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偕纪念医院肩难产案

马偕纪念医院肩难产案（或称马偕医院肩难产案）是1994年发生在台湾，有关肩难产的医疗纠纷。由于病患于民事诉讼中援用《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称《消保法》）第7条服务提供人无过失责任之规定，请求马偕纪念医院负损害赔偿责任，引发了医界与司法界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属于《消保法》规范领域”此一问题的重大争论。

经过

审判过程

第一审

本件由李姓男童的家长代理起诉，据其计算损害额达新台币371万馀元，不过由于裁判费的考量，仅声明请求赔偿新台币100万元。第一审的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于1998年判决，认定郑姓医师并无过失，惟因医疗行为适用《消保法》第7条第1项之无过失责任规定，因此郑姓医师虽无过失，马偕医院仍须负损害赔偿责任，创下台湾司法史上认定医疗行为适用《消保法》的首例。

第二审

第三审

终结

后续影响

• 2004年立法院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事人员因执行业务致生损害于病人，以故意或过失为限，负损害赔偿责任”，目的应在排除《消保法》无过失责任之适用。惟《医疗法》是否为《消保法》之特别法而得优先适用，尚有未明；故此一修法仍未解决医疗行为是否适用《消保法》的争议问题。

相关见解

医疗行为虽然有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定型化契约”（第11条以下）及“消费资讯提供义务”（第4条、第5条参照）等规范之适用，在学界并无太大争议。但医疗行为是否亦有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之服务责任（属于危险责任性质之无过失责任）之适用，在学说与实务曾有重大争议。

肯定见解

学说上主张医疗行为有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服务责任适用者，其主要论点在于医疗行为与“危险责任”之归责原则并无违背之处，而且医疗机构亦可证明其提供之服务具有“合理可期待之安全性”为由免除其赔偿责任。

因为危险责任之归责原理在于，企业经营者反复继续提供服务创造一定危险，对其提供之服务较能预防或控制危险发生，故课与其危险责任。而医疗行为（尤其是侵入性医疗行为）对于病患（消费者）造成一定危险，且医师或医疗机构有能力控制并防止此类危险扩大，符合危险责任之归责原则。

另一方面，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之服务责任虽为“无过失责任”，但并非“结果责任”。企业经营者对消费者造成之损害，系以其提供之服务“欠缺合理可期待之安全性”为其要件。将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之服务责任适用于医疗行为，医疗机构（企业经营者）仅就“医疗意外事故”，而不就“单纯治疗失败”负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之服务责任^[1]。因此，医疗机构若能证明其采取之医疗措施合于医疗常规者，其提供之医疗服务具有“合理可期待之安全性”，纵然治疗结果失败，医疗机构亦无须依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负损害赔偿责任^[2]。

否定见解

学说上亦有认为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之服务责任，于医疗行为并无适用之虞地，应透过“目的性限缩”之方式排除其适用。其主要理由在于，避免防御性医疗。盖若将无过失责任适用于医疗行为，医师为降低医疗行为之危险性，将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选择副作用及危险性较低之治疗方式，舍弃较有效但危险性较高之治疗方式，延误治疗时机并浪费医疗资源。另外就比较法而言，对于医疗行为所生之损害甚少采取无过失责任之立法。^[3]。

在采取过失责任之前提下，病患虽应证明医师或医疗院所在处置上有故意过失，但得依具体情形，例如在医师病历记载不完整、或医师有重大医疗错误行为（例如残留纱布在病患体内），适度的“减轻”甚至“倒置”病患对于因果关系及故意过失之举证责任^[4]。

我国法院实务自从2004年4月28日医疗法第82条修正以来，普遍认为医疗法修正前后之医疗行为，应透过“目的性限缩”之方式，排除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无过失责任之适用^[5]。

分析检讨

事实上，学说与实务关于医疗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服务责任（危险责任性质之无过失责任）之争论，运用于实际案件中结论未必产生不同。纵使在肯定说下，医疗机构仍可举证证明其所提供之医疗服务具有“合理可期待之安全性”免责。而纵使回归一般过失责任原则，而民事法上之过失责任已采客观化之判断标准（即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程度），亦以法律上所期待医师在从事医疗行为时所应有之注意为标准，亦即医师在处置时是否已遵守医疗常规。“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在学理上虽有差别，但运用于实际个案中其结果未必会有显著落差^[6]。

相关判决

• 本案第一审判决：台湾台北地方法院85年度诉字第5125号判决
• 本案第二审判决：台湾高等法院87年度上字第151号判决
• 本案第三审判决：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09号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