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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中華民國的諜報行動單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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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簡稱軍情局;英文縮寫:MIB、TMIB[1])是直屬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本部的軍事情報機構。主要任務為收集關於中國大陸在政治與軍事的活動,也是中華民國唯一的諜報行動單位[2]。
歷史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之前身可追溯至1927年由戴笠成立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爾後歷經演變,1937年升格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為「軍統局」、「軍統」),1946年又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1955年3月再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3]:481。
1950年代期間,此時的國防部保密局(1955年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帶有中國國民黨組織的特務色彩[4],策劃了幾件暗殺中國共產黨政要的計畫。譬如1955年4月,國防部情報局長毛人鳳主導意圖暗殺周恩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但沒有成功。事後國防部情報局全盤否認參與策劃,直到40年過後當年參與爆炸案的國民黨籍退役少將谷正文才在中國時報上承認,該事件係由台灣特務買通香港啟德機場的清潔工安放炸彈[5]。
1955年5月起,毛人鳳接辦由蔣經國政工系統舉發的孫立人兵變案,先後牽連300餘人被指控為匪諜,成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事件[6][7];孫立人上將則被軟禁33年,至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才獲釋[8][9]。
1950年代中期後,國防部情報局通過空投或其他迂迴方式派遣特工潛入中國大陸從事滲透工作,並在沿海地區活動。國防部情報局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將在1963年5月訪問柬埔寨,便計畫在金邊展開暗殺任務。副局長葉翔之親自前往澳門指揮行動,預計在劉少奇車隊經過時引爆炸彈,後因一場大雨事跡敗露。高棉政府在北京施壓下對張霈芝判死刑,經過外交迴旋被放回台灣。[10]1964年10月,中國大陸首次試爆核彈後,國防部情報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工從香港潛入中國大陸,展開名為「神斧行動」的任務,收集原子彈相關機密[5]。
1967年成立全能行動工作隊,目標是訓練出專職暗殺的情報人員[11],在訓練出24名隊員後,軍事情報局就停止了相關人員的訓練。第一批全能行動工作隊員,暗殺隊代號:「九一工作隊」,取「九死一生」之意。成員由各地少年感化院中選出,多是外省幫派份子,包括姚海張、蘇英中、顏興忠、張立成與符雄飛等五名。在錄取後,他們刑期全免,學歷比照情報幹訓班第16期,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曾親自主持開訓典禮。結訓典禮時,則在時任總統兼三軍統帥蔣中正面前表演,展示訓練成果。1971年,選出了四名女成員,暗殺隊代號:「四一工作隊」,成員分別為余美慧、賈玉鳳、王抱珠與李明秋。在結訓後,曾有兩名成員,被派往英屬香港的舞廳,以舞女身份掩護,進行情報工作[12]。在訓練出24名隊員後,軍事情報局就停止了相關人員的訓練。
1980年代後,兩岸開放交流。軍情局適時改變策略,不再以暗殺為工作重心,而是轉為心戰、策反、煽動。光在1985年,中國大陸截獲臺灣情報部門從香港、日本、美國寄到各大院校宣傳品多達600多件[5]。
1984年10月,發生江南案。華裔作家劉宜良在美國被情報局特訓並派遣的黑道領袖陳啟禮率員殺害[13][14],經聯邦調查局破案後,造成美國輿論的衝擊[15][16]。蔣經國迫於美國政府與輿論壓力,隔年便將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併,並歸屬參謀本部管轄,也就是現在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軍情局從此由國安系統指揮[17][18]。
1995年至1996年爆發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規模在台灣海峽實施軍事演習,軍情局在幕後進行情蒐工作。然而,李登輝在總統選舉造勢場合上說,解放軍的飛彈不是實彈,是「空包彈、啞巴彈」,「是在作秀」。這引起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門注意到有間諜,造成提供內幕消息的解放軍高級將官等人被抓獲。軍情局「少康專案」因此曝光,邵正宗和劉連昆都被證實由軍情局先後策反[5][19][20]。
1998年,陸軍101兩棲偵察營納編駐澎湖縣之軍情局海上情報大隊。
軍情局局長殷宗文曾突破俄羅斯的國際情報網路,在1996年初派4名飛行員到烏克蘭試乘蘇愷-27戰機。《漢和情報評論》報導指出,中華民國空軍曾派出飛行員到基輔試飛蘇27SK外,並在戰術訓練得到烏克蘭專家的一些協助,並試圖獲得二手戰機的維修配件資訊。因台灣急於獲取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批進口的蘇-27SK的性能參數,導致兩岸在烏克蘭爆發激烈的軍事情報戰[21]。軍情局對相關報導拒絕發表評論[22]。
陳水扁政府為推動公投,在公開場合透露解放軍對臺灣飛彈的精確數量,其中提到在江西樂平、江西贛縣和廣東梅州各布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遊64枚,且數量不斷增加。如此精確的情報立刻引起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門的警覺,於是他們很快逮獲了一批行跡詭異的台商。半個月的時間,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門就逮捕了36名涉案間諜,另一名解放軍少將劉廣智也因此被捕,這被視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間諜案[5],軍情局布署的間諜網因而被幾乎清空。
任務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任務主要是收集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情報,甚至在必要時可策劃破壞、暗殺、心戰等諜報行動。此外,軍情局的特別任務還包括:適時建立敵後武力,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策反和心理戰。目前,軍情局仍是主要對中國大陸情報的首要部門[5],不過有時仍會對其他國家進行諜報行動。
訓練
軍情局通過對外招募並節選合適的情報人員,班隊每年開班一次,每期則約120人左右,課程分為「基礎」和「專精」項目。專精訓練包括情報蒐集、檔案製作、化裝變身等特殊諜戰技術,受訓學員一律使用假名,另外還要接受格鬥、射擊、跳傘、無線電通信、密寫、密碼破譯等訓練[24]。
訓練完成後情報員不直接派赴海外,而是由軍情局派赴外縣市進行身分染色,人員訓練必須在台灣或周遭國家進行,而且外派情報員會先作身分掩護的準備,以就學或家族經商的名義改變身分。作為秘密情報機構,軍情局不會公開披露有關情報行動的資訊[25]。
軍情局在早期較能發揮作用,因為兩岸沒有接觸往來,蒐集書報及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文件還有一定的價值。改革開放後,資訊取得變得容易。反而關鍵資訊比之前更難蒐集[26]。
單位架構
軍情局原本設有7個處、一個情報研究中心和秘密交通中心[5][27]:
- 第一處:規劃總體情報作戰計畫。
- 第二處:情報研整與指導。
- 第三處:主管臺灣海外地區基地的發展、人事、作為、指導等。
- 第四處:敵後情報發展和派遣。
- 第五處:主管敵後武力組織及發展。
- 第六處:主管心戰策反及謀略。
- 第七處:主管電波偵測、通訊截聽、破解密碼。
- 交通中心:主管與敵後及海外基地的聯絡事項、包括聯絡辦法指定、通訊材料送達、情報人員進出等。
- 情報研究中心:專責技術情報分析。
2020年後,軍情局為了防範滲透並設立情報斷點,編制改為5處。架構如下[28]:
歷任首長
爭議
曾任軍情局局長的中華民國陸軍羅德民中將於2021年遭指控考選舞弊,事後國防部調查後表示「無涉行政違失」[29]。但2022年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羅德民於2020年幫助台灣道教總會理事長謝榮壽之女兒報考當年度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班,羅德民指定兩位林姓上校軍官輔導謝姓女子;羅德民與兩位上校曾多次在日式餐廳和謝榮壽飲宴,更在考試當天臨時提高謝女的口試分數。謝姓女子於2019年自某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考試科目「大陸問題與兩岸關係研究」得分為84分;但監察院約談時以簡易兩岸時事問題測驗謝女7題,謝女沒有答對一題。而其中一位林姓上校是女性,曾留學英國[30]。監察院指出,羅德民損及軍情局聲譽、破壞國家考試公信力甚巨,故對軍情局提出糾正[31]。
2020年11月,羅德民遭匿名爆料:赴美國進行情報交流時攜其妻子前往,並任意攜帶妻子及兒子進入軍情局;指示下屬購買價值新台幣一萬多元的Garmin智慧手錶送給美國在台協會官員,但由於這款錶具有GPS追蹤定位功能而遭對方婉拒;花費公帑購買多項健身器材置於辦公室,卻告誡下屬不得從事登山運動或水類運動等活動;將道士帶到辦公室看風水,花費公帑新台幣十萬元把辦公桌椅、家具甚至地毯全部翻新。軍情局發言體系向《鏡週刊》強調,爆料內容多非事實[32][29]。
2023年6月端午節前夕,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搜索軍情局,調查軍情局三名軍官情報造假以獲取獎金。2023年10月17日,國防部部長邱國正就此案在立法院院會指出,涉案人員依法究辦,不會從輕辦理[33][34]。
2023年11月7日,女上校蘇永玲、男中校蘇薪名涉嫌虛構中國情報人員,詐領「布建情報獎金」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士林地檢署依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兩人,並請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沒收犯罪所得[35]。士林地院於2024年2月29日一審宣判,蘇永玲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6年,蘇薪名有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5年,沒收不法所得。士檢另查出,蘇薪名以相同手法,夥同女上校江芳瑜、男中校徐之心等人詐領獎金,不法所得約新臺幣1,640萬餘元;依《貪汙治罪條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中華民國刑法》偽造文書、洗錢等罪嫌起訴3人。[36][37] 士林地院2024年6月25日宣判,蘇薪名等人犯《貪汙治罪條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等罪;女上校江芳瑜,共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11月、褫奪公權5年,扣案新臺幣569萬餘元沒收;男中校徐之心,共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褫奪公權2年。[38]
第一案上訴,台灣高等法院2024年8月29日宣判,撤銷原判決,依現役軍人共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改判:蘇永玲有期徒刑3年2月、褫奪公權3年,沒收新臺幣85萬945元犯罪所得;蘇薪名有期徒刑5年、褫奪公權5年,沒收新臺幣1,014萬4,724元犯罪所得。[39]案經再上訴三審,2025年2月21日,最高法院宣判,駁回上訴,維持二審判決定讞。[40][41]
第二案上訴,台灣高等法院2024年11月1日宣判,依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將江芳瑜處有期徒刑4年8月、褫奪公權4年,徐之心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褫奪公權3年,蘇薪名處有期徒刑6年4月、褫奪公權4年。[42]
軍情局6官員荷蘭交流遭跟拍 張競:專業瓦解比外部滲透更可怕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1203/3077741.htm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赴荷蘭交流行程近期遭嚴重洩密,包括人員個資、航班與會議照片竟全數在網路曝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競受訪時直言,真正關鍵在於軍情局「整體情報專業水準嚴重下降,工作紀律明顯違規」,從未落實反跟監作為,到因採購禮品致行李超重,在在顯示組織內部積習難改,才會出現堪稱「失風」的醜聞,歸根究底是專業瓦解導致的「禍起蕭牆」。
回顧整起事件,網路上近期瘋傳一份詳盡的資料,內容直指軍情局六位重要官員於今年5月執行代號為「祥遠方案」的任務,由三處和四處兩個處長帶隊,前往荷蘭與該國軍事情報局(MIVD)進行秘密交流。然而,這趟本應高度保密的行程,從台北出發的班機資訊、成員護照照片、抵達時間,乃至於雙方開會的具體內容與會議資料,竟全數在公開網路上曝光。
外界研判這起洩密案,極高機率是中國大陸國安部(MSS)在背後操刀。其目的相當明確:一方面意在警告與台灣合作的歐洲情報機關,實施「長臂管轄」的威懾;另一方面則是藉此羞辱台灣情報單位,打擊我方威信與國際形象。
更令人震驚的是,根據爆料內容,我方由兩位上校處長率領的先遣小組,於5月4日深夜出發,甚至連當日華航航班延誤半小時起飛的細節都被掌握。抵達荷蘭後,這一行人並未依常規立即投入工作,反而連續三天疑似進行「高強度」觀光行程。直到第5月8日,也就第四天,才與荷方進行半天的正式會議。隨後的餐敘照片中,雙方人員的面孔清晰可見,甚至連姓名都被標註。
不僅如此,這場情報戰火還延燒至國內。今年11月,荷蘭MIVD與情報安全局(AIVD)回訪台灣,同樣遭到類似模式的報復性洩密,荷方六人小組在台行程與接待細節無一倖免。根據曝光消息指稱,荷方還要求台灣配合他們滲透兩位中國大陸半導體頂尖人才:一位晶片專家、一位力學博士。
針對這起堪稱國軍情報史上最嚴重的洩密醜聞之一,軍事專家張競在受訪時,並未將責任全推給中共的駭客或滲透,反而語重心長地指出,這是一場典型的「內控崩壞」。
「軍事情報局赴歐交流遭致嚴重曝光,但從被遭致爆料狀況顯示,真正關鍵因素是整體情報專業水準嚴重下降,工作紀律明顯違規,所以才導致如此難堪失風事件。」張競開門見山地表示。
張競分析,情報交流有其嚴謹的標準作業程序(SOP)。在交換情資與研討階段,依據傳統規範,必然是向對方要求「登堂入室」。他解釋道,「這意味著必須在對方受保護的辦公處所召開會議,由接待方全權負責安全控管,這才是最基本的防護。」
然而,此次曝光的資料顯示,雙方在餐廳的聚餐成為了洩密破口。對此,張競指出,情報人員並非不能吃飯應酬,但地點選擇至關重要。「就算我方要安排聯誼活動答謝接待單位,餐敘必須尋找具有隔離包廂的餐廳,這是常識。」他更舉例,若是進行高爾夫球敘,也必須妥善分組,避免過度聚集而引人注目,行事高調自然容易導致消息外洩。
張競舉以往的成功案例作說明,「以往駐外聯絡官曾有臨時租用遊艇,利用遊港或是遊河行程,舉辦聯誼答謝餐會,這樣既能賓主盡歡,又能利用水域隔離避免高級長官行程曝光,這才是妥善的安排,甚至曾成為情報教訓單位的典範教材。」對比此次在公共餐廳被拍照「打卡」,專業度高下立判。
在爆料內容中,一段看似不起眼的插曲引起了張競的高度關注:其中一位官員在5月9日返程時,因行李超重被罰款80歐元。在一般人眼中或許只是小事,但在情報專家眼中,這是紀律渙散的鐵證。
「這顯示早就違反『化整為零』、分別運動與境外會合的基本情報要求。」張競嚴肅地分析。情報人員出國執行任務,最忌諱集體行動、目標顯著。他進一步指出,個別人員行李之所以會超重,必然是因為採購過多禮品所致。
「正因以往曾有類似導致行程曝光案例,因此情報單位才三令五申要求,赴外公務行程不得採買禮品致贈上級。」張競表示,「顯然這又是老毛病發作,組織文化中的惡習再犯,為了送禮而忽略了自身行蹤的隱蔽性。」
此外,針對此次行程被全程掌握,張競也從反情報技術層面提出質疑。他表示,歐洲擁有獨特的地理與簽證優勢,許多國家情報單位赴歐公幹,都會商請接待國對口情報機構配合,採取「移地會合」的保密措施。
張競解釋,「歐盟跨越國境交通便利,訪賓可以利用申根簽證或是免簽全歐通行之便,採取反情報作為。例如先飛往鄰近國家,透過火車或租車移動,讓潛在敵手的情報幹員無法及時跨境跟蹤監控,待順利擺脫尾隨後,再與合作對象在第三地或安全地點會合。」
然而,從此次曝光的資料來看,我方人員似乎是「直來直往」,完全未運用此種基本的斷尾與掩護作業手法,讓中共國安單位得以輕鬆掌握全程動態。
面對如此嚴重的情報失誤,張競表示,只要仔細觀察整個被爆料曝光的內容,就會發現其實證明情報「失風」最嚴重的問題,往往都是來自最內層,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涉及心態與文化傳承,「老祖宗不斷提醒『禍起蕭牆』,看來真是不假。」
這起代號「相遠」的情報災難,不僅讓六名情報官員的面孔暴露在陽光下,更讓台灣軍事情報局在國際合作夥伴面前顏面掃地。當「觀光行程」多於「情報會議」,當「採購禮品」重於「行蹤保密」,這或許正如張競所言,真正的敵人不在外部,而在於情報紀律的崩壞與專業精神的喪失。國安單位若不痛定思痛進行整頓,類似的洩密事件恐將發生,危及國家安全。
被指控的間諜活動
以下列表為被指控的軍情局其他的間諜活動,軍情局對外不予以承認。
參考來源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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