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影響

冷戰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並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例如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大幅削減軍費，導致軍事工業衰落，前蘇聯數百萬人失業，影響了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發展。^[1]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進行幾次經濟改革後，經歷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俄羅斯的經濟衰退比美國和德國在大蕭條期間經歷的經濟衰退更嚴重。儘管冷戰後俄羅斯的整體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1998年後俄羅斯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2005年初，俄羅斯人均GDP已經恢復到1989年的人均GDP水平。

冷戰雖然結束，但它繼續影響着全球政治。蘇聯解體結束了美蘇冷戰，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但許多其它新興國家在全世界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冷戰定義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美國與50個國家建立了軍事聯盟，在117個國家擁有了150萬駐軍，冷戰催生了美國大規模空前的永久性和平時期軍工複合體，以及大規模軍事科研資助體系。此外，美國還推動建立了常態化的和平時期國防體系與軍備產業，這一現象正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離職演說中所警示的"軍工複合體"的具象化呈現。^[2]

冷戰期間，美國的軍費開支估計高達8至9萬億美元，近10萬美國人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喪生。

美國和蘇聯在全球發動的代理人戰爭還導致數百萬人喪生，其中東南亞地區的傷亡最多。隨着冷戰結束，多數代理人戰爭和對地區衝突的支持也基本結束。冷戰結束後，戰爭的爆發頻率，以及難民數量、受衝突影響的國家顯著減少。

冷戰的影響難以輕易化解，許多曾被超級大國利用來激化第三世界競爭的經濟社會矛盾依然尖銳。原共產主義國家瓦解引發了新的內戰與民族衝突，南斯拉夫便是典型例子。在東歐，冷戰的終結開啟了新的經濟增長，自由民主國家數量顯著增加；但在阿富汗等國家，獨立伴隨而來的是國家機器的崩潰。

隨着柏林牆倒塌、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及蘇聯解體，冷戰正式宣告結束。然而兩級格局的殘餘影響依然存在，尤其在核武器與導彈防禦系統等領域。由於缺乏正式終結冷戰的條約，曾經的超級大國仍在不同程度上維持、甚至升級或改造現有核武器及其投送系統。更值得關注的是，某些此前未被承認的合法擁核國家也已成功研製並試驗了核爆炸裝置。^[3]

冷戰結束後，由非國家行為體或個人實施的核恐怖主義風險已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重點。儘管此類威脅客觀存在，但在全球反恐組織的共同努力下，迄今尚未發生實質性的核恐怖主義事件。

輻射遺產

美國輻射警告標誌

有關核裂變的軍事與非軍事活動導致冷戰期間發生了多起嚴重的非自願性輻射傷害事件。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造成大規模破壞，使受災地區持續遭受急性及殘留輻射影響。在長達數十年的核武器生產與試驗過程中，科學家、技術人員、軍事人員、平民及動物均遭受了超出正常本底水平的輻射暴露。此外，軍用與民用核反應堆及核設施領域發生的多起重大核事故與輻射事故，不僅造成工作人員死亡，更使民眾暴露於超標輻射環境中。

然而，這些輻射污染事件並未能阻止美蘇兩國繼續大規模製造導彈與核武器。

冷戰爭留下了多重核遺產，其中核能與核動力新技術的應用就是顯著案例。核軍備競賽在美蘇雙方爭奪全球霸權的冷戰背景下引發了了持續的緊張關係。

環境整治、工業生產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等領域，都通過輻射以及其它核能領域獲得了顯著效益。

安全遺產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使得各國為保持核戰略平衡和核擴散承擔着重大的責任。自冷戰以來，出於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盜的擔憂，核武器及其運載系統始終受到嚴密防護。然而，歷史上仍有不少核武器在事故中遺失且至今下落不明。核反應堆、核動力系統等核設施與核裝置同樣需要安全保障。從生產到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各階段都必須維持適當的安全防護等級，因為整個軍用核基礎設施都需要保護，這要求配備相應的資金支持。

美國和俄羅斯曾擁有大量海外核基地與核設施，因此承擔着特殊責任及相應成本。此外，所有擁核國家不僅建設了核武器生產與維護設施，往往還配備了大規模軍事部署及儲存基地。

全球武器級核裂變材料庫存量巨大，已遠超軍事需求總量。在這些材料完成非軍事化處理之前，必須實施嚴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發生蓄意、意外或未經授權的核災難。此外，恐怖分子與網絡黑客持續威脅着核穩定與國際互信體系。

軍事遺產

各主權國家仍以內部國家安全為主導行為模式。由於昔日超級大國美國，俄羅斯等國未正式終結冷戰時期的軍事體系，戰略戰術核力量與常規部隊規模在和平時期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局部衝突與區域緊張已取代冷戰的雙邊核對峙與核競賽。其持續性影響在於，大量核武器與核設施庫存仍保持穩定狀態，部分設施正被回收、拆解或修複利用。冷戰期間開發的珍貴物資及部分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依然存在，但正陸續實施非軍事化處理。

冷戰後的軍事政策與戰略正逐步調整，這既反映出主要軍事對峙長期化，也源於武器庫存、裂變材料及快速反應投送系統的龐大基礎。然而，意外事件或戰略誤判引發的衝突風險仍是各方共同面臨的威脅。

冷戰時期的擁核國家正在實施緩慢的核裁軍工作，然而部分國家卻嘗試或成功實施了核爆試驗，由此構建起自身的核威懾力量。

在冷戰時期，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軍備控制體系，其中多數機製作為積極遺產得以延續，為多邊及國際層面的職能履行與核查監督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制度遺產

除現役軍隊、安保力量及武器裝備等國防體系外，各類政府制度與職能往往較少直接關聯軍事安全因素，而更多關乎深層公眾態度與風險認知。這些制度體系與觀念在冷戰結束後經歷了自身的挑戰與調適過程。

核戰爭爆發的驚險經歷給各國民族心理烙下深刻印記，且持續產生影響。這種心理創傷在某些情況下催生了厭戰情緒，但在另一些情形中卻導致對核威脅的麻木態度。核能的和平利用也因此污名化，由於會加劇公眾對核風險的恐懼，核能的發展至今難以順利推進，這種恐懼心理也可能成為核裁軍的阻力。

冷戰時期形成的公眾觀念與不安全感延續至後冷戰時期的和平環境。新時代的到來促使民主和資本主義實現地域擴張，這種體系順勢宣告戰爭本身已不合時宜。多個前共產主義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當時普遍認為這將促進和平解決衝突——因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這種"民主和平論"在冷戰受影響國家急劇擴散，並成為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觀點，因為和平被認為蘊藏在民主制度與人民主權政治力量之中。

隨着緊張局勢的緩和，聯合國開啟了一段宏大征程，其核心使命在於細緻剖析、深入反思並廣泛探討與人權倡導相關的議題，致力於構建一個各國和睦共處的理想社會形態——這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願景，旨在締造國家間和平共生的文明範式。

隨着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瓦解、德國統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重大歷史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連上演。由此，20世紀末成為歐洲、其他西方國家乃至更廣闊地域步入普遍和平時代的起點。

經濟遺產

二戰結束後，歐洲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重建領域面臨巨大困難。儘管歷史學者對冷戰發展的成因及其影響存在不同解讀，但學界普遍認同：超級大國間持續積累的緊張態勢是引爆冷戰的導火索。這種對峙集中體現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國家間的深刻割裂——前者奉行國家計劃經濟的模式，後者則追求自由市場經濟理念。^[4]

《波茨坦協定》將德國劃分為兩部分，分別由當時的強國主導：蘇聯掌控的東德推行共產主義制度，美英法控制的西德實行資本主義體系。這種劃分使多國經濟背負沉重財政負擔——為完成從戰時體制向和平時期的轉型，避免經濟秩序進一步失衡，各國必須承擔相應的財政義務。經濟影響衍生出最重要的社會變革：各國軍事體系的建立與聯盟關係的重組。高度制度化的框架被重新建構，許多原本置身東西方對峙之外的國家也承擔起新的國際責任。

心理遺產

冷戰引發了諸多不良心理影響。美國、俄羅斯乃至全世界都生活在核毀滅即將降臨的恐懼中。冷戰期間美國民眾的心理狀態極不穩定，普遍被恐懼感、無力感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所籠罩。丹尼爾·J·克里斯蒂與C·帕特里夏·漢利的研究揭示了這一現象：針對六至八年級青少年的問卷調查顯示，85%的受訪者存在無力感，90%對未來感到不確定，88%持續處於恐懼狀態。這項採用五級量表的測評，為觀察冷戰一代的心理軌跡提供了重要窗口——這些青少年正是在核陰影下成長為成年人的群體。^[5]

西比爾·K·埃斯卡洛娜的另一項研究進一步剖析了冷戰背景下兒童的心理發展。其研究發現："在六十年代的調查中，當要求兒童描述十年後的未來（不提及核彈）時，2000名受訪兒童有99%以不同方式提到了核彈。"埃斯卡洛娜特別指出："兒童並非漫無目的的小生物，核威脅如同社會空氣般滲透進他們的認知體系。"這種對核戰爭的本能恐懼，已然成為冷戰時期美國民眾心理結構和日常焦慮的組成部分。冷戰不僅重塑了經濟、社會與軍事格局，更對整代人實施了深刻的心理塑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