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廣州商團事變的反應

廣州商團事變是1924年10月一場於廣州爆發的武裝衝突。衝突雙方分別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廣州革命政府），以及廣州及周邊珠三角商鎮的商團軍。衝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終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與財產損失。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廣州革命政府將事件定性為英帝國主義外國勢力操縱與支援，同時受到東江陳炯明粵軍與北方吳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亂事件^[1]。而商團方及其支持者則指事件是廣州革命政府實行「共產」、「壓迫商民」的「屠城」事件^[2]。衝突爆發後，不同方面對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既有支持廣州革命政府一方的，也有反對廣州革命政府一方的。

支持政府方

英國共產黨認為廣州政府的行為是鎮壓「資本家」的「法西斯軍隊」的「輝煌勝利」，因此對孫文表示慶賀^[3]^[4]^[5]。中共認為鎮壓商團的行動成功是因為依靠了工農群眾、中共及國民黨左派為核心。中共領導人蔡和森視事件為「英國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僱傭軍閥及國民黨右派勾結反革命的行動。蔡和森指陳廉伯等買辦及右派（如范石生、廖行超）受英國炮艦政策支持，試圖顛覆孫文政府，批評孫政府初期姑息商團。他認為孫文過早建立廣東政府，依賴「反革命軍閥」，導致苛稅重壓、革命目標喪失，呼籲孫與帝國主義及右派決裂，停止北伐、廢除雜捐、懲治串通商團的軍閥，並轉向工農革命，否則革命將破產^[6]^[7]。中共廣州地委發《告廣州市民書》，號召支持孫政府平叛。16個團體組「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為政府後盾。中共視事件為帝國主義與商團反革命的屠殺，強調團結工農支持革命^[8]。

陳獨秀說：「此次商團反革命之鎮壓，時間雖只一日夜，地域雖只廣州一隅，其實比民國十三年任何大的戰爭都有意義；因為他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國民黨左派的學生軍人，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富商（商團）、鄉紳大地主（鄉團）、國民黨右派的軍人政客之戰爭，他是中國現在及將來革命與反革命爭鬥之縮影。」^[9]茅盾撰文批判研究系主辦的《時事新報》「抹煞事實」，指其只知道為「粵政府打散了商團」大鳴不平，隻字不提商團「橫殺慶祝雙十節徒手遊行的群眾……割肚挖心，切耳朵……」的獸行。

鮑羅廷認為商團「試圖奪取政權」，「消滅廣東的國民黨」，因此儘管革命政府內的軍閥腐敗且不得人心，但商團受香港的英帝國主義操控，如果商團獲勝則「等於我們把政權交給了香港」的帝國主義，而軍閥尚可被利用和控制，因此共產國際應支持先擊敗商團，再對付革命政府內部的右派^[10]。共產國際東方部認為，國民黨內共產黨員的工作使「反革命才沒有得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地廣東省」得以「仍然掌握在孫逸仙手中」。「由於在中國南方勞動群衆的支持下鎮壓了商團的叛亂，中國的解放運動才能在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規模。」^[11]。維經斯基則說，鎮壓商團標誌着「中國解放運動史上（除直接起義外）進行了首次有廣大民眾參加和支持的、一場公開的、有準備的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鬥爭」，同時這也是「空前規模地進一步發展中國解放運動的一個起點」^[12]。而真理報則發表《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失敗》等評論和報道，認為廣州革命政府對商團的行動是對法西斯組織的鎮壓，稱西關為法西斯區，商團「法西斯」在雙十事件中「襲擊了慶祝中國革命週年的和平示威活動。許多人被殺或受傷」、「犯下難以形容的暴行」進行挑釁，「導致全體人民都反對他們」,「近幾個月來，孫逸仙得到了蘇聯群眾的支持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最後他成功粉碎了法西斯，現在英國人和美國人都不敢干涉廣東人的內部鬥爭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公然干涉中國事務，公開反對南方革命政府，不僅在蘇聯，也在全世界的勞動群眾中激起了最強烈的憤慨」^[13]^[14]^[15]。

事變平息後，孫文為廣州政府辯護，稱商團事變由英國帝國主義挑動，「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他認為香港英國報紙「誹謗政府」，在英國「少數流氓」煽動下陳廉伯反對革命政府，試圖建立「商人政府」，做「中國的華盛頓」，是英國欲將廣東變為「第二個印度」的陰謀，「幸而英國人和陳廉伯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廣東便變成了第二個印度……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州市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國人的力量在廣東暗中搗亂……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孫認為政府與商團本可和平解決，但英國帝國主義「離間挑撥」，導致殺戮。他強調事變凸顯帝國主義的危害，「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與海關，消除外國影響，反映其堅定的反帝立場^[16]^[17]。

《日本新聞》記者曾採訪孫，孫指責英國在後煽動廣東商團的行動。當記者問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燒西關，孫回答：「當然（certainly）」。孫文亦將此次事件與倫敦的「西德尼街事件」進行比較。孫認為在西德尼街事件（一名消防員死亡）中，一些劫匪以武力抵抗警方，軍隊進行鎮壓，因此行動中燒毀了一些房屋。而孫認為廣州商團在西關地區設防，拒絕屈服，因此必須採取焚燒行動。而倫敦事件中敵人只有少數幾人，而廣州商團涉及約7,000人，因此，在軍事行動中，廣州燒毀了三四百間房屋。^[18]

孫文本人亦曾經公開表示：「商團作種種軍事布置，預備大舉。政府萬不獲已，乃下解散商團之命，並令各軍馳往鎮壓。乃商團以為陳軍不次可至，率先向我軍攻擊。政府忍無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數小時亂事即告平靜。詎商團於敗竄之餘，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復殘殺理髮工人以數十計。是此次亂事，商團實屍其咎。事後政府一面嚴飾各軍申明紀律，禁止騷亂；一面責成有司妥籌善後。在省百數十萬人民共聞共見，惟報紙或以遠道傳聞失實，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諸君明達，事實俱在，當勿任彼無稽調言肆其熒惑也。」^[19]

國民黨通過其黨報《民國日報》明確表達了對商團的譴責和對廣東革命政府鎮壓行的支持。國民黨將商團定性為受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和香港）操控的「反革命」勢力，指控其通過私運槍械、強迫市民罷市、製造混亂等行為，試圖顛覆廣東革命政府，危害民族利益。黨報評論《撲滅反革命》強調，商團的行動不僅是針對革命政府，更是「對廣東民眾的壓迫」，「其依附帝國主義的本質使其成為革命的首要敵人」。對於軍事行動中對廣州造成的傷亡損失，《民國日報》認為這是「革命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代價」，呼籲讀者理解廣東革命政府的「斷然手段」。同時，國民黨高度讚揚中共領導的工人團體在事變中的支持。此外，國民黨猛烈批判部分媒體（如《時事新報》）為商團辯護的言論，指其混淆是非，實為反革命勢力的代言人^[20]。對於事件中傷亡的責任，國民黨認為事件責任在於商團，商團以發還槍械為藉口，拒絕開市，並密謀顛覆政府，其行為導致社會動盪及焚屋慘劇，構成對革命政府的嚴重威脅。國民黨亦呼籲認清商團的「謀亂本質」，支持政府「恢復社會秩序的努力」^[20]^[21]。

蔣介石晚年在1973年國慶講話中，亦對平定廣州商團事變對「國民革命」的歷史意義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北伐之師「勝兵先勝」的關鍵之戰」：「黃埔師生以無隔宿之糧、無尺寸之地，訓練初成的孤軍，終於起而敉平了商團之變……制壓了帝國主義的覬覦野心」。他認為，孫文在北伐初期僅以廣州一隅為根據地，面臨北洋軍閥百萬大軍的壓迫，以及楊希閔、劉震寰等地方軍閥與商團勾結引發的內亂，形勢極為險峻。然而，黃埔軍校師生在缺乏充足糧草與地盤、訓練剛剛成軍的孤軍狀態下，成功平定了商團之變，戡亂楊、劉叛軍，並遏制了帝國主義的覬覦。這一戰役不僅為北伐奠定了關鍵基礎，更成為北伐之師「勝兵先勝」的轉捩點，展現了黃埔軍的戰鬥力與革命決心^[22]。

事變後，「中國反共產黨青年同志社」在長沙大公報中發表言論，認為廣州商團勾結陳炯明謀叛，但也認為中共的活動在從中激化了商團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共產黨人挑撥廣州政府與商團之感情……此慘劇之起。其遠因實與共產黨人有關」，「共產黨…乃收買一般無業流氓。未經政府之許可。竟公然打起「殲滅商團軍」之旗旌，號稱為工團軍。凌亂遊行，以激怒商團商人」，「商團則以為廣州政府將實行武力共產。故萬分激昂態度同趨強硬。於是有最後之決裂」^[23]。

學者楊津濤認為，《華字日報》一直秉持反孫立場，其報道的中立性受到影響。而所謂孫文在廣州製造「西關屠城」，是商團和其它反孫報紙的「片面說辭」。楊認為西關人員的傷亡、店鋪的毀壞，只是雙方戰鬥帶來的損失，沒有理由只責難一方。^[24]香港《華字日報》本系英國《德臣西報》子報，後來雖獨立出版，但仍然隸屬於徳臣新聞紙館。^[25]廣州革命政府認為陳炯明與陳廉伯乘廣州政府與港英政府關係惡化之機，在香港發動輿論戰以攻擊孫文^[26]。而英國對國民革命一貫持反對立場。如根據胡漢民回憶，辛亥革命時期「港英文報恣詆余輩，謂之暴徒，謂之暴民專制。從其頑固保守之素性，與紳士之假裝，固不足以語非常之變革。而且以帝國主義之首魁，則尤不樂聞中華民族解放鬥爭有何成功，而必多方反對之、破壞之。」^[27]

英國左翼歷史學、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亦指出英屬報刊有意製造於孫文不利的報道消息，他在《中國問題》中寫道：「無疑，孫過去的經歷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廣州政府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但我們報端所載有關這方面的報道卻有意留給讀者虛假的、不利於廣州政府的印象。」並點名批評《泰晤士報》將孫文的部隊描繪成暴民，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28]孫文讀此書後，稱其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國的西方人」^[29]。羅素同時批判英國帝國主義對華政策，明確支持孫文的廣州革命政府。他指責英國駐香港官員煽動商團叛亂，試圖通過控制廣東鐵路和礦產「破壞中國獨立」，並認為商團受滙豐銀行支持，「組織法西斯民兵謀反」。羅素讚揚孫文「作為開明領袖」，推動反帝反封建政策，代表「中國愛國力量」。他呼籲英國保持真正中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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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政府方

总结

视角

事件發生後，美國領事精琦士報導說：「廣州市民給孫文的殘酷態度駭啞了，人人對孫個人痛恨切齒」^[31]。10月17日，香港士蔑西報記者報導說^[32]：

我親目在廣州看到今天（十六日），和昨天的悽慘情況之後，我深信孫文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國逗留了。這兩天的悲景在全體廣州人民的腦子裡，實在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香港英語德臣西報事後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孫文，認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33]。評論認為，「如果廣州政府不願意容忍商團，它完全有權力解散它」，但其「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卻讓人想起了列寧政權在俄羅斯所犯下的最惡劣行徑」^[34]，因此指孫為「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克」^[35]。評論認為商團的武裝極其簡陋，遠不如孫指揮的4萬士兵。政府本可輕易實現幾乎無血的勝利。然而，政府選擇了暴力鎮壓。評論者亦認為孫政府在早前的沙面事件中默許罷工作為抗議手段，但現在卻對商人的罷市進行血腥鎮壓，顯示出其虛偽，並且廣州政府的英文機關報《廣州英文日報》（Canton Gazette）亦為屠殺負責人「洗白」（whitewashing），將責任推給商團的「陰謀活動」^[36]。

上海英語報刊字林西報發表題爲《廣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評論文章，批評孫文在廣州與商團衝突中的行動，尤其是指責其縱容部隊放火焚城、濫殺無辜，造成巨大人命與財產損失。作者認為，即便承認雙方矛盾的複雜性，這種以縱火毀城方式鎮壓商團的行為，已超越一切可以辯解的範疇，成為不可抹去的罪行與恥辱。作者斥責孫依賴滇軍等僱傭軍與「紅軍」等極端勢力，並以鴉片和賭博壟斷籌款養軍，將其行徑形容為「瘋狂」與「自以為神明」，並認爲孫是導致廣州混亂與民國失敗的重要責任人^[37]。字林西報在孫文北上後，也引用在滬反孫的粵商團體的意見，反對公共租界接納孫文入境^[38]。

中國新聞教育史上第一個接受正規系統新聞教育的記者黃憲昭（筆名Hin Wong）在事件之後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多篇評論與報導文章，指責孫文政權是假借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不容許任何民間自衛或自治力量存在，把不同政見者視為敵人加以剷除，並認為廣州商團是為自衛而進行軍事訓練的合法組織，而孫與國民黨政權則依靠「紅軍」與蘇聯支持對廣州實施專制與壓迫^[39]。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廣東扣械潮

署名「何民魂」的評論員在《華字日報》的評論《自殺底（的）孫文》中悲憤地表示：「我尤願我三千萬粵人，世世子孫，毋忘此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偽革命黨孫文等焚燒奸掠屠戮廣州市人民之傷心紀念」^[40]。《華字日報》亦通過搜集香港各報紙對商團事件的評論，編成了《廣東扣械潮》（英文名為Canton Volunteers Arms Case，廣東志願軍軍械案）一書，其中包含對事件脈絡的整理，以及社論部分^[41]。該書被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指為「毀謗政府」「惑亂人心」，因此要求廣東海關及郵務管理局沒收從香港運入內地的《扣械潮》，以「維護公安」^[42]。

對於孫文有評論指陳廉伯意圖組建「商人政府」，《香港華商總會報》評論批評廣東商界「平昔之畏難苟安」、「祇知畏共產、懼共產……而不敢徑行其志」，「我國祗有暴民，而無暴商」，批評商界對政治運動不僅不參與而且不敢觸及，因此「商人政府」之說不實^[43]。

事變之後，部分海外廣東華僑對廣州政府極為不滿，如加拿大溫哥華洪門致公堂主辦的《大漢公報》將吳鐵城稱為「吳屠伯」、將孫文稱為「孫賊」、「孫棍」，將廣州革命政府稱為「孫棍府」^[44]^[45]^[46]。

統領粵軍南路八屬聯軍的總指揮鄧本殷及其部下在事件後向陳炯明在內的粵軍將領、商會、報館及各界發出通電，指責孫文「禍粵年餘，民無噍類」、稱孫為「國蠹」、「殘酷嗜殺」，並指責孫在廣州縱火，造成民居商店焚毀，商民死傷無數。通電稱其「桀紂所不忍為者」，認為「國人皆曰可殺」。南路八屬聯軍將領並呼籲東江、潮汕等地的陳炯明軍隊出師，與南路方面合作進攻廣州，「群策群力，同心一德，務期殲滅群醜，焚其骨而揚其灰，以為無罪而被害者，少伸公理，藉安粵局」^[47]。駐兵高州、雷州一帶的將領蘇廷有則在公電中稱呼孫文為「孫酋」，認爲其「忍以桑梓之邦、反引客軍入寇粵土」，表示要出兵征討在當地支持廣州革命政府的黃明堂等人，並「方期飲馬珠江、會師羊石、取彼兇殘、還我河山」^[48]。

10月25日，香港記者報道采訪曾拜訪在海豐的陳炯明的消息人士，引述其説法指陳炯明得知廣州事件與焚劫後「異常憤激」，並否認陳有意與孫文進行合作^[49]。事後陳炯明也草擬了「致粵人宣言書」，譴責國共「屠殺廣州人民之舉」，並表示要出兵向廣州進發「以救粵省同胞脫離水火」。陳炯明亦指1923年其令軍隊退出廣州讓孫文軍隊進入，是因為「不欲使廣州成爲戰場、而於生命財產有所損失」，但因為商團事件中「廣東省城一部分、今竟由孫下令破毀」而「不勝驚駭」^[50]。出兵以後，陳炯明進一步表示「自西關被劫以後,省港紳商,迭赴海豐、汕頭,環請出師靖難」「我軍以削平粵難為職志」「粵而不救,何以救民」^[51]。東江粵軍將領葉舉（曾發動六一六事變）在回復救粵聯合會電文時，認爲廣州事變後「孫氏禍粵、人得而誅」，並認爲「廣州焚刦，迫不及援，不勝愧憤」^[52]。

10月28日，流亡的廣州商民在香港組織「各界救粵聯合會」，派代表團到海豐請求陳炯明出山，率領粵軍反攻廣州，驅逐孫政府，並答應捐助一切軍餉，又表示支持和平統一中國，貫徹聯省自治的主張。「救粵會」又派代表北上，聯絡旅京，滬的廣東團體商討孫文，並向北京政府控告商團事件中的「殺人放火等罪狀」，並在汕頭、深圳等地開會，透過發行債券等方式募集資金資助陳炯明反攻，在汽車巡遊中展示「推倒惡政府」，「建設新廣東」，「撲滅共產暴徒」，「齊心合力救粵」，「廣東三千萬人生死關頭」等標語旗，又散發「孫文罪狀」「焚城影片」等傳單，內容包括「亂粵禍首，焚城罪魁，提起老孫，心骨為摧。老孫不倒，百業衰頹。老孫不倒，萬民受災。老孫不倒，共產開台。老孫不倒，全粵飛灰……倒孫過年，痛飲百杯」、「請速起討賊，孫政府之末日至矣」等^[53]。旅滬廣潮商人團體亦對廣東軍政府極為憤怒^[54]^[55]：

廣州總商會、商團聯防總部、報界公會暨各團體、香港華商總會、東華醫院、各報館、各省各埠各報館各同鄉會均鑒：孫文令粵東軍隊攻擊商團，焚掠商場，慘殺人民，西關一帶盡成焦土，傷亡遍地，屍血充途，為古今中外有史以來未有慘劇。故鄉東望，無淚可揮，今以決定以10月15日為孫文焚洗商場殘殺粵民哀痛紀念日。願我三千萬同胞永志莫忘。上海粵僑商業聯合會，廣肇公所、潮州會館、肇慶同鄉會、大埔同鄉會、香山同鄉會、南海會館番禺會館、順德會館。

上述團體在致孫文及商團、廣東各商業慈善團體的電文中，對廣東政府的行為進行了抨擊：

粵東軍隊攻擊商團，縱火焚掠，西關一帶，盡成焦土，人民傷亡遍地，屍血充途，為古今中外歷史未有慘劇。以粵境數千年精華所聚之區，一旦連遭糜爛，龍濟光、莫榮新所不忍為者，不料見諸今日。自民國以來，以粵東為護法之區，軍府經費，吾粵民之脂膏也；軍人衣食，吾粵民之血汗也。凡軍府興一捐，籌一餉，莫不取自粵民，粵民莫不奉命進……，我粵民何負於軍人，想軍人當不忍以粵民為寇敵也。孫公三民主義，中外咸知，亦斷不忍殘民害民殺民也。報載若確，殊失孫公平時利國福民之主義……所有殘殺人民之軍隊，應請依法懲治，一面妥籌善後，撫慰流亡，為粵民留一線之生機，即為國家留一分元氣。

10月23日，北京發生政變，馮玉祥倒戈，促成吳佩孚之下台，與段祺瑞回京組閣。24日，馮即電請孫文北上「共商國是」。孫文遂於11月13日啟程取道日本北上。11月孫文離粵前夕，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發出通電，指控孫文「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另外更有人在孫文離粵的歡送會中分發印有這項內容的傳單^[56]。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孫文禍國禍粵罪狀

支持陳炯明的廣東省議會，其議長鐘聲致電北京公使團主席，請求禁止孫文入境（租界）居留，並予以逮捕^[57]：「我們代表廣東全省人民請求貴主席轉告各國駐華公使：孫文於十月十五日廣州屠城慘案中，犯了欺詐，掠奪，盜竊，謀殺與放火等嚴重刑罪。我們請求各國在華租界當局，公使，領事等轉告其政府，禁止孫文入境居留，並予以逮捕，等候廣東人民引渡就案」。北京的廣東同鄉會聞孫文將抵京，特開會議，因接廣州及各埠旅外同鄉來函，對於孫文兩年治粵之苛政，及10月15日屠城均甚憤激，請旅京同鄉向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提出，由會議解決粵事，聽候國民裁判，治孫文以縱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後會議」^[58]。就此種質疑，段祺瑞在接受日本記者訪問時則表示「孫氏未必欲以實現於廣東之事、再實現於北京」，因此願意繼續與孫進行對話^[59]。

事後，康有為在對廣東省議會的書函中，抨擊孫文「屠城」、「擅改國旗」與「背叛民國」，認爲孫文鼓吹「俄化」，將「毒害人群」，使「國亡、粵爛」。他呼籲全國民眾與廣東省議會「共起而杜亂源」，積極採取行動制止孫文^[60]。

孫文到北京以後診斷出肝病，北京著名記者林白水藉此以《孫中山之肝火》為題諷刺孫「沒有心肝」，將廣州事變中的火災歸咎於他「肝病動火」、「對於西關商民採用火攻的政策，燒得不亦樂乎」，把其行為戲謔地比附為「病理現象」，並譏諷地表示由於孫病重將死，主張不再追究其政治過往，而應以「同情」和「祝禱」的態度看待^[61]。

1925年孫在北京去世後，北京方面決定舉行國葬，卻遭到廣州總商會、廣東自治會聯名反對^[62]。澳洲華僑所辦之《東華報》亦認爲孫「不死於護法成功之日。而死於屠焚廣州之後」，指責孫文「殺人放火罪惡貫盈」、國民黨「神憎鬼厭天誅地滅」，認爲其為「持勞農赤化公妻共產的主義爲推翻共和(擅改國旗)擾亂治安(焚搶劫殺)之烏合團體」^[63]^[64]^[65]。孫文死後，國民黨有人提議將其故鄉香山改名為「中山」，有加拿大香山華僑表示強烈反對，認爲孫雖出身香山，但「未嘗造福乎桑梓」，反而在晚年行爲中「謗責之者極不少」，尤其「去冬屠殺西關之役」（即廣州商團事變）更引發上海香山同鄉會通電聲討，認爲孫已遭同鄉人所不齒，以此作為反對改名的理由^[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