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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革命
一連串導致十三殖民地從英國獨立，並成為美國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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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的主題不是美國革命戰爭。美國革命（英語：American Revolution），又稱美國獨立革命，是一場發生在1765年至1783年之間的殖民地反抗運動和獨立戰爭，期間北美十三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建立美利堅合眾國。這一時期的高峰是美國獨立戰爭，於1775年4月19日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拉開序幕。美國革命領袖最初是以英國臣民的身份，為殖民地尋求更大的自治權，但後來轉向支持完全獨立，並認識到必須贏得獨立戰爭才能實現這一目標。1775年6月，第二次大陸會議組建大陸軍，並任命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次年，大陸會議一致通過《獨立宣言》。在這場持續八年的戰爭中，大部分時間戰局都懸而未決。然而，1781年華盛頓和大陸軍在約克鎮圍城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促使喬治三世國王和英國政府談判結束殖民統治，並承認美國獨立。這一協議於1783年在《巴黎條約》中正式落實，從而確立了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
爆發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殖民者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源於1763年英法北美戰爭中法國戰敗後不久，儘管殖民地參與並支持了這場戰爭，英國議會仍徵收新稅以補償戰時開支，並將殖民地西部土地控制權移交給駐蒙特利爾的英國官員。1765年，來自幾個殖民地的代表召開印花稅會議，其發布的《權利與不滿宣言》主張，沒有代表權的徵稅侵犯了他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1767年，英國議會通過《湯森法案》後，緊張局勢再度升級。為平息日益高漲的反抗，喬治三世國王向波士頓派遣英國軍隊，這些軍隊於1770年3月5日在波士頓慘案中向抗議者開火，導致多人死亡。1773年12月16日，「自由之子」革命者喬裝成美洲原住民，登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將成箱的茶葉傾倒入波士頓港，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一事件標誌著美國革命向更激烈方向升級。倫敦隨之關閉波士頓港，並頒布一系列懲罰性法律，實際上終結了馬薩諸塞的自治，導致革命情緒進一步升溫。
1774年末，十三殖民地中的十二個派出代表參加第一次大陸會議；喬治亞省於1775年加入。第一次大陸會議開始通過地下通訊委員會協調愛國者抵抗。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後，大陸軍包圍波士頓，迫使英國軍隊於1776年3月乘船撤離，從而使愛國者在每個殖民地掌握控制權。1775年8月，喬治三世國王頒布《鎮壓造反與叛亂宣言》，宣布馬薩諸塞處於公開反抗和叛亂狀態。1776年，第二次大陸會議開始審議《邦聯條例》，旨在為十三殖民地確立自治的法律基礎。7月2日，他們通過《李氏決議文》，支持國家獨立；7月4日，一致通過主要由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該宣言體現了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和政治哲學，拒絕君主制和貴族制，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等不可剝奪之權利。
獨立戰爭在隨後五年中繼續進行。1776年12月聖誕夜，喬治·華盛頓率領軍隊橫渡特拉華河，突襲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傭兵並取得戰術勝利。1777年夏季，英軍於薩拉托加之役遭大陸軍擊敗，此役成為戰爭的重要轉捩點，並促使法國加入戰爭，羅尚博伯爵率領特別遠征軍抵達美國，將美國獨立戰爭升格為全球戰爭。1781年9月28日起至10月19日，喬治·華盛頓在拉法葉侯爵、法國陸軍及海軍的支持下，率領大陸軍在約克鎮圍城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俘獲英國將軍查爾斯·康沃利斯率領的約7500名英國及黑森雇傭兵。此戰震撼英國議會與內閣，削弱喬治三世對議會的影響，導致諾斯勳爵政府於1782年垮台。議會逐漸形成共識，贊成停止戰爭並與美國談判，最終於1783年簽署《巴黎條約》，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密西西比河以東、五大湖以南的幾乎所有領土讓給這個新國家。
美國革命的影響深遠，其推崇的個人自由和共和主義思想間接啟發了法國大革命，並直接影響了拉丁美洲獨立戰爭，也為後來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提供了參考。《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與奴隸制度矛盾，引發了關於種族平等的長期爭議，北部州逐步廢奴，但南部維持奴隸制直至南北戰爭，相關問題持續影響美國政治。隨著革命的勝利，美國成為第一個以成文憲法為基礎建立聯邦憲政共和國的現代國家，將「被治理者的同意」和法治原則擴展到大陸領土。革命後，美國經歷了社會經濟劇變，人口快速增長，出版業興盛促進思想傳播，西部擴張加速，南方的種植園經濟和北方的工業化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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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北美十三殖民地於17世紀作為英格蘭王國的一部分而建立，涵蓋新英格蘭殖民地（馬薩諸塞、新罕布什爾、羅德島、康涅狄格）、中部殖民地（紐約、紐澤西、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和南部殖民地（馬里蘭、維珍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喬治亞）。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後，這些殖民地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殖民地居民多為英國移民或其後裔，視自己為英國臣民，享有「英國人權利」，如財產保護和法律程序權利。殖民地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發展為後來的美國革命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1650至1750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自治意識，並萌生對英國政策的反抗。
殖民地早期的政治結構深受英國影響，但具地方特色。各殖民地多由英國王室或特許公司設立，擁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權。馬薩諸塞等新英格蘭殖民地由清教徒主導，強調宗教和社區治理，選舉地方議會管理內政。維珍尼亞等南部殖民地則以種植園經濟為主，議會由財產擁有者控制。中部殖民地如賓夕法尼亞因貴格會影響，注重宗教自由和多元文化。殖民地議會負責立法和徵稅，但王室任命的總督擁有行政權，英國議會保留否決殖民地法律的權力。這種結構在17世紀中葉運行順暢，但不列顛內戰（1642年—1651年）間接影響殖民地政治，由於王權與議會之間的衝突，殖民地一度出現權力真空，部分地區（如新英格蘭）實際上獲得更大自治權。1660年王政復辟後，麻薩諸塞殖民地並未立即承認查理二世為合法君主，直到1661年才正式派遣使者向國王表達效忠。
1670年代的菲利普國王戰爭（1675年至1676年，部分地區延續至1678年）成為新英格蘭的重大轉折點。殖民地與萬帕諾亞格族領袖梅塔科姆（即「菲利普國王」）及其盟友爆發激烈戰爭，英國本土未派遣軍事援助，殖民地主要依靠地方民兵取得勝利。這場戰爭加強了新英格蘭各殖民地的聯合與自衛傳統，並在歷史學者如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的觀點中，被視為促進地方自信的契機[1]。然而，殖民地並未因此產生獨立意識，依然效忠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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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代，英國王室試圖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引發衝突。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認為殖民地自治威脅帝國統一，開始廢止特許狀[2]。1686年，詹姆士二世將新英格蘭殖民地、紐約和紐澤西合併為新英格蘭自治領，由埃德蒙·安德羅斯直接統治，限制殖民地議會、城鎮會議和財產權，並徵收新稅。此舉引發強烈不滿。1688年光榮革命推翻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登基；1689年波士頓起義推翻新英格蘭自治領的安德魯斯總督[3][4]。隨後，英國頒布1691年《馬薩諸塞特許狀》，合併馬薩諸塞灣與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馬薩諸塞灣省，雖然殖民地仍保有議會與一定程度的自治，但總督改由王室任命，顯示英國仍在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
經濟上，英國推行重商主義，視殖民地為母國經濟的附屬。1651年起，一系列《航海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與英國或其殖民地貿易，指定商品（如煙草）必須運往英國，進口需經英國港口繳稅[5][6]。1699年《羊毛法令》[7]、1732年《帽子法令》[8]和1750年《鐵法令》進一步規範殖民地產業，限制與外國競爭。新英格蘭的造船業因法案限制外國船隻而受益，但1733年《{糖蜜法令》對糖蜜徵收每加侖六便士關稅[9]，影響新英格蘭的朗姆酒貿易，引發走私和賄賂[10][11]。1740年代，英國因國內外戰爭及資源分配問題，對殖民地貿易法執行鬆懈，形成「有益忽視」（salutary neglect）政策，殖民地因此享有較高自治與經濟彈性。
1740年至174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北美稱之為喬治王戰爭），新英格蘭殖民地動員民兵，並在皇家海軍支援下攻占了法國位於布雷頓角島的路易斯堡。然而，1748年簽訂的《艾克斯拉沙佩條約》將路易斯堡歸還給法國，以換取歐洲戰場上其他領土。殖民地對此結果普遍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才奪取要塞，卻在外交談判中被英國交還給法國，這加深了殖民地對英國決策的不信任[12]。
政治上，殖民地受啟蒙運動和輝格黨理念影響，強調自由和反對暴政。光榮革命後，英國逐步發展為君主立憲制，十三殖民地也建立起模仿英國下議院的地方議會，由財產擁有者選舉產生，強調只有殖民地議會本身才有課稅權。這種自治理念在18世紀中葉逐漸演變為「無代表，不納稅」的主張。至1750年代，十三殖民地人口從1650年的約5萬增至約120萬，經濟多元化，文化上受啟蒙思想影響，自治意識增強。雖然仍視自己為英國臣民，但對英國在稅收和貿易限制方面的政策抗拒為1760年代的革命衝突埋下種子。
七年戰爭（1754年—1763年）是美國革命前的重要歷史轉折點。這場全球性衝突涉及英國、法國及其盟友，戰場遍及歐洲、北美、亞洲和非洲，對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戰爭不僅重塑了北美地緣政治格局，還因英國隨後的政策調整，激化了殖民地與母國的緊張關係。美國史學界「帝國學派」（Imperial School）的代表人物勞倫斯·H·吉普森（Lawrence H. Gipson）主張，美國革命並非單純的殖民地獨立運動，而是英法七年戰爭結束後，英國為整合龐大帝國與籌措戰債而改變殖民政策所引發的衝突[13]。
這場戰爭始於1754年，起因於俄亥俄河谷的領土爭端，英國與法國均試圖控制這一地區的毛皮貿易和戰略要地。英國動員約45,000名士兵，包括正規軍和殖民地誌願者，殖民地也提供資金支持地方民兵，部分開支由英國政府補償。戰爭初期，英國屢遭挫敗，如1755年愛德華·布雷多克將軍在莫農加希拉戰役的慘敗，但1759年攻克魁北克後局勢逆轉。1763年《巴黎條約》結束戰爭，法國割讓密西西比河以東領土（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和佛羅里達（轉交西班牙後由英國控制），使英國成為北美主導力量。然而，戰爭使英國國債激增至約1.33億英鎊，幾乎是年收入的13倍，迫使政府尋求新財源並加強對殖民地的管理。
為管理新領土和防禦潛在威脅，英國政府於1763年決定在北美永久駐紮約10,000名士兵，主要由格倫維爾政府規劃。駐軍旨在保護新獲得的加拿大和佛羅里達地區，執行海關稅務，防止白人殖民者與原住民衝突。殖民地居民對和平時期的常備軍反感，認為其違背英國憲政傳統。1765年《駐軍法》要求殖民地提供軍隊住所和補給，進一步加劇不滿。此外，英國削減對原住民的傳統禮物外交（如1762年阿默斯特將軍的政策），激怒了俄亥俄河谷及五大湖地區的部落，引發1763至1766年的龐蒂亞克戰爭。雖然英軍最終平息了起義，但此事件暴露了英國在新取得領土管理上的困難，並促使政府頒布《1763年公告》，以限制殖民者向西部擴張。《公告》禁止殖民者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定居，旨在減少與原住民衝突並降低軍費開支。許多殖民者，特別是土地投機者和退伍軍人，認為戰爭勝利應賦予他們西進權利，對《公告》強烈不滿。公告未能有效阻止西進，反而加深了殖民者對英國權威的質疑。
經濟上，英國為償債加強對殖民地的稅收和貿易管制。《航海法案》長期限制殖民地與外國貿易，但此前執法寬鬆，允許走私。1760年代，英國開始嚴格執行，使用「協助令狀」進行廣泛搜查，引發新英格蘭商人反彈。1761年，馬薩諸塞律師小詹姆斯·奧提斯抗議「協助令狀」違反英國臣民權利，雖敗訴，但其論點啟發了殖民地對「無代表，不納稅」的訴求。約翰·亞當斯後稱此為美國獨立意識的萌芽。
七年戰爭的勝利擴大了英國在北美的控制，但也帶來財政和管理挑戰。英國試圖通過駐軍、公告和稅收政策整合帝國，卻無意間激化了殖民地的不滿。殖民者雖仍視自己為英國臣民，但對權利受侵蝕的擔憂逐漸增長，為1760年代的革命衝突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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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課徵爭議
1763年至1775年間，英國政府試圖透過新稅法籌措資金，以償還七年戰爭的債務並維持北美駐軍。戰爭結束後，英國債務大幅增加，達到約1億3300萬英鎊，年利息約5百萬英鎊，佔國家預算非常之大的比例。首相喬治·格倫維爾於1763年上台後，認為殖民地應分擔帝國防衛成本，因為殖民地稅負相對本土輕微，在人均基礎上，殖民地居民向帝國繳納的稅款僅為1先令，而英國本土居民繳納的稅款為26先令。格倫維爾的政策旨在加強稅收執法和引入新稅種，但這引發殖民地對英國議會權力的質疑，特別是「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
1764年的《食糖法》是英國對殖民地稅收改革的開端。這項法律將糖蜜進口稅從每加侖6便士降至3便士，但首次嚴格執行，並對糖、葡萄酒、咖啡、靛藍等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同時，法案加強海關執法，並由無陪審團的副海軍法庭審理走私案件。英國政府估計，此法可每年籌措約45,000英鎊，用於償債和維持北美駐軍。殖民地商人，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朗姆酒製造者，對此不滿，因為它干擾了與法屬和荷屬西印度群島的貿易。雖然稅率降低，但嚴格執法被視為對殖民地經濟自主的侵犯。同年通過的《貨幣法》進一步限制殖民地發行紙幣，旨在穩定帝國貨幣，但加劇了殖民地的通貨短缺和經濟壓力。
《食糖法》後，由於英國國內反對在和平時期維持常備軍並增加稅收，國會遂要求殖民地分擔駐軍開支[14]，英國議會進而於1765年通過《印花法令》，這是首個直接對殖民地內部交易徵稅的法律。稅法要求所有官方文件、報紙、年曆、小冊子、商業合約、許可證甚至撲克牌，都需貼上印花稅票，稅額從1便士到數英鎊不等，預計每年可籌措約60,000英鎊，用於支付北美駐軍費用。稅負實際上較低[15]，但殖民地居民反對的核心在於英國議會無權徵稅，因為殖民地在議會中無代表。小詹姆斯·奧蒂斯等殖民地領袖主張，稅收需經殖民地議會同意，否則違反英國憲法傳統。英國政府則主張虛擬代表，即議會代表整個帝國，包括無選舉權的群體，但奧蒂斯反駁稱，議會中無人專責殖民地事務，因此無有效代表。
《印花法令》引發廣泛抗議，殖民地成立「自由之子」組織，使用宣傳、抵制英國貨和暴力手段阻礙稅法執行。在波士頓，「自由之子」焚燒稅務記錄並洗劫首席法官托馬斯·哈欽森的住所。其他殖民地如紐約和費城也發生類似示威。抗議促使九個殖民地於1765年10月召開印花稅會議，通過《權利與不滿宣言》，主張殖民地居民享有與英國本土臣民同等權利，反對無代表稅收，並呼籲聯合抵制英國商品。會議強調，稅收權屬殖民地議會，而非英國議會。
抗議導致英國貿易損失，1765年7月羅金漢政府上台後，議會辯論廢除稅法。本傑明·富蘭克林於1766年2月在議會作證，指出殖民地在七年戰爭中貢獻大量人力和資金，估計提供約25,000士兵，相當於英國派至北美的正規軍數目，進一步稅收不公可能引發叛亂[16][17]。議會於1766年2月廢除《印花法令》，但同時通過《宣告法令》，宣稱議會對殖民地擁有「在所有事務上」的立法權。此舉旨在維護議會權威，但殖民地視為勝利，廣泛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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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英國議會通過的一系列法案，旨在籌措資金並主張對北美殖民地的權力。這組法案以財政大臣查爾斯·湯森命名為《湯森法令》，包括《1767年收入法》、《海關委員會法》、《紐約限制法》、《補償法》，以及《1768年副海軍法庭法》。其中《收入法》對從英國進口到殖民地的玻璃、鉛、油漆、紙張和茶葉徵收關稅，預計每年可籌措約40,000英鎊，用於支付殖民地總督和法官薪資，使其獨立於地方議會，從而強化英國控制。《海關委員會法》在波士頓設立新海關局，加強貿易法執法和打擊走私。《紐約限制法》暫停紐約議會立法權，直到其遵守1765年《駐軍法》，提供英國軍隊住所和補給。《補償法》降低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稅，允許廉價再出口到殖民地。《副海軍法庭法》在波士頓、費城和查爾斯頓設立新法庭，審理海關違規案件，無需陪審團。
英國政府認為這些稅項為外稅，用於貿易管制而非內稅，因此不會像1765年《印花法令》那樣引發強烈反對。湯森相信間接稅對一般民眾影響較小，不易激起民怨。然而，殖民地居民視這些稅為專門針對殖民地的收入稅，目的是從殖民地獲取資金而非僅管制貿易。英國議會視自身為帝國最高立法機構，主張殖民地為附屬法人，無需徵詢即可徵稅。虛擬代表論被用來辯護，稱多數英國人亦無直接選舉權，但殖民地領袖如約翰·狄金森於1767年12月起在費城報紙發表《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駁斥此說，主張議會任何稅收皆違憲，因為其目的是籌資而非貿易管制，警告此舉開啟危險先例[18]，強調地理距離和利益差異使虛擬代表無效。狄金森的書簡廣泛流傳，強化殖民地對英國權力的質疑。
殖民地對《湯森法令》的反應包括廣泛抗議和經濟抵制。馬薩諸塞議會於1768年2月發表一份巡迴信，敦促其他殖民地協調抵抗稅法，主張稅收需經殖民地同意。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要求議會撤回信件，議會拒絕後被解散。波士頓商人於1768年1月發起不進口協議，拒絕英國貨，其他港口如紐約和費城跟進。維珍尼亞議會通過「聯盟」決議，抵制稅項商品。抵制導致1769年英國出口下降約38%[19]，但不如預期有效，因為稅項商品廣泛使用，許多商人未完全參與，且抵制於1770年開始瓦解，到1771年結束。
執法過程中，波士頓成為衝突焦點。1768年6月10日，約翰·漢考克的船隻自由號因涉嫌走私被海關扣押，引發暴動，群眾襲擊海關官員，迫使他們逃離。英國軍艦羅姆尼號參與扣押，並強徵水手，進一步激怒當地居民。海關局向倫敦報告波士頓處於暴動狀態，促使英國派遣軍隊。1768年10月1日，約1,000名英國士兵進駐波士頓，維持秩序和執法，但這加劇緊張，殖民地視為武力壓迫，士兵與居民衝突頻發。1770年2月，一名海關人員在抗議中射殺11歲男孩克里斯多福·塞德爾，引發更大憤怒。1770年3月5日晚，一群300至400名殖民地居民在波士頓海關大樓外包圍哨兵休·懷特，投擾辱罵並投擲雪球、石頭和垃圾。托馬斯·普雷斯頓上尉帶7名士兵增援，群眾繼續挑釁，一士兵被棍打倒。士兵未接獲開火命令，但恐慌中開槍，擊中11人。三人當場死亡，另外兩人傷重不治。事件迅速被稱為波士頓大屠殺。隨後，總督托馬斯·哈欽森下令士兵撤至城外的威廉城堡，以緩和局勢。事後，兩名軍人被判誤殺，罰拇指烙印。審判強調士兵恐慌和群眾挑釁，但愛國者如山繆·亞當斯和保羅·里維爾利用事件宣傳反英情緒。
事件加速英國與殖民地關係惡化。1770年3月5日，諾斯勳爵在議會提議廢除大部分《湯森法令》稅項，僅保留茶葉稅以主張議會權力，4月12日獲批准。廢除暫時化解危機，抵制大多停止，但茶葉稅保留象徵英國稅權，革命者主張只有殖民地議會可徵稅。1772年6月，加斯皮號事件中，殖民者燒毀英國海關船隻，被控叛國立案調查但無結果。1773年，哈欽森和副總督安德魯·奧利佛之間的一封私人信件被公開，內容主張殖民者不能享有與英國人完全相同的自由，奧利佛則建議由王室直接支付殖民地官員薪資，取代當地議會的財政掌控。信件公開後，被殖民者視為「限制殖民地自由的陰謀」的證據。本傑明·富蘭克林承認自己是把信件從英國傳到美洲，隨後被罷免了殖民地郵政總局副局長職位。
山繆·亞當斯於1772年組織通訊委員會，連結波士頓與其他殖民地，作為反英組織的溝通平台。維珍尼亞於1773年初設立委員會，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馬斯·傑斐遜參與。約7000至8000名愛國者擔任委員會成員，多為社區領袖，排除效忠派。委員會領導抵抗英國行動，監督商人記錄，公布違反抵制者姓名，後成為戰爭時期州和地方領導框架，為大陸會議和獨立戰爭提供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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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5月10日，英國議會通過《茶葉法》，旨在救助財政困難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並強化對北美殖民地的稅收權威。東印度公司因管理不善和市場競爭，累積約1700萬磅茶葉庫存，面臨破產。法案允許公司直接向殖民地銷售茶葉，免除英國本土出口稅，並繞過倫敦茶葉拍賣會和殖民地中間商，指定特許經銷商銷售。雖然茶價因此降低（每磅約減1先令），法案保留1767年《湯森法令》的每磅3便士進口稅。英國政府認為此舉可協助清庫存，並因外稅性質不致引發如1765年《印花稅法》的反彈。然而，殖民地居民視法案為議會強加稅權和壟斷的陰謀，威脅經濟自主和政治權利。
殖民地對《茶葉法》的反應迅速而激烈。愛國者領袖，如山繆·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主張購買茶葉等於承認議會稅權，違反「無代表，不納稅」原則。1767年以來，殖民地已通過不進口協議抵制英國貨，1773年《茶葉法》重燃抵制熱潮。紐約、費城和查爾斯頓等地居民迫使經銷商辭職或退貨，茶葉船隻被拒卸貨。例如，費城於10月迫使經銷商公開放棄職務，船隻返英。波士頓則因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強硬態度陷入僵局。哈欽森堅持茶葉必須卸貨並繳稅，而且其家族亦為經銷商之一，激化當地矛盾。
波士頓的抗議行動在1773年11月至12月升級[20]。11月3日起，波士頓鎮會議要求經銷商辭職未果。11月28日起，三艘茶船先後抵港，共載342箱茶葉。根據海關法，船隻須在20天內繳稅或被扣押。山繆·亞當斯領導的「自由之子」組織動員抗議，數千人在舊南會議廳集會，決議不允許茶葉卸貨。12月16日，哈欽森拒絕讓船隻離港，鎮會議結束後，約30至130名抗議者（部分化裝成莫霍克族原住民以隱藏身份）登上三艘船，將342箱茶葉倒入波士頓港。此事件後被稱為「波士頓傾茶事件」，成為美國革命的標誌性事件。愛國者利用事件宣傳，強化反英情緒。通信委員會將事件傳播至十三殖民地，維珍尼亞等殖民地公開支持波士頓，促進團結。並強化愛國者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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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英國議會先後通過一系列法案以懲罰馬薩諸塞殖民地對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抗議，這些法案被殖民地統稱為《不可容忍法令》，包括《波士頓港口法令》、《麻薩諸塞政府法令》、《司法行政法令》和《駐軍法令》，另有《魁北克法令》常被視為相關法案[21]。這些措施旨在恢復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但反而激化殖民地團結，為美國革命鋪路。
《波士頓港口法令》要求，波士頓港自1774年3月31日起關閉，直至東印度公司因傾茶事件損失的約一萬英鎊得到賠償，嚴重影響波士頓經濟，引發居民憤怒。《麻薩諸塞政府法令》修改1714年特許狀，禁止未經總督批准的城鎮會議，參事會由總督任命而非選舉，限制自治權。《司法行政法令》允許被控罪的英國官員和士兵在英國或另一殖民地受審，避開殖民地陪審團，被視為保護英國人員免受公正審判。《駐軍法令》允許總督在民宅駐軍，無需屋主同意，殖民地視為侵犯財產權。《魁北克法令》擴大魁北克邊界至俄亥俄河谷，承認天主教權利，限制殖民地西進，被新英格蘭清教徒視為宗教和領土威脅。
馬薩諸塞對法案反應強烈。1774年9月9日，沙福克鎮會議通過《沙福克決議》，譴責法案為非法，呼籲不服從、抵制英國貨，並組織民兵。決議由約瑟·瓦倫起草，保羅·里維爾傳至其他殖民地，激發廣泛支持。馬薩諸塞建立省議會作為影子政府，接管法院和稅務，訓練民兵對抗英國佔領的波士頓。其他殖民地響應，擴大通訊委員會，連結愛國者，控制地方政府，取代英國權威。
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十二個殖民地（喬治亞除外）在費城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作為協調抵抗的平台。會議通過《殖民者權利宣言》，指出殖民者應享有與英國臣民同等權利，包括稅收需經選舉代表同意、享有陪審團審判。賓夕法尼亞議員約瑟夫·加洛威提議成立殖民地議會，審批英國議會法案，以緩和衝突，但以6比5票否決，反映愛國者傾向更強硬立場。會議最重要的舉措是形成《大陸協定》，規定自1774年12月1日起抵制英國貨，1775年9月停止對英國出口[22]，由地方委員會監督商人記錄，公布違反者名單，賦予民眾參政角色[23]。《不可容忍法案》未能孤立馬薩諸塞，反而促進殖民地團結。通訊委員會和省議會成為抵抗核心，維珍尼亞、馬里蘭等殖民地效仿馬薩諸塞，組織民兵和地方政府。民兵利用英法北美戰爭的經驗，開始武裝訓練。《大陸協定》的經濟抵制削弱英國貿易，迫使議會面對殖民地統一反抗，標誌著從稅務爭議轉向全面對抗。
宣告獨立
1775年初，隨著《不可容忍法案》與波士頓傾茶事件的發生，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2月，喬治三世宣布馬薩諸塞處於叛亂狀態，並命令波士頓駐軍指揮官托馬斯·蓋奇沒收愛國者的武器並逮捕其領袖。4月19日，英軍行軍至康科德，企圖摧毀當地軍火庫，與愛國者民兵展開交火，最終引發列克星敦與康科德戰役。此役標誌著美國革命戰爭的開端，並徹底激起殖民地的武裝抵抗。
戰役後，約15,000名愛國者民兵迅速集結，圍困波士頓城內的約6,500名英軍，波士頓圍城戰由此展開。這些民兵雖缺乏正規訓練，但多由地方領袖如約翰·史塔克與伊斯雷爾·帕特南組織，且具備參與英法北美戰爭的經驗。1775年6月17日，邦克山戰役爆發。愛國者約2,200人搶先佔據布里德山並構築防禦工事。英軍將領威廉·何奧率約2,400人發起進攻，經三次衝鋒方才奪下陣地，卻付出約1,000人的慘重傷亡（226死、828傷），愛國者則有約450人傷亡（140死、310傷）。儘管戰役最終以英軍勝利告終，但高昂代價削弱了英方士氣，同時凸顯愛國者的頑強抵抗力。
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於費城召開，12個殖民地（喬治亞稍後加入）代表齊聚商討對策。會議授權成立大陸軍，並於6月14日任命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以統一各地民兵行動[24]。7月5日，會議通過《橄欖枝請願書》，希望藉由表達對喬治三世的忠誠以換取和解，並請求撤銷《不可容忍法案》。與此同時，會議亦呼籲各殖民地加強民兵訓練，以備長期抗爭。《橄欖枝請願書》於1775年8月13日抵達英國，但尚未遞交前，喬治三世已於數日前頒布《鎮壓造反與叛亂宣言》，認定北美殖民地已受「危險且心懷不軌者」誤導，正「叛逆地籌備、組織並對我們發動戰爭」。
1775年9月，大陸會議策劃入侵魁北克，企圖爭取法裔居民支持並削弱英國在當地的控制。班尼狄·阿諾率領1,100人穿越緬因，理查德·蒙哥馬利則自提康德羅加率軍北進。12月31日，雙方會合後發動對魁北克城的攻擊，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蒙哥馬利在戰鬥中陣亡，美軍約有100人戰死、400人被俘，餘下部隊則因天花疫情而被迫撤退，暴露出大陸軍後勤支援的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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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6月邦克山戰役後，愛國者在馬薩諸塞波士頓以外地區取得控制，忠誠派失去英國軍隊保護，陷入守勢。隨後，十三殖民地的愛國者陸續推翻英國殖民政府，關閉法院，驅逐皇家官員，召開選舉會議，建立獨立於英國法律的立法機構。1775年至1776年間，各殖民地開始起草新憲法，取代皇家特許狀，宣布成為州而非殖民地，確立共和制，廢除世襲職位，為美國革命提供政治基礎。
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爾率先批准首部州憲法，成為範例。1776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決議，敦促各殖民地廢除英國權威，建立地方權力機構，由約翰·亞當斯推動並於5月15日正式通過。維珍尼亞於6月29日批准憲法，包含《權利宣言》，影響後來的《美國憲法》。南卡羅來納於3月26日、紐澤西於7月2日完成憲法，均在《獨立宣言》簽署（7月4日）前。羅德島和康涅狄格則修改現有特許狀，刪除對王室的提及，作為臨時憲法。其他州如馬里蘭（11月11日）、特拉華（9月20日）、賓夕法尼亞（9月28日）陸續完成憲法。
各州憲法反映不同政治理念。維珍尼亞、馬里蘭、馬薩諸塞、紐約和特拉華等州採保守模式，設財產資格限制投票和從政（紐約和馬里蘭略放寬），建立兩院制（上議院制衡下議院），賦予州長否決權和廣泛任命權，允許一人多職。新英格蘭州如馬薩諸塞保留州立宗教（如公理會），確保精英控制。1776年5月26日，約翰·亞當斯致信詹姆斯·沙利文，警告如果過分擴大選舉權，如婦女或無財產者要求投票，可能引發爭議及破壞社會階級，反映保守派對普選的擔憂。
相比之下，賓夕法尼亞、紐澤西和新罕布什爾的憲法較為寬鬆，傾向普選或低財產門檻。賓夕法尼亞由托馬斯·潘恩等人影響，授予21歲以上男性投票權，紐澤西允許部分有產寡婦投票（1807年撤銷）。這些州採用一院制，州長權力弱，無否決權，任命權有限，並禁止一人多職，強調民主參與。
賓夕法尼亞憲法尤為特別，要求議員宣誓效忠憲法，設最高行政會議分擔州長職權。這部憲法維持了14年，至1790年保守派掌控州議會，召開制憲會議，修改憲法，縮減普選範圍，增設財產資格的上院，授予州長否決權和任命權，強化精英控制。托馬斯·潘恩批評新憲法背離美國民主精神。各州憲法反映革命初期對共和制的不同設想，為1787年聯邦憲法提供了經驗。
1776年初，美國殖民地與英國的衝突因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及波士頓圍城而進一步加劇，獨立意識迅速高漲。此時，一本名為《常識》的小冊子迅速在殖民地社會傳播，這本小冊子由剛從英國移民到費城的湯瑪士·潘恩撰寫，他強烈抨擊君主制度，質疑英國帝國統治的正當性，並寫道：「讓一座島嶼永遠統治一整個大陸，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常識》以簡明語言、聖經典故與激烈措辭吸引了廣泛讀者，在殖民地迅速傳播，對公共輿論產生巨大影響。
4月12日，北卡羅來納省議會通過《哈利法克斯決議》，成為首個明確授權大陸會議代表支持獨立的殖民地。隨後，維珍尼亞立法機構於5月15日通過決議，指示代表提出獨立動議，並起草州憲法。6月間，羅德島、南卡羅來納、新罕布什爾、喬治亞、馬薩諸塞、康涅狄格、新澤西、特拉華和馬里蘭陸續表態支持獨立；賓夕法尼亞與紐約則在稍後加入，使十二個殖民地達成共識。
1776年6月7日，維珍尼亞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大廈（後稱獨立廳）向第二次大陸會議正式提案，主張殖民地應成為「自由獨立的州」。會議遂委託五人委員會（托馬斯·傑斐遜、約翰·亞當斯、本傑明·富蘭克林、羅傑·謝爾曼、羅伯特·利文斯頓）起草宣言，由傑斐遜執筆完成初稿。7月1日起，大會展開審議；7月2日，十二個殖民地（紐約棄權，喬治亞缺席）通過獨立決議。7月4日，五十六名代表一致批准修改後的《獨立宣言》，其中刪除了傑斐遜譴責奴隸制的段落，但保留「人人生而平等」等核心理念，彰顯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否定君主制與貴族制，宣告十三個殖民地成為獨立主權州。自此，這一天成為美國的國慶日。
為統籌十三州在國際與戰爭上的行動，大陸會議於1777年11月15日通過《聯邦條款與永久聯盟》（簡稱《邦聯條例》），建立鬆散的邦聯體制，規定各州保留主權，而中央政府則負責外交、戰爭與貨幣事務。條款提交各州批准時，因馬里蘭堅持處理西部土地權問題而延宕，直至1781年2月爭端化解後才獲全數通過。3月1日，《邦聯條例》正式生效，翌日（3月2日），大陸會議解散，邦聯議會成立，由塞繆爾·亨廷頓出任主席。《邦聯條例》在獨立戰爭期間提供了協調框架，促成1778年美法同盟，並為約克鎮戰役等關鍵勝利奠定基礎。
獨立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於1775年4月19日爆發，遠在大陸會議正式宣佈獨立之前。當時，英軍駐紮指揮官托馬斯·蓋奇派兵前往沒收康科德的軍火庫，引發列克星敦與康科德戰役。愛國者民兵在列克星敦與英軍交火，造成8人陣亡；隨後於康科德伏擊英軍，導致英軍73人戰死、174人受傷，而愛國者約有90人傷亡。英方誤判愛國者的廣泛支持，以為突襲能壓制「少數叛亂」，卻意外點燃全面戰爭。戰後，約15,000名民兵圍困波士頓城，包圍約6,500英軍，開啟波士頓圍城戰。
1776年3月，喬治·華盛頓利用從提康德羅加堡繳獲的大砲，艱難地在嚴寒冰雪中運至波士頓，並於多徹斯特高地爭奪戰中發揮關鍵作用。3月17日，英軍指揮官威廉·何奧率軍撤往哈利法斯，愛國者遂掌控馬薩諸塞，忠誠派影響力驟減。同年7月，英國集結約32,000人（其中包括黑森傭兵），在紐約登陸，試圖控制哈德遜河以孤立新英格蘭。英軍總司令威廉·何奧隨即展開紐約及新澤西戰役。8月27日的長島會戰中，英軍擊敗約10,000人大陸軍，造成約2,000人傷亡（其中1,000人被俘），並隨後佔領紐約市。9月11日，約翰·亞當斯與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斯塔滕島與時任皇家海軍北美和西印度群島艦隊總司令李察·何奧會談，對方要求撤回《獨立宣言》，遭到拒絕，談判破裂。紐約自此成為英軍基地及忠誠派避難所，直至1783年。
英軍進佔新澤西，迫使大陸軍退至賓夕法尼亞。為扭轉劣勢，華盛頓率軍在1776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晚橫渡特拉華河，帶領他僅存的約2,400名士兵突襲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傭兵，取得戰術勝利，俘虜約900名黑森傭兵（22人戰死、83人受傷）。1777年1月3日，他在普林斯頓再度擊敗英軍，奪回新澤西大部分地區。這些小規模但關鍵的勝利，使大陸軍奪得急需的補給並大大提振了士氣，為此前紐約失利帶來轉機。
1777年，英軍制定計劃意圖控制哈德遜河，切斷新英格蘭。約翰·伯戈因率約6,000人自加拿大南下，原計劃與威廉·何奧自紐約北上會合。然而何奧未與伯戈因協調，反而轉攻費城，並於9月26日佔領該城，迫使大陸會議輾轉撤往蘭卡斯特與約克。大陸軍撤退後，10月至11月間，特拉華河的米夫林堡圍城戰牽制了約3,000英軍，使華盛頓得以安全率領約11,000人退至福吉谷過冬。另一方面，伯戈因進軍緩慢，於9月19日與10月7日兩度在薩拉托加戰役中遭霍雷肖·蓋茨率領的約15,000人大陸軍擊敗，最終於10月17日率領約5,900人投降。薩拉托加戰役被視為戰爭轉捩點，展現了大陸軍的戰力。
薩拉托加的勝利促使法國正式支持美國。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巴黎談判，並於1778年2月6日簽署《美法友好貿易條約》和《同盟條約》，使法國成為首個承認《獨立宣言》的國家。1780年，羅尚博伯爵率領特別遠征軍援助美國，戰爭遂擴大為全球衝突。英法於歐洲與印度交戰，西班牙（1779年）與荷蘭（1780年）亦先後加入法國一方，使英國陷入孤立，被迫分兵保護加勒比海殖民地。在英國議會內，雖有威廉·皮特呼籲與美國和解以對抗法國，但未獲採納，許多親殖民地議員因美法同盟而轉為反美。1778年，何奧辭職，由亨利·克林頓接任英軍總司令。6月，克林頓奉命撤出費城，率約10,000人北撤至紐約，以防法美聯軍。華盛頓率約11,000人在6月28日蒙茅斯戰役中攔截，雖戰役未分勝負，英軍仍退守紐約。北部戰局自此陷入僵局。經福吉谷冬訓後，大陸軍軍紀明顯提升，華盛頓調整戰術，避免正面決戰，轉而以游擊與消耗戰維持部隊完整，戰爭重心逐漸南移。
1778年以後，隨著法、西、荷相繼參戰，戰爭全球化，英國轉向南方戰綫，認為喬治亞與南卡羅來納忠誠派眾多，且當地奴隸可能因英方承諾自由而投靠英軍。1778年12月29日，英軍攻下薩凡納，控制喬治亞海岸。1780年5月12日，克林頓攻陷查爾斯頓；同年8月16日的卡姆登戰役又擊敗大陸軍，造成約2,000人傷亡（其中1,000人被俘），成功控制喬治亞與南卡羅來納大部。英軍在內陸設防，冀望忠誠派響應，但收效甚微，農村地區反而陷入愛國者民兵（如弗朗西斯·馬里昂）與忠誠派的游擊內戰，進一步削弱英軍掌控。1780年10月7日的國王山戰役中，愛國者再獲勝利，重挫忠誠派士氣。
1781年，查爾斯·康沃利斯率約8,000人北上維珍尼亞，駐紮於約克鎮，等待英國艦隊支援。喬治·華盛頓與法軍將領羅尚博協同，率約17,000人（包含8,800名大陸軍與7,800名法軍）南下。9月5日，法國艦隊於切薩皮克灣戰役擊敗英軍艦隊，封鎖約克鎮港口。9月28日，聯軍展開為期三週的約克鎮圍城戰，最終於10月19日迫使康沃利斯投降，約8,000人被俘。此役成為決定性轉折，英國戰略徹底崩潰，國內支持戰爭的意願跌至谷底。雖然喬治三世一度堅持續戰，但議會內，包括威廉·皮特在內的聲音日益傾向和談。約克鎮戰役後，英軍仍在紐約、查爾斯頓與薩凡納駐有26,000人，但未再發動大規模攻勢。1782年，法軍撤離，美國獨自面對內部挑戰。大陸軍因長期欠薪爆發不滿，1783年3月紐堡陰謀險釀兵變，幸得華盛頓以演說安撫，邦聯議會承諾發放五年獎金以穩定軍心。英軍則逐步撤離：1782年11月棄守查爾斯頓，1783年11月25日撤出紐約。
《巴黎條約》的談判始於1782年。美國代表團包括約翰·傑伊、本傑明·富蘭克林與約翰·亞當斯。他們起初與法國協調，然而法國政府的立場是支持美國獨立，但不希望新國家取得過多領土，意圖將其活動範圍限制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由於擔心在領土分配上受法國牽制，美國代表團決定與英國秘密展開直接談判，暫時繞過法國的調停角色。
當時的英國首相謝爾本伯爵主導談判。他認為，與其持續戰爭，不如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其培養為英國未來重要的經濟貿易夥伴。經過數月磋商，雙方在領土、貿易與財產問題上達成協議。美國獲得密西西比河以東、加拿大以南、佛羅里達以北的廣大土地，這一成果大大超出最初的期望。佛羅里達則由西班牙從英國手中接管。此外，美國人取得在英屬北美紐芬蘭沿海及聖勞倫斯灣外海的傳統捕魚權。條約條款還包括：建議各州允許保皇黨人收回財產或獲得補償；雙方同意承認彼此合法債務的清償。然而，由於地方反對與執行困難，許多保皇黨人並未能取回土地，最終大批遷往加拿大或回到英國。戰爭結束後，英國結束對美國港口的封鎖，美國商人理論上可以自由與世界各國貿易，但英美之間的貿易壁壘和關稅限制仍然存在，直到1795年《傑伊條約》才部分解決。
原住民部落並未被納入條約。英國在談判中基本放棄了對其盟友如易洛魁聯盟的保護。對於居住在五大湖與俄亥俄河谷的原住民族群而言，條約既未經其同意，也無法保障其土地權利。雖然英國繼續在西部要塞駐軍並私下供應武器，但隨後的衝突最終導致這些部落被美國軍事行動擊敗，並逐漸喪失領土。對英國而言，失去十三殖民地是巨大打擊。戰爭顯示出大英帝國財政—軍事體制的局限性，漫長而脆弱的跨大西洋補給線使英軍難以維持優勢。失敗引發國內激烈的政治爭論與對國王內閣的批評，喬治三世甚至一度起草退位信，但最終未付諸實行。隨着戰爭結束，議會關注焦點轉向政治代表性與制度改革，改革派要求削弱腐敗的恩庇體系。這場內政危機持續至1784年才告平息，隨着小威廉·皮特上台執政，英國政局逐漸恢復穩定。
最終，《巴黎條約》於1783年9月3日正式簽署，並於1784年在美國國會批准。這份條約標誌著美國獨立戰爭的結束，英國承認美國為一個主權國家，同時也重新塑造了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與經濟格局。
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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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提升了哲學思想的地位，並且開始用根據觀察和獨立理性思考而來的觀點，來取代那些傳統權威的觀點。科學革命帶來的成就開始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與觀念產生重大的影響。出版品和傳播速度的增加，讓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在各種議題上面展開全新的交流與討論。洛克這些早期思想家的作品成為了像孟德斯鳩這些人的分析研究對象。一些美國開創者的自然神論以及他們認為合適的政府體系，都是來自於啟蒙運動中政教分離與關於自由的觀點。
美國的基督新教是先前的德意志宗教改革，以至於歐洲宗教改革的延伸。這股新的宗教潮流認為個人意識和經驗，才是宗教經驗中最有價值的地方，而不是教會所傳佈的資訊。這使得浸信會教派的觀點開始在殖民地中蔓延開來。這也是第一個對英國殖民地造成全面性影響的事件。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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