姪子樞機

姪子樞機(拉丁語：cardinalis nepos;^[1] 義大利語：cardinale nipote;^[2] 西班牙語：valido de su tío; 葡萄牙語：cardeal-sobrinho; 法語：prince de fortune)^[3]是指由教宗提拔的樞機，而該樞機是教宗的親屬。這種任命樞機侄子的做法起源於中世紀，並在十六至十七世紀達到高峰。最後一位侄子樞機於1689年被任命，此制度於1692年被廢止。^[4]「裙帶關係」（nepotism）一詞最初即專指此制度，約於1669年進入英語語彙。^[5]從亞維農教廷時期（1309–1377）中期至教宗諾森十二世於1692年頒布反裙帶關係詔書《教宗應有之品格》（Romanum decet pontificem）為止，沒有任命侄子樞機的教宗是極少數例外。^{[註 1]}每位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宗在任命樞機時都會選擇親屬，而侄子是最常見的選擇，^[6]儘管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曾任命自己的兒子為樞機。

亞歷山大·法爾內塞，教宗保祿三世的姪子樞機

侄子樞機的制度歷經七個世紀，反映教廷歷史與教宗個人風格的演變。從1566年至1692年，侄子樞機通常擔任教廷職位「教會國監督」，其職銜就是「侄子樞機」，兩者有時可互換使用。隨著教廷國務卿權力的增強，以及教宗世俗權力在十七與十八世紀的衰退，該職位與制度逐漸式微。

侄子樞機的名單包括至少十五位、可能多達十九位教宗：^[7]格雷戈里九世、亞歷山大四世、阿德里安五世、格雷戈里十一世、博義九世、諾森七世、尤金四世、保祿二世、亞歷山大六世、庇護三世、儒略二世、良十世、克勉七世、本篤十三世與庇護七世；可能還包括若望十九世與本篤九世（若他們確實被任命為樞機）；以及諾森三世與本篤十二世（若他們確實與任命他們的教宗有親屬關係）；另有一位對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及兩至三位聖人。^{[註 2]}

在教宗選舉中的角色

即使到了18世紀，教宗去世後的秘密會議中，樞機侄子仍然是自然的權力掮客，成為那些希望維持現狀的樞機主教們可以團結的對象。尤其是，樞機侄子通常掌握其叔父所任命的親信樞機的忠誠，而這些人往往是由他協助挑選的。^[8]例如，亞歷山德羅·佩雷蒂·蒙塔爾托在1590年的教宗選舉中領導其叔父的親信，儘管當時他只有21歲。^[9]教宗選舉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鮑姆加特納指出：「這類任命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教宗的家族在教宗短暫的任期之外，仍能長期掌握權力與影響力」。^[10]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教宗額我略十五世（1621–1623），他在臨終時拒絕了路多維科·盧多維西要求再任命更多親屬為樞機的請求，並表示他「已經要向上帝交代那些不配被任命的人了」。^[11]

然而，樞機侄子並不一定能掌握其叔父親信的領導權。例如在1621年的教宗選舉中，希皮奧內·波格賽僅能掌握29票（其叔父任命的56位樞機中的一部分），彼得羅·奧爾多布蘭迪尼僅控制9票（其叔父剩下的13位樞機），而蒙塔爾托只掌握5票。^[12]事實上，當樞機侄子組織鬆散時，國際間的競爭往往會壓倒家族忠誠。教宗諾森十世（1644–1655）去世時，樞機侄子的職位懸空，其派系在秘密會議中分裂且缺乏領導。儘管如此，他的嫂子奧林匹亞·麥達爾基尼卻獲邀在會場內向樞機主教們發言，成為唯一獲此殊榮的女性。^[13]

在蒙塞拉托聖母堂的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文件《給樞機主教的指示：如何建立一個具備所有條件的樞機派系，以鞏固其權勢》（Instruzione al cardinal Padrone circa il modo come si deve procurare una fazione di cardinali con tutti i requisiti che deve avere per lo stabilimento della sua grandezza）提供了樞機侄子在樞機團中鞏固權力的建議。^[3]另一份文件《額我略十五世給其侄樞機盧多維西的備忘錄》（Ricordi dati da Gregorio XV al cardinale Lodovisio suo nipote）則提供了在教廷中如何晉升的建議。

對1605年至1644年間五次教宗選舉的分析顯示，樞機侄子通常未能成功推選自己心儀的候選人，儘管最終當選者往往是由已故教宗任命的樞機。尤其是「王室樞機」^{[註 3]}，當他們願意前往羅馬參加選舉時，往往反對樞機侄子的候選人，同時也反對其他君主所任命的王室樞機。^[18]一般而言，樞機侄子若要被視為教宗候選人（papabile），必須活得比其叔父的繼任者更久，這不僅因為他們年輕，也因為他們常被歸咎於叔父任期內不受歡迎的政策。

教宗選舉有時會為樞機侄子帶來戲劇性的命運轉變，甚至使他們與新教宗發生衝突。例如，普羅斯佩羅·科隆納與弗朗西斯科·德·博爾哈被絕罰，^[19]卡洛·卡拉法則被處決。^[20]1605年5月的教宗選舉就是一個例子，候選人安東馬里亞·索利之所以落選，是因為足夠多的樞機主教認為需要一位「願意懲罰那些掠奪教廷的樞機侄子」的教宗。^[21]樞機侄子也可能成為未來教宗的潛在威脅。例如，盧多維西後來領導反對教宗烏爾巴諾八世（1623–1644）的勢力，甚至曾談及召開大公會議對抗教宗（雖然最終未實現，因為他在1632年去世），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對抗烏爾班那暴烈的脾氣」。^[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