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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市原子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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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市原子弹爆炸（日语：長崎市への原子爆弾投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由美军对日本长崎市发起的一次核攻击，发生于日本标准时间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UTC+9）[1]，是人类历史上第2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于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第1次为8月6日对日本广岛市的核攻击）。投下的原子弹名为“胖子”，属于Mk-3型原子弹。当时长崎市人口有240,000人，战后估计死者至少74,000人，而建筑物36%受到全面烧毁或破坏[2][3]
对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的战略意义重大，其目的在于利用核子武器威慑日本，打击日军作战决心，并瓦解其本土决战战略。在该次轰炸行动6天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这也对日本未来生态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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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5年，欧洲战场于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结束，但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太平洋战争仍在进行。考虑在对日作战期间，来自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约7.1万名军人阵亡，其中包括约1.2万名遭日军俘虏的战俘。美国考虑到倘若强行登陆日本，可能会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苏联可能会从日本北部登陆而导致日本分裂，于是计划采用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制造的核武器。[4]1945年7月26日，盟军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然而，日本政府选择无视这项最后通牒。根据《魁北克协定》的规定，此次轰炸行动亦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同意。
1945年8月6日，广岛市遭受到核攻击后，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同意《波茨坦公告》。虽然盟军考虑过日本拒绝投降的可能，而制定了一个全面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但自雷伊泰湾海战以降，日军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攻击与硫磺岛、琉球日军的长期抵抗令盟军付出高昂代价，盟军高层预测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将会是漫长且伤亡惨重的行动，因此认为有必要再作第2次核攻击，以摧毁日军抵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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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
根据一位任务机组人员的回忆，对广岛的轰炸行动被形容为“完美的任务”，一切按照计画顺利执行；然而对长崎的第二次投弹，几乎处处出现问题，情况远比预期复杂。[5]第二次轰炸的时间由保罗·蒂贝茨负责安排。原先预定于8月11日执行的任务，为了避开自8月10日起预计连续五天的恶劣天气，决定提前至8月9日进行。[6]三枚预先组装完成的原子弹外壳已事先运抵天宁岛，分别标示为F-31、F-32与F-33。8月8日，查尔斯·史威尼驾驶“博克斯卡”号进行了一次模拟投弹演练。F-33被用于测试各项炸弹组件，而 F-31则被指定为8月9日长崎任务中实际投掷的原子弹。[7]
辅助美军于8月6日执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任务的侦察机B-29“大艺术家号轰炸机的驾驶员查尔斯·史威尼，在返抵天宁岛当晚，即接获来自部队司令、亦即投下小男孩原子弹、造成广岛爆炸的B-29“艾诺拉·盖号轰炸机”机长保罗·提贝玆上校的命令：指挥第二次核攻击行动。此次行动以小仓市为主要目标，若因天候或其他因素无法投弹，则转向备选目标长崎市。
1945年8月9日清晨03时47分（天宁时间，UTC−10:00；日本时间02时47分），史威尼所驾驶的“博克斯卡”号自天宁岛起飞，机上搭载“胖子”原子弹，预定以小仓市为主攻对象，长崎为次要目标。该任务的作战安排与广岛行动相仿，两架B-29在主机之前一小时起飞，执行天候侦察任务；另有两架B-29作为史威尼编队的一部分，分别负责投弹仪器监测与摄影纪录。史威尼起飞时，炸弹已部分武装，但仍保留电气保险插头以避免意外；[9]数分钟后，机组人员完成最后武装程序。[5]
起飞前的检查中，飞行工程师通报史威尼，一具燃料转送泵故障，导致2,400公升（640美制加仑）的备用燃料无法调用。这批燃料虽无法使用，却必须全程搭载，徒增飞机重量与耗油量。更换泵浦需时数小时；而将“胖子”转移至其他机体则更加耗时，且在原子弹已进入实战状态下操作亦充满风险。提贝玆与史威尼最终决定不更换机体，仍由“博克斯卡”执行任务，因原本的航程即未计划依赖备用油料。[10][11]
此次任务中，英国代表伦纳德·柴郡与美国科学顾问威廉·彭尼获准登机观察，搭乘由作战官詹姆斯・I・霍普金斯少校驾驶的第三架B-29“巨大恶臭”号。在飞行途中，天气侦察机通报两个预定目标区皆为晴朗天气。然而，“博克斯卡”在航程中穿越一处雷雨带，此时“胖子”已完全武装。突然间，炸弹控制面板上一盏白灯亮起，这通常表示即将投弹，引发机组人员惊慌，误以为原子弹已提早启动引爆程序。最终确认只是操作面板上的开关误触所致，才解除虚惊。[5]
当时美军采用的战术与广岛市原子弹爆炸行动相同：先派遣气象侦察机确认天候，再由三架无护航的B-29轰炸机编队进入目标空域实施攻击。史威尼少校担忧日军可能会由相同的战术模式推测出美军行动计画，进而加强防备。[12]
史威尼等人于清晨飞越硫黄岛后，于当地时间上午7时45分抵达预定会合点屋久岛上空。史威尼顺利与测量机“大艺术家”号会合，但用于摄影记录的B-29“巨大恶臭”号却因误升至2,700米（9,000英尺）高空而偏离编队，无法与其他机体会合。[9][13]等候逾40分钟后，史威尼在未能与“巨大恶臭”会合的情况下决定继续执行任务。他在离开会合点前，与负责投弹的军械官阿什沃斯协调后，最终决定前往主要目标——小仓市。[14]
“博克斯卡”号与“大艺术家”号最终于原定出发时间延迟近30分钟后起飞，航程约30分钟。此段延误导致小仓上空云层与烟雾迅速聚集，遮蔽目标区。造成烟雾的原因之一，是前一天224架B-29对邻近的八幡市施行大规模燃烧弹轰炸引发的野火。[15]此外，当地八幡制铁所更刻意燃烧煤焦油以制造浓烟，试图干扰美军视线。[16]上午9时40分，编队自大分县姫岛开始高空飞行，接近预定轰炸目标。上午9时44分，抵达小仓陆军军营上空。然而，轰炸手迦米特·毗汉（Kermit Beahan）上尉无法以目视辨识目标，由于目标区约有70%被云层与浓烟遮蔽。随后的50分钟内，机组尝试三度投弹，但皆无法锁定目视目标，且多次接近小仓上空，引起日本防空部队激烈还击。第三次尝试时，敌军高射炮火已逐步逼近，负责监控无线电通讯的贝瑟（Beser）少尉报告，日本防空指挥频道出现异常讯号。[17]
由于任务延误、天候不佳及燃料转送泵故障导致备用燃料无法启用，加上小仓上空防空火力增强，并侦知有10架零式战机正从周边基地升空迎击，斯维尼在上午10时30分果断下令放弃小仓，转向次要目标——长崎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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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斯卡”自小仓市撤离后约20分钟，便飞抵长崎上空。当时云层遮蔽达80%至90%，高度在1,800至 2,400公尺之间。[18]。起初，他们打算若长崎天候不佳，则将原子弹携至冲绳并投掷于海中销毁；但武器官阿什沃思中校最终接受史威尼少校的建议：若无法目视瞄准，则改采雷达导引进行轰炸。[19][20][21]此时，担任气象侦察的 B-29“被束缚的龙”发回情报：长崎上空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云雾已开始聚集。不久之后，整座城市即被浓云笼罩。日本方面，长崎市于上午7时50分发布空袭警报，惟于8时30分即解除；10时53分当地仅目击到两架 B-29出现便未再发警报，显示日方可能误以为是例行侦察机活动。[22]
此次作业采用了辅助性质的AN/APQ-7雷达，并尝试循西北方接近他们原定的瞄准目标：长崎市内城区中心上空。史威尼少校打算在这种不能进行目视轰炸的情况之下在太平洋将原子弹投放，而兵器组的阿什沃思海军中校督促过史威尼少校必须“利用雷达系统进行轰炸”[23]。
就在史威尼准备改以雷达轰炸，并偏离原定目标北侧时，云层突然出现短暂裂缝。轰炸手克米特·比汉上尉透过云隙清楚看见地面，并大声喊道：
| “ | 我们看到街道了！
发现攻击目标！在云隙之中找到次要目标了！ |
” |
上午11时01分，“博克斯卡”号确认目标后，比汉上尉以目视方式对准长崎市工业区，在9,000公尺高空手动投下“胖子”原子弹。约47秒后，即日本时间11时02分，原子弹在松山町一处网球场上方约503公尺处爆炸，距原定爆心中岛川常盘桥偏西北约 3 公里。[24]爆炸中心位于南侧的三菱钢铁兵工厂与北侧的长崎兵工厂之间——巧合的是，该地为当年生产珍珠港袭击用鱼雷的工厂。[5] 此爆炸释放出约 21 ± 2 千吨TNT当量的能量，集中破坏位于浦上谷地的区域，周围山丘在地形上形成天然屏障，使部分市区幸免于难。[25][26]“巨大恶臭”号从160千米（100英里）外看见爆炸后也飞来观察。[27]
“博克斯卡”在投下原子弹后，为避开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立即朝东北方转向155度并迅速俯冲。从投弹至爆炸之间的短暂时间内，“大艺术家”号释放了三具配有降落伞的无线电高空测候仪，用以测量气压、气温等数据。[28]这些测候仪在原子弹爆炸后随风飘向东方，于正午前后陆续降落于户石村（距爆心约11.6公里）、田结村（约12.5公里）与江之浦村（约13.3公里）。[2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仪器中包含了一封由参与曼哈顿计画的美军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兹撰写的信件。他希望这封信能转交给当时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旧识——日本物理学家嵯峨根辽吉。信中恳请嵯峨根运用其对原子弹威力的认识与在学界的影响力，劝说日本政府尽早投降，避免更大的灾难。[30]1949年，阿尔瓦雷兹与嵯峨根会面，并亲自签名以示确认。[31]
“博克斯卡”与“大艺术家”号在长崎上空短暂盘旋，观测爆炸效果并确认市区受损情况，随即将此次核攻击的初步报告发回天宁岛基地。
| “ | 在视野范围之内成功轰炸长崎市。当地没有派出战机作出防御，更加没有针对航空队的防空炮火。结果可以说是面临“技术上的成功”，不过根据其他的要素，我们必须在作出下一次行动之前作出会议。在长崎市的轰炸在表面上的效果与在广岛市的一样，鉴于炸弹空投机体出现故障，我们有前往冲绳的必要，因为剩馀的燃料只容许我们在冲绳停泊。[32] | ” |
此次原子弹爆炸的过程亦由“大艺术家”号的机组以16毫米彩色胶卷拍摄下来，全长约3分50秒，成为现存唯一完整纪录实战原子弹爆炸的影像。画面中清晰可见爆炸当下蘑菇云顶端喷出火球。相对之下，广岛爆炸当时虽亦有影像拍摄，但因胶卷冲洗失败而未能保存。这段长崎的彩色影片于1980年正式由日本方面接收，至今仍常见于电视节目或纪录片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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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投掷任务并离开长崎市上空时，B-29“博克斯卡”仅剩约1,000公升燃料。飞行途中，机组人员发现燃料消耗远高于预期，飞机已无法返回原定的中途降落点硫磺岛。史威尼少校经过计算后，认定飞往约80至120公里外的冲绳岛才是唯一可行的选项。当时冲绳在六周前才被盟军完全占领，机场设施仍在重建阶段。史威尼少校为节省燃料，关闭部分引擎，并采用一边盘旋一边下降的方式试图节流。他多次尝试与当地塔台联络请求降落许可，却无人回应。当他发现读谷辅助机场[33]上空有多架飞机起降，判断为可用机场，便发射所有信号弹示意紧急迫降。
“博克斯卡”以时速约230 km/h（140 mph）高速进场，远超正常降落速度约190千米每小时（120英里每小时）。接近跑道时，第二号引擎因燃料耗尽停止运转。飞机在跑道中段著陆后弹跳约25英尺（7.6公尺），再次重击地面。由于机身过重，飞机偏斜向左，接近一排停放中的B-24轰炸机，所幸机师及时修正航向，避免撞击。 由于反转螺旋桨无法正常运作，机师只能全力踩刹车，在跑道末端紧急转弯约90度，才勉强停住飞机。当飞机最终停下时，又有一具引擎因燃料耗尽而熄火。据报，飞机著陆时只剩下约26公升燃料。与“艾诺拉·盖”号凯旋而归受到英雄式迎接不同，“博克斯卡”降落时无人接机，因为基地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来。[5]降落后，史威尼少校与美国第八航空军司令、曾因空袭东京驰名的吉米·杜立德中将会面。完成燃料补给与基本检修后，“博克斯卡”与“大艺术家”于当日下午5时自冲绳起飞，最终于晚上11时06分安全返回天宁岛基地。
任务结束后，外界对此次投掷任务的执行机体一度产生混淆。随行的《纽约时报》战地记者威廉・L・劳伦斯在最早的报导中写道，此任务由史威尼驾驶“大艺术家”号执行，并记录机体的“Victor”编号为77。但实际上，Victor 77 正是“博克斯卡”的编号；“大艺术家”的编号则是89。[34]劳伦斯曾访问史威尼与机组成员，并得知他们仍自称所乘为“大艺术家”。这是因为“博克斯卡”原定只作为备用机体，直到任务前夕才临时更换主机，而大多数人仍沿用原本的机体名称。此外，当时除“艾诺拉·盖”号外，393轰炸中队的其他B-29机体尚未在机鼻涂上正式名称，进一步加深混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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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后情形
爆炸前的长崎市浦上区
爆炸后的长崎市浦上区
原子弹在浦上地区的中央爆炸，在该区造成严重的毁灭。幸而因为长崎市四面环山，尚有如金毘罗山等众多的山脉遮蔽，所以除了不受遮蔽的湾岸地区以外，受损较轻微。加上投弹位置离市中心相距约三公里，所以受害程度得以减轻。如果长崎市四面都是平原，长崎市所受到的破坏将会不计其数[36]。 另外，当中也有在广岛核爆受难的民众，被疏散到长崎投靠亲友而难逃此劫；或是因出差等原因造访广岛而受难的民众，原来在长崎的家也因核弹遭殃等等，所谓“双重受难”特别不幸的事例，例如山口彊（1916－2010）。
浦上地区被轰炸的惨状，与广岛市不相上下。距离原爆点仅约500公尺的浦上天主堂，轰炸当天聚集参加圣母升天节庆祝弥撒的神父与信徒们，由于爆炸所伴随的热辐射、以及随之而来塌陷崩解的瓦砾，所有人当场死亡。在长崎医科大学里，看病及住院的病患与医护人员们，大部份都当场死亡。在长崎市内收容战俘的设施中，据说也造成了联军士兵（主要是英军与荷军）大量的伤亡。当时为日本统治的台湾，也有许多在长崎居住的留学生、医师、家属因原子弹轰炸造成死伤，王文其、陈新赐等台湾幸存者直到2012年才拿到日本政府的补偿金[37]。
截至2020年，长崎原爆死难者总计人数为18万5982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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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行动
在药品与医疗器材不足的情形下，幸存下来的医生及护理人员展开救援行动。原爆对事前制订的医疗救护体制造成严重打击，因而无法对伤者进行有效的紧急处理。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运输省的四辆救护列车在爆炸3小时后，接近仍是熊熊大火的爆炸中心，将许多的伤患送往沿线各医院。傍晚时分，附近的医院组织救护队前往救援，长崎县所属的警防团也在夜间组织救护队前往进行救援活动，并请求当地及附近其他县的警察派遣救难队。
对人体的影响
原子弹在浦上地区的酸素鱼雷工厂正上方爆炸，将周边地区夷为平地。作为爆心地的浦上地区距离长崎市中心约3公里，加上受到金比罗山等多座山地的屏障影响，除了无遮蔽的湾岸地区外，其馀区域的损害相对轻微。因此，与广岛市的情况不同，长崎县与市的行政机能得以幸免于完全瘫痪[39]。然而，浦上地区的被爆惨况与广岛同样严重。在浦上天主堂中，原爆投下当时正进行告解（宽恕圣事），包括神父西田三郎与玉屋房吉在内的数十名信徒，因爆炸产生的热线或是建筑倒塌，被压于瓦砾之下，当场全数罹难；而在长崎医科大学，也有大量住院与门诊患者、教职员与学生牺牲[40]。
被送往大村海军医院的伤患，无一人穿著鞋履，衣衫破烂[注 1]，情况惨不忍睹，有如“地狱或修罗场的画卷”[41]。大村海军医院在9日当天共收容了758名伤患，截至翌日10日清晨已有约100人死亡，另有十馀人虽身负重伤，仍挂念亲属安危欲坚持出院，因而在院长决定下以卡车将他们送至大村车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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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原子弹袭击中，出现了一类特殊案例，被称为“双重被爆”。这指的是部分民众在1945年8月6日广岛原爆中幸存后，因疏散或返乡而前往长崎，结果在8月9日又再次遭遇原子弹轰炸的情形。这些人可能是在广岛出差期间被爆，返回长崎老家时又遭受第二次爆炸。根据1950年统计的被爆者生存资料，共确认有10人属于此类“二重被爆者”。然而，由于当时日本厚生省（今厚生劳动省）长期未正式承认双重被爆的状况，导致这些幸存者在《被爆者健康手帐》上只能登记一地的被爆纪录，无法完整反映其实际经历。直到2009年3月23日，曾在两地都遭遇原爆的被爆者山口彊（认定时93岁）才首次被长崎市正式承认为“二重被爆者”，并在其《被爆者手帐》中增记“广岛”的被爆纪录。据广岛与长崎市政府表示，这是日本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记录双重被爆的案例。[44][45]
曾于8月7日进入广岛市目睹原爆惨状后，返回位于长崎职场工作的长崎医科大学校长角尾晋，便在长崎再次遇难。1955年，时任《纽约时报》东京支局长的记者罗伯特・特兰布尔（Robert Trumbull，1954至1961年与1964至1968年间两度担任支局长）对二重被爆产生兴趣。他查阅长崎原爆伤害调查委员会资料后，确认当时有18名幸存者，并对其中9人进行访谈，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了这些证言。其中包括山口彊、西冈竹次郎等人。该书的日文翻译版本于2010年在日本出版，截至当年，已知二重被爆者人数达165人[46]。但目前在广岛、长崎原爆死殁者追悼和平祈念馆登记仅有21人注明的受害地点是“两地”。[47]
2024年10月20日至31日，于国立长崎原爆死没者追悼平和祈念馆地下二楼交流空间举办了第14回体验记企划展“孩童姊弟所见的广岛与长崎”。[48]展览中，来自青森县的二重被爆者福井绢代[49]讲述了其被爆体验，并展出与她一同遭受二重被爆的弟弟——相川国义（[注 3]，2017年以84岁辞世）所绘制的91件原爆证言图像与说明文。[51]
纪念
长崎在战后展开重建，城市面貌也随之彻底改变。最初的重建进展缓慢，直到1946年才开始提供简易的临时住宅。重建的重心由战争工业转向发展对外贸易、造船业与渔业。这一方向于1949年5月通过的《长崎国际文化都市建设法》中获得正式确立。[52]
随著基督宗教信仰者人数的增加，市内新建了多座教堂，同时也有若干寺庙重新修建。1990年代中期，长崎原爆资料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和平教育的重要场域。[53] 部分原爆遗迹被刻意保留作为历史纪念，如长崎山王神社的一本柱鸟居与爆心地附近的石造拱门。2013年，四处与原爆相关的地点被指定为“登录纪念物”，依法受到保护，以避免未来遭到破坏。到了2016年，这四处遗址与爆心地一同被日本政府列为国家史迹。[54]
受灾并获得部分保留的被爆建筑及纪念设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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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弹投掷第一目标是当时的小仓市。然而，因天候不佳等多项偶发因素交错，小仓市最终幸运地避开了原爆，投掷目标遂转往第二目标的长崎市。战后，随著此事实被揭露，北九州市为纪念当时若按照原计画投下原子弹，预定目标地点正是旧小仓陆军造兵厂遗址所在的胜山公园，因此在此处建立了祈念碑。之后，长崎市赠送“长崎之钟”作为象征，并自此每年8月9日于此举行原爆牺牲者慰灵和平祈念仪式。[55]
评价
虽然原子弹的投放有许多盟军高层人员的支持，他们认为这加快了日本的投降，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是原子弹爆炸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也招来了一些非议。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脩也是长崎原爆受害者，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中说：
| “ | 即便为了加速结束战争而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可以算正当的理由，三天后将炸弹投向长崎，就明显是在试验新武器了，这种做法是没有正当性的。[56] | ” |
此说也获得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Bette Korber（生物学家）、Gary Doolen（物理学家）背书，他们指称“向苏联展示军力”才是决策长崎原爆的首因。
但是也有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冲绳岛战役是直接导致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原因，并以此为手段的避免对日本本土实施地面入侵。其中一个持有这种突出的看法是维克托·戴维斯·汉森，他认为，因为冲绳战役造成了数万名美国人士兵的伤亡，当时的日本领导人还发誓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刻，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因此想用原子弹来避免入侵日本本土。[57]实际上在广岛遭受核弹轰炸后，日本高层对于是否投降仍存有歧见[58]，直到长崎遭受核弹轰炸后6天，日本才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获得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日本出身的广岛原爆幸存者瑟罗节子（旧姓中村）代表领奖。日本被团协以及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长崎市市长田上富久皆出席观礼。
相关作品
- 田中千禾夫『マリアの首』（1959）
- 野田秀树 『パンドラの鐘』 （1999）
- 松田正隆『涙の谷、銀河の丘』（2003）
- 山田かん『山田かん詩集』等
- 诗･福田须磨子、下田秀枝、筒井茅乃、香月クニ子、朗読 吉永小百合『第二楽章 長崎から』（1999）
- 松尾あつゆき「原爆句抄」等
- 大庭秀雄『長崎の鐘』（1950）
- 木下恵介『この子を残して』（1983）
- 大泽豊『せんせい』（1983）
- 黒木和雄『TOMORROW 明日』（1988）
- 黒泽明『八月の狂詩曲』（1991）
- 有原诚治『NAGASAKI（1945 アンゼラスの鐘』（2005）
- 青木亮『二重被爆』（2006）
- 多田富雄『長崎の聖母』（2005）
参见
注解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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