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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貨」乃「特殊貨物」的簡稱，是20世紀初二十年代至今，鴉片或其高級製成品在中國普遍的隱晦稱謂， 經營鴉片的商行被稱為「特商」，鴉片稅也叫「特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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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的主題是鴉片在中國的一種代稱。關於特殊貨幣，請見「貨幣」。此條目的主題是鴉片在中國的一種代稱。關於特殊貨物，請見「貨物」。由於其價高、體積小流通性強，特貨在20世紀50年代前曾被視為一種硬通貨。20世紀40年代，有稱中國共產黨在其涉毒貿易中，頻繁使用該詞作為代稱，但共產黨是否涉毒，遭到了中國媒體觀察者網的否認，稱是「選擇性的污衊」。[2]
21世紀，中文互聯網上曾掀起一輪關於延安時期中共是否參與鴉片貿易的討論，其中圍繞《謝覺哉日記》中「特貨」一詞的含義引發廣泛關注，相關話題持續發酵，使「特貨」逐漸演變為中共早期毒品貿易的特定指稱。[3][4][5][6]。
由於鴉片在中國歷史上曾造成嚴重社會與健康危害，自20世紀以來，禁毒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共識。中國共產黨至今在公開立場上堅決反對毒品，故其內部文件中通常避免直接使用「鴉片」一詞，而以「特貨」、「特產」、「土貨「、「土特產」、「肥皂」等作為委婉代稱[3]，可通過代稱所對應貨物的體積、價值與運輸方式，判斷其是否實際上指代鴉片。儘管如此，部分資料因審查不嚴仍偶見「鴉片」字樣。
自中國工農紅軍時期起，部分中共蘇區開始徵收鴉片稅[7][8][9]，並零星涉足鴉片貿易。進入抗日戰爭時期，1940年代開始，中共各邊區和部隊已在私下進行鴉片種植和貿易。為緩解財政危機，在南漢宸建議下毛澤東親自拍板同意，1942年起，中共中央開始主導並鼓勵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的種植，向國統區開展毒品貿易。很快成為了陝甘寧邊區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在中共中央的示範下，其他中共控制區也開始了廣泛的毒品貿易。
國共內戰期間，毒品貿易在部分地區進一步擴展，成為中共軍隊和地方政府經費的重要來源。據部分資料記載，戰爭後期中共占領沿海港口後，開始通過海運將鴉片外銷至英屬香港。
中共建政初期，中共繼續通過英屬香港作為中轉站出口鴉片及其製品以獲取外匯[10]，這一行為受到時任美國聯邦麻醉品局局長兼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在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上公開指控和批評。[11]國民黨方面也通過官方渠道披露與抨擊。
隨後，由農墾部主導下[12]，在雲南、黑龍江和新疆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下屬國營農場中種植罌粟，代號「100號」，名義上用於藥用，但產量遠超醫療需求。至1980年代初，隨着財政狀況改善，中共逐步停止大規模的官方罌粟種植[13]，並將藥用罌粟種植集中至甘肅省農墾集團公司管理[14][15]。
據此，接近40年的中共官營毒品貿易活動預計在1980年代前後正式終結。
中共開展毒品貿易的主要動因在於緩解財政壓力。在毒品貿易初期，中共內部還有一定阻力，但在見到顯著財政的效果後，便一發不可收拾，毒品貿易成為了解決財政問題的主要手段。中共建政以後，由於工農業能力薄弱與西方陣營的封鎖，依然從事對外毒品貿易以獲取外匯。在相關歷史階段，雖然內部偶有毒品內銷現象，但總體上較為嚴格地執行了「對內禁絕、對外銷售」的政策取向。隨着改革開放後財政狀況顯著改善，中共官方主導的毒品貿易隨即逐步終止。
中共官方始終對其早期毒品貿易諱莫如深，視為敏感機密，普通民眾長期難以知曉。文革結束後，中國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經歷短暫的政治寬鬆，大量關於邊區經濟、工商、農業和後勤的資料以內部或公開形式出版。儘管涉及毒品貿易的內容多有刪節，但由於其在財政中的重要地位，仍可通過側面資料予以印證。此外，不少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歷史逐漸被收入地方黨史和文史資料之中。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共早期財政史過程中，逐步揭示了這段隱秘歷史。其中，陳永發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是較早引發關注的重要著作。
進入互聯網時代後，《延安日記》《謝覺哉日記》等公開出版物中的「特貨」描寫引起網民廣泛討論，激發了更多史料的挖掘，並促使大量相關文章在網絡上流傳。至21世紀10年代，媒體亦開始介入，如洪振快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張杰在《財經文摘》撰寫的《延安的經濟「奇蹟」》等，進一步推動了公眾對中共在延安時期毒品貿易的認知。
然而，隨着習近平上台後對互聯網持續高壓整治，此類話題被中共官方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與「謠言」，相關內容已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被大規模刪除，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亦封鎖了相關關鍵詞。目前，除少量官方「闢謠文章」外，這段歷史的討論在中國大陸互聯網已幾近完全消失。
儘管如此，但經過近二十年的學術研究與網絡討論，中共早期毒品貿易的歷史已逐步被學界與公眾所認知與接受。甚至有遊戲公司將其作為歷史事件植入內容之中，成為文化再現的一部分。如今，「特貨」一詞在多數中文語境中，已成為這一隱秘歷史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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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紅軍時期
在中國工農紅軍時期，幾乎所有地方武裝均涉及毒品貿易以做軍資。中共中央及其下屬各蘇區政權雖有「禁煙」相關政策，但未排斥將鴉片作為硬通貨使用，既用於換取急需物資，也作為銀行發行貨幣的保證金來源。部分共產黨武裝甚至承擔鴉片的押運任務，或以徵收鴉片稅作為財政來源，但在官方宣傳中對此鮮有披露，僅能從部分地方文史資料或偶然泄露的檔案中略窺一二。
但從總體來看，紅軍時期的中共中央尚未對鴉片的種植與銷售作出統一部署。
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軍委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反對省委將紅四軍主力調離井岡山，陳述了6條理由，其中說道：「從經濟上講，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17]
《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中，第三條（甲）特種稅第2點中提到「特貨：開設特貨館者，每月照三等徵收：頭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專門以販賣特貨為業，按每兩抽5%。」[7]蘇區稅務局員工回憶中也多次記載收取特貨稅或特貨館稅。[8]
1935年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川陝蘇區後，紅軍巴山游擊隊於1937年在川陝道上的龍神殿，鐵爐壩設關卡收買路錢，對過往商隊強制「有償護送」，其中對特貨按價值收取10%稅金。[9]
鄧小平、張雲逸在右江蘇區收取鴉片過境稅，還派軍隊護送鴉片至南寧。紅七軍剛成立時，在百色扣留了10萬兩鴉片，並未銷毀，而是採取收重稅放行的方式，籌集了稅款10餘萬，解決了根據地財政軍需問題。[18]
陝北根據地早期的部隊來源之一就是特貨保運武裝。1931年9月，紅軍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由於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圍剿，無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黃河來到陝西，在三邊（定邊、靖邊、安邊）一帶打土豪、分財物。10月初，紅軍收編了2隻保運隊伍（鴉片貿易武裝押運），改編為陝北支隊，支隊長閻紅彥，副支隊長吳岱峰，政治委員楊重遠。[19]
1935年1月中央紅軍打下貴州遵義後，沒收了軍閥王家烈的十幾萬元的煙土與食鹽，交由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充當準備金發行「蘇維埃銀行鈔票」，在城中設立4個兌換點，並規定了賣煙土、食鹽的方法：煙土、食鹽等國家銀行經手的物資，一律只收蘇維埃銀行鈔票，以此籌集物資與軍糧。[20]
抗日戰爭時期
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設立「中央禁煙委員會」，並頒布《禁煙條例》，1936年起開始實施全國規模的禁煙運動，目標是「十年禁絕鴉片」。從此種植、運輸、販賣毒品成為非法行為。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陝北紅軍被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於長期維持龐大軍隊使陝北財政日益吃緊，中共遂向華北以及內蒙古大青山地區派遣部隊，意圖打通與蘇聯的聯絡渠道，並實現「養兵於外」，以緩解邊區本地財政壓力。此後，中共中央主要依賴國民政府每月撥付的六十萬法幣軍餉（按兩個師標準）、蘇聯經費援助、海外的募捐，以及外部根據地的資助，財政高度依賴外部輸入。
1940年秋天彭德懷對華北日軍發動百團大戰，並引來日軍對中共華北根據地圍剿，華北自顧不暇，對中共中央財政輸血大受影響。同年，賀龍時從大青山根據地向中共中央輸送鴉片，以緩解陝甘寧邊區持續惡化的財政困境。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徹底中斷對中共的財政援助，並對陝甘寧邊區實施封鎖。整個1941年中共中央財政都在極度困難中度過。同年12月31日，邊區銀行行長南漢宸親率稽私隊前往保安司令部軍需處，徵收十三箱「肥皂」（實為鴉片）作為次年財政準備金，為1942年提供了基本財力保障。隨後，毛澤東正式批准南漢宸提出的在陝甘寧邊區實行官營特貨貿易的經濟策略。
自1942年初起，中共中央開始主導鴉片的官營種植與貿易，該年度財政狀況顯著改善，特貨收入占中共中央全年財政收入的40%。為回應外界批評，1943年起陝甘寧邊區逐步停止鴉片種植，由晉綏邊區接替成為主要的特貨生產地，並持續向中共中央提供財政支持。
在毛澤東1942年初確認中共官方主導特貨貿易前，各「抗日根據地」已經將特貨作為重要物資之一籌措軍需，保障財政。如晉冀魯豫邊區的魯西區，1940年建立了特別組織，到敵占區用特貨、黃金、白銀購買槍支、彈藥等，以供部隊之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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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8日，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毛澤民為緩解陝甘邊區的財政困難，曾請示中共中央，準備把新疆所存的16萬兩煙土在平津地區變賣，以籌措經費，緩解邊區財政困難[23][24][25]。毛澤東於5月20日回信同意並由陳雲操辦：「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裡好，將來也有助於我們，請陳抄辦一份，送洛甫」。[24][25]
1940年春，大青山騎兵支隊參謀長陳剛（原358旅715團3營營長）一次就從大青山帶了4噸特貨回延安，受到高度評價。[26]
原解放軍炮兵政治部研究室主任梁勁秀回憶，八路軍在歸綏地區徵收煙罰，每年夏季都可到四、五千兩煙土，整個大青山地區的煙罰除了本地黨政機關自用，還可以支援晉綏軍區和延安中央。[27]
原晉西北軍區供給部部長范子瑜回憶120師後勤時提到，120師在大青山根據地搞鴉片煙土，然後運到陝西躍州、同官一帶的馬欄鎮、張村驛販賣。3年中運了3次，1次就運1.5萬兩，賣了15萬銀元，「部隊基本靠這個來解決困難」。1941年5月，范子瑜收完鴉片回來，適逢中共中央以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和軍委後勤部長葉季壯的名義，給賀龍，關向英發電報，提出以TNT換特貨，後賀龍決定從運回的1.5萬兩鴉片中拿出1萬兩送到延安，沒有要求交換條件。[28]
根據《南泥灣調查》，1942年特務團、九團、四支隊來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29]。在1942年各單位中底面積調查表中，八團種植1000畝，收煙300兩，特務團收煙100兩，警衛團收煙800兩，炮兵團種植六百畝只出八十畝，收煙幾十兩。[30]「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百畝只出了八十畝。其他是施肥割煙皆不熟悉……」。[30]
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31]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煙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32]
根據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當時中共的地下工作中就包括向國統區推銷南泥灣特產（鴉片），由賈拓夫主持。[33]
根據盛文採訪所述，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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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時期
進入國共內戰後，由於多年持續的鴉片生產、積累與貿易，中共掌握的特貨數量迅速膨脹。1941年，八路軍120師僅憑1萬兩特貨，就解決了中共中央的經濟困難[28]；而到了1948年，西北野戰軍僅一縱一個單位就上交特貨4萬兩，11月各部隊又上交8萬2千兩。[35]1949年，第一野戰軍河西部分收入特貨30萬兩，合6千萬新幣，占河西部分收入三分之一。[36]晉綏地區從1943年至1948年共收繳特貨634萬兩，其中向河西（即陝甘寧邊區）支付了387萬兩[37]。邊區與各部隊幾乎以特貨作為主要後勤支撐。例如，1948年西北野戰軍第一、二、四縱共計擁有特貨6萬兩。[38]
隨着數量急劇增加，西北地區市場已無法消化如此龐大的特貨。1947年西北作戰後，十個月的銷量不如戰前一個月，1948年，陝甘寧晉綏聯防區有特貨一百七、八十萬兩，接到在西北推銷200萬兩特貨的任務，表示根本無法完成。[39]在西北無法消化的情況下，東北方面又送來一批特貨，西北只得將其留在山東，仍舊推銷不出去，最後只能希望由中央財政及華北方面協商解決。[36]
根據《山東解放區海關史料縱覽》，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將國共內戰時期種植的鴉片通過山東煙臺等地銷往香港。
中共建政以後
中共建政後，部分西方報紙，美國國會聽證會報告[11]及國民黨方面資料[40]表明，中共鴉片通過香港轉銷到西方。
國民黨方面稱，中國由農墾部統一生產經營鴉片，外貿部統一外銷。[12]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泥灣屯墾並種植鴉片的359旅旅長王震一手創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北大荒開荒，並長期擔任中國農墾部長一職。
根據中國情報人員陳發光回憶錄[10][41][42]，中共建政後，其由中共南方情報局處長王革菲（後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指示，在香港與澳門推銷特貨，換取外匯，並掩護情報工作「從政治上起到麻醉敵人、削弱戰鬥力的作用，又換來外匯交上級統一開支，解決了情報經費困難」。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清洗，定為「販賣毒品罪」，並被多次關押收監。
根據插隊知青與本地學生回憶錄及部分中共公開資料，中共在20世紀60-80年代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43]、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3][44]的國營農場以藥用為名，種植罌粟，代號「100號」[13]、「百號」[45]、「一百號」[46]，據稱是因為罌粟從種植到結果需要100天[46]。
百號種植一般由上級分配種植任務與種植面積到連隊，由於鴉片割煙需要搶期，一般會組織知青與在校學生割煙。收割鴉片是兩個人一組，一個人負責在前面割，一個人緊跟在後面收。割煙傳統迷信認為，讓未結婚的女學生或女知青參與收割，會比一般人多割一些出來。回憶錄中女知青或女生割煙的占多數。收割的鴉片由連隊統一保管並上交。
由於與長期的禁煙宣傳，各地知青們與學生普遍用「難忘」來形容割煙過程。
特貨貿易的爭論
在官營特貨政策初期，很多老同志有意見，還有人向毛澤東寫過長信。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幾位中共領導人，如高崗，是反對特貨貿易的，「寧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認為陝北根據地堅持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的時候都沒有做這個買賣。毛澤東在接見南漢宸時，也表示，「關於經營土特產的事兒，許多同志都來反映意見，而且是相當尖銳的」。[47]
特貨貿易的意義
特貨貿易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共財政困難，對西北地方財政有決定性影響。如1949年年初西北財經辦報告：「由於西北貧瘠，特貨七、八年來向為西北支持財政，穩定金融，周轉貿易的槓桿。一九四二年以來，憑藉着這種特種經營解決了財政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換入入口物資歷年來供給了黨政軍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供給市場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銀行外匯之絕大部分過去也依靠了它的出口換取，這些都相對地減輕了人民負擔和支援了革命事業。在一九四八年，除華北援助之外，也還主要地是依靠它使我們渡過了財政困難的一年，如果現在忽爾停止了這種經營，則今後將用何種力量來周轉貿易和支持金融，實為一很大困難問題」[48]。
政權販毒問題並非中共一家，朝鮮勞動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等共產黨政權或武裝，都在遇到財政困難時，將目光瞄準了毒品[49][50][51]。
特貨相關軼事
- 黃克誠貪污案：廬山會議上，吳法憲突然揭發黃克誠不但是個「偽君子」，而且還是個「貪污犯」，稱其貪污了「黃金萬兩」。吳法憲所指的是1946年，新四軍三師進軍東北時，黃克誠所攜帶的一批黃金、銀元、煙土、鈔票，是全師所有經費。而吳法憲在會議上列出了一些具體數字（據當代中國出版社《黃克誠傳》記載：金子440餘兩，銀洋21222元，鴉片42斤，還有各種鈔票幾億元），稱黃克誠把這些黃金白銀從蘇北帶到東北，從東北帶到熱河，從熱河又帶到天津，從天津帶到湖南，長期把持這個「經濟攤子」。這批財務一直下落不明，應該進行追查。[52][53]
- 賀龍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編寫的揭批賀龍的材料，《打倒反黨篡軍大野心家賀龍》中有一段：「1945年……八月十七日《新華日報》刊登《農民將軍賀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土匪頭子、馬販子、販賣大煙的賀龍說成是『耕種着自己的田地的農民』，把一次就背了五個老婆的土匪賀龍說成『還沒有結婚……』。」
- 南漢宸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2006年南漢宸誕辰110周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現任領導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現任領導的關懷下」，《當代金融家》雜誌2006年2期推出南漢宸紀念專欄，文章《傳奇一生照汗青——南漢宸同志傳略》中提到：「早對南漢宸懷恨在心的康生，和陳伯達勾結起來，給南漢宸扣上「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大煙販子」等莫須有的罪名，妄圖抹殺南漢宸立下的豐功偉績。」[54]
特貨口述歷史
中國大陸對特貨的屏蔽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區財政經濟史料編摘》第四編商業貿易中，特產專賣部分整章「從略」。
- 范子瑜回憶120師後勤補給中特貨貿易部分被刪除。
- 《熱河解放區》中鴉片二字內容被□□替代。
- 2006年出版的《開國第一位央行行長——南漢宸》基本全盤繼承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但是將與毛澤東長談確認官營「土特產」一部分刪除。
- 1949年11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關於查收毒品提出的幾個意見函》中第一句「西北全部解放特貨已無銷路自應查禁」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49年冊中被刪除。
- 《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將龔意農《憶淮南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中與日軍做軍火生意與種植罌粟部分刪除。
特貨相關資料
-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陳永發
- 《統籌與自給之間：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與金融、貿易體系》，陳耀煌
-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岳謙厚
- 《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林美莉
- 《試論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特貨》， 賈克佳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經濟與財政》/《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美國出版），侯天嵐
- 《延安的經濟「奇蹟」》，張杰，財經文摘，2012年第10期
- 《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洪振快，《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 《「忻州鴉片檔案」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高龍，網易真話，2013-07-18
-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麼特貨生意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看中國，2016-06-08
- 《蘇俄在中國》，蔣介石
- 《延安內幕》，齊世傑，華嚴出版社，1943年
- 《陝北鳥瞰》，馬季鈴等，正義出版社，1941年
- 《無孔不入的中共毒化政策——陝北「紅區」推行鴉片政策的鐵證》，《忠報》，1947年第1期
- 《陝北匪區聞見實錄》，曾問吾，《文化先鋒》，1947年2-3期
- 《中共在陝北邊區的經濟措施》，曾問吾，《經濟論衡周刊》，1947年12期
- 《中共統治區寫真》，樂天，民主書局，1946年
- 《抗戰勝利以來中共罪行紀要》，國防部新中國出版社資料室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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