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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埃及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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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阿拉伯语：محمد أنورالسادات，罗马化：Muḥammad Anwar al-Sādāt；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埃及第三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于1918年12月25日出生在当时埃及苏丹国孟菲亚省的米特阿布·埃尔科姆。其家境贫寒，但凭自身努力进入埃及军事学院，并加入由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并成为其密友。1952年埃及革命中，萨达特与纳赛尔共同推翻了法鲁克一世，建立共和国政权，并在纳赛尔任内两次担任副总统。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他继任为总统。1978年，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斡旋下签署了和平条约，并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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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总统的11年间，他改变了埃及的发展路径，背离了纳赛尔主义的许多政治和经济理念，其重建多党制，并提出因菲塔政策以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军事方面，他在1973年领导埃及发动赎罪日战争，以夺回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被以色列侵占的西奈半岛，使他成为埃及乃至一度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1]此后，他与以色列展开谈判，最终达成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1]
尽管其与以色列达成和平条约，使其在埃及国内支持率大增，但却遭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他们认为萨达特已放弃了为建立巴勒斯坦国而努力。除苏丹之外，阿拉伯世界各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强烈反对萨达特在未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事先磋商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妥协，导致埃及在1979年至1989年间被暂停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资格。[2][3]同时，由于其持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观点使得也遭到埃及国内左翼的反对。1981年10月6日，由哈立德·伊斯兰布利领导的反对派军官与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开罗的阅兵仪式上刺杀萨达特，其当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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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于1918年12月25日出生在当时属于埃及苏丹国的孟菲亚省的一个贫穷家庭中，他有14个兄弟姐妹。[4]其中一名兄弟阿特夫·萨达特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在赎罪日战争中阵亡。他的父亲安瓦尔·穆罕默德·萨达特来自埃及上埃及地区，母亲西特·艾尔-贝赖因的母亲为埃及人，父亲则是苏丹人。[5]
尽管由于家境贫寒，但他仍考入位于开罗的皇家军事学院，于1938年毕业并任命到通信兵团。他以少尉军衔进入军队，被派往英埃共管的英埃苏丹。[6]在那里，他遇到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与其他几名年轻军官一起组建了“自由军官运动”，并致力于推翻英国在埃及的统治并消除政府腐败。[7]
二战期间，萨达特作为法西斯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的成员，参与了纳粹德国在埃及的萨拉姆行动。[8]当时一些亲轴心国的军官之间曾讨论并计划依靠纳粹德国的帮助以推翻英国统治，萨达特后来承认，他曾想把埃及变成“第二个伊拉克”。[9]在阿伯丁宫事件爆发后，萨达特进一步推动政变计划，但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哈桑·班纳拒绝支持政变。后来，他又在开罗会见了两名德国特工商讨政变细节，但随即被逮捕并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监狱里。战争结束前，萨达特已与一个秘密组织接触，该组织决定刺杀财政大臣与华夫脱党领导人阿明·奥斯曼，并于1946年1月成功实施。奥斯曼遇刺后，萨达特再次，也是最终一次入狱。[10]
在监狱中，他经历了最艰难的囚禁考验，被单独监禁，只有少量的食物且不允许有人探监。但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萨达特有罪，所有指控最终被撤销，萨达特被释放。当时萨达特所处监狱的狱长为萨拉赫·祖尔菲卡尔，他在内心深处相信萨达特是个英雄，为国家承担了爱国的使命，之所以被定罪入狱，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热爱。祖尔菲卡尔常为他带来食物、报纸和香烟，也帮助他的家人获得探视许可，使他们能来看望萨达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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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领导期间
1952年7月23日，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2埃及革命。萨达特本人通过广播向埃及人民发表了革命成功后的第一份声明。[12]
在纳赛尔总统任期内，萨达特的表现并不亮眼，并被视为纳赛尔的傀儡。[13]萨达特于1954年被任命为国务部长。后来，他还又被任命为新创办的日报《Al Gomhuria》的社长。[14]1959年，他出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秘书。萨达特曾任国民议会议长，1964年任埃及副总统及总统委员会成员。1969年12月，他再次被任命为副总统，直到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总统生涯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与国内改革的失败郁郁而终。纳赛尔因心脏病去世后，萨达特作为埃及副总统接任总统一职。萨达特的总统任期在当时普遍被认为会非常短暂。纳赛尔在政府中的支持者认为他不过是前总统的傀儡，因此将萨达特视为容易控制的人。但萨达特以一系列精明的政治手段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不仅成功保住了总统职位，还成为埃及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之一。[15]
尽管在纳赛尔在世时他自称纳赛尔主义者，并支持纳赛尔的任何政策。但萨达特成为总统后，其改变了字埃及革命以来，埃及政治的许多核心内政和外交政策理念。除了通过“因菲塔”政策放弃纳赛尔的许多经济和政治原则外，萨达特还结束了埃及与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转而与美国建立新的战略关系，并启动了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以换取所有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撤离西奈半岛。
同时，萨达特在埃及推行了一种允许多党代表的政治形式。萨达特任内政府腐败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这两者成为其继任者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任期的显著特征。除此以外，他一改纳赛尔时期对伊斯兰主义的镇压，转而呼吁宗教在社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减少纳赛尔主张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埃及的影响。
1973年10月6日，萨达特领导下的埃及和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发动赎罪日战争，旨在解放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侵占的埃及和叙利亚领土。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分别越过停火线进入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戈兰高地，在战争前半段取得了重大胜利。战争后半段以色列发动了成功的反击，埃及和叙利亚遭受了重大伤亡。结束战争的停火使埃及再次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以及西奈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尽管战争末期遭遇军事挫败，萨达特仍被视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然而在战争结束后，萨达特通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斡旋的谈判，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埃及正式承认以色列国，作为交换，以色列对退出西奈半岛并允许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自治。哈菲兹·阿萨德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拒绝参与谈判，谴责该协议，并暂停埃及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开始集体孤立埃及。埃及社会各阶层对该和约展示了空前的反对，然而，最激烈的谴责还是来自他所支持的伊斯兰主义者。最终，这些人在1981年10月6日刺杀了萨达特。
1971年，萨达特与苏联签署友好条约，但一年后他下令苏联顾问撤离。苏联当时正与美国推行缓和政策，并劝告埃及不要进攻以色列。萨达特希望再次与以色列开战以收复西奈半岛，并让士气低落的国家重新振作。他希望哪怕只是对以色列取得一点点胜利，也能改变僵局。[16]战前数月，萨达特展开外交攻势，到1973年秋季时，他已获得百余个国家的支持，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不结盟运动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叙利亚也同意与埃及同时发动攻击，从北线牵制以色列，为埃及创造战机。
埃及军队在渡河行动中取得初步成功，成功突破以军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巴列夫防线”，并向前推进约15公里，进入自家空军防护范围之内。这一胜利不仅令以色列措手不及，也极大鼓舞了阿拉伯世界。然而，在取得这一阶段性成果后，埃及军队并未在空军掩护下稳固阵地，而是选择进一步突入更深的西奈沙漠。随着推进距离超出空军保护范围，埃及部队开始承受巨大伤亡，并在两支军队之间形成缺口。这个缺口被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以军坦克师迅速利用。沙龙率部队成功穿越埃及防线，并反向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本土，兵临苏伊士市，使战局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17]
与此同时，美国启动战略空运，为以色列提供替换武器和补给，并批准22亿美元紧急援助。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PEC国家则以对美国和任何对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联合国呼吁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始和平谈判。1974年3月4日，以色列从苏伊士运河西岸撤出最后一批部队。12天后，阿拉伯产油国宣布结束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萨达特以及许多埃及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次胜利，因为埃及在战初取得的成功恢复了国民自尊，并促成了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最终使埃及通过和平协议收复整个西奈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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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之后，埃及与长期盟友和援助国苏联决裂，同时埃及也因为赎罪日战争而债台高筑，经济危机逐渐体现。萨达特决定对埃及进行经济改革，即“因菲塔”。在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方向发展。然而，随着总统纳赛尔的逝世，埃及境内反对派人士认为埃及的国家主义经济及其庞大的公共部门已经拖垮埃及的经济。萨达特为此在赎罪日战争之后提出了因菲塔的开放政策，一方面是避免民众将注意力集中关注在与以色列的战争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在战争后，安瓦尔·萨达特主张财产私有化，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改革，并将外交政策导向了西方集团，促使国内经济成长繁荣。
萨达特引入了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开放”（infitah）。这放宽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鼓励私人投资，同时还通过海外劳工输出以获取外汇。1974年至1985年间，超过三百万埃及人，包括建筑工人、劳工、工程师、水管工、电工、教师和会计师，迁往波斯湾地区工作。这些工人的汇款使埃及家庭能够购买“冰箱、电视机、录像机、汽车和公寓”。[18][19]
然而，因菲塔的实施有其致命缺陷，政府透过土地发放、物资优惠与租税减免政策的奖励机制，鼓励与扶植公司、企业与工厂的成立与发展，使得家族企业发展起来，后形成大集团公司与跨国企业，独占出资作为资本中心的大型综合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此外，这些企业也逐渐建立了忠于政府的权力基础，形成了财阀。 数以百万计原本贫困的埃及人，在纳赛尔时期下，透过教育以及在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任职医生、工程师和教师等工作，跻身中产阶级，但却被困在“日益边缘化、停滞不前和低收入”的社会中。因菲塔对纳赛尔时期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严重冲击，颠覆了纳赛尔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因菲塔的方案中，废除了免费教育、废除封建制度、土地和工业私有化、累进税制等政策，引发了中产阶级的不满。
因菲塔还包括恢复正当法律程序，并在法律上禁止酷刑。萨达特拆除了大量既有的政治机器，并将多名被指控在纳赛尔时期犯下严重违法行为的前政府官员送上法庭受审。[20]萨达特在1970年代中期曾试图扩大民众在政治进程中的参与，但后来放弃了这一努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埃及因对萨达特统治的不满以及宗派紧张局势而陷入暴力动荡，并经历了新一轮压制，包括法外逮捕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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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刺身亡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开罗举行庆祝赎罪日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萨达特在观赏阅兵期间，数位士兵从吉普车上跳出，一名士兵先向他投掷一枚手榴弹，然后另一人向萨达特开枪。萨达特和另外多人中枪（包括萨达特的私人秘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领袖、埃及国防部官员及外交官员、三位美国军事代表团团员、比利时驻埃及大使，以及中国航空技术专家张宝玉[21]），保安人员包围现场，连同救护人员救出萨达特和其他伤者，萨达特送到医院时交由11位医生为他救治，最终仍不治死亡。他的国葬于10月10日举行，遗体安葬于位于他遇刺地方对面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此处及当年遇刺的检阅台，后来成为游客必到的埃及旅游景点。
萨达特担任总统11年来，曾经多次成为暗杀目标，但均因得到情报而避过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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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1981年8月沙达特访问美国，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赴纽约埃及驻联合国代表与他会面。尼克森谈到两个月前以色列对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对此尼克森认为以色列总理比金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对此沙达特脱口而出：“是的，他疯了。”随后又补充一句：“他很可能是像狐狸一样既疯狂又狡猾。”然而当尼克森讲到如果不让比金继续执政，中东问题可能就已经取得更大的进展时，沙达特却表示不同意。他说：“我宁愿和他打交道。这个人很强硬，能够使一项协议拍板定案，而别人则不能。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相信比金、雷根和我三个人一起，能够取得比卡特时期更大、更持久的进展。”[22]:352
- 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曾回忆，1990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他因为精神压力大，而在许多夜晚都无法安心睡不著觉。想起了埃及总统沙达特的故事——沙达特继任总统之初经常睡不著，三更半夜仍在寝室走来走去不睡。沙达特的妻子看了就问：“你怎么了？”沙达特回答：“我想起纳瑟这二十年所发生的事，睡不著。”沙达特的妻子说：“忘掉纳瑟，想想你自己的事。”李登辉以此故事，比拟当时他的心境。[23]: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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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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