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抵消

生物多樣性抵消或生物多樣性補償是指為了減輕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而提出的一套方法^[1]。抵消通常被認為是抵消層次（避免影響、減少和抵消）的最後一步^[2]，在抵消任何剩餘影響之前，開發商必須首先避免、最小化和逆轉預計的的生物多樣性影響^[3][4]。抵消的目標是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實現無淨損失，最好是實現生物多樣性的淨收益^[1][5]。截至2018年，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開始研究或者使用生物多樣性抵消^[6]，70個國家制定了生物多樣性抵消的相關法規^[7]。

機制

生物多樣性抵消主要包括3個機制^[8]：

• 直接抵消：開發商自行採取補償措施，例如修復生態環境或收購自然區域並實施適當的保護計劃
• 銀行機制：銀行在未來的發展項目產生負面影響之前，實施修復項目，抵消開發商未來需求的信貸
• 抵消專款：由政府機構向開發商募集資金，用於生態環境的修復

各國對生物多樣性抵消的要求

國際組織

生物多樣性抵消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補償性抵消^[9]。1971年簽署的《濕地公約》最早提出了對濕地破壞進行補償的要求^[10]。

2007年，新保護科學(New Conservation Science)發起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研究，評估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和生物多樣性減弱所造成的損失，大力推動了生物多樣性抵消的發展^[11]。

《歐盟生物多樣性戰略2020》將生物多樣性抵消和無淨損失作為其戰略計劃的一部分^[12]。

美國

在美國，濕地和溪流的生物多樣性抵消主要是由《清潔水法》和《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條例》指導，瀕危和受威脅物種的生物多樣性抵消主要由1973年的頒布的《瀕危物種法》負責^[1]。

美國在1972年修訂的《清潔水法》第404條要求開發商必須首先採取所有適當和可行的步驟儘量避免、減少對水生資源的影響，對於不可避免的影響需要進行補償性抵消，來彌補水生資源的損失^[1]。1990年又根據該條款發布了美國聯邦抵消協議備忘錄(1990 Federal Mitigation Memorandum of Agreement)，正式規定應當採取措施避免破壞環境、儘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和潛在影響、對於無法避免或減少的負面影響應採取生物多樣性抵消（包括恢復受損區域、新建區域、增強現有區域、保護現有區域）^[13]。備忘錄還將抵消銀行作為一種可行方式，開發商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從第三方銀行中購買生物多樣性信貸來實現抵消^[13]。同年，美國第一家棲息地抵消銀行成立^[1]。1995年，美國陸軍工程兵團發布《聯邦抵消銀行的建立、使用和運營指南》^[10]。

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1989年提出的無淨損失概念，在1996年成為美國濕地保護政策的核心條例^[14]。

2008年美國頒布《水域資源損害補償最終規則》，正式確立美國3種濕地抵消機制，即抵消銀行、替代費抵消(In-Lieu Fee Mitigation, ILF)和開發商自行抵消(Permittee-Responsible Mitigation, PRM)^[15]。抵消銀行是由第三方銀行通過主動修復和新建保護區域，獲取生物多樣性淨收益；替代費抵消允許開發商選擇支付替代費，讓第三方進行生物多樣性抵消；開發商自行抵消則是開發商自行重建或修復被破壞的環境^[16][1]。其中抵消銀行的方式最受青睞^[1]。根據2016年的估算，美國100多家抵消銀行每年產生的交易額約有13‒22億美元^[17]。

德國

德國1976年在《聯邦自然保護法》的第13‒19條中引入了生物多樣性抵消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例被稱為《影響抵消條例》。條例要求避免重大的負面影響，並補償人類干預對自然資產的殘餘影響。要求通過新建、保護或增強棲息地來抵消任何無法避免的負面影響，但不允許通過減少棲息地在未來被破壞的可能性來抵消現有的負面影響。^[1]

2004年起，德國開始發展棲息地銀行，實現抵消信用的存儲和交易，抵消費用由項目方承擔^[1]。

加拿大

加拿大1985年的《漁業法》要求禁止任何「有害地改變、破壞或毀壞魚類棲息地」，除非得到漁業和海洋部的許可。2012年，加拿大政府對該法的魚類棲息地保護條款進行了重大修訂，並於2013年生效，進一步提升生物多樣性抵消的法律地位^[1][18]。

英國

2007年，英國工黨政府選擇生物多樣性抵消作為「生物多樣性市場創建」可能性的一種探索^[1]。2012年，英國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開始正式在英格蘭啟動生物多樣性抵消的自願試點項目^[19]。

爭議

生物多樣性抵消對生物多樣性收益的量化，使得過程和結果更加透明和可靠，更容易被政府和公眾接受，也降低了漂綠的可能性^[1][20]。但生物多樣性抵消在實施過程中也發現許多企業無法完全遵守生態補償要求^[21]。例如，美國俄亥俄州約2/3的濕地抵消計劃不滿足生態補償要求^[22]；新西蘭超過1/3的項目未達到生態補償要求^[23]；加拿大86%的魚類生境恢復項目沒有實現無淨損失^[24]。這也被批評為過於以結果為中心的功利主義，而忽略了對行動的監管^[25]。

另外，無淨損失是否能夠真正實現也存在爭議，恢復或重建的生境通常並不能提供足夠的生態系統服務^[26]，而且由於地理位置的多樣性和特殊性，沒有完全相同的生境^{[需要消歧義][27]}，無淨損失無法應對滅絕等嚴重的後果^[1]。人工濕地取代自然濕地能否實現無淨損失也存在疑問^[28][29]。

生物多樣性抵消的費用也是被質疑的對象。例如在英國達靈頓，一家企業進行水處理項目時遇到了10隻無危的大鳳頭蠑螈，根據法規要求，企業不得不花兩年時間和25萬英鎊為這些大鳳頭蠑螈建造新的棲息地並轉移它們，如果這部分花費用於保護瀕危物種，或許能夠創造出更高的價值。同時這又牽扯出保護優先級的問題^[21]。雖然生物多樣性抵消常被當作一種簡單和低成本的保護生態的手段，但也造成對其他保護方式的忽略，從而導致生物多樣性抵消有可能變成「破壞許可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