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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 (普鲁士)
普魯士國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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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德语：Friedrich II；1712年1月24日—1786年8月17日），是1740－1786年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他主要的成就包括西里西亚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对普鲁士军队的重组、参与对波兰领土的瓜分，以及对艺术与启蒙运动的支持。腓特烈是霍亨索伦王朝最后一位被封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in Preußen）的君主，他在吞并皇家普鲁士后便开始自称为“普鲁士国王”（König von Preußen）。普鲁士在他的统治下成功扩张国土，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腓特烈二世因而被称腓特烈大帝（德语：Friedrich der Große），抑或其外号老弗里茨（德语：der Alte 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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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年轻时对音乐和哲学的兴趣高于对兵法的兴趣，使其与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发生冲突；但在登上普鲁士王位后，他于1742年进攻并并吞了富庶的奥地利西里西亚行省，为自己和普鲁士赢得了军事声望。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军事理论家，他的分析源于丰富的个人战场经验，涵盖战略、战术、机动性和后勤问题。
腓特烈是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他说统治者应该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他使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和公务员制度现代化，并在整个王国推行包含从宽容到种族隔离的宗教政策；他改革了司法制度，使平民也有可能成为法官和高级官僚。尽管他对西里西亚和波属普鲁士的天主教徒采取了镇压措施，腓特烈仍鼓励不同国籍和信仰的移民来到普鲁士；他支持他喜欢的艺术和哲学家，并允许新闻和文学自由。腓特烈几乎可以肯定是同性恋，其性取向一直是许多研究的主题。他被安葬在他最喜欢的居所波茨坦的无忧宫。因为他死后无子，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王位。
几乎所有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都将腓特烈塑造成浪漫而伟大的战士，称赞他的领导能力、行政效率、忠于职守以及成功地将普鲁士打造为欧洲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腓特烈仍是备受尊崇的历史人物，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将其称赞为“伟大的领导人”；二战后，他的声望在德国剧烈下降，部分原因是他作为纳粹象征的地位。无论如何，21世纪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将腓特烈视为杰出的军事领袖和英明的君主，他对启蒙文化和行政改革的努力为普鲁士的崛起以及在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争夺德意志地区领导权的斗争中起到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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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腓特烈是时任王储腓特烈·威廉与汉诺威的索菲亚·多罗特娅的儿子。[1] 他于1712年1月24日晚上11点至12点间出生在柏林宫，并于1月31日由本雅明·乌尔西努斯·冯·贝尔为其施行洗礼，仅取单名“弗里德里希”。[2] 由于他祖父腓特烈一世此前的两个孙子均早夭，因此这次腓特烈的出生受到了许多欢迎。1713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后，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为普鲁士国王，使年幼的腓特烈成为王储。腓特烈共有九位活到成年的兄弟姊妹。他有六位姐妹，其中包括长姊拜罗伊特的威廉明妮，以及乌尔丽卡·埃莉诺拉，后者嫁给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并成为瑞典王后。[3] 腓特烈还有三位弟弟，其中包括奥古斯特·威廉与海因里希。[4]
在幼年时期，腓特烈与母亲及姊姊维尔赫尔米娜一同生活，[5] 但他们经常前往父亲位于科尼斯伍斯特豪森的狩猎行宫。[6] 腓特烈与其长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5] 直到她于1758年去世仍然维持。[7] 腓特烈受教育能同时使用法语与德语，[8] 并有许多法国胡格诺派导师。[9] 他的早期教育由蒙巴伊夫人监督，她也曾担任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教师。他后期的导师，包括语言、古典文学、历史与修辞学等科目，则是雅克·杜汉·德·让当与马蒂兰·韦西耶尔·拉·克罗兹。[10]
腓特烈·威廉一世因建立庞大的军队而被民间称为“士兵国王”，其中包含著名的“波茨坦巨人卫队”部队；他严格管理王国财政，并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他性情暴躁，以绝对权威统治勃兰登堡-普鲁士。[11] 相对而言，腓特烈的母亲索菲亚则举止优雅、富有魅力且学识渊博。她的父亲布伦瑞克-吕讷堡的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于1714年继承大不列颠王位，成为乔治一世。[12] 父母之间在政治与个人上的差异，[13] 对腓特烈的文化观、君主角色以及他与父亲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5]
尽管父亲希望他的教育完全偏向宗教与实用主义，年轻的腓特烈仍发展出对音乐、文学与法国文化的兴趣。腓特烈·威廉认为这些爱好过于柔弱，[14] 与其军国主义背道而驰，因而经常对腓特烈施以鞭打与羞辱。[15] 然而，腓特烈在导师杜汉的帮助下，秘密建立了一个藏书达三千册的图书馆，收藏诗歌、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经典作品，以及哲学著作，以补充其官方课程。[16]
腓特烈·威廉一世虽然生于路德宗信仰的普鲁士，但却在加尔文宗传统下成长；他担心自己并非上帝的无条件选召之一。为避免儿子腓特烈陷入同样的疑虑，国王下令不得向其教授预定论。然而，尽管父亲的禁令，腓特烈似乎仍然为自己采纳了一种宿命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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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子
在其18岁的时候，腓特烈与比他年长8岁的普鲁士军官汉斯·赫尔曼·冯·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1704-1730）成为了亲密好友，卡特成为了腓特烈的挚友之一，甚至可能是他的情人。[18] 在英国婚姻计划破灭后，腓特烈与卡特及其他低阶军官密谋逃往英国。[19] 当王室随从队伍行至普法尔茨选侯国的曼海姆附近时，彼得·基思的兄弟、同为腓特烈同伴的罗伯特·基思在阴谋即将展开之际良心不安，于1730年8月5日向腓特烈·威廉请求宽恕。[20] 随后腓特烈与卡特被捕，并囚禁于屈斯特林。由于两人身为军官却企图逃离普鲁士前往英国，腓特烈·威廉以叛国罪指控他们。国王一度威胁要处死王储，甚至考虑迫使腓特烈放弃继承权，转由其弟奥古斯特·威廉继承，尽管这两种选项都难以向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交代。[21] 最终国王判处卡特死刑，并强迫腓特烈在1730年11月6日于克斯特林亲眼目睹他的斩首；王储在致命一击前不久晕倒。[22]
腓特烈于1730年11月18日获得赦免并释放，但被剥夺军衔。[23] 他被迫留在克斯特林，并开始在战争及财政部门接受严格的治国与行政训练。次年腓特烈·威廉前往克斯特林探访，父子间的紧张关系稍微缓解，腓特烈获准于1731年11月20日前往柏林，参加姐姐维尔赫尔米娜与拜罗伊特藩侯腓特烈的婚礼。[24] 在1732年2月26日，腓特烈最终结束于克斯特林的“管教期”并返回柏林，条件是他必须与不伦瑞克-贝弗恩的伊莉莎白·克里斯汀结婚。[25]
腓特烈在他的父亲“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严格和军事式的教育下长大。受其母亲影响，其喜好文学艺术和法国文化，并一再与鄙视法国文艺的父王发生冲突。1730年，为反抗其父强加的婚姻，他尝试和朋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逃往英国，但以失败告终。他们被囚禁在现在屈斯特林，随后国王杀死了卡特。
大多数现代传记作家认为腓特烈几乎是百分之百同性恋，且他的性倾向对其生活和性格起到至关重要作用[26][27][28][29][30]。
1732年，腓特烈被恢复普鲁士军职，担任戈尔茨团上校，驻扎于瑙恩与诺伊鲁平附近。[31] 当普鲁士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向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派遣部队支援时，腓特烈在萨伏依的欧根亲王麾下参与对法国的莱茵河战役；[32] 他观察到欧根指挥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孱弱，并在登基后借此对奥地利加以利用。[33] 患有痛风且意欲和解的腓特烈·威廉将位于莱因斯贝格（诺伊鲁平以北）的莱因斯贝格宫赐予腓特烈。腓特烈在此集结音乐家、演员及其他艺术家，阅读、观赏与出演戏剧，并创作与演奏音乐。[34] 他还与友人组建“巴亚尔勋位”（Bayard Order）以讨论军事，并推举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德·拉·莫特·富凯为聚会的大师。[35] 腓特烈后来将这段时光视为其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之一。[36]
研读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如《君主论》）被视为欧洲君主有效统治的必要准备。1739年，腓特烈完成了《反马基雅维利》，这是一部对马基雅维利的理想主义式反驳。该书以法语撰写——腓特烈的所有著作皆用法语——并于1740年匿名出版，但由伏尔泰在阿姆斯特丹发行，广受欢迎。[37] 腓特烈致力于艺术而非政治的岁月随著1740年腓特烈·威廉去世、腓特烈继承普鲁士王国而结束。父子二人在后者临终时和解，腓特烈后来承认，尽管两人长期冲突，腓特烈·威廉仍是一位有效的统治者：“他是多么可怕的人。但他公正、聪明，且擅长政务……正是凭借他的努力与不懈劳动，我才能完成此后的一切事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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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国王一再受到亲奥势力（如克鲁姆科夫（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古恩德林（Jacob Paul von Gundling）等人）的压力，腓特烈在其影响下，不情愿和伊丽莎白·克莉丝汀成婚，后者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皇后（查理六世皇帝的妻子）堂妹，这次婚姻使得腓特烈与查理六世，帝俄的皇储阿列克谢（彼得一世长子）成为连襟。婚后两人感情不睦，并未诞下任何子女。腓特烈基本上和她分居，只在节庆场合一同出现。但腓特烈在其父临终前，答应不会对伊丽莎白不忠。在莱茵斯贝格的四年（1736–1740）可能是这对伉俪最幸福的日子。但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做给他那多疑父亲的一出戏，目前尚没有定论。
腓特烈同时和彼得·卡尔·克里斯托弗·冯·克斯（Peter Karl Christoph von Keith）和汉斯·卡尔·冯·温特菲尔德（Hans Karl von Winterfeldt）有著亲密的友谊。他对女性比较疏远，希望在女性身上也看到他在男性那里看到的勃勃生机。在他身后作的尸检并未发现他患有性病或畸形。因为他的医生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透露，腓特烈大婚之前曾经感染性病。难得几位受腓特烈青睐的女性，都是些所谓的“女大地主”如叶卡捷琳娜大帝，他还给她们写过诗，保持书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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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
腓特烈在1740年6月1日（其父逝世的翌日）登基，年方28岁。[39] 腓特烈·威廉一世为他留下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当时普鲁士在人口上居欧洲第十二位，但其军队规模则排名第四，仅次于法国、俄罗斯与奥地利。[40] 在普鲁士，平均每28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而在英国则是每310人中才有一名士兵；军事开销占普鲁士国家预算的86%。[41] 在腓特烈继位时，由腓特烈·威廉一世训练出的普鲁士步兵，在纪律与火力方面几乎无可匹敌。至1770年，腓特烈将他继承的庞大军队规模翻了一倍。1786年，米拉波侯爵的名言总结了这一局势：“普鲁士不是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拥有国家的军队”（“La Prusse n'est pas un pays qui a une armée, c'est une armée qui a un pays”）。[42][43] 凭借其节俭父亲积累的资源，腓特烈最终成功将普鲁士建立为欧洲第五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列强。[44]
当腓特烈于1740年继位，成为第三任“普鲁士国王”时，他的领土由分散各地的区域组成，包括位于神圣罗马帝国西部的克莱沃、马克和拉文斯贝格；帝国东部的勃兰登堡、前波美拉尼亚与后波美拉尼亚；以及位于帝国之外、与波兰立陶宛联邦接壤的普鲁士王国（原普鲁士公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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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国启蒙哲学思想熏陶的腓特烈二世甫一继位，就被当时人们认为将是一位善于思考、敢于打破专制统治的开明国王，甚至可能偏于文弱。的确，他一上台就解散父亲的普鲁士巨人掷弹兵团（留一个中队作仪仗护卫），而且下令禁止军中体罚士兵（这个命令后来在战争中撤销），同时采取开放言论自由、分派粮食给市民、禁止刑讯的措施。但腓特烈拥有祖、父遗留下来的精良军队和充足国库，本人对战争也不是生手。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登基不久就出现普鲁士扩张的良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其立即打破人们的固有印象，积极发动并参加战争。
1739年，奥地利帝国方才结束对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所产生的外交破绽刚好为普鲁士利用。通过这场战争，自然资源匮乏的普鲁士赢得极具经济价值的西里西亚地区，同时为普鲁士赚得一条易守难攻的边界线。在这次战争，腓特烈二世和陆军元帅库尔特·克里斯托夫·冯·施维林伯爵为普鲁士赢得西里西亚。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他成功保卫该地；普鲁士并没有全程参与这场战争，只打一前一后两段，全都是为吞并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对于普鲁士来说，就称为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和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所以这两场战争实际都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的一部分。同时在这场战争中，腓特烈初次亲身领军，在几次战役中展露他的军事才华。
尽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到1748年才正式结束，腓特烈的普鲁士王国却从1745年就退出战争，作壁上观；从此到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前，腓特烈赢得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西里西亚是纺织工业中心，德意志最为富庶的省份之一，每年税收要占整个普鲁士税入的1/4。在这十年里腓特烈整军经武，发展经济，为后来的七年战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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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代普鲁士的外交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腓特烈与英国交好，于1756年缔结《西敏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大大触怒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而奥地利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和她的首相考尼次成功联合俄国女沙皇伊莉莎白·彼得罗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史学家将法奥结盟称为外交革命），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
1756年腓特烈看到形势日益严重，决定与其坐等战争降临，不如对奥地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七年战争由此展开。他的部队首先打进在这场纷争中与奥地利结盟的萨克森选侯国，之后普鲁士同时和两个邻邦大国，即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作战。经过7年大战，几次面临亡国边缘，腓特烈终于因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才保住西里西亚；他个人也成为军事史上的名将，赢得“大帝”的称号，更树立“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在伏尔泰和米拉波等人的见证下，普鲁士在这群雄争霸年代成为列强，一跃成为欧洲第五大强国。
腓特烈企图获得并经济性地利用波兰普鲁士，作为其富国目标的一部分。[46] 早在1731年，腓特烈就曾表示其国家可因并吞波兰领土而受益，[47] 并将波兰比喻为“朝鲜蓟，可一片片地被吞食”。[48] 到1752年，他已为瓜分波兰-立陶宛做好铺垫，目标是建立一条连接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的领土走廊。[49] 新获得的领土将增加税收基础，为军队提供人力，并充当其他列强海外殖民地的替代品。[50]
由于治理不善与外国势力干预，波兰易于遭受瓜分。[51] 腓特烈本人亦须为此衰弱负责，因为他反对波兰的财政与政治改革，[46] 并利用波兰的铸币模具大量铸币，导致其货币贬值。其收益超过2,500万塔勒，相当于普鲁士和平时期国家预算的两倍。[52] 他还在维斯瓦河畔的马林韦尔德建立海关要塞，阻挠波兰建立稳定经济体系，[46] 并炮击维斯瓦河上的波兰海关港口。[53]
腓特烈还利用波兰的宗教分歧，使其更易受普鲁士控制。[54] 波兰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但约有10%人口属于异端：包括60万东正教徒与25万新教徒。到了1760年代，这些异端的政治重要性远超其人口比例。虽然异端仍享有相当的权利，但在一段宗教与政治自由的时期后，波兰-立陶宛联邦逐渐削减其公民权。[55] 不久后，新教徒被禁止进入公职与瑟姆（波兰议会）。[56] 腓特烈利用此局势，自诩为波兰新教利益的保护者，以宗教自由之名推动普鲁士的影响力。[57] 他进一步透过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结盟打开普鲁士的控制之路，后者将其旧情人与宠臣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推上波兰王位。[58]
1769年至1770年间，俄国占领了多瑙河公国，腓特烈的弟弟亨利亲王作为驻圣彼得堡代表，说服腓特烈与玛丽亚·特蕾西娅，认为与其让俄国从鄂图曼获取领土，不如三方共同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以维持权力平衡。于是1772年三方同意进行波兰的第一次瓜分，且未爆发战争。腓特烈获得大部分皇家普鲁士，并吞了38,000平方千米（15,000平方英里）土地与60万居民。虽然普鲁士所分得的面积最小，但其经济价值大致与其他列强相当，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9] 新设的西普鲁士省份连接了东普鲁士与后波美拉尼亚，赋予普鲁士控制维斯瓦河河口的权力，并切断波兰的海上贸易。玛丽亚·特蕾西娅虽然极不情愿地同意瓜分，但腓特烈挖苦地评论说：“她一边哭泣，一边接受。”[60]
腓特烈打著“开明文明使命”的旗号，对波兰领土进行开发，强调普鲁士方式的文化优越性。[61] 他将波兰普鲁士视为野蛮未开化之地，[62] 并称其居民为“邋遢的波兰渣滓”。[63] 他的长期目标是透过德意志化来清除波兰人，包括没收波兰王室领地与修道院财产、[64] 实行征兵制、鼓励德国人迁入该地，以及推行严重加重波兰贵族负担的税收政策。[65]
1772年，奥地利和1764年新近与普鲁士结盟的俄罗斯处于武装冲突边缘，腓特烈二世为自身利益，倡导瓜分波兰，用波兰去满足两国对土地的欲望；普鲁士武力兼并所谓的波兰-普鲁士，即是西普鲁士。从此他自称为腓特烈二世，为普鲁士国王（König von Preußen），而不是像其两届前任，称自己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in Preu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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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腓特烈于1778年将普鲁士卷入小规模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他阻止了奥地利试图以奥属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的企图。[66] 奥地利方面则试图向法国施压以参战，理由是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条款，该条款将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洛林王朝联系在一起。然而对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而言不幸的是，法国宫廷并不愿支持他，因为法国已经在北美支援美洲革命者，而且自七年战争结束以来，与奥地利结盟的想法在法国一直不受欢迎。[67] 结果奥地利几乎被孤立，腓特烈反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受益者。[68]
萨克森与俄罗斯在七年战争时曾是奥地利的盟友，这时却与普鲁士结盟。[69] 虽然腓特烈在晚年对战争感到厌倦，但他仍决心不让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70] 腓特烈与亨利亲王率普军进入波希米亚迎战约瑟夫的军队，但双方最终陷入僵局，主要依靠就地取材维持并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71] 腓特烈的宿敌玛丽亚·特蕾西娅——约瑟夫的母亲及共治者——不愿与普鲁士再战，于是秘密派使者与腓特烈讨论和谈。[72] 最后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威胁若不和谈便出兵支援腓特烈，迫使约瑟夫不情愿地放弃对巴伐利亚的主张。[73] 当约瑟夫于1784年再度图谋时，腓特烈建立了诸侯联盟（Fürstenbund），使自己成为“德意志自由的捍卫者”。为了阻止约瑟夫二世并吞巴伐利亚，腓特烈争取到汉诺威与萨克森选侯，以及若干小邦亲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教会的高级教长——美因茨大主教，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总理官——投向腓特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的地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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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方面，他推行农业改革（马铃薯）、军事改革、教育改革、法律改革，在德罗姆林（Drömling）和奥得沼泽实施排水工程，废除刑讯，还建立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制度。他对法律的发展贡献良多。另外，当时普鲁士的人民可以通过上书或求见的方式向国王求助。
腓特烈二世的名言是“国王是国家的公仆”，在该准则下，他竭力避免封建制度的流弊；对此，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非常不信任，他深深感到等级观念会作祟。
| “ | 我很不高兴，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穷人，处境是如此艰难。还有他们动辄就会被拘捕，比如来自东普鲁士的雅各·特雷赫，他因为一场官司而要在柏林逗留，警察就将他逮捕，后来我让警察释放他。我想清楚告诉你们，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农民和一个最显赫公爵或一个最富裕贵族没有丝毫高低之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 |
腓特烈二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他当政时期的特色，他对少数民族移民和少数宗教信徒（如胡格诺派信徒，天主教信徒）采取宽容开放政策，鼓励宗教自由；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园（Forum Fridericianum）里，一座新教教堂和一座天主教教堂并排而立，在18世纪时可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景致。腓特烈甚至说过如果土耳其人到柏林定居，可为他们修建清真寺，后来还说：“纵然各行各路，但人人都有机会升上天国！”（“Jeder soll nach seiner Façon selig werden”）。但对犹太人，腓特烈二世却一字不漏继承其前任各君王的政策，一面歧视，一面利用：一方面欢迎犹太人移居普鲁士，甚至建立犹太区安置他们，并资助犹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摩西·门德尔松活动；另一方面又颁布种种严格法令规管，如1750年修订后的总特权条例（Revidiertes General-Privileg）及1763年的犹太瓷器法规（Judenporzellanverordnung）。另外，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享有有限出版自由的君主国。
腓特烈二世希望彻底废除农奴制，但在地主的强烈反对下失败，仅在国王的属地上逐步实行，腓特烈二世在新开辟的地区里建立小镇和农村，让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入住。当出于国务原因而需要延长农奴合同的时候，这些帮工、雇农和女仆会被问情况及待遇，腓特烈二世会把受到不公待遇的雇农改属到管理有方的地主。
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延续其父的教育政策，普鲁士兴建数以百计的学校。但乡村学校为普鲁士军事扩张服务，其师资来源多为退伍军人，素质良莠不齐，只能培养出具有读写能力（非文盲）的国民。但无论如何，腓特烈二世扫盲有极大的成就，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1763年）。
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有书信来往，并且曾经在波茨坦会面过；他自己写有大量法文著作，可说是18世纪影响很大的一位作家。他于1740年写下的《反马基维利》在欧洲非常有名，他用进步角度去批判马基维利充满权术角度的《君王论》（但事实上腓特烈并不见得不用权术）。广为流传的无忧宫磨坊主传说被视为腓特烈二世对法律一次较量，事实上磨坊主富格尔（Vogel）确实因此起诉国王，国王给予其权利并从1781年豁免他的租金。但此后该磨坊因为倒塌而被拆除，今天所谓历史上的无忧宫磨坊，其实是由荷兰移民家族范登博斯（van der Bosch）——修建的一座三层顶楼荷兰式风磨。在威廉一世（1871年成为德国皇帝）186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宣布该磨坊成为纪念物，并且作为免费参观的博物馆。1883年一个机翼出现损坏，结果整个风车被更换一新。
腓特烈当政时期，普鲁士各方面人才开始陆续出现，如洪堡兄弟、施泰因、哈登贝格等，为普鲁士19世纪初的改革奠定人才基础。
在腓特烈二世的晚年，虽然内政与经济都因为他的勤奋治理而蒸蒸日上，但人民却失去对国王的爱戴；人民虽然畏惧这位战场英雄，却背地里嘲笑他是个“终日磨麦”的老头。人民承受极端的沉重税负而苦闷不已（连卖艺讨生活的街头艺人也被课税），重税让腓特烈二世保有强大的常备军（16万人），同时也使他大失民心；一位英国大使曾经对腓特烈晚年的新税制评论说：“新的抽税方法不只抽走人民的金钱，实际上更抽走人民对国王的感情”。[75]
与虔诚的加尔文宗父亲不同，腓特烈是一位宗教怀疑论者，常被描述为自然神论者。[77][a] 然而，腓特烈在宗教信仰上相当务实。他一生三度公开表达基督徒信仰：1730年卡特被处决后他被囚时、1741年征服西里西亚后，以及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前夕。每一次的信仰表白同时也具有个人或政治目的。[80]
他在国内容忍各种信仰，但新教仍为优待宗教，天主教徒则未被选入高级官职。[81] 腓特烈期望全国发展，并依各地需要而调整。他有意吸引多元技能人才，不论是耶稣会教师、胡格诺派市民，或是犹太商人与银行家。腓特烈保留耶稣会士在西里西亚、瓦尔米亚及内兹区担任教师，认可其教育活动对国家的贡献。[82] 在教宗克勉十四世取缔耶稣会后，他仍继续支持他们。[83] 他还与瓦尔米亚亲王主教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交好，并邀请他于1773年祝圣圣海德维希座堂。[84] 他接纳无数来自波希米亚的清教织工，这些人因逃避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亚·特蕾西娅的统治而迁入，并给予他们免税与免服兵役的待遇。[85] 他不断寻找新殖民者，强调民族与宗教与他无关。这一政策使普鲁士人口在腓特烈三场战争造成重大损失后能迅速恢复。[86]
虽然腓特烈被认为比许多邻近德意志邦国更能容忍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但他的实用宽容并非毫无偏见。他在《政治遺囑》中写道：
我们城镇里犹太人太多了。他们在波兰边境是必要的，因为那里只有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但一旦远离边境，犹太人就成为累赘，他们结党营私，走私违禁品，并干尽各种对基督徒市民和商人有害的勾当。我从未因这或任何教派而迫害任何人；不过，我认为谨慎起见，应防止他们的人数继续增加。[87]
在占领领土上，腓特烈对天主教的宽容度则低得多。在西里西亚，他无视天主教会法典，安插对他忠诚的神职人员。[88] 在波兰普鲁士，他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64] 使神职人员依赖政府的薪俸，并规定其职务内容。[89]
与许多启蒙时代领袖一样，腓特烈亦为一名共济会成员，[90] 他于1738年赴不伦瑞克旅行时加入。[91] 他的入会使该团体在普鲁士获得合法地位，并免于被控颠覆活动。[92] 1786年，他成为第33级最高会议的首任大总司令，其使用的双头鹰徽章后来成为32级与33级共济会员的标志，随著七个新等级加入共济会仪式而确立。[93]
腓特烈的宗教观点最终受到反革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吕埃尔的谴责。在1797年的《雅各賓主義史回憶錄》中，巴吕埃尔阐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阴谋论，指控腓特烈与伏尔泰、达朗贝尔、丹尼斯·狄德罗等人一同密谋，企图“摧毁基督教”并煽动“对国王与君主的叛乱”，而腓特烈则是他们的秘密“保护者与顾问”。[94]
逝世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二世于无忧宫中在他的沙发椅上安详辞世，享寿74岁；他身后无子，由侄子继承，即腓特烈·威廉二世，此时距离法国大革命仅有3年。他的意愿是葬在无忧宫露台他的爱犬旁，但他的继任，也是他的侄子却将他葬在波茨坦驻军教堂（德语：Garnisonkirche）地下墓室里。1944年他的棺材被移往马尔堡的伊丽莎白教堂，直到1952年，才在路易·斐迪南的发起下被迁到霍亨索伦城堡；但直到两德统一后的1991年8月17日，这位国王才到他想到的地方，在他生前已经建好的墓穴下安身。他的话：“吾到彼处，方告无忧。”（法语：Quand je suis là, je suis sans souci.）这位思想自由的共济会员在教堂里寻不得安宁，愿意离自己的爱犬更近一些。
人们在瓦尔哈拉神殿为他塑半身像以作纪念。在他过身后，人们树立很多纪念碑，最有名的是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腓特烈大帝骑马像；二战时塑像幸存，并在东德时期重建。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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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忽略腓特烈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和对立法所做的贡献，单凭在军事上的表现，就足以使他在历史上占一席位。在西方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腓特烈在历代名将中的地位，可谓是十分辉煌；拿破仑认为其在近代欧洲军事史的地位，仅次于蒂雷纳子爵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等人。[95]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腓特烈初次绽放光芒。索尔战役更是腓特烈第一次试图把经过自己思考和设计的斜线式战术付诸实施。战后腓特烈写出他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原理》（有译为军事教令，德语：Die General Principia vom Kriege）。这本书集中体现腓特烈对自己早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不仅仅是形而上的战争理论，而且贴近现实，是当时最好的战争实践指南。腓特烈其实是用法文写成此书的，后来才译成德文，仅仅下发给普鲁士的将级军官，不得外传；但他没有把法文原版的第12章翻成德文，因为这一章写的是腓特烈本人驾驭部下经验，当然不愿意让部下看见。后来在七年战争中的1760年2月，奥地利从一位被俘虏的普鲁士少将那里得到此书，这才流传于世，1762年传到伦敦，在那里公开刻印出版。
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愈挫愈强，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以普鲁士一个小国之力独抗俄、奥两大强国。罗斯巴赫会战更是腓特烈斜线阵势完美的表演之一，今天被美国西点军校选作那个时代的经典战役，以大模型重现在它的军事博物馆陈列中。军事史家亦把此战与洛伊滕会战许为腓特烈大帝军事艺术的巅峰之作，就像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一样；仅凭这两场会战，腓特烈就完全奠定其作为近代最伟大名将之一的地位。后世拿破仑评价腓特烈大帝的时候说：“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能说的最高赞誉之词”。
1785年西里西亚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演习中，英国王弟腓特烈王子、美国独立战争中出名的康沃里斯将军、拉法叶特侯爵都来参观，并向腓特烈致敬。当时腓特烈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操演方法成为全欧洲军界竞相模仿样板。
他对所有艺术都感兴趣，他自己起草设计波茨坦的无忧宫，并聘请建筑师克诺伯斯多夫兴建。他收有很多名画，吹得一口好长笛（长笛教师约翰·约阿希姆·匡茨（Johann Joachim Quantz）），同时还能够进行作曲。他于1747年在无忧宫与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会面。
除了母语德语，腓特烈二世还能说法语、英语、义大利语、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他也能听懂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腊语，还有希伯来语。他晚年的时候，还去学习斯拉夫语与巴斯克语。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对腓特烈二世有很高评价，认为是他将普鲁士打造成欧洲强国。直到二战前，德国人都始终十分崇拜他，不少纳粹党人认为他是可以与希特勒比肩的伟大领导人，而希特勒本人也十分崇拜腓特烈二世。二战后，由于成为纳粹的标志，腓特烈二世的地位受到削弱。在2003年举办最伟大的德国人票选中，他排名第42。
2012年是腓特烈二世诞辰300周年，无忧宫、德国历史博物馆等地将举办一系列展览以纪念。同时，其生日的1月24日晚，柏林举办腓特烈主题音乐会，时任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出席并致辞。出版业界也推出一系列有关腓特烈的书籍，其中包括收录其生平的《腓特烈辞典》。
家谱
| 腓特烈·威廉 勃兰登堡选侯 | 拿骚的路易丝·亨丽埃特 | 恩斯特·奥古斯特 汉诺威选侯 | 索菲娅 汉诺威选侯夫人 | 格奥尔格·威廉 | 伊利诺·达美娅·杜布斯 | ||||||||||||||||||||||||||||||||||||||||||||||
| 腓特烈一世 勃兰登堡选侯、普鲁士国王 | 索菲亚·夏洛特 普鲁士王后 | 乔治一世 大不列颠国王 | 索菲亚·多鲁西亚 | ||||||||||||||||||||||||||||||||||||||||||||||||
| 腓特烈·威廉一世 勃兰登堡选侯、普鲁士国王 | 索菲·多罗特娅 普鲁士王后 | ||||||||||||||||||||||||||||||||||||||||||||||||||
| 腓特烈二世 | |||||||||||||||||||||||||||||||||||||||||||||||||||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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