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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白軍
俄羅斯共和國軍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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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軍（俄語：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羅馬化：Beloye dvizheniye，又稱為白衛運動[4]），在白俄僑民以及現在俄羅斯史學界話語中又稱白衛軍（俄語：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白衛事業（俄語：белое дело）[5][6]、白色思想（俄語：Белая идея）[7]，蘇俄以及後繼的蘇聯將其貶義為白匪軍（俄語：Белогвардейщина）[註 1]。是指1918年至1920年期間在俄國內戰中以帝俄軍官團[8]為首在對抗蘇聯紅軍的過程中形成的政治—軍事集團[6]，該集團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黨和自由主義者等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組成[9][10]，其目標是推翻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4]、「拯救搖搖欲墜的國家」、建立「統一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和「法律與秩序」，是俄國內戰期間最大的反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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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含義以及起源
在1917年以後的俄羅斯語境中，「白色」(俄語：Белые)主要有三層含義：
1.對於絕對君主制的溯源，尤其會使人聯想到莫斯科公國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 [11] ，當時的歐洲人因為伊凡三世擺脫蒙古金帳汗國統治（史稱「掙脫韃靼枷鎖」），象徵「純潔、自由」的基督教君主，故而稱他為俄羅斯的皇帝（也就是「白王」——Albus Rex）[12]，故在沙俄時代沙皇常冠以「白色沙皇」之稱。白色成為帝俄皇室的代表顏色。
2.「白色」一詞的起源與20世紀初紅白兩派在政治目的中的傳統使用有關。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反對革命、支持波旁王朝復辟的勢力使用白色作為他們的象徵顏色[13][14]。
3.俄國內戰期間一些白軍士兵穿着的帝俄軍隊的白色制服也被認為是代表了其陣營顏色以及意識形態屬性。
《俄羅斯大百科全書》的白衛運動詞條認為白衛軍詞彙的出現最早是蘇俄開始使用[4]，在蘇維埃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黨人中，「白衛軍」一詞最初常用於指1905年至1907年的芬蘭內戰中對於反對芬蘭「赤衛隊」的芬蘭自由派組織的臨時名稱，而隨着芬蘭內戰的爆發，這種反對不再是臨時性的。此外芬蘭「白衛軍」得到了德意志帝國的支持，因此「白衛軍」和「白軍」等表述開始被用來指代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德國境內的反革命武裝組織以及向彼得格勒推進的德軍，從而成為「資產階級反革命（主要是外國的）的代名詞」，並於與「白色恐怖」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在蘇聯時代形容白衛軍的「反革命」術語中，「白衛軍」只是與「地主」、「資本家」、「容克」等一起被用作眾多群體之一[15]。
「白軍」和「白衛隊」等術語在俄國內戰期間出現並逐漸傳播，儘管其可能的來源可以追溯到1905-1907年的革命。但在1917-1918年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期間——尤其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里，白色並未成為俄國反革命的公認象徵。當時反布爾什維克以及反革命陣營的顏色被認為是黑色，這點與黑色百人團（俄語：Черносотенцы）有關——儘管他們的運動在沙俄垮台後未能倖存。但在1917年，革命者及其支持者，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在與敵人的關係中使用了「黑軍」的形象；另一方面，1918年11月之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稱布爾什維克為「黑軍」，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分子」，而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紅色分子」。然而，黑色百人團卻將他們的武裝組織稱為「白衛軍」，並且在與大屠殺聯繫在一起時，「白衛軍」一詞也出現在報刊上。甚至到了 1917 年，報刊似乎仍然將白軍與黑色百人團的大屠殺聯繫在一起。[15]
而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首次使用「白衛軍」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在十月革命期間的莫斯科起義，當時與士官生學員一起遊行的大學生隊伍開始自稱為「白衛軍」，以對抗工人赤衛隊，儘管他們似乎既反對布爾什維克，也反對君主派。後來，布爾什維克單獨提到了「白衛軍和所有士官生學員」；1917年11月初，И.阿斯塔菲耶夫上尉在新切爾卡斯克宣稱：「布爾什維克給他們的對手起了個綽號叫『白衛軍』。考慮到白色是純潔的象徵，我們保留軍官和士官生部隊的這個稱呼。」他還將所有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反對者稱為「白衛軍」[14]。
兩個月後，以「白衛軍」為原型，一個被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少年騎士」形象開始訴諸於莫斯科的各大報端：
「在這些少年兒郎的身上
正在誕生——不，已然降生
一個煥然一新的俄羅斯
他們聖潔的熱忱、他們聖潔的熱血
正滌盡世間污濁，洗刷民族罪愆
所有沉疴積弊都將在這獻祭中淨化」
因此這個詞雖然沒有被廣泛使用，但出現了一個觀點：這個少數群體不再以「廣大人民」的身份，而是以某種理想實體的身份，以富有「騎士」的形象為俄羅斯獻出自己的生命。在莫斯科，茨維塔耶娃在後續流亡期間出版的詩歌中塑造了「白衛軍」的形象[14]。
但白軍方面的報刊最初禁止使用「白衛軍」、以及「白衛運動」和「白軍」等相關詞彙。後來「白色運動」和「白軍」的概念在白衛軍媒體中被允許使用，但「白衛軍」、「白匪軍」等詞仍然被禁止[15]。
現代俄羅斯歷史學家Д.費爾德曼認為，蘇俄使用「白軍」一詞是「信息戰」的一部分。他將十月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進行了類比。在法國大革命中，保皇派使用白色，而激進派使用紅色：「蘇俄理論家宣稱他們所有的反對者都是被摧毀的政權——獨裁政權的支持者。他們稱他們為『白軍』。這個標籤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論點。根據定義，每個君主主義者都是『白軍』。因此，如果是『白軍』，那麼就是君主派。對於任何受過或多或少教育的人來說都是如此。」 費爾德曼認為，這形成了一個有效的悖論：在許多同時代人眼中，「白軍」開始與君主主義者聯繫在一起。例如，他認為茨維塔耶娃在她的詩中將白軍美化成法國大革命時代以「旺代人」為代表的保皇派，並不是因為她自己同情君主主義者，而只是因為儘管「他們反對蘇維埃國家，而不是為了君主制而戰」，但布爾什維克「說服」她和其他人，他們的敵人是君主派。費爾德曼認為，由於蘇俄控制地區的審查制度，以及白軍缺乏「信息壟斷」和明確統一的積極綱領，使得白軍無法讓俄羅斯人甚至西方知識分子相信他們「大多不是君主主義者」 [14]。
思想
該運動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917年8月科爾尼洛夫暴動。組織形成始於十月革命和1918年1月全俄立憲會議解散之後，並在高爾察克上台並被俄羅斯北部、西北部和南部白衛運動主要白衛軍將領承認為俄羅斯最高執政後形成
在內戰期間，軍官們沒有提出政治綱領，也沒有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批判，而是簡單地將革命者視為天生邪惡，並期望民眾認識到這一點，轉向白軍的保守價值觀。
白軍是一個大帳篷[16][17][18]政治運動，代表著俄羅斯的一系列政治見解。白軍的成員可能是君主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右派或立憲民主黨。
除了反布爾什維克和反對共產主義之外，白軍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流亡者經常分為自由派和較保守派。有些人希望恢復羅曼諾夫王朝，例如居住在意大利的俄羅斯親王尼古拉·羅曼諾維奇和居住在美國的安德魯·安德烈耶維奇王子。一些流亡者希望在俄羅斯組建真正的憲政民主共和國。
在白軍領導人中，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和鄧尼金都不是君主主義者，而彼得·弗蘭格爾則是願意為俄羅斯共和政府服務的君主主義者。此外，其他政黨也支持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其中包括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反對列寧的人。根據時間和地點，某些白軍的支持者可能會效忠於紅軍。
但白衛運動總體上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社會政治價值觀，立憲民主黨與軍官團的互動決定了白軍運動的戰略和戰術方針。
立憲民主黨是俄羅斯最大的自由派政黨之一，然而，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立憲民主黨轉向了保守主義，當時立憲民主黨開始提倡軍事獨裁和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完整，之後憑藉其對白軍的支持規模，成為僅次於俄羅斯民族主義政黨的政黨。直到高爾察克政變發生，立憲民主黨開始成為亞歷山大·高爾察克上將的支持者。
根據現代俄羅斯歷史學家的說法，君主主義者和黑色百人團只是白軍運動的一小部分，他們沒有行使投票權[19]。立憲民主黨積極參與督政府的活動，起初，立憲民主黨作為俄羅斯國家的主要政黨，由於缺乏能夠扮演強有力民族領袖角色的人物，他們主張將督政府組織成一個「集體獨裁者」，試圖建立一個「集體獨裁」政府。然而當高爾察克有機會成為獨裁者時，他們支持了他，立憲民主黨人維克托·佩佩利亞耶夫成為了高爾察克政府的首腦[20]。君主主義者與立憲民主黨一起成為政治基礎，但這兩個黨派從未成為運動的領導力量[21]，因為白軍堅持「非黨派」和「非偏見」的口號，並從1918年11月起，白軍中的右翼和君主主義者圈子獲得了最大的影響力[22]。
白軍領導人宣稱，俄羅斯未來的結構應是一個遵循西歐傳統、並適應俄羅斯政治進程現實的民主國家。俄羅斯民主應以人民主權、消除階級和等級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各民族政治地位與其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相互依存為基礎[23]。因此，高爾察克斷言：「一個新的自由俄羅斯將通過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力的統一而建立。」[24]但當高爾察克成為俄羅斯最高執政的同時，也成為俄羅斯的獨裁者，他自己被公認為白軍的主要領導人，從而通過白衛運動使俄國的威權右翼團結在他的周圍。高爾察克也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支持者，同時反對民主，他認為民主與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息息相關。
某些與白軍運動結盟的軍閥，例如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維奇·謝苗諾夫和羅曼·馮·恩琴，除了他們自己的權力以外，不承認任何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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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存在分歧甚至相互敵視，白軍在保守的意識形態取向和社會構成方面卻有一個共同點：儘管政治色彩各異，但該運動捍衛了斯托雷平關於俄羅斯的價值觀[18]，並尋求恢復秩序，其主要特徵與革命前一致，儘管其參與者允許諸如廢除君主制之類的改革和變革[20]，白軍的目標是保持俄國在十月革命之前的秩序與法律，其目標包括「強大的政權」以及「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鞏固俄羅斯的國際權威為名，必須且必須恢復法律和秩序」；崇拜的理想與目標是被神化了的「神聖俄羅斯」，需要通過淨化俄羅斯和自我犧牲來實現，這體現了白軍軍官的宗教世界觀。
該運動的保守主義還體現在反智主義和對「政治」的敵意上，許多白軍領導人在接受專制統治的同時仍對「政治」（演講、選舉和政黨活動）表示懷疑，主要將其理解為破壞沙皇權威的政黨活動，也拒絕任何現代理性主義政治思想，認為它們對民族精神和軍隊構成威脅。而這源於帝俄軍隊傳統，因為為沙皇服務和保衛沙皇是「信仰問題」，而軍隊被認為是高於政治活動。因此在這種世界觀下，軍隊「凌駕於政治之上」，而保衛專制並非是一種政治行為而是一種「信條」。這種立場並非是自覺的君主主義，因為在二月革命期間，軍官們並沒有為了維持軍事力量而抵抗推翻沙皇政權，同樣他們也基本上沒有保衛臨時政府免受布爾什維克的侵害。在十月革命初期，大多數軍官不願參與政治鬥爭，而志願軍的組織者也只是代表了最保守的少數派[註 2]。[25]他們宣稱軍隊「超越階級」，就像超越「政治」一樣，並且不願猶豫解決社會矛盾，部分原因是這會疏遠地主和有產階級的支持。儘管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等領導人試圖實施土地改革，提議強制轉讓土地並向原所有者提供補償，但這些嘗試遭到了白軍領導人授權實施改革的下級軍官和前沙俄官僚的破壞，而白軍領導人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強制實施改革。[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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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 米哈伊爾大公不願意接受皇位, 他在 3 月 3 日的退位詔書中聲明: 「如果經過了全民投票選舉, 通過代表他們自己意志的立憲會議來建立政府形式和確立俄羅斯國家體制的基本法, 只有在符合民意的情況下, 我才願意做出最終的決定來執掌俄羅斯的最高權力。」也就是說, 大公將決定俄羅斯國家體制的時間推到了只有按照人民意願召開的立憲會議。這一原則也被稱為預先不確立原則（俄語：непредрешенчество）[27][28]。臨時政府上台之後, 也不得不為召開立憲會議做準備, 並且臨時政府沒有權力來決定 「俄羅斯國家體制等根本性問題」。
不確立俄羅斯國家體制的原則此後又被白衛軍的領導人所繼承。1917年9月關押在貝霍夫的將軍們制定了「貝霍夫綱要」,這個綱要中的主要觀點此後被白衛軍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即「科爾尼洛夫將軍憲法方案」所闡述,主張「解決國家和民族以及社會的主要問題推遲到未來召開的立憲會議」「立憲會議是俄羅斯土地的唯一主人, 它應該決定俄羅斯的憲法並最終決定國家制度。」[29]
自1918年起，鄧尼金一方面拒絕軍官中流行的「恢復沙皇制度」這種直截了當的口號，認為這可能會損害他們的事業和招募；另一方面堅持「預先不確立原則」，主張俄羅斯人建立自己的政府，聲稱軍方無法替俄羅斯人決定；另一方面，他開始提及未來的「國民議會」。雖然國民議會與制憲會議的區別從未明確，但這一變化可能意味着白軍不支持人民主權和普選權的原則[25]。鄧尼金認為白軍的意識形態是以國家地位為中心，鄧尼金並以此為依據比較了紅軍與白軍之間的「歷史使命」：前者的目標是通過民主化的軍隊摧毀俄羅斯的國家地位，而後者則相反，旨在通過軍隊挽救國家地位，他就此稱該運動是「俄羅斯對保衛民族和國家生存的自然願望」[23]。
儘管白軍持保守態度，但他們並沒有公開宣稱自己是反動運動，而是試圖不疏遠潛在的支持並吸引廣泛的基礎，避免有爭議的決定，公開表達他們對重大問題的立場，並制定受到各種解讀的計劃，同時重視宣傳工作和宣揚積極的理想。[25]雖然該運動的領導人繼續正式拒絕反動思想，一些白軍成員接受了廢除君主制和一些改革的理念，但總體而言，該運動尋求重建傳統的帝國社會秩序。[18][30][31]在其存在的最後階段，在弗蘭格爾男爵領導下，該運動恢復了「立憲會議」一詞，但發表了一份宣言，主張「俄羅斯人民」必須選擇「自己的主人」，這意味着弗蘭格爾指的是新沙皇[25]。
白軍沒有製定外交的計劃。白軍在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對德意志帝國在俄羅斯西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烏克蘭在東線的長期佔領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政策。
諸如安東·鄧尼金之類的白軍領導人。其他大多數白軍領導人承認海軍上將亞歷山大·科爾恰克在鄂木斯克組織的臨時的戰時政府，但由於科爾恰克失去了軍隊而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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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哥薩克人被白衛軍領導人承諾將保留組建自己的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的獨立性。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同時，白衛軍還考慮在烏克蘭、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地區實行「區域自治」的可能性。但白軍的總體政治目標仍然是奪取對俄國的統治權和恢復 「統一不可分割的俄羅斯」[32][33]，並且恢復舊的俄羅斯帝國國家邊界。這意味着否認俄羅斯的自決權[34][35]，但波蘭和芬蘭等國可能除外；根據這一口號，白軍試圖在他們視為「俄羅斯」的前帝國領土上開展活動，但在那裡俄羅斯族是少數民族。這一原則在愛沙尼亞獨立戰爭期間被違反，當時俄羅斯白軍援助了愛沙尼亞共和國。然而，根據這一原則，白軍不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並在烏克蘭獨立戰爭中與其作戰，並且也與北高加索山地共和國作戰。秉承這一原則，高爾察克拒絕了曼納海姆將軍提出的以承認芬蘭獨立為條件接受芬蘭軍事援助的建議，因為對高爾察克來說，「分裂的俄羅斯不是俄羅斯」。
儘管文化和民族自治並未被否定並且白軍統治區存在各種自治形式——例如布里亞特的地方自治局和本地軍隊，但這一原則在實踐中卻鮮有實施，自治地方發展卻受到限制。1919年9月13日，外貝加爾邊疆區州長致函內務部長，就自治問題發表聲明，稱「組建任何非俄羅斯民族性質的國家機構」都是不可接受的。高爾察克在回應猶太代表團的歡迎時宣稱，他「反對民族派別」，「將民族關係中的矛盾之處解釋為國家緊張的狀態，特別是在前線」，並且「隨着國家普遍回到正常狀態，民族問題的尖銳性將會消失」[22]
同時鄧尼金也拒絕遵守關於給予庫班自治的政治協議。對鄧尼金來說，「維護俄羅斯的國家地位是信仰的象徵……是不容置疑、不容猶豫、不容妥協的正統象徵」，而烏克蘭國蓋特曼斯科羅帕茨基提出的建立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即烏克蘭）聯邦的想法，鄧尼金也無法接受。 [36]「統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羅斯」的原則在鄧尼金的《致小俄羅斯人民》講話中得到了清晰的闡述，該講話體現了烏克蘭白軍運動的綱領。鄧尼金尤其否認烏克蘭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並將「烏克蘭主義」定性為「叛國運動」。
除了與紅軍作戰外，白軍在1917年至1923年的俄國內戰期間還與綠軍和民族分離主義者交戰。白軍並不包括無政府主義者（馬赫諾）和所謂的「綠軍」——他們既與紅軍作戰，也與白軍作戰；也不包括那些在前俄羅斯帝國領土上建立的、旨在爭取某些民族領土獨立的民族分離主義武裝組織。
而到了一戰末期，德國在東線擴張占領俄羅斯西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烏克蘭，白軍在對德政策上存在分歧，爭論是否與德國結盟。雖然彼得·克拉斯諾夫（頓河共和國）和帕夫洛·斯科羅帕德斯基（德占烏克蘭國）等白軍領導人同意接受德國的支持，但其他許多領導人仍然忠於協約國。
白軍打出「法律與秩序」的口號，希望以此抹黑對手的權威，同時強化民眾自認為是祖國救世主的形象。騷亂的加劇和政治鬥爭的激烈，使得白軍領導人的論據更具說服力，並使那些在心理上排斥騷亂的民眾自動將白軍視為盟友。然而，這句「法律與秩序」的口號很快以一種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體現在民眾對白軍的態度中，令許多人驚訝的是，它正中布爾什維克的下懷，成為他們最終贏得戰爭勝利的原因之一。[37]
因為只有白軍將「法律和秩序」的口號置於其綱領和宣傳的中心，而實際上白軍政府卻無力制止搶劫，並實施鎮壓和任意暴力，這違背了白軍所宣稱的、吸引人的主要原則，引起了不滿，再加上社會保守主義和精英主義，以及想要歸還從舊社會精英手中奪取的財產（這也是農民害怕失去土地的原因），白軍失去了相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優勢。[34]
鄧尼金的下屬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馮·蘭佩 （俄語：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он Лампе）在其著作中聲稱，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口號例如「打敗資產階級，奪回被偷的東西」以及告訴民眾每個人都可以拿走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對於那些經歷了四年戰爭導致道德災難性下滑的人們來說，比白軍的口號更具吸引力，因為白軍的口號也就僅僅宣傳了每個人只能獲得「法律賦予」的東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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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布爾什維克不同，白軍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
根據1920年冬季保衛克里米亞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亞·阿·斯拉什切夫-克雷姆斯基將軍的說法，白軍運動是由親立憲民主黨和親十月革命的上層人士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下層人士組成的混合體。[38]
儘管有這樣的定義，但並非所有歷史學家都認同這個觀點。許多人認為，將所謂的「民主的反革命政權」（諸如克木齊政府、西伯利亞共和國、烏拉爾臨時政府、烏法督政府）納入白衛運動是不合理的。一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可能出於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敵意而支持白軍，但僅僅是作為策略盟友。[39][40][41]
正如鄧尼金在其著作中所表示的那樣：「南俄志願軍希望依靠所有具有國家意識的民眾群體。它不能成為任何一個政黨或組織的武器。」而俄國哲學家、思想家司徒盧威在《關於俄國革命的反思》中也寫道，反革命必須與革命期間和革命中產生的其他政治力量聯合起來，但這些力量與革命是對立的。這位思想家認為，這是20世紀初俄國反革命與路易十六時期反革命運動的根本區別。[42]
臨時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後來的白俄流亡者帕維爾·米留可夫在其著作里認為白軍並不等同於整個反蘇運動，後者從一開始就四分五裂，既有支持獨裁統治的右翼人士，也有支持科爾尼洛夫起義與立憲民主黨的人士，還有反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者，後者只是在十月革命後才一度試圖組成「統一戰線」，所以反布爾什維克運動中「只有一部分」可以被稱為「白衛軍」，「白衛軍」中也只有一部分是反革命的和復辟的君主主義者。該運動的「白軍」復辟性質是逐漸形成的，只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最後反布爾什維克的武裝鬥爭策略才完全集中在公開具有反動傾向的「白軍」身上，因此，反布爾什維克運動變成了「白軍」，而「白軍」又變成了反動派。[43]
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行動彼此完全獨立，幾乎沒有協調或凝聚力。白軍的組成和指揮結構也各不相同，一些是一戰後的退伍軍人，一些是的新的志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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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在20世紀20-30年代，以政治理論家伊萬·伊里因、俄軍總司令弗蘭格爾和多爾戈魯科夫公爵為首的白俄移民群體中，很大一部分人將「白衛理念」與「國家理念」等同起來。伊里因在其著作中描述了白衛運動在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的巨大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並非對祖國的世俗般的熱愛，而是對俄羅斯如同對一座真正的宗教聖地般的熱愛。」[44]
此外，伊林將白軍運動描述為一場涵蓋全球範圍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內的「騎士運動」。伊林將法西斯主義視為白軍運動的表現形式之一，也是其「手段」之一，因此，他認為白軍運動比法西斯主義「更深層」、更「廣泛」，並認為「非白軍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是「危險的」，而俄羅斯法西斯主義必須抵制這種「危險」 。 在二戰期間，馮·蘭佩甚至認為希特勒是繼續這場與布爾什維克鬥爭的「天然盟友」。[45]
在白衛運動中最大的、傾向最接近法西斯主義的群體是哥薩克人，他們受到保衛莊園的經濟動機和反現代文化的領導。他們的主要領導人是彼得·克拉斯諾夫，他是一個堅定的反猶主義者，用煽動性的言論和神話般的哥薩克歷史觀念來吸引哥薩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拉斯諾夫成為納粹德國的重要合作者，領導着通德的哥薩克部隊。[25]
因此彼得·凱內茲認為，白軍運動是一種國際現象，與當時其他反革命運動類似，這些運動的特點是民族主義、教權主義、種族主義、敵視民主、工業社會和社會革命[25]。
总结
视角
白軍與猶太人的關係頗為複雜，由於「自由派」白軍官方從未提及反猶主義，並且從來都不是白衛運動的官方意識形態，白衛軍中甚至還有不少猶太軍官，並且最初白軍得到了猶太人的支持[46]，他們信奉自由主義口號，從而能夠對抗打壓他們的布爾什維克。然而由於白衛運動是由保守派軍官發起的，反猶主義在軍隊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普遍存在，猶太人在帝俄時代不能成為軍官，並且在軍隊中受到虐待，因為軍官們認為他們傳播顛覆性意識形態，無法成為優秀的士兵。
在內戰期間，反猶主義在白軍軍官中存在差異，但其意識形態中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元素。正如奧列格·布德尼茨基在其著作中所述，儘管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但「白衛運動與屠殺和反猶太主義緊密相連」[47][48]。白軍將領們通常將革命視為猶太人陰謀的結果，並通過白軍宣傳機構傳播反猶主義，將革命歸咎於猶太人，並傳播非俄羅斯和「現代」價值觀。軍官們將猶太人描述為細菌，並將軍事失敗、通貨膨脹和缺乏外國支持等種種不幸歸咎於他們；而白軍東正教牧師則譴責猶太人是殺害基督的兇手，並呼籲對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發動聖戰。
此外，白軍領導人無法為民眾制定通俗易懂的綱領，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則促使白軍的宣傳強調布爾什維克的「非俄羅斯性」以及布爾什維克隊伍中有眾多的「外國人」。並且反猶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得到了強大的推動，並曾被極右翼成功用於動員民眾，如今卻成為了白軍宣傳的工具，並被白軍的官方宣傳機構「奧斯瓦格」(俄語：ОСВАГ)廣泛利用，譬如約書亞·桑伯恩 (Joshua Sanborn) 將反猶主義的白色恐怖追溯到俄羅斯帝國政府支持的反猶主義[49]：
……就猶太人而言，我們不僅看到了恐怖行為（例如劫持人質、大屠殺、大規模報復、大規模驅逐、強姦、搶劫以及殘暴無比的暴力）的發展，還看到了社會意圖的演變。最值得注意的是，伊安努什克維奇領導的蘇聯最高統帥部努力收集軍隊中猶太人的行為材料，並強調指揮官必須收集這些材料，以證明猶太人對軍隊和國家造成的一切「危害」。[...] 這些過程被戰爭氛圍所合理化，但其願景一直延伸到戰後時期。因此，白色恐怖如同帝國軍隊1914年至1917年的恐怖運動一樣，對猶太人的恐怖具有革命性，而且，如果白色恐怖在內戰中獲勝，其核心內容或許會進一步深入。
因此根據彼得·肯涅茲 (Peter Kenez)的說法，反猶是白衛運動的「替代品」[25]。
而白軍領導人的反猶主義立場各不相同：對於像克拉斯諾夫這樣的極端反猶主義者來說，每個猶太人都是反俄陰謀家，相反鄧尼金則持溫和立場。鄧尼金向一個請求保護的猶太代表團坦白，他不喜歡猶太人，並採取了各種措施來損害猶太人的經濟利益，但他否認白軍的反猶主義，也否認南部白軍在1919年大屠殺是針對猶太人的。雖然看起來像鄧尼金這樣的人物並不認同其下屬的激進反猶主義，但他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他們。[47][48]
因此英國國會有影響力的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親自警告安東·鄧尼金將軍：
如果繼續收到猶太人被迫害的消息，在議會中爭取對俄羅斯民族事業的支持將更加困難。[50]
然而，鄧尼金不敢與他的軍官們對峙，只是滿足於含糊其辭的正式譴責。且1919年以來，南俄白軍顯然決定不接受猶太人加入其隊伍。由於反猶主義在西方引發排斥，從而影響了干涉軍的軍事援助，弗蘭格爾承諾打擊反猶主義，不像他的前任那樣允許大屠殺，但為時已晚。結果，反猶主義宣傳加上鄧尼金手下在1919年組織的針對猶太人的一系列大屠殺以及白軍隊伍中對猶太人的歧視，甚至拒絕接受他們服役，使得白軍與反猶主義之間產生了聯繫。[47][48]
組織結構
白衛運動的武裝組織被稱為「白軍」（俄語：Белая армия），並且白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
白軍的主要將領有高爾察克、科爾尼洛夫、鄧尼金、弗蘭格爾等。白軍的其他一些軍隊有1918年5月底5萬餘名奧匈戰俘編製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團等。
白衛軍的骨幹力量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帝俄軍官團和哥薩克。不少俄國軍事歷史學家都指出，恰恰是軍官團和哥薩克這兩個核心社會集團保障了白衛軍的戰鬥力[51]。但隨着白衛軍繼續擴張，它不得不強制動員農民和其他社會成員加入軍隊。東方白衛軍主要是動員西伯利亞的獵人、農夫，南俄白衛軍則以俘虜的紅軍戰士和農民為主，西北白衛軍主要是依靠志願者。
在一戰之前帝俄軍官團中的一半以上中高級職位往往由貴族世襲，來自低級官僚家庭與來自神甫、 商人家庭在軍官團比例約占兩成，剩下的約兩成部分自匠人、農民之子[52]，而當時軍官團的總人數大約有4萬人。一戰開始之後, 迅速改變了軍官團的社會結構。軍官們出於貴族的榮譽和愛國主義情感的激發, 往往以身作則, 衝殺在一線, 激勵士兵們與之奮勇殺敵。其後果之一便是俄國的貴族軍官團損失殆盡, 沙皇政府不得不擢升普通軍士來擔任基層軍官, 此外還通過短期培訓將大量的工農子弟授予准尉軍銜, 送往戰場[53]。到1917年秋季, 帝俄軍官團總計25萬人，約22萬人是戰爭時期所培訓和擢升的臨時軍官, 其人數遠遠超過戰前的正式軍官人數的4—5倍。其中80%的軍官出身農民, 4%的軍官出身貴族, 餘下的則來自城市中等階層和工人階級[54]。
許多人來自貴族之外，例如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和鄧尼金（有農奴家庭的祖先），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哥薩克人）。根據蘇聯軍事歷史學家的統計，南俄志願軍3700名參與者中有2350名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官，餘下的則是從士官生學校畢業的軍校學員、士官生和大學生[55]。他們的出身並非如同20世紀20年代蘇聯領導人所描述，源自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恰恰相反，白衛軍的軍官團主要是源自俄國社會中的中等階層和農夫之子[55]。
哥薩克則是白衛軍中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數個世紀以來，哥薩克一直是俄羅斯帝國正規軍的組成部分，擁有極高的戰鬥力。哥薩克以服務帝國軍隊獲得特權， 占有大量的土地。從1915年8月開始, 頓河哥薩克動員12.5萬人、庫班哥薩克動員9.7萬人加入俄羅斯帝國軍隊作戰。到1917年在俄羅斯帝國境內一共有13支哥薩克軍，總計450萬人，其中有48萬人服軍役[56]。
二月革命之後，哥薩克人對彼得格勒的權力更替不在意，他們更希望的是哥薩克地區獲得自治，過自己獨立的不受中央權力變革影響的平靜生活。頓河哥薩克甚至一度幻想能像芬蘭和愛沙尼亞一樣成為獨立國家[57]。不僅如此，俄歐中央地區的右翼政黨以及軍人組織也把目光放到邊疆地區的哥薩克群體。科爾尼洛夫、阿列克謝耶夫、鄧尼金等人都會聚到頓河首府新切爾卡斯克。 而哥薩克為了捍衛自己的經濟地位、特權以及生活方式, 也站到了蘇維埃政府之對立面，雙方結合在一起，共同武力對抗蘇維埃政權。
到1918年秋季，南俄白衛軍中有大約5萬名頓河哥薩克和3.55萬名庫班哥薩克，烏拉爾和奧倫堡的哥薩克也組建了27個團約2萬餘人的騎兵部隊[58]。而為蘇維埃政權作戰的哥薩克人數則少得多。根據統計數據，到1918年秋季，東方戰線紅軍中有4000名奧倫堡哥薩克，南方戰線紅軍僅有14個哥薩克團。直到1919年年底，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哥薩克工作部的報告中，特別指出20%的哥薩克捍衛蘇維埃政權，而餘下的70%—80%是支持白衛軍[58]。
另外，高爾察克的東方白衛軍中還有一支勁旅，是由沃特金斯克—伊熱夫斯克工人組成。1918年8月，沃特金斯克—伊熱夫斯克工廠的工人爆發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叛亂者大約有6300人，其中包括300名軍官、3000名工人和3000名前線士兵[59]。到9月底,已經組建了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包括2萬人的伊熱夫斯克戰士和1.5萬人的沃特金斯克戰士，其中0.8萬—1萬名士兵在前線作戰。高爾察克政變成功之後, 成為其麾下漢任將軍領導的西方集團軍的骨幹力量。
俄羅斯南部的志願軍是白軍中最傑出和最大的一支。
隨着布爾什維克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頒布 《和平法令》, 俄羅斯帝國的軍隊完全解體[60]。這引起軍官團中部分軍官的不滿，俄軍前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於1917年11月2日從莫斯科逃離，奔赴頓河地區建立武裝組織, 以武力對抗布爾什維克。在阿列克謝耶夫的呼籲下, 來自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西南戰線的部分士官生、 軍校學員和軍官集結在新切爾卡斯克, 組建了以阿列克謝耶夫名字命名的「 阿列克謝耶夫組織」（俄語：Алексеев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61]。
此後，隨着鄧尼金、 科爾尼洛夫將軍、 艾爾傑里上校等軍官的加入，更名為志願軍。志願軍於1918年1月以一支組織精巧的小型軍隊起家，隨後迅速壯大。庫班哥薩克人加入了白軍。1918年2月下旬，由於紅軍的推進，在阿列克謝·卡列金的指揮下，有4000名士兵被迫從頓河畔羅斯托夫撤退。
白軍將領從未掌握過行政管理。他們經常利用「革命前工作人員」或「具有君主主義傾向的軍官」來管理白軍控制地區。
白軍通常是無序的。白軍控制地區有多種貨幣，匯率不穩定。主要貨幣，即志願軍的盧布，沒有黃金儲備。
戰爭過程
1918年11月至1919年2月，英法軍隊13萬人在俄羅斯南部的新羅西斯克、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著陸。後期的英、美、日等國的援軍則在摩爾曼斯克、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海參崴等地登陸，加強對白軍的協同防禦。
南方的白軍組織始於1917年11月15日（舊曆），由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領導。1917年12月，拉夫爾·科爾尼洛夫將軍接管了新命名的志願軍的軍事指揮權，直至1918年4月去世。之後，安東·鄧尼金將軍接任，並於1919年1月成為「南俄羅斯武裝部隊」的首腦。
南線的特點是大規模行動，對布爾什維克政府構成了最危險的威脅。 鄧尼金在1919年對莫斯科的進攻失敗後，俄羅斯南部武裝部隊撤退。1920年3月26日至27日，志願軍的餘部從新羅西斯克撤離到克里米亞，在那裡與彼得·弗蘭格爾軍合併。
內戰後
1920年11月, 當蘇維埃紅軍攻占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弗蘭格爾領導的殘餘白衛軍和其他居民十多萬人乘坐英法的船艦逃離克里米亞半島, 開啟了俄國歷史上新一波移民。反布爾什維克俄國人流亡國外，聚集在貝爾格萊德、柏林、巴黎、哈爾濱、伊斯坦布爾和上海。他們建立了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軍事和文化網絡，例如哈爾濱和上海的俄羅斯社區。此後，白俄的反共活動家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許多難民移民到該基地。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白俄運動在俄羅斯境外建立了組織，其目的是通過游擊戰廢除蘇維埃政權，例如俄羅斯全軍聯盟和俄羅斯全國聯盟，是由一群年輕的白俄於1930年在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成立的反共組織。
一些人在1920年代支持阿爾巴尼亞的佐格一世，一些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獨立服務。在1937年新疆伊斯蘭事件期間，白俄還與蘇聯紅軍並肩作戰。
代表人物
相關電影
- 《無畏上將高爾察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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