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與種族滅絕國際研討會

1982年6月20至24日，納粹大屠殺與種族滅絕國際研討會在特拉維夫舉行。大會由以色列·查尼、埃利·維瑟爾和沙邁·戴維森聯合三人1979年創辦的納粹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研究所組織，是種族滅絕研究領域首次大型研討會。會議旨在增進了解和預防種族滅絕行徑，代表學術界不再單純把種族滅絕視為不理智行徑，而是可以研究和理解的現象。

土耳其政府不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要求取消研討會，並以對意圖逃避迫害的敘利亞與伊朗猶太人關閉邊境要挾。此舉會令猶太人面臨生命危險，以色列外交部為此意圖阻止會議，建議與會人員取消行程，甚至不惜謊稱會議取消並阻止媒體澄清。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是以色列紀念納粹大屠殺的官方機構，該館聯合維瑟爾等知名人物退出會議。但是，組織方拒絕刪除議程中的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內容，堅持召開研討會，外界譴責土耳其與以色列政府侵犯學術自由。

準備

研討會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酒店舉行

1979年，心理學家以色列·查尼（Israel Charny）、心理醫師沙邁·戴維森（Shamai Davidson）與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兼公共學者埃利·維瑟爾創立納粹大屠殺與滅絕種族研究所，旨在研究針對任何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徑。研究所計劃在1982年6月召開研討會，這也是種族滅絕研究領域首次大型研討會。^[1][2][3]

大會計劃開展上百場講座^{[注 1]}，其中六場關注亞美尼亞種族滅絕^[2][4][5]，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系統化滅絕的近百萬奧斯曼帝國亞美尼亞人^[6]。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土耳其政府始終秉持否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立場，堅稱奧斯曼帝國從未對亞美尼亞人犯下任何罪行^[6][7]，還力圖促使其他國家共同否認20世紀20年代曾發生種族滅絕^[8][9]。社會學家萊文·喬巴堅（Levon Chorbajian）指出，土耳其的「作案手法始終如一併堅持站在最高立場，哪怕偶爾暗示讓步也絕不落實，並且不惜採用恐嚇、威脅手段」阻止任何人談論亞美尼亞種族滅絕^[10]。1982年，土耳其是少數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同時穆斯林又占絕對多數的國家^[11]。出於對兩國關係的顧慮，以色列從未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12]。1982年的研討會是以色列公共領域首度探討亞美尼亞種族滅絕^[5][13]。

以色列紀念納粹大屠殺的官方機構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贊助本次國際研討會，計劃在該館舉行火炬儀式拉開大會帷幕，並請維瑟爾發表主題演講。其他發言人包括紀念館主任伊扎克·阿拉德和艾希曼審判檢察官吉迪恩·豪斯納（גדעון האוזנר）。^[2][4][5]獲邀研究人員半數來自以色列，剩下的來自其他國家^[14]。以色列在研討會召開數周前侵入黎巴嫩，大會組織方發明聲明反對戰爭^[15]。研討會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酒店舉行^[16][17]。

外界施壓要求取消

以色列歷史學家耶爾·奧龍推斷，土耳其當局可能是從1982年4月20日納粹大屠殺紀念日的《耶路撒冷郵報》文章知悉本次國際研討會^[1]。土耳其猶太團體到訪以色列，宣稱研討會將導致土耳其境內的猶太人面臨危險^[18]。土耳其外交部^[19]派土耳其猶太社區世俗議會主席雅克·維西德（Jak Veissid）前往以色列設法取消研討會。據查尼事後回憶，他曾在特拉維夫遇到維西德，對方聲稱如果研討會按計劃召開，土耳其會對意圖逃避迫害的敘利亞與伊朗猶太人關閉邊境。^[20][21]

以色列外交部屈於土耳其壓力也想取消研討會^[1]，發言人承認上述立場，聲稱這是「出於對猶太人利益的擔憂」^[18][22]。另據查尼透露，會議召開數月前，他和其他組織者開始接到以色列外交部通知，要求取消研討會^[5]。組織方提出刪除正式議程文件中涉及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內容，但在實際會議保留，以色列政府官員拒絕接受。維瑟爾與查尼團結一致，拒絕取消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研討活動。^[23][24][25]以色列官員建議會議只保留納粹大屠殺議程，組織方同樣無法接受^[26]。

以色列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阿夫納·阿拉齊（Avner Arazi）在內部備忘錄寫道：「我們不計後果取消會議都是為了從伊朗和敘地亞進入土耳其的猶太難民……維西德也知道，與難民問題相比，他為反對會議召開準備的論點都無足輕重」^[27]。阿拉齊進一步指出，此時的土耳其政府經政變上台並實施軍事獨裁統治，他們無法理解以色列身為自由民主國家必須尊重言論自由，無法以政府好惡為由取消任何研討會^[27]。土耳其政府還稱，大會加入亞美尼亞議題會導致納粹大屠殺不再顯得獨特^[28][29]，但事實證明猶太人的生命才是以色列外交部最高要務，遠比納粹大屠殺是否獨特重要^[30]。阿拉齊還稱，為報復他人召開研討會關閉邊境可謂前所未有，但國際關係學者埃爾達德·本·阿哈倫（Eldad Ben Aharon）認為：「伊朗和敘利亞的猶太人顯然面臨生命危險，土耳其外交部毫不猶豫地利用這種敏感局勢向以色列施壓」^[31]。

退出

6月3日，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與特拉維夫大學退出會議。維瑟爾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他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就土耳其猶太人危局發來的電報，還有電報涉及更嚴重的威脅，但他不便透露。他建議推遲會議，拒絕刪除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議題。但是查尼拒不考慮延期，維瑟爾就此決定退出，稱「人命比探討人命更重要」。^[25][32][33]查尼沒有因此動搖，決心哪怕只有極少數人參加也要召開研討會^[34]，在他看來，以色列政府這般立場只會導致「永無休止的恥辱」^[24]。

以色列外交部把維瑟爾的聲明發給與會各方，敦促他們退出^[32]。眾多名人隨後退出，如阿拉德、豪斯納、特拉維夫大學校長約拉姆·丁斯坦（יורם דינשטיין）、哲學家埃米爾·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歷史學家耶胡達·鮑爾（יהודה באואר）、心理醫師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和律師艾倫·德肖維茨。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派拉比馬克·塔南鮑姆（Marc Tanenbaum）前來特拉維夫，但後來又禁止他參加會議，哪怕以個人身份與會也不例外，結果塔南鮑姆在大會召開前不久退出。前美國猶太人委員會主席亞瑟·赫茲伯格（Arthur Hertzberg）在維瑟爾退出後曾表示願意與會發表主題演講，但他同樣在大會前夕退出，自稱是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如此決定。^[35]另據奧龍透露，退出會議的以色列人只有鮑爾事後表示後悔^[36]。

心理學家弗朗西斯·蓋澤·格羅斯曼（Frances Gaezer Grossman）在研討會發表演講《納粹大屠殺期間拯救猶太人生命的外邦人士心理研究》（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Gentiles Who Saved the Lives of Jews During the Holocaust）^[37]，她拒絕接受以色列領事官員敦促她不要出席會議的要求：「納粹大屠殺已經過去，以色列早已建國，這時還以大屠殺要挾猶太人不得參加學術會議，是對我生而為人或是猶太人尊嚴的冒犯」^[38][39]。

以色列外交部呼籲與會者不要出席^[5][33][40]，宣稱研討會將導致納粹大屠殺不再顯得獨特^[40]，甚至謊稱會議取消，還想辦設法阻止研討會照常舉辦的消息在報上公布^[26]。據查尼透露，許多美國猶太組織撤銷贊助研討會的支票^[5]。雖有亞美尼亞團體捐助，但會議最後還是入不敷出^[41]。土耳其駐美國大使薩克魯·埃爾克達格（Şükrü Elekdağ）致信《紐約時報》，否認土耳其的猶太人面臨任何威脅。土耳其外交部發言人面對《紐約時報》提問也稱土耳其「不反對特拉維夫的研討會，但反對以任何形式把納粹大屠殺與亞美尼亞人的指控聯繫起來」。^[22]

研討會

查尼在研討會議程寫道：

本次研討會旨在促使各國人民把種族滅絕當成歷史與未來的普遍問題研究，紀念遭遇大規模毀滅悲劇的所有民族和人民，強調他們的歷史憂慮。同時把這些憂慮聯繫起來，令每起種族滅絕悲劇都能體現人們對全人類毀滅的擔憂。^[42]

研討會明確表明無意對種族滅絕保持價值中立，旨在反對種族滅絕、對受害人表達適當敬意，這與科學應該保持客觀且不牽涉價值判斷的立場相反^[43]。大會代表學術界不再單純把種族滅絕視為不理智行徑，而是可以研究和理解的現象^[44]。

研討會按原計劃於6月20至24日在特拉維夫召開，原定與會的600名研究員實際只有250到300人參加^[2][17][23]，涉及眾多學科^[45]。大會議程包含104場講座^[41]，宣講人包括種族滅絕研究學者海倫·費恩（Helen Fein）、里奧·庫珀（Leo Kuper）、詹姆斯·梅斯（James Mace），語言學家雅羅斯拉夫·魯道尼基傑（Яросла́в-Богда́н Рудни́цький）、文學教授約翰·費斯汀納（John Felstiner）、神學家亞瑟·羅伊·埃卡德（A. Roy Eckardt）與富蘭克林·利特爾（Franklin Littell），哲學家羅納德·桑托尼（Ronald E. Santoni）和羅納德·阿倫森（Ronald Aronson），猶太研究學者艾倫·貝格（Alan L. Berger）、國際法學者路易斯·雷內·貝雷斯（Louis René Beres）、人權活動家路易斯·庫特納（Luis Kutner）。藏族政治家葛然朗巴·平措汪傑、亞美尼亞使徒教會大主教沙赫·阿賈米安（[Շահե Աճեմյան] 錯誤：{{Lang}}：無法辨識代碼 arm（幫助））到會演說。講座分成幾類，如「過去與未來的種族滅絕」、「案例研究」（如烏克蘭大饑荒、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後的西藏局勢，蘇聯古拉格勞改營、羅姆人大屠殺、柬埔寨種族滅絕）、「種族滅絕動力學」、「美術、宗教和教育」，以及「走向干預和預防」。^[37]許多講座提出建立預警機制，在木以成舟前及時發現種族滅絕風險因素^[46]。會議記錄包含種族滅絕研究和預防的代表作品樣本，對該領域後來的發展影響很大^[47]。

阿賈米安在大衛王酒店舉辦晚宴款待亞美尼亞族來賓，耶路撒冷市長特迪·科勒克等以色列政治家出席。耶路撒冷亞美尼亞族長耶吉什·德德里亞（Եղիշէ Տէրտէրեան）在耶路撒冷亞美尼亞宗主教會舉辦招待會^[17]。亞美尼亞裔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文尼斯（Ռիչարդ Հովհաննիսյան）指出，本屆研究會效果大幅削弱，但還是「帶着新的目標感」繼續前進^[3]。查尼認為無論「從思想還是精神角度」而言，本次會議都堪稱里程碑^[48]。奧龍聲稱，大會是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和學術自由的焦點^[11]。會議期間曾放映邁克爾·哈格皮安（J. Michael Hagopian）製作的亞美尼亞種族滅絕視頻，還有霍文尼斯、瑪喬麗·豪斯皮安·多布金（Marjorie Housepian Dobkin）、瓦哈肯·達德里安（Վահագն Տատրեան）、瓦赫·奧沙甘（Վահէ Օշական）和羅納德·桑尼（Ronald Suny）的學術研究成果^[17][34][37]。霍文尼斯後來把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研究成果編輯成書《透視亞美尼亞種族滅絕》（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Perspective），於1986年出版^[3]。

反響

研討會爭議引起國際媒體關注^[2]。以色列與黎巴嫩開戰為大會蒙上陰影，以色列報紙簡短報道研討會^[17]，部分記者批評政府行徑。納胡姆·巴尼亞（נחום ברנע）在《話報》（דבר）指出：「多年來我們都在批評其他國家出於一時權宜或政治剝削而對納粹大屠殺保持沉默，如今大家都知道我們也難免做出一樣的事」^[40]。《國土報》的阿莫斯·埃隆（עמוס אילון）批評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做法以及以色列拒絕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之舉：「如果意大利政府決定在羅馬召開種族滅絕國際科學研討會，（但為防傷害德國債權人和索賠人的感情，）會上不涉及1940至1945年猶太人大屠殺，那豪斯納和阿拉德又準備怎麼辦？」阿拉德表示猶太人大屠殺與其他種族滅絕不應相提並論，特別是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埃隆在文末指出，與會者回國時，肯定不會再把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視為道德地位、政治乃至思想上保持獨立的組織。^[49]

奧龍指出，各方力圖取消研討會，令會議本身淪為眾多倫理困境和道德選擇的角力場^[11]。《耶魯評論》（The Yale Review）刊登特倫斯·德斯·普雷斯（Terrence Des Pres）的評論，聲稱各方企圖取消會議，堪稱強權公然干涉知識的典範，他稱讚組織方堅持召開會議是「知識英雄頂住強權奴役」^[34][50]。種族滅絕研究學者羅傑·史密斯（Roger W. Smith）、埃里克·馬庫森（Eric Markusen）和利夫頓援引此次會議證明土耳其寧願「採取威脅和破壞學術會議等手段，不惜代價力圖阻止猶太人獲知亞美尼亞種族滅絕」^[51][52]。霍文尼斯感嘆最終「良心占據上風，拒絕把政治考量看得比道德和人道主義還重要」^[53]。查尼認為，國家可以在面臨重大利益威脅時從一定程度上干預學術自由，但以色列政府用謊言欺騙與會人員、阻止報紙報道會議沒有取消的新聞，還故意虛假暗示打算變更會議地點這一系列行徑都遠遠超出合理界限^[54]。查尼事後還稱，為了此次研討會他差點失去特拉維夫大學的工作^[48]。

1982年6月21日，美國大屠殺紀念委員會法律顧問門羅·弗里德曼（Monroe H. Freedman）向《紐約時報》透露，土耳其外交官米塔爾·巴爾坎（Mithat Balkan）曾在一年前警告，如果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膽敢包含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內容，「土耳其猶太人的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土耳其可能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8][22][38]。巴爾坎否認上述說法，但還是有眾多文獻記載土耳其對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干涉和對猶太人的威脅^[22][55][56]。

土耳其外交官卡穆蘭·古倫（Kamuran Gürün）告知以色列駐伊斯坦布爾領事，以色列干預並阻止會議之舉主要是對猶太人有利，因為介紹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會令納粹大屠殺不再顯得獨特。阿拉齊對此回應，以色列干預研討會是為「維持與土耳其的關係」。^[28][29]1983年，以色列國防軍官方廣播電台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播出節目，耶胡達·鮑爾在節目中探討納粹和青年土耳其黨人滅絕行徑的共同點。以色列外交官阿隆·利爾（אלון ליאל）認為，以色列干預學術研討會討好土耳其之舉引發不滿，所以才會有這檔節目。^[57]以色列此後依然就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問題對土耳其讓步^[1]，曾取消以色列議會承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議程^[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