与竞标，并代理多位大型收藏家与博物馆出价。[13] 除了公开拍卖之外，艺术经销商也进行许多私人交易。艺术复原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t Recovery）将瑞士形容为“自希特勒崛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资产磁石”。[14] 对于瑞士在纳粹时期与战后初期“作为艺术交易中心与文化资产转运地”的角色，贝吉耶委员会（由乔治·克赖斯教授领导）负责进行研究与纪录。[15]
纳粹掌权期间，对德国及其所占领的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财产掠夺，尤以犹太人的财产为主要目标。[16] 这些行动以高度系统化方式进行，并专门设立组织，以甄别哪些公共或私人收藏最有价值。一些文物被指定给希特勒那座未曾实现的元首博物馆，另一些则流入纳粹高层（如赫尔曼·戈林）的私人收藏，还有部分则被用来换取资金，以支援纳粹政权。
1940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羅森堡特別行動隊（意即“被占领地区帝国领导人罗森堡特别行动队”），简称ERR，由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领导，并由格哈德·乌蒂卡尔负责指挥。第一支行动单位是负责法国、比利时与荷兰的西部分队，称为Dienststelle Westen（西部分处），总部设于巴黎，由库尔特·冯·贝尔担任主管。其最初任务是搜集犹太人与共济会的书籍与文件，或予以销毁，或运回德国以便进一步“研究”。然而，1940年底实际掌控ERR的戈林下达命令，将其任务转变为大规模没收犹太人的艺术收藏及其他财物。这些战利品集中于巴黎的国立橘园美术馆，由艺术史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员负责登录与编目，随后再送往德国。戈林同时下令，所有战利品必须先由希特勒与他本人挑选。随后，阿道夫·希特勒下令所有被没收的艺术品都必须直接供其挑选。从1940年底至1942年底，戈林曾20次前往巴黎。在橘园美术馆内，艺术经销商布鲁诺·洛泽为戈林特别举办了20场新掠夺艺术品展览，戈林从中挑选了至少594件作品纳入其私人收藏。[17] 戈林任命洛泽为其联络官，并于1941年3月将其安插在ERR内，成为该单位的副领导人。对于希特勒与戈林不感兴趣的物品，则分配给其他纳粹领导人。在罗森堡与戈林的领导下，ERR共从德国占领区没收了21,903件艺术品。[18]
其他纳粹掠夺组织还包括林茨特别任务组，由艺术史学家汉斯·波塞领导，专门负责为元首博物馆搜集艺术品；以及缪尔曼办事处，由卡耶坦·缪尔曼主持，主要活动范围在荷兰与比利时；还有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相关联的“库恩斯贝格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 Kuensberg），其最初行动范围在法国，后来扩展至俄罗斯与北非。在西欧随著德军推进时，“里宾特洛甫营”部队亦随之行动，这些人负责进入被占领国家的私人与机构图书馆，将任何对德国有价值的资料移走，特别是具有科学、技术或其他资讯价值的资料。[19]
许多著名犹太家族的艺术收藏也成为没收目标，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森堡家族、维登斯坦家族[20]以及施洛斯家族，皆因其收藏价值重大而被纳粹盯上。同时，犹太艺术经销商常在压力下被迫将艺术品出售给德国组织，例如雅克·古德斯蒂克、班杰明与纳森·卡茨兄弟[21]，以及库尔特·沃尔特·巴赫斯蒂茨的画廊。非犹太艺术经销商也有将艺术品卖给德国人的情况，例如荷兰的德波尔画廊[22]与胡亨代克画廊。[22]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三帝国已聚敛了数十万件文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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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盗窃调查组
1944年11月21日，美国应欧文·罗伯茨的要求，威廉·多诺万于战略情报局内部设立了艺术品盗窃调查组（ALIU），负责搜集纳粹德国及其盟友以及相关个人与组织在文化财产掠夺、没收与转移上的情报；同时以便于起诉战犯，并追讨与归还财产。[23][24]ALIU汇编了涉嫌参与艺术品掠夺人员的情报，并锁定一批主要嫌疑人，将其逮捕并审问其在纳粹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审讯地点设在巴特奥塞。
ALIU报告详细记录了纳粹官员、艺术经销商与其他涉及希特勒掠夺犹太人财产政策之间的网络。[25]ALIU的最终报告共175页，分为三部分：详细审讯报告（DIRs），专注于纳粹掠夺中起核心作用的个人；综合审讯报告（CIRs）；以及一份“红旗名单”，列出了涉及纳粹掠夺的人员。[23] ALIU报告如今已成为美国政府“纳粹时期资产档案”的关键记录之一。[26]
第一批报告重点描述了为希特勒、戈林及罗森堡服务的艺术经销商与代理人之间的网络关系，依人名排序，包括海因里希·霍夫曼、恩斯特·比希纳、古斯塔夫·罗赫利茨、君特·席德劳斯基、布鲁诺·洛斯、吉塞拉·林贝格、瓦尔特·霍费尔、卡尔·克雷斯、瓦尔特·博恩海姆、赫尔曼·沃斯以及卡尔·哈贝斯托克。[24][27]第二组报告详述了戈林的艺术掠夺行动（戈林收藏）、ERR的艺术掠夺活动，以及希特勒的林茨博物馆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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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盗窃情报组（ALIU）公布了一份“红旗名单”，依国家分类，包括：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与卢森堡。每个名字后皆附有该人参与掠夺的活动描述、其在掠夺网络中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有关其被同盟国逮捕或监禁的资讯。[24][28]
涉及国家
为调查并估算1941年至1945年间纳粹在苏联的掠夺情况，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于1942年11月2日成立，专责调查并确认德国法西斯入侵者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在伟大卫国战争及战后直至1991年间，该委员会搜集了大量关于纳粹罪行的资料，包括掠夺事件。战后不久，该委员会详细列出427间受损苏联博物馆中64间最重要博物馆的损失情况。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共有173间博物馆被发现遭纳粹掠夺，失窃藏品达数十万件。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政府设立了“国家文化财产返还委员会”，取代苏联时期的机构。该委员会专家最初参考了苏联委员会的成果，并继续逐馆编目战争期间流失的艺术品。截至2008年[update]，已编纂完成15卷，涵盖14间博物馆及多个地区图书馆，包括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普斯科夫州、罗斯托夫州、斯摩棱斯克州、北高加索、加特契纳、彼得宫、沙皇村（普希金）、诺夫哥罗德及诺夫哥罗德州，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与苏共档案馆的藏品。这些卷册已全数上网，记录了1,148,908件失落艺术品的详细资讯。而失落藏品的总数至今仍不明，因为其他受损俄罗斯博物馆的编目工作仍在进行中。[29]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指挥的ERR负责搜集被占领国家的艺术品、图书与文化财产，并在自俄罗斯撤退时将其缴获的图书馆藏品运回柏林。据统计：“仅在东欧，ERR与德国国防军便造访了375个档案机构、402间博物馆、531个研究所及957间图书馆，寻找‘研究材料’。”[30] ERR亦曾在低地国家遭闪电战初期行动，导致德军、里宾特洛甫营及盖世太保之间在权责与指挥链上的混乱，甚至发生军官及士兵个人掠夺的事件。然而，ERR小组的效率极高。据一项估算，仅从苏联掠夺的物品中，就有“十万幅地理地图”被带走，理由包括意识形态研究、学术研究、政治、地理与经济情报需求，或纯粹作为收藏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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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德军占领波兰后，纳粹政权对波兰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31]，并试图消灭其上层阶级与文化。[32] 成千上万件艺术品被掠夺，因为纳粹在战前便已拟定系统性的掠夺计划。共有25间博物馆及许多其他文化机构遭摧毁。[33]
德国纳粹对波兰艺术品的窃取与破坏，总价值估计达200亿美元，相当于波兰文化遗产的43%；其中包括超过516,000件单件艺术品：2,800幅欧洲画家的作品、11,000幅波兰画家的作品、1,400件雕塑、75,000份手稿、25,000幅地图、90,000册图书（其中超过20,000册出版于1800年以前），以及数十万件其他具有艺术与历史价值的物品。时至今日，德国仍持有大量二战期间从波兰掠夺的藏品。数十年来，波兰与德国之间一直就这些被劫财产的归还问题展开谈判。[34]
1938年3月12日，随著德奥合并，犹太财产的掠夺立即展开。[35] [36][37]
纳粹入侵前，奥地利的教堂、修道院与博物馆藏有大量艺术品，但大部分在入侵后即被夺走。林荫大道原本是许多人居住及社交活动的中心区域，也遭没收，内部的艺术品全数被夺。[38]1943年至1945年间，阿尔陶塞盐矿成为纳粹掠夺艺术品的主要存放地，藏品来源部分来自奥地利，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地区。1944年，约有4,700件艺术品被存放于该盐矿中。
纳粹收藏的掠夺物品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便计划将其故乡林茨改造成第三帝国的艺术之都。他聘请建筑师依照其设计蓝图建造多座画廊与博物馆，统称为“元首博物馆”。希特勒希望将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珍宝集中于此，他认为许多世界顶尖的艺术品本就属于德国，因为它们早在拿破仑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已遭掠夺。
赫尔曼·戈林的私人收藏被认为是另一批庞大的艺术品群，包含大量被没收的财产，约有50%的作品来自第三帝国的敌国。[39] 这些收藏主要由艺术品经销商布鲁诺·洛斯组织，他是戈林的顾问，也是ERR在巴黎的代表。到1945年，戈林的收藏已超过2,000件，其中包括300多幅绘画。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综合审讯报告第2号》，戈林从未粗暴地进行掠夺，他总能设法营造出“至少表面上的正当性”，例如向没收当局象征性付款或承诺付款。虽然他与其代理人从未正式隶属于德国的财产没收组织，但仍充分利用了这些机构的资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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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自占领国家掠夺了数十万件物品，并储存在几个关键地点，例如巴黎的橘园美术馆及慕尼黑的纳粹总部。随著同盟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并轰炸德国城市与历史机构，德国开始将艺术品存放于盐矿与洞穴，以防止空袭破坏。这些地点提供了适合艺术品保存的湿度与温度。[40] 著名的储藏地包括梅克尔斯、奥斯山与锡根的矿坑。这些矿坑不仅存放被掠夺的艺术品，也保存了纳粹上台前原属德国与奥地利的艺术作品。[41]
纳粹将所谓的颓废艺术禁止进入德国，因此这些作品被集中于橘园美术馆的“殉难者之室”。保罗·罗森伯格的专业画廊与私人收藏，大部分即被纳粹如此归类。根据约瑟夫·戈培尔早前的秘密指令，这些作品将被出售以换取外汇，用于建设“元首博物馆”及支持战争。赫尔曼·戈林亲自任命数位ERR认可的艺术品经销商处理这些资产，并将资金转入其私人收藏，其中包括希尔德布兰·古尔利特。随著被掠夺的“堕落艺术”透过瑞士流入市场，罗森伯格的收藏散佚于欧洲各地。如今，他的70幅画作仍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毕卡索于1923年在普罗旺斯创作的大幅水彩画《裸体女子于海滩》、马蒂斯的七件作品，以及德加的《嘉布丽叶·迪奥的肖像》。[1]
- 其他被掠夺的艺术品
书籍
纳粹在入侵欧洲各国时，积极寻找犹太人的书籍与文献，目标是搜集并焚烧所有欧洲犹太文献。最早遭掠夺的国家之一是法国，纳粹自万国犹太联盟夺走5万册书籍；自巴黎重要的犹太教学院“犹太拉比学校”夺走1万册；自“法国犹太社团联合会”夺走4,000册。随后，纳粹又自“利普舒茨书店”夺走2万册，并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收藏中夺走2.8万册，之后更洗劫巴黎犹太人私人住宅，获得成千上万册书籍。在清空法国犹太文献后，纳粹转往荷兰，掠夺数以百万计的书籍。他们夺走犹太银行家汉斯·富尔斯滕贝格的1.6万册藏书；自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神学院图书馆”夺走2.5万册；自“阿什肯纳兹会堂图书馆”夺走4,000册；并从“罗森塔利安纳图书馆”夺走10万册。在义大利，罗马的中央犹太会堂藏有两座图书馆，一属于义大利犹太拉比学院，另一属于犹太社区图书馆。1943年，纳粹进入义大利，将所有藏书打包送往德国。[43]
同盟国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例如MFAA，以协助保护欧洲著名的文化古迹免于破坏，并在战后前往前纳粹占领区寻找纳粹的艺术品储藏地。1944年至1945年间，“纪念碑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阻止同盟国部队掠夺艺术品并“将其寄回家乡赠送亲友”。当“禁止进入”的警示牌无法有效保护艺术品时，“纪念碑人”开始用白色胶带标记储藏地，以警告部队“此处有未爆地雷”。[40] 他们最终回收了数以千计的艺术品，其中许多是纳粹所掠夺的财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于德国和奥地利共发现超过1,050处藏匿地点存放这些艺术品。1945年夏天，华特·法默上尉（Walter Farmer）成为收藏中心的首任主任。第一批运抵威斯巴登收藏中心的艺术品包括古代文物、埃及艺术、伊斯兰文物，以及来自腓特烈皇帝博物馆的画作。该收藏中心还接收来自德意志国家银行及纳粹掠夺的波兰礼拜用文物收藏品。鼎盛时期，威斯巴登收藏中心存放、辨识并归还了约70万件艺术品与雕塑，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些藏品落入苏联红军手中，或被视作战争赔偿品。[44]
盟军收集这些艺术品并存放于各个收藏中心，特别是慕尼黑中央收藏中心，直到它们能被归还为止。凡能够辨识出于纳粹统治期间由德国取得的艺术品，均被归还至原属国家。至于各国政府是否将这些艺术品归还给原本的私人所有者，则由各国自行决定。[45]
当慕尼黑收藏中心关闭时，许多艺术品的原主仍未寻获。各国政府也无法找到所有原主，或确认他们是否已经过世。为了协助归还被掠夺的犹太人财产，成立了许多组织，例如 Project Heart、世界犹太人文物返还组织（World Jewish Restitution Organization）以及犹太人索偿大会。在某些情况下，若无法找到合法继承人，这些组织会代为接收艺术品。
虽然大部分被盗的艺术品和古物都已由“战胜的盟军 [...] 主要是在盐矿、隧道及偏僻的城堡中”[46]发现、记录或追回，但仍有许多作品未能归还给合法所有者。全球的艺术经销商、美术馆、博物馆被迫研究馆藏的来源，以调查其中是否包含曾遭盗窃的艺术品。[47] 早在1985年，美国博物馆尚未承认此问题、且国际上也未召开纳粹掠夺文物相关会议之前，欧洲国家已经公布了艺术品、钱币与奖章的清单，这些物品均是在二战期间被纳粹自犹太人手中没收，并宣布了归还原主及合法继承人的程序细节。[48] 1998年，奥地利的一个谘询小组建议依据当年的文物返还法，将6,292件艺术品归还合法所有人（多为犹太人）。[49]
在纳粹集中营与灭绝营中，受害者在遭到屠杀前被迫脱光衣物，所有私人财物均遭窃取。其中具有高价值的物品，如金币、戒指、眼镜、首饰及其他贵金属制品，被送至德意志帝国银行熔铸为金条，并将价值转入党卫军的帐户。
至今，部分被纳粹掠夺的艺术品仍可在俄罗斯／苏联[50]以及美国的收藏机构中找到。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布了一份包含393幅画作的清单，这些作品在纳粹时期的来源存在空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则列出了超过500件作品，其1933年至1945年间的所有权尚未明确或未完全确认。圣地牙哥艺术博物馆[51]与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52]则在网路上提供清单，以供查核馆藏中是否包含被纳粹窃取的作品。
美国副国务卿兼1998年华盛顿国际纳粹掠夺资产会议的美方代表团团长斯图亚特·艾森施塔特表示：“从现在起，关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买卖、交换与展览，都将以更敏感态度及更高的国际责任标准来处理。”[53] 该会议共有超过49个国家及13个私人机构参与，目标是就如何处理纳粹时期掠夺艺术品达成国际共识。此会议乃以1997年在伦敦举行的“纳粹黄金会议”为基础，由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1998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共同主办。[54]
会议结束后，北美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制定了指引，要求博物馆审查馆藏的来源，特别关注遭纳粹掠夺的艺术品。[55] 华盛顿国家艺廊鉴定出超过400幅二战时期来源不明的欧洲画作。[55] 其中一件作品《水果与猎物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Fruit and Game），由16世纪佛兰德斯画家法兰斯·斯奈德斯创作，曾被卡尔·哈伯施托克出售，而后者被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形容为“最臭名昭著的纳粹艺术品经销商之一”。[55] 直至2000年，纽约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仍向美国国会声称，他们馆藏超过10万件作品中，“并无任何一件受纳粹影响的艺术品”。[55]
1979年，两幅画作，雷诺瓦的《少女头像》（Tête de jeune fille）及卡米耶·毕沙罗的《村庄街道》（Rue de village）——登上国际刑警组织的“十二大缉拿名单”，但至今仍下落不明[56]。一位新泽西州的拥有人要求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IFAR）重新公布相关失窃资讯，希望有人能认出这些画作。该拥有人曾致信 IFAR 表示，其父母于1938年自柏林移民时，有两幅画作“神秘消失”。他们的其他财物皆由德国经荷兰运往美国，除了盛放这两幅画作的箱子，其他一切皆完整抵达。二战结束后，该拥有人的父亲曾付出极大努力寻找画作，但未能成功。多年来，人们曾不断尝试寻回，包括刊登文章及在1959年5月15日的德国杂志《世界艺术》（Die Weltkunst）上刊登广告，并提供了高额悬赏（附一般条件），但至今未有任何回应。
然而，德国政界推动的文物返还努力同样存在争议。根据德国法律，文物返还适用于“因纳粹迫害而失落的文化资产”，其中包括犹太人为维持生计而出售的画作。[57] 因此，几乎所有该时期涉及犹太人的交易都受到影响，而疑点通常对申请人有利。2006年，德国左翼政治人物、柏林市长克劳斯·沃韦赖特（社民党）及汤玛斯·弗利尔（左翼党）因过于愿意归还表现主义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1913年的画作《Berliner Straßenszene》而遭起诉。该画作原属于柏林的布吕克博物馆，1937年曾于科隆展出，之后由一个居于瑞士的犹太家庭以3,000帝国马克售予一位德国收藏家。专家认为这一价格已远高于当时市价。[58] 该博物馆于1980年经多次转手后获得此画，但无法证明卖方家庭确实收到了款项。最终该画被返还[59]给原主的继承人，她随后将其拍卖，成交价达3,810万美元。[60]
2010年，当地铁工程自亚历山大广场延伸至勃兰登堡门的历史市中心时，在靠近“红色市政厅”的私人住宅地窖中出土了一批“颓废艺术展”的雕塑。例如，其中包括艺术家马格·莫尔创作的立体派风格女舞者青铜像。这些雕塑如今陈列于柏林新博物馆。[61][62][63]
2013年至2015年间，一个委员会对荷兰君主收藏进行调查，重点审查自1933年以来王室收购、且创作于1945年之前的艺术品。总共检视了1,300件作品。荷兰博物馆此前已对馆藏进行研究，以辨识是否存在纳粹掠夺文物。结果发现，荷兰画家约里斯·范德哈亨描绘哈斯登博斯宫附近森林的画作，原属于一位犹太收藏家。他被迫将画作交给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前犹太银行利普曼、罗森塔尔公司，[64]该银行专门收集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金钱及财产。此画作于1960年由朱丽安娜女王购得。王室计划将画作归还给1942年原主的继承人。[65]
至今
纳粹约掠夺了欧洲20%的艺术品，其中超过10万件迄今尚未归还合法所有人。[66] 仍然失落的大多是日常物品，如瓷器、水晶或银器。据斯皮格勒（Spiegler）指出，纳粹的艺术品没收计画“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流徙事件”。[67]（p. 298） 美国政府估计，在二战前及战争期间，德国军队及其他纳粹代理人共夺取或强迫出售了当时西方现存艺术品的五分之一，约25万件。[67]（p. 298） 由于纳粹在全欧洲大规模掠夺艺术品，“直到今天，仍有数以万计的纳粹窃盗艺术品尚未寻获”。[67]（p. 299）
一些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物品仍然下落不明，其确切数量尚待确定。这对艺术市场而言是重大问题，因为合法机构不愿涉及所有权不明的作品。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著多本书籍、杂志与报纸将此议题带入公众视野，许多经销商、拍卖行与博物馆在购买艺术品时愈发谨慎，会检查来源以避免购得掠夺品。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部分博物馆已同意检查馆藏的来源。[68]
除了法院在判定返还或赔偿中的角色外，一些国家也设立了官方机构专门处理此类申诉。在英国，失窃艺术顾问小组向文化、媒体与体育部提供相关建议。[69] IFAR是一个非营利教育与研究组织，负责维护一个被掠夺艺术品的资料库。[70]
2013年，加拿大政府创立了“大屠杀时期艺术品来源研究与最佳实务准则计画”（Holocaust-era Provenance Research and Best-Practice Guidelines Project），以调查国内六家艺术馆的收藏。[71]
重新发现
1992年1月14日，历史学家马克·詹森（Marc Jansen）在《新鹿特丹商报》撰文指出，荷兰于1940年遭掠夺的档案馆馆藏，包括国际妇女运动档案馆的档案，在俄罗斯被发现。[72] 这些被没收的档案最初被送往柏林，随后为安全起见移至苏台德地区。战争结束时，红军自布拉格攻势期间的德占捷克斯洛伐克带走了这些档案，并于1945年至1946年间存放于位于莫斯科、属于克格勃的特藏档案馆。
虽然发现后立即拟定了返还协议，但由于官僚程序拖延，档案直到11年后才被归还。2003年，部分重要的档案被归还，包括战前著名女权人士阿莱塔·雅各布斯及罗莎·马努斯的文件，约4,650本书籍与期刊、国际妇女理事会与国际妇女参政联盟的纪录，以及大量照片。不过，原始馆藏大约仍有一半未被追回。[73][74]
2012年初，人们在科内柳斯·古利特的住所发现超过1,000件艺术品。古利特是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之子，其中约200至300件被怀疑为掠夺艺术品，部分作品可能曾在纳粹于二战前在多个德国大城市举办的颓废艺术展览中展出。[75] 这批收藏包含马克·夏卡尔、奥托·迪克斯、亨利·马蒂斯、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及马克斯·利伯曼等人的作品。[75]
2014年1月，纽伦堡市研究员多米尼克·拉德迈尔（Dominik Radlmaier）宣布已有八件文物被确认为遗失的艺术品，另有11件存在高度怀疑。该市的研究计画自2004年启动，拉德迈尔自那时起全职进行调查。[76][77][78]
2015年，波兰瓦乌布日赫两名业馀探险家皮奥特·科佩尔（Piotr Koper）和安德烈亚斯·里希特（Andreas Richter）声称发现了一列传闻中的装甲列车，据说车内装满了黄金、宝石和武器。传闻称，该列车在第三帝国崩溃前的战争末期被封存在隧道中。由于隧道大部分已坍塌，目前仅有约10%的区域被探索。若要找到这列火车，需要进行一项昂贵且复杂的行动，涉及大量资金、挖掘与钻探。
为了支持其主张，两位探险者表示，专家已使用探地雷达、热感测器及磁力探测器检测该地点，并捕捉到带有金属轨道的铁路隧道迹象。这些声称的真实性仍有待确认，不过，两人已表示若其发现属实，将要求获得列车内财物价值的10%。波兰副文化部长皮奥特·祖霍夫斯基（Piotr Zuchowski）曾表示，他“99%确信”该列车已被发现，但科学家则认为探险者的发现不正确。[79][80]
犹太数位文化恢复项目
犹太数位文化恢复项目（JDCRP）是一个全面的资料库，专注于纪录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及其盟国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艺术与文化财产。JDCRP于2016年5月由犹太人索偿会议与“艺术恢复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t Recovery）合作发起。[81] 该计画旨在扩展已存在的资料库，特别是关于纳粹主要文化掠夺机构——罗森堡特别行动队——所窃取的艺术品。[82]
透过建立此资料库，JDCRP的目标涵盖多方面：其一，搜集二战时期犹太人被掠夺物件的数据，可加深对纳粹各个掠夺机构的理解，并追踪特定文物的现况及相关犹太艺术家的背景；其二，所搜集的资讯能为受害者后代、博物馆及艺术市场提供指引；其三，JDCRP也作为纪念方式，向遭纳粹掠夺的犹太艺术家致敬，并重现其艺术遗产。[83]
总体而言，JDCRP的目标并非取代现有关于第三帝国时期艺术掠夺的资料库或出版物，而是补充与扩展既有资讯，特别聚焦于犹太人被掠夺的艺术品。[84] 此外，JDCRP的使命不仅是建立一个集中资料库并使之易于存取，也在于发展一个研究机构的网络，以推动更多相关研究。[83]
JDCRP的资料来源多样，例如：盟军发现的被掠夺物件清单、受害者提交的被盗物品名单，以及各国政府编纂的被掠夺及归还文化财产清单。一旦针对某件物品完成资料汇整，JDCRP将致力于呈现以下资讯：物品细节、加害者与受害者背景、从中获利者资讯，以及物品曾存放的地点。[83]2020年1月1日，JDCRP启动试点计画，以著名的阿道夫·施洛斯艺术收藏为核心。此举旨在测试建立集中资料库的可行性，并确立JDCRP的架构与运作模式。该计画由欧盟资助，用于建立JDCRP所需的基础框架。[81]
另见
参考
进一步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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