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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倍安心争议
一應用程式的學術誠信與數據私隱爭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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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倍安心”争议是指2025年6月于香港爆发的一宗涉及科学竞赛诚信、学术伦理及数据使用合规性的社会事件。争议源于圣保罗男女中学中四学生潘浠淳以其开发的人工智能医疗辅助系统“药倍安心”（英语：MediSafe）参与多项本地与国际创科比赛并获奖后，被香港城市大学学生郑曦琳公开质疑该系统实际由第三方公司开发，且涉嫌使用未经授权的医疗数据及违规获取版权资料，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事件核心争议包括潘浠淳是否独立完成该人工智能系统、其参赛作品是否符合“原创”要求，以及项目中使用病人数据和药物资料的合法性。其后，美国软件公司AI Health Studio公开声明表示，该系统实为潘浠淳母亲彭咏枝委托该公司从零开发的商业项目，并质疑潘浠淳将此作品作为个人原创参赛的合规性。多家主办机构包括香港资优教育学苑及香港教育城进行调查后，仍认定作品概念属学生原创并维持奖项，但潘浠淳的父母其后发表声明，表示自愿放弃所有相关奖项，称以保护女儿免受网络欺凌。然而，郑曦琳持续质疑调查透明度与比赛制度公正性，并揭露自己因揭发事件而遭受严重网络攻击与现实滋扰。
该事件引发香港社会对创科比赛评审机制、学术诚信教育、数据私隐保障及精英家庭资源优势等议题的深入讨论，亦反映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学术作品原创性界定与监管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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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事件主角潘浠淳事发时于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中四，曾于音乐及创科比赛中获奖[1][2][3]，亦曾参与多项义工活动[4][5]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办的宪法主题活动[6]。其父潘冬平为国际肝癌权威，曾于2020年2月因涉及自我宣传违反专业守则被裁定专业失当，被判停牌1个月但获缓刑6个月[7]；其母潘彭咏枝则曾任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系助理教授[8]，并为圣保罗男女中学家长教师会委员[9]，而叔父潘冬松亦曾任同系直肠外科副教授[10]。
“药倍安心”是一款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网页应用程式，该系统可在短时间内协助医院诊所处理大量处方，并连接不同医疗部门，为病人提供跨院区的人工智能辅助服务。系统会透过交叉检查药物及病患资料库，自动核对病人的药物过敏史、长期用药及临床情况，并于发现处方或剂量存在潜在问题后，即时发出警示提醒医护人员[13][14]。潘浠淳受访时称，开发该系统的原因时希望避免医生涉药物处方失误导致病人死亡而被控误杀的事件再度发生，并透露正为“药倍安心”系统申请专利，会继续完善系统，争取将系统落地应用，更有意朝科研或创科方向继续发展[13]。其同时声称已有医生试用项目为过千名病人处方药物，至今系统未有出错，准确度达百分之百，更称于78名医生试用后向他们谘询项目的建议，其中76位推介继续使用[15]。
潘浠淳凭该项目获得以下奖项：
过程
郑曦琳发现“药倍安心”项目当中的技术和编程语言非常复杂，涉及整合前端的界面和后端的系统，再成为可用、甚至商用级的平台，需要多年编程经验才能掌握，而且不少编程界人士会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分享代码，但她未见潘浠淳在GitHub的帐号和以往的编程纪录，因此感到奇怪[16]，故在2025年6月中旬于社交平台Threads上发文，公开质疑“药倍安心”项目[31]。她表示该项目的技术架构及功能超出一名中四学生合理完成的范围，质疑实际开发者可能为第三方商业公司，而非学生本人独立制作[31]。此外，郑曦琳亦指出此项目研发者曾在访问中提及曾使用“至少100位病人”的病历资料进行测试[31]。同时，她附上平台的简介海报，认为科研展览很多时候是“富家子弟玩具”，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学生根本做不到什么东西出来。”[16]这引发对数据来源合法性的质疑。有网民质疑，其数据可能来自潘浠淳之父潘冬平创办的诊所，并认为如果病人未有明确授权，有可能触犯香港法例486章《个人资料（私隐）条例》[31]。
潘浠淳其后在LinkedIn发文回应，批评郑曦琳恶意批评及削弱从事STEM的香港女性，也贬低她为作品付出的心力，形容这种“有毒风气”必须停止[31]。潘浠淳作出回应后，有网民尝试登入“药倍安心”网站，却导向至美国公司AI Health Studio（AIHS）网站，内有“药倍安心”平台介绍，标明“药倍安心”为香港肝胆胰及结直肠微创外科中心委托进行的开发计划，而该中心由潘冬平、潘冬松兄弟创办及营运；同时称公司花八星期完成计划，功能包括可在三秒内显示用药禁忌警报[31]。AIHS于6月17日改资料为公司利用八星期时间“协助改善”AI药物处方软体，包括改善使用者体验、缩短侦测延迟及除错等[31][16]。潘浠淳其后删去LinkedIn贴文[24]。
另一方面，潘浠淳在多个创科比赛中宣称，“药倍安心”系统整合了来自Drugs.com、RxList和WebMD这三大医药网站的药品及药物过敏数据。不过，有网民发现，这三家网站的条款细则均明确禁止自动化数据抓取（如爬虫）及商业用途，也未提供公开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因此，“药倍安心”自称通过API接入数据，有所误导。唯一可能的数据获取方式，就是违反网站规定的自动化爬虫技术。此外，这些网站严格禁止将其数据用于商业化目的以及再分发。其版权声明明确规定，所有数据仅限于个人、非商业用途。任何未经授权对数据进行复制、再利用、整合至AI平台并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行为，均直接违反了上述网站的版权条款[32]。同时，按照参赛规则，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并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意味著潘浠淳有可能违反了规则[33]。郑曦琳亦向Drugs.com查询，对方回应指并未授权让“药倍安心”复制、散布和使用网页上的资料，而在未经授权下使用网页的内容会构成侵犯版权和违反使用条款，并表示已向“药倍安心”发信，要求将有关内容移除[16]。
潘冬平回应事件时指出项目使用的是模拟病人数据，强调未有泄露病人资料，并表示相信比赛方会得出公正结论[34]。圣保罗男女中学则发表简短声明，表示知悉事件，正进行了解与跟进[34]。数字政策办公室表示非常重视事件，已要求主办机构香港教育城及标准保证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35]。作为选派学生赴日内瓦的机构，香港资优教育学苑与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于6月20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指学生并无违规，表示系统所用数据为模拟资料，而且学生在赛后才接触外部公司[36]。6月28日，香港资优教育学苑院长黄金耀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潘浠淳被网民批评及质疑感到痛心，更一度为此拿手帕拭眼泪，但亦相信对方有能力处理事件[37]。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则确认收到一宗投诉，正按既定程序处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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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4日，AIHS联合创始人兼行政总裁艾哈迈德·杰马（Ahmed Jemaa）发表声明，表示团队于2024年3月受潘母彭咏枝的委托协助开发项目[39]，分3个阶段制作、升级和完善项目，直至2025年6月，显示潘浠淳所得奖项均于该公司插手后才获得[16]。团队从网上讨论发现有学生把该公司协助开发的最简可行产品当作自己作品参加比赛，并获得多个奖项，但团队起初不知情。该公司并表示客户只是提供理念，没有提供任何代码、用户体验设计或技术架构，团队是从零开始开发该产品，并未用真实病人数据。事件曝光后，客户要求改写团队的案例研究，要求用词由“从零建构”改为“商业推广”，并提出向该公司付费，以继续协助处理对公众和机构的资讯，公司对此感不安而拒绝再联系[40][41]。
杰马亦提到事件发酵后，香港资优教育学苑及香港教育城曾联络AIHS，故AIHS向对方提交合约、电邮纪录和付款纪录等与彭咏枝交涉的证明。然而，两间机构在7月中回复，指潘浠淳早在2024年已提交参赛作品，认为有充分原因相信“作品是原创并且由学生独自创作”，又要求AIHS对外口径一致，以及将传媒查询转介给他们。后来，AIHS两度提供抗辩证据，但未获对方回复[16]。
香港资优教育学苑回应时表示，潘浠淳于2024年1月已正式向“第26届香港青少年创新科技大赛”递交作品，亦已提供有关概念及雏形，可证实其原创性，而比赛规则以概念原创性为评审重点，因此认为作品符合甄选及得奖资格，亦取得圣保罗男女中学老师电邮书面确认，证明潘浠淳早于2023年10月已提出“药倍安心”的概念[40]。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香港联络人杨孟璋回应时表示，潘浠淳在日内瓦参赛时，向评委展示其创意概念，并辅以一套自行开发的原型程式来说明，基于其创意和原型而获奖，强调其并未采用任何专业系统做展示。教育局则表示已要求香港资优教育学苑及本地比赛主办机构等了解及跟进处理，会继续与相关单位保持联络，了解情况[40]。潘冬平则表示，由于比赛单位仍在进行调查，他不便回应传媒查询，而有关资料已提交给比赛单位，相信其会根据全面资料作出公正判断[39]。香港教育城回应香港电台查询时表示，已要求有关机构及人士提供更多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及厘清有关事实，并强调一直以严谨、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积极跟进此个案，跟进工作仍在进行[42]。
另一方面，郑曦琳在杰马发表声明后，以潘浠淳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所用的海报，询问杰马该作品是否由AIHS研发，而杰马表示海报所显示的使用者介面与“药倍安心”的最新版本类似，颜色、设计和元素亦与公司所发布的一致，显示界面似乎是基于该公司的工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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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优教育学苑于2025年8月18日公布调查结果，确认该作品符合比赛规则并属学生原创。调查重点包括验证作品原创性及参赛合规性，结果显示学生早在2023年10月已向老师提出概念，并于2024年1月至2月向部份香港比赛提交详细方案，时间早于涉事美国科技公司公开相关资讯的2024年网志内容。学苑接纳“药倍安心”为学生原创，并澄清其参赛作品与商业化产品的关联性难以直接界定，而对于AIHS提到其作品“完全从零开始”，学苑认为说法值得商榷。学苑检视多项比赛评审准则，确认学生作品符合创新性、科学性及实用性等要求。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主办方亦回复，学生凭原型程式及创意概念获奖，未使用专业系统展示。关于数据使用，学苑指出学生标明模拟病人数据，药物数据库亦允许非商业用途，但提醒需改善展示用词以避免误解。学苑建议未来比赛加强申报机制，强调人工智能及数据使用的道德规范，同时呼吁各界停止对各方的网络攻击，回归理性讨论。声明重申比赛初衷在于鼓励学生探索创新，奖项非唯一目标，并期望社会营造包容环境支持学生成长[43][44]。
同日晚上，筹办2024年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香港教育城亦公布调查结果，表示比赛规例提到参赛者不需强制提交任何实体制成品或模型，可自由决定是否准备相关展示，项目是以创新及创意、设计功能性等分高下，产品展示并不影响评审结果。教育城认为所得资料可证明药倍安心的概念为原创，因此决赛评审一致赞成保留“药倍安心”的参赛资格及该学生所得奖项[45]。数字政策办公室亦回应传媒，表示尊重及支持有关决定[45]。另一方面，郑曦琳在社交平台作出回应，强调经过比对后注意到潘浠淳在所有比赛中均递交由AIHS开发的程式，且AIHS已表示潘浠淳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所展示的是该公司的程式，而非“同学辅以一套自行开发的原型程式进行说明”[46]。杰马则表示正准备公布更多资料，以回应调查结果[47]。
郑曦琳其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有关调查结果持保留态度，并质疑比赛评审标准是否公平。她强调，科学项目不仅需要原创概念，更应重视实践过程与学生自主执行的能力，认为若只凭构思评分，将忽略实际研发的重要性[16]。她指出，若允许参赛者将作品外判予第三方完成，将严重破坏公平比赛，使资源充足的学生享有不当优势，违背鼓励学生自主创新的初衷。她引用多个比赛的规定，如“香港青少年创新科技大赛”要求学生独立或小组共同完成作品，以及“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强调创新与研发须源自本地资源，质疑外判开发作品是否符合竞赛精神[16]。此外，她批评相关机构未正面回应“请枪”指控，反而叫AI公司转介媒体查询给自身，此举令人感到缺乏透明度，甚至可能包庇作弊行为，损害公众对比赛公正性的信任。郑曦琳呼吁学苑与教育城公开回应质疑，透彻披露调查过程，并建议未来评审制度应严格审查作品是否原创，例如评估学生能力范围及检视实际制作证明，以确保比赛真正公平、公正[16]。另外，由于潘浠淳曾称有逾千个病人经“药倍安心”获处方药物，郑曦琳认为这些数据有可能在未获病人同意下被储存至系统内，甚至泄漏到海外的伺服器。她亦担心如平台透过Microsoft Azure的人工智能服务整合云端资料库的病患和药物资料，数据有机会被传送至海外伺服器，失去香港法律的保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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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2日，潘冬平与彭咏枝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药倍安心”平台为女儿原创概念，源于她对医疗安全的关注，旨在减少医疗事故。声明解释，彭咏枝因看好平台的商业潜力，于2024年3月联系AIHS开发商业化产品，但未告知对方该作品已参赛，彭咏枝对此引发的风波表示歉意。声明澄清“药倍安心”未使用真实病人数据，仅使用模拟数据，并符合公开药物资料库的非商业使用条款，相关争议已获资料库方接纳。由于争议引发网络欺凌，16岁的潘浠淳承受巨大心理压力，面临崩溃边缘。声明谴责郑曦琳通过社交媒体发动人身攻击，包括对潘浠淳外貌的嘲讽及不当言论，并否认一家人参与任何威胁或滋扰行为，强调应以理性讨论代替攻击。为保护女儿身心健康，潘氏夫妇决定自愿放弃“药倍安心”所有奖项，此决定获女儿同意，并已于调查结束后正式向主办机构提出。他们呼吁社会停止揣测及攻击，让女儿能走出心理困扰，重返正常校园生活，并对事件引起的纷扰致歉，以及保留追究不实指控的法律权利[48][49]。
香港教育城及香港资优教育学苑于同日晚上回应，表示尊重潘家的决定，并强调其放弃奖项不影响早前有关作品属学生原创的调查结果[50]。香港教育城同时呼吁社会大众停止在网络上对涉事人士及机构的恶意攻击，及发表过激言论[49]。郑曦琳在社交平台回应声明内容时，指彭咏枝已在声明中承认为比赛“请枪”，亦即证明潘浠淳在传媒访问中多次说谎，但声明仅以一句话带过对此的歉意。对于潘氏夫妇在声明中批评她不尊重日内瓦发明展，她以“比赛的真正价值在于公平竞技与诚信。若有人无视规则、依靠外判协助，这样的行为是否更难称得上对比赛的尊重？”回应。她批评声明刻意将她的用词“扭曲为所谓欺凌”，却完全避而不谈她在揭发事件后所承受的人身攻击与恐吓，并形容“声明的真正用心，相信大家心中有数”[51][52]。她亦认为该声明从用词和结构上看，比较类似一份为潜在法律程序预先铺陈的文件，而不是单纯澄清[53]。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认为事件中的行为模糊了原创作品的边界，并质疑若项目有专业公司参与，是否还能视为中学生的独立作品。他强调家庭教育在培养学术诚信观念中扮演关键角色，而此次成年人的决策似乎传递了错误的价值观，未能为下一代树立正确榜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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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7日，圣保罗男女中学就事件发表声明。学校强调鼓励学生参与比赛，但要求学生遵守学术诚信，并指学术诚信是学校价值教育的重要一环，已订立相关指引教育学生。声明指出，对于AIHS涉及潘浠淳参赛作品一事，学校及老师事先不知情，仅在媒体报道后获悉。学校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与潘浠淳联系并了解情况，按校内程序处理，并对潘浠淳及其家长自愿放弃“药倍安心”奖项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学校希望事件在退出奖项后告一段落，让学生能安心准备开学，重投校园生活[55]。
郑曦琳其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不知情”或“放弃奖项”均未能给予公众一个交代，并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法不是割席或推卸，而是诚恳承担责任，直面问题，并交代具体的补救办法[56]。
引申议题
事件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引申对多个议题的讨论。
郑曦琳揭发事件后，屡次受到滋扰及攻击。她曾在Medium网站上透露，自揭发事件后，她在Threads上收到匿名帐号的威胁讯息，声称要控告她诽谤，并附带恐吓言论，如“你不知道你得罪了甚么人”，甚至有人攻击她的双性恋取向，将其与“兽交”相提并论。她还指出，有Facebook专页公开其个人资料后，发文暗示她的吹哨行为可能因“圣保罗男女中学与香港城市大学的密切关系”而影响其奖学金。此外，有人在新闻报道中盗用她的照片和姓名，创建虚假LinkedIn帐户，并在履历中将她标注为“性工作者”。网络上亦出现大量贬低她专业能力的言论，例如将她参与的Google DeepMind项目贬称为普通的“夏令营”。2025年8月12日，郑曦琳在社交网站透露有陌生人在其住所门外大声叫嚣，要求她出来，骚扰持续约10分钟。她随即致电管理处，获悉早在半小时前已有相关报告，确认同一楼层有人滋事[57]。她在两日后向警方报案[33]。郑曦琳亦在专访中透露，她揭发事件后因赞助商对社群形象的担忧，为免拖累团队及社群，主动辞去“香港Google开发者社区”的“组织者” 职位[33]。她表示曾被提醒潘家牵涉复杂的“权贵关系”，或会影响未来求职，但她没有退缩，认为只要光明正大、脚踏实地，就不会受到影响[33]。她亦认为既然潘浠淳获得政府资助到瑞士参与比赛，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得知事件进展[33]。
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则认为警方应当处理对吹哨者起底、滋扰的行为，并循刑事方向调查，亦认为可参考海外经验研究立法保护机构内部的吹哨者[57]。另一议员江玉欢回应事件时表示，此事涉及学术诚信、公帑运用、公平原则，如有人因揭露事件而受到恐吓属违法，政府部门和公帑资助机构都应介入处理，又称“如果作品有问题，不光彩地获奖，对香港形象百害而无一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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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曦琳在接受《东张西望》访问时，表示没有后悔揭发事件，认为事件已非单一作品争议，而是揭露香港创科比赛制度的不公，导致比赛失去公平性。她指出参赛作品与学生能力不符的现象令人悲哀，并打击诚实学生公平参赛的意愿[58][59]。而她其后在与《端传媒》的专访中，透露揭发事件的目的是希望让比赛公平进行，并引发公众反思不良竞争风气。她主张参赛者应专注于享受学习和创建的过程，而非仅仅为了升学或名誉而参赛。她指出，香港的创科比赛通常允许较长的研发期，无需现场制作作品，这使得参赛者可能隐瞒外部协助，而外国常见的黑客松模式则要求限时现场编程，透明度更高，相对公平[16]。
此外，郑曦琳质疑部分评判缺乏技术背景，难以识别作品是否由他人代劳。她认为香港比赛过分侧重商业价值，如市场定位和可行性，而轻视技术本身，评审多来自投资、银行或学术界，而非技术领域。同时，她提到在担任中学科研比赛评审时，虽怀疑有项目获老师协助，但因缺乏实质证据无法跟进或取消资格。她指出，这种“请枪”现象可能已成为常态，尽管肉眼可疑，但无证据便难以制裁，从而削弱了比赛的公正性[16]。郑曦琳亦指出有相当多的学生是为了丰富个人履历而参赛，以便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脱颖而出。她认为由于人工智能行业在国际上备受重视，但香港本地缺乏大型科技公司和相关技术岗位，导致许多有志向的学生将职业发展目标锁定在英美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学校在录取时非常看重课外活动和比赛获奖经历，加之其本土竞争本就比香港更为激烈，这无形中极大地加剧了学生的压力，而“直升机家长”、“怪兽家长”和整个社会的功利氛围，对于助长这种不良的竞争风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6]。
香港浸会大学创业助理总监陈锐文认为，虽然在商业世界里，支付第三方协助处理产品的技术部分属于常态，不过若学生自称是发明人，将此类作品作为个人原创参赛，但实际上与产品的规格关系不大，或没有太多参与到这个“业务”的运作中，则可能被视为“欺诈”[47]。他认为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精英学校和家长给予学生和子女的资源与其他学校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47]。有曾参与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的学生认为“请枪”参加科研比赛是少数情况，因他与其他参赛者交谈期间，能看得出他们有研发产品的能力，而且“请枪”成本高昂，参赛者未必能够负担。他不认同比赛是“富家子弟的玩具”，认为这对普通学生而言仍是向上流动的机会[16]。
何敬康认为多个比赛主办机构在调查后仍维持原判，反映现行评审机制可能存在系统性漏洞。他建议建立更严格的项目原创性验证机制，包括程式审查、现场答辩和能力验证等环节，以确保参赛作品真实。他同时强调唯有坚守学术诚信、加强社会公众监督，才能真正培养年轻人的创新能力[54]。他强调真正的成功需以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综合判断，而非仅以眼前成就或物质荣誉衡量，指出社会对成功的定义过于狭隘，应同时涵盖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与创新思维等核心价值。他进一步指出，事件反映香港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即在过度竞争的文化下，学生承受多重压力，导致教育意义被扭曲，奖项与成绩被异化为成功唯一标准。他认为这并非单纯个人或家长的失误，而是整个教育生态需共同正视的系统性课题。他强调16岁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难免犯错，但应将其视为学习契机而非一味谴责。他批评网络欺凌与人身攻击现象，认为此举伤害社会理性，并强调给予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符合教育本质与多元社会的宽容精神。何敬康肯定潘浠淳关注医疗事故的初心，赞赏其社会参与意识，但同时指出方法偏差凸显学术诚信与规范教育的重要性。他期望此事成为推动香港教育反思的契机，打破对成功的单一定义，转向培养独立思考、社会责任与健全人格的教育目标，并呼吁家长、教师与社会协力建设更健康、多元的教育生态[60]。
公共政策顾问林致茵在专栏文章中探讨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新问题和作弊的社会成本。她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使作弊更便利和隐蔽，而且模糊了作弊的界线。她认为作弊会造成不同影响，如削弱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原创能力，导致作品趋同、挫败真正有才能的学生，降低他们的参与动机、影响资源分配和阶层流动及侵蚀社会信任，增加监管与修复成本[61]。
有科研专家则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下，保障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数据私隐和版权是一个普遍且艰巨的挑战。他透露，本地大学正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例如采用“联邦学习”这类技术来尝试保护数据隐私，但同时也承认该技术仍需改进。此外，大学也在研究如何利用科技来追溯版权使用情况。在企业层面，主要的应对策略是警告员工勿将数据置于公开AI平台，并转向采用私有化的企业AI模型，以在独立环境中确保数据安全[16]。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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