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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修女
阿爾巴尼亞裔印度籍的天主教修女、傳教士、聖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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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特蕾莎·博亞久（阿爾巴尼亞語：Mary Teresa Bojaxhiu），出生名阿涅澤·岡婕·博亞久（阿爾巴尼亞語：Anjezë Gonxhe Bojaxhiu，又譯依搦斯．龔莎．波雅舒[4]；1910年8月26日—1997年9月5日），更為人所知的是德蕾莎修女、聖特蕾莎修女、特里薩修女[5] 、特蕾莎修女（拉丁語：Mater Teresia）[5]，天主教會中稱加爾各答的德肋撒修女（拉丁語：Sancta Teresia de Calcutta）[4]，阿爾巴尼亞裔印度籍[2]天主教會修女、傳教士、聖人[6]，生於鄂圖曼帝國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今北馬其頓共和國首都）。在馬其頓生活近十八年後，特蕾莎遷往愛爾蘭，後遷往印度，並於印度度過其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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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在1950年創立仁愛傳教修女會，為患艾滋病、麻風和結核者等提供居所，運營粥廠、藥房、診所、兒童及家庭諮詢機構、孤兒院和學校。傳教會成員誓願的其中之一是「全心主意為最貧苦的人服務」[7]。
特蕾莎曾獲得諸多榮譽或獎項，包括麥格塞塞獎等，其中尤以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最為知名。不過雖然德蕾莎修女受到各界諸多贊許，但無論在其生前或逝後均有許多批評和爭議。批評者大多針對其開設的救助機構中惡劣的醫療和居住條件，及其所持的反墮胎立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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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阿涅澤·岡婕·博亞久（特蕾莎本名）誕生在今日北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老城石橋附近，是當地的阿爾巴尼亞裔。當時的北馬其頓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她的父親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一位當地的富商，積極參與反土耳其運動以爭取阿爾巴尼亞裔的獨立，母親則是Dranafila Bojaxhiu。家中說阿爾巴尼亞語，是天主教家庭，儘管所居住的城市的居民多為穆斯林和東正教信徒，僅有少數天主教徒。
德蘭有個大六歲的姐姐（後來也成為修女）、和大三歲的哥哥。而在特蕾莎9歲那年，父親病逝，母親便以賣布和刺繡的生意，獨自輔養三個孩子成長。[8]
德蘭修女[9]10歲（1920年）時她到克羅地亞公立學校讀書。參加了學校中的天主教學生會。到1922年12歲時，她便立下志願，將來想要到外國傳教，並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
1925年，當時她仍在上中學，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
18歲（1928年）9月25日，德蘭修女隻身到愛爾蘭洛雷托修會做初學生。此修女會是瑪利華德於1609年成立的，重視派遣傳教士到印度傳教的使命，在印度的加爾各答教區有修院。她在自己家鄉聽說此事，便願到印度傳教。
1929年1月6日，她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初學訓練。
1931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初願。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職的修女，並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德蘭（Saint T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為特蕾莎。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宗教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校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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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初期，德蘭修女在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擔任校長一職，當時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痲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德肋撒修女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裡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於是便向神師則來斯定艾森神父（Rev. Celeste Van Exem）和加爾各答的總主教佛迪南貝利耶（Ferdinand Perier）徵詢意見。他們建議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獨立，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於是，加爾各答的街頭暨學校的高牆外越來越像是地獄。這折磨著德蘭修女的心。
1948年2月7日，瑪利特蕾莎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德肋撒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暫住在安貧小姊妹會。十二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爾（Moti Jihl）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緊牙關，後來有善心人士被感動，捐助場所、設備、食物，也有人協助德肋撒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儘管她們本身是富家的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特蕾莎修女為貧苦的人服務。
1949年2月6日，特蕾莎修女搬到哥美斯家庭為她準備的房子裡。3月19日（聖若瑟慶節），第一位初學生加入她的服務行列，她是德肋撒修女在義大利城教書時的學生，本名叫蘇巴西尼達斯（Sabashini Das）。入修會後，取名依搦斯。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德肋撒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卻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著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德肋撒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了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給予他們適當的照料，並教他們謀生的技能，同時照顧垂死病人以讓他們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1960年10月由於美國邀請特蕾莎修女參與一場會議，她首次離開印度。在回加爾各答之前．她轉赴羅馬，拜訪教宗若望廿三世。亞加及尼樞機承認她的傳教修女會是一個宗座修會。在羅馬，特蕾莎修女在自她十八歲離家修道後，第一次與哥哥拉沙重逢見面。
1965年2月1日，仁愛仁教修女會正式被批准為宗座修會，德肋撒修女從此可在印度之外建立修院。7月26日，在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科科羅特建立一所修院。1968年又受教宗保祿六世邀請在羅馬建立一座修院。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10]。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德肋撒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裡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特蕾莎說：「那麼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進入戰區，交火的雙方得知後暫時停火，在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才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歎了口氣說 ：「 這件事我做不到。」在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陪伴下，特蕾莎修女穿越交戰區域前往被損毀的醫院，疏散年輕病患[11]。
1985年，特蕾莎修女在紐約建立「愛滋病醫院」。1988年，在舊金山創立了愛滋病患之家。
1980年代末期，東歐正處於逐漸開放的過程中，冷戰的陰雲開始有了消褪的跡象，特蕾莎修女為將慈善事業擴展至那些以往對仁愛傳教會加以拒絕的共產國家，開始着手幾十個計劃。儘管她對於墮胎及離婚案的堅定立場招致批評，對此她說：「別人說什麼都沒關係，你只管微笑着接受，然後（接着）做你自己的工作。」特蕾莎在亞美尼亞大地震之後訪問了當時的蘇聯加盟共和國亞美尼亞，並與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舉行了會談。特蕾莎修女四處出訪，幫助和照料了埃塞俄比亞的饑民，切爾諾貝利的核輻射受害者以及亞美尼亞大地震的災民[12][13][14]。
1990年在經歷幾次心臟病發作後，特蕾莎修女住院多時，她向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申請辭去總會長的職務。但是，修會於九月八日又再次選她為會長，她又再次出任該職。
1991年3月31日，特蕾莎修女首次回到了故鄉，在祖國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地拉那的一座主教座堂作了彌撒。此教堂在恩維爾·霍查時期被改為戲院，在不久前的1991年2月才恢復宗教場所的性質。特蕾莎修女又在自己家鄉開設三間會院(一座仁愛之家兄弟會)。
1995年，特蕾莎修女計劃在中國設立一所仁愛之家，但受到該國政府的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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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5日，德蘭修女因心臟病在印度加爾各答病逝，享年87歲。
截至1996年，特蕾莎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運作了517個慈善計畫，發展出「仁愛傳教修女會」團體。[15]而截至1988年在一共71個國家設立了七百四十多家救濟院、119個痲瘋病中心、七百多家巡迴診所，又成立了愛滋病服務中心。[16]而截至2012年，「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全球133個國家活動，會士數目超過4500人。
諾貝爾獎
1979年，為表彰特蕾莎修女為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
德蘭修女在到挪威領取和平獎時，希望挪威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並表示「一頓國宴，只讓一三五個人吃飽，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夠讓一萬五千個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溫飽。」 挪威政府於是答應並將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交了給她自行支配；而她也另外拿到了40萬瑞幣的捐款。後來她賣掉諾貝爾獎牌，所得獎牌售款連同獎金全部捐贈予窮人。[17]。
特蕾莎修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我們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回到家裡，愛你的家人。」她又説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但是，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難（消除）了。」[18]
她同時也表示：「有很多破壞和平的東西，但在我看來，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壞者是墮胎，因為這是直接的戰爭，直接的殺戮——直接由母親自己實施的謀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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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雖然德蘭修女在世界範圍內常受到嘉許，包括領取諾貝爾和平獎，但無論在其生前或死後，均有不少對於她的批評存在。
美國社會活動者、政治作家希鈞斯在其1995年出版的《傳教立場：理論與實踐中的德肋撒院長》一書（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中猛烈抨擊德肋撒修女[21]，並在此書中向讀者宣稱：「你所知道的德肋撒修女，不只部份是假的，而全部都是假的。」
希鈞斯認為，德肋撒修女並不是無私的人道主義者，他認為德肋撒修女對於「痛苦」有一種扭曲的崇拜，將受苦視作讓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徑。他認為德肋撒修女創辦的仁愛之家不是用來治療窮苦的人，而是讓他們痛苦的死亡的場所，因為「那些療養院沒有任何現代化的醫療設備，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修女，她們使用沒有消毒的針筒，不使用任何止痛藥，也不打算治好任何人」。
希鈞斯的書中提到，仁愛之家的一些前雇員及一位名為蘇珊·希爾茲（Susan Shields）的修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特蕾莎修女不允許她們買醫療器械，而是將捐款轉入梵蒂岡銀行作為一般用途，即使捐贈者特別註明將捐款用於慈善活動[22]。
醫學刊物柳葉刀及英國醫學雜誌亦報道了仁愛之家的重複使用針頭等醫療用具，惡劣的醫護環境，包括為所有病人洗冷水澡，以及拒絕現代化的醫療護理，系統化的病理診斷。柳葉刀的編輯、醫生羅賓·福克斯描繪這種場景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因為那裡缺少醫生，沒有醫療知識的志願者要為患者作出醫療決定。他同時觀察到那裡並不把可治癒和不可治癒的患者分開，從而導致那些原本可被救治的患者有死於感染和得不到及時護理的危險。福克斯醫生則指出，這並不是醫療，而是只是看護。因為醫療代表了用專業的醫療來減輕病人痛苦，並強調滿足病人的需要和願望，而德蘭修女卻不在乎這些。
記者查特基在其《德肋撒修女：最後的審判》（Mother Teresa: The Final Verdict）一書中抨擊德肋撒，並宣稱「然而，德蘭修女從來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存在。」認為她造成了外界對印度的負面印象，而德肋撒修女時常反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做法則在印度政界造成了不必要的隔閡與摩擦。[23]查特基在書中又詳細列出印度幾十年來的重大災害，並認為仁愛之家幾乎完全沒有進行過救助。
查特基又在書中稱，德肋撒修女即使在生死攸關的場合也不願讓病人住她的療養院。查特基認為，德肋撒修女的「窮人的幫助者」的形象是對公眾的誤導，他判斷在特蕾莎修女所辦的最大的收容所裡也僅有三、四百人，而根據他的統計，屬於新教神召會的加爾各答另一慈善組織每日發放13000份免費餐，遠遠多於特蕾莎修女全部收容所發放數量的總和[24]。而且，除了法律規定的政府有關部門外，特蕾莎修女從不向公眾提供其慈善組織的財務狀況[24]。
不過，據美國媒體CNN報道，特蕾莎修女的仁愛之家單單在加爾各答，便每年為500,000戶家庭提供食物，對90,000名麻風病患者進行醫學治療，同時還為20,000名學齡孩童提供系統教育。但CNN未有説明數據來源[25]。
英國第四頻道的一部紀錄片《地獄天使》（Hell's Angel） 中對德肋撒修女進行了批評，希鈞斯擔任該片的共同編劇與製作人。不過查特基對該片流露出的「譁眾取寵的（拍攝）手法」十分不滿[26]。
印度人民黨在對待基督徒的態度問題上曾與特蕾莎修女發生衝突，但在修女去世後，該黨讚揚了她的善舉，並派遣代表出席了她的葬禮。另一方面，世界印度教徒會議（印度教徒之民族主義組織）反對印度政府為德肋撒修女舉行國葬，該組織秘書Giriraj Kishore認為「她的首要責任是為教會服務，其次才是社會公益」，並指控特蕾莎修女贊同基督徒為臨終者施行「秘密洗禮」[27][28]。但是，該組織的雙周刊《前線》雜誌的文章隨後則表示上述指控是「明顯的謬誤」，並表示他們「無意改變社會對她的觀念，特別是在加爾各答」，文章在稱讚特蕾莎修女的自我犧牲、勇氣與力量的同時，亦批評修女公開反對墮胎的行動，認為這種活動應該是非政治性的才對[29]。
在1981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當德蘭修女被記者提問：「您是否在教導窮人應該忍受苦難？」修女回答道：「我認為，窮人接受自己的命運、與受難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認為，窮人受苦會對這個世界更有幫助，我們的目標僅僅是救治傷員和病人。」[30]
有觀點認為，希德肋撒修女所服務的印度城市加爾各答是現代化的大城市，而外界關於修女的文章都誇大了加爾各答窮苦的程度，並將其形容為人間地獄，這種做法是十分錯誤的。同時亦有觀點指出，加爾各答雖然在歷史上曾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但在20世紀初時業已衰落，並且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深陷於「驚人的貧困」中[31]。在1943年孟加拉饑荒期間數量驚人的加爾各答人被奪取生命[32]，德肋已在加爾各答待了十餘年；印巴分治帶來的嚴重暴亂和流離失所，以及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嚴重的能源短缺、罷工潮和共產暴力那薩爾黨派對該市基礎設施的摧毀所導致的嚴重經濟停滯使人民進一步陷入困苦中，而1971年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導致成千上萬的難民湧入加爾各答：所有這一切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所緩和[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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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宣福
特蕾莎修女去世後，加爾各答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向聖座封聖部申請德肋撒修女宣聖。
天主教教會在進行宣福儀式前，必須要有奇蹟的見證記錄，特蕾莎修女的奇蹟見證紀錄來自於一位印度婦女Monica Besra，她聲稱自己是特蕾莎修女施行奇蹟的見證人。她曾將特蕾莎修女的照片放在腹部，癌腫瘤奇蹟般地消失了。她的丈夫曾一度對媒體聲稱這是妻子接受醫院手術治療的結果，而他們受到來自天主教會要替特蕾莎修女進行宣福的壓力而謊報奇蹟。《時代》亦報導稱，治療該名女子的醫生也因受到天主教會的壓力而不得不對外界宣稱患者痊癒是因為奇蹟。不過後來Monica Besra的丈夫又改口稱是特蕾莎修女的奇蹟治癒了癌腫瘤[33]。
各類獎項
在1960年代，特蕾莎修女已贏得印度政府的褒揚，她於1962年被授予蓮花士勳章，1969年又被授予尼赫魯獎，該獎旨在表揚促進國際了解的國內外人士[34]。她於1972年及1980年兩度獲得印度政府最高獎印度國寶勳章。她的官方傳記由一位印度公務員撰寫，並於1992年出版。
特蕾莎修女在1962年因其對促進亞洲各國間相互包容與理解的突出貢獻被授予麥格塞塞獎，此獎又被譽為亞洲的諾貝爾獎。該獎項的理事會表示，德肋撒修女為那些居住在陌生國度中的悲苦窮人竭力服務的舉動，為眾人指明了方向[35]。
多個國家均有授予德蘭修女獎項。1982年，由於修女「在更廣義的層面上對澳大利亞與人道主義的共同信念所作出的努力」被澳大利亞政府授予澳大利亞勳章[36]。1983年獲得英國功績勳章。她又獲得美國總統雷根頒發總統自由勳章，並於1996年9月16日再獲美國榮譽公民。1994年，修女的故鄉阿爾巴尼亞政府為她頒發國家金質榮譽獎章[37]。
其它的各種社會獎項包括1978年的巴爾贊獎[38]、1975年的艾伯特·史懷哲獎（Albert Schweitzer）[39]、1976年的和平於世獎[40]。
全球多所大學如臺灣天主教靜宜大學（1994年訪臺時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等，均有為特蕾莎修女頒發榮譽學位[41]。
為褒獎德蘭修女的扶困濟貧工作、為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她身上體現出的基督之慈愛，教宗保祿六世於1971年頒予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獎」[42]。
紀錄片
1969年，英國記者、作家、獨立電影人兼諷刺評論家馬爾科姆·蒙格瑞奇拍攝了一部以特蕾莎修女為主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拍出收容所和印度街頭驚人的貧窮和無助，以及特蕾莎決定終生幫助最貧窮的人的精神，讓許多人相當感動，也由此讓特蕾莎修女成為世界性名人。
該記錄片錄製期間，一些片段感光不足，特別是拍攝臨終者的居所的那些片段，被認為品質太差不可能用到影片中去。攝製組從印度返回後，驚訝地發現那些昏暗的片段變得明亮起來，品質好到令人難以置信。蒙格瑞奇認為那是來自特蕾莎修女的「天賜神光」照亮了膠片[43]。而攝製組的有些人則認為那是超敏柯達膠片造成的奇效[44]。不久後蒙格瑞奇改信了天主教。
紀念與文化
在特蕾莎修女去世後，民眾採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紀念她，多所博物館以她的名字命名，多座教堂以她為主保聖人，她的名字亦被用來給各式各類的建築物和道路命名，其中包括地拉那特蕾莎修女國際機場，以及早在1984年於印度科代卡納爾成立了的名為德肋撒修女女子大學的公立大學[45]；印度本地治里政府也於1999年成立了特蕾莎修女健康學研究生與研究學會[46]。[47][48][49][50][51]。
2010年8月26日，為紀念特蕾莎修女百年誕辰，印度鐵路局將一列新火車命名為「修女特快」[52]。泰米爾納德邦政府於同年12月4日在金奈舉行了由該邦首長戈代加訥爾(Kodaikanal)主持的特蕾莎修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53][54]。而在2009年，位於她家鄉斯科普里的特蕾莎修女紀念樓正式對公眾開放。
特蕾莎修女一生中曾18次被提名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Gallup's most admired man and woman poll）中的十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並在20世紀80-90年代間數次當選[55]。1999年，特蕾莎修女被美國人民投票選為二十世紀最受尊敬人物榜單之首（Gallup's List of Most Widely Admired 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排在她後面的是馬丁·路德·金與美國前總統肯尼迪[56]。在此次廣泛囊括各年齡層（除嬰孩外）的調查投票中，她以壓倒性的優勢成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偉人[57]。
多部影視作品以德肋撒修女為主題，包括於1969年上映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後該片於1972年出版書作；1997年由傑拉丁·卓別林（查理·卓別林之女）主演的《特蕾莎修女：因天主的貧者之名》；2003年拍攝的意大利小型電視連續劇《加爾各答的特蕾莎》，後又於2007年二度上映並獲得比利時的金美獎獎項[58]；以及2015年上映電影《愛無止盡德蕾莎》（英語：The letters）。
香港歌手鄭秀文在1996年曾經推出一首名為「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的歌曲，以歌頌德蘭修女的貢獻，該歌曲由已故填詞人林振強填詞，收錄於《濃情》專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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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
- 特蕾莎修女1997年9月5日以八十七高齡過世前數個月，因病住院。當時，治療特蕾莎修女的醫師報告說，她有睡不著的困擾，但醫學上無法解釋原因。德索薩大主教想到：可能是有邪靈在打擾她。徵得特蕾莎修女同意後，他派遣一位神父進行驅魔[59]。這是天主教教會的一種宗教儀式[60]。神父施行「庇護祈禱」後，特蕾莎修女「後來就平靜睡著了」。但有天主教專家針對此事表示，特蕾莎修女曾受接受驅魔，聽來極其罕異。天主教會很少動用驅魔秘法，只有言行劇烈變異，但生理學、心理學都無法解釋之際，方才施行。[61]
- 特蕾莎修女在世的最後幾年，身體不斷出現狀況，尤其心臟病，令她胸口疼痛及呼吸困難。最後因突如其來的心臟停止，讓她沒有痛苦地安祥辭世。
- 1983年，臺灣臺南教區主教成世光寫信給特蕾莎修女，邀請她派遣修女來台服務。次年，她便派遣了兩位修女到台南。1985年1月受邀到台灣訪問，在台北汐止增設「瑪利亞恩賜之家」並會見了蔣經國總統。她對臺灣的人民說：「物質的貧窮容易解決，而心靈上的貧乏、寂寞，卻是今日多數人的問題。台灣可能沒有缺乏麵包的飢餓，但一定有愛的飢餓，缺少天主愛的話的飢餓。」而台灣現今共有兩個仁愛傳教修女會設立的機構，都以收容照顧貧苦無依的老人為主。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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