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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国共产党于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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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政治口號於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而作為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於1987年初正式展開後又迅速平息[2][3][4][5]。1986年9月，在鄧小平等人的堅持下，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一項重大方針和政策[4][5][6]。1986年底「八六學潮」的爆發，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於1987年初被迫辭職，中共保守派人士鄧力群、胡喬木等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1987年初順勢推廣展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3][7][8][9]。
但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高層的反對，趙紫陽認為鄧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收回有關決定，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逐漸平息[8][9]。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黨內保守勢力藉助「反自由化」的口號在意識形態上獲得話語霸權，力圖成為主導中國政治的力量，並逐漸衍生出「反和平演變」的理論[10][11][12]。而在經濟層面上，改革開放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提速[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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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78年，隨着中國大陸官方發起和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北京西單民主牆上出現了許多民眾自發張貼的表達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而後「新啟蒙運動」席捲中國大陸思想界和民間社會，提倡重拾五四運動精神「民主」與「科學」、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15][16][17][18]。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當時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的紅線[19][20]。
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5][21][22]。1983年，中國共產黨內保守派人士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傾政治運動[23][24]，被部分人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迴光返照[25][26]。同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認為「對於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21][27]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台灣陳鼓應教授時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28][29] 1985年7月，鄧小平在與喬石、胡啟立談話時，對此前胡耀邦與陸鏗之間的談話表達了不滿，並讓喬石和胡啟立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傳話，「現在外面有人說耀邦是黨內的開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對我們」、「耀邦不講反自由化，為什麼不講？」[7][30][31] 同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在回答相關提問時曾作出解釋：「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 這樣做是否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呢？沒有。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當然，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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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澤東時代起中國社會即存在着腐敗、特權等問題[33][34]，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中國社會新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等問題，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35][36][37][38][39]。1986年上半年起，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9][35][36][40]。6月28日，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 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41][42]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40][43][44][45]
1986年8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我們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領導體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否定這個制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從今年開始的，鄧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講過，後來我也講過。為什麼今年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政治體制，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改不動，改不了。」[46] 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9][35][36][40]。
運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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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供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初稿中避開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6][31][47]。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反對該文件，並提供了一個修正稿交送給鄧小平、陳雲審閱，修正稿堅持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陳批示贊成修正稿，鄧則批示贊成原稿、否定修正稿[6][31][47]。隨後在北戴河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引起了激烈爭論，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堅持下，胡耀邦作出妥協，加上了反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6][31][47]。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期間，陸定一、萬里等人主張在會議的決議稿中刪除「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字句，另一方面楊尚昆、薄一波、余秋里等人則反對刪除，胡耀邦採取了調和立場[4][5][6][31][47]。最終，在鄧小平等人的堅持下，會議通過了保留「資產階級自由化」字句的決議版本[4][5][6][31][47]；會議的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提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5][48] 鄧小平在會上發言認為[6][49][50]：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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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中國大陸各地爆發了八六學潮，對學校管理和有關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等問題提出意見，並高呼「要民主」等一類口號[7][51]。12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學潮情況，提出以疏導為主的方針，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並講話，重申以疏導為主的方針，得到中央書記處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大多數人的贊同[51]。1986年12月27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發動者胡喬木、王震、鄧力群、薄一波等人到鄧小平家反映學潮的嚴重性，一致認為這是胡耀邦姑息和領導無力的結果，認為胡耀邦應對當前的局勢負責[7][51]。12月30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到他家談話，指出[2][47][52]：
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 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還點名批評了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此後他們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2][53][54]。1987年1月2日，胡耀邦致信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4日鄧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罷黜胡耀邦[7][51]。在鄧小平的建議下，1月10日至15日，一場「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由薄一波主持，胡耀邦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遭到鄧力群、余秋里等人的批判，僅習仲勛對胡耀邦表達了支持[7][47][51][52][55]。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決定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繼續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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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逐漸展開[3][7]。 1987年1月1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竹下登時說：「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左』的干擾注意的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麼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21][57] 1月19日，中央發出三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轉發<薄一波同志關於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議情況向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摘要）>的通知》），文件列舉了胡耀邦的七個問題，其中一個認為胡耀邦「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導致學潮的發生。」[51][58] 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5][56][59] 同日中央宣布免去朱厚澤的中宣部部長職務，由王忍之接任[52]。
1987年3月10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人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鄧力群匯報了「反自由化鬥爭」的情況，說現在70％以上的人對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經過三、四年的艱苦鬥爭才能進入正軌[3]。此次會議決定還要點名批評思想界12個人，但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表態[3]。在「反自由化」運動中，知名作家巴金等人受到公開批判[60][61]，當時資歷較淺但作品前衛的劇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62]。
反自由化運動期間造成中共保守派勢力日益膨脹，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主要精力「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3]。趙紫陽擔心鄧力群等人發動的這場運動會衝擊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也會衝擊教育、科技、文化、農村等各個領域，故組織力量與鄧力群等人進行了博弈和鬥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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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28日，趙紫陽前往鄧小平家中向鄧作了相關問題的匯報，期間趙提到有一些人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情況[9][63]。趙紫陽強調這種氣氛與1987年下半年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着重宣傳改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召開作好輿論準備，並建議重新發表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8.18講話」[9][63]。因鄧亦擔心如果改革開放走向倒退，那也是不行的，遂贊同趙紫陽的意見，並要求趙對這個問題作一次講話[9][63]。
1987年5月13日，「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以上系統在京各單位，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部以上領導幹部共1000多人參加了會議[3][8][63]。在此次會議中，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對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的主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3][8][63]；7月1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鄧小平的「8.18講話」[63]。這兩個講話發表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告一段落，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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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後續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標誌着鄧小平、趙紫陽等人1980年代在中國大陸推動的後期政治體制改革失敗，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高層被撤職[64][65]。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時說道：「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66]
1989年後，中共黨內保守勢力藉助「反自由化」的口號在意識形態上獲得話語霸權，又隨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導致一系列共產主義政權的倒台，「反和平演變」取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1990年代中國政治思想的中心[10][11][12]。另一方面，在經濟層面，因六四事件而停滯的改革開放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重新提速[12][13][14]；對於「姓資姓社」等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的態度[14][67]，貓論也廣為流傳[68]，此次南方談話也被中共黨內和史學界認為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12][69][70]。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替代了原有的「計劃經濟」[71]。
評價
1986年，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陸定一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三次發言，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採用，而且籠統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則上同憲法規定的各項人民的自由權利相衝突，而且對繁榮中國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極為不利[4][6][31][47]。
1989年「六四事件」結束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長宋平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發表講話，認為「從一九七九年『西單牆』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些年不僅沒有得到抵制和批判，相反卻愈演愈烈。一九八三年在思想戰線上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就不了了之。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只進行了幾個月就停止了，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再次被包庇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這場動亂和暴亂的組織者、策劃者，起了很壞的作用。」[72]
2003年，時任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認為，「在鄧小平為首的政治中心看來，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會動員能力，在意識形態上又具有『異己性』，其挑戰可能削弱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甚至有可能影響到他個人的權力地位。因此，當鄧小平認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會與保守派結成暫時的同盟，打擊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是如此。 」[10]
2010年，學者郭羅基認為，「新啟蒙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命題轉換為『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化』」[73]。
2014年，學者吳祚來認為，「文革結束後，陸定一是想結束魔道，進入人道，但，鄧小平卻固守魔道，對魔道中的政治帽子戲法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所以，鄧當時要求中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得反至少二十年。」[74]
2018年，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認為，「自由是共產主義的最後目標，作為共產黨員應該為目標而奮鬥，沒有理由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75][76]
202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提到，「鄧小平同志堅定捍衛了光輝的社會主義旗幟。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他始終旗幟鮮明反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大背景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危急時刻，鄧小平同志領導黨和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使黨和國家經受住了險風惡浪的嚴峻考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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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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