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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倍安心爭議
一應用程式的學術誠信與數據私隱爭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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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倍安心」爭議是指2025年6月於香港爆發的一宗涉及科學競賽誠信、學術倫理及數據使用合規性的社會事件。爭議源於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四學生潘浠淳以其開發的人工智能醫療輔助系統「藥倍安心」（英語：MediSafe）參與多項本地與國際創科比賽並獲獎後，被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鄭曦琳公開質疑該系統實際由第三方公司開發，且涉嫌使用未經授權的醫療數據及違規獲取版權資料，引發廣泛社會關注。
事件核心爭議包括潘浠淳是否獨立完成該人工智能系統、其參賽作品是否符合「原創」要求，以及項目中使用病人數據和藥物資料的合法性。其後，美國軟件公司AI Health Studio公開聲明表示，該系統實為潘浠淳母親彭詠枝委託該公司從零開發的商業項目，並質疑潘浠淳將此作品作為個人原創參賽的合規性。多家主辦機構包括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香港教育城進行調查後，仍認定作品概念屬學生原創並維持獎項，但潘浠淳的父母其後發表聲明，表示自願放棄所有相關獎項，稱以保護女兒免受網絡欺凌。然而，鄭曦琳持續質疑調查透明度與比賽制度公正性，並揭露自己因揭發事件而遭受嚴重網絡攻擊與現實滋擾。
該事件引發香港社會對創科比賽評審機制、學術誠信教育、數據私隱保障及精英家庭資源優勢等議題的深入討論，亦反映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下，學術作品原創性界定與監管面臨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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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事件主角潘浠淳事發時於聖保羅男女中學就讀中四，曾於音樂及創科比賽中獲獎[1][2][3]，亦曾參與多項義工活動[4][5]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辦的憲法主題活動[6]。其父潘冬平為國際肝癌權威，曾於2020年2月因涉及自我宣傳違反專業守則被裁定專業失當，被判停牌1個月但獲緩刑6個月[7]；其母潘彭詠枝則曾任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系助理教授[8]，並為聖保羅男女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9]，而叔父潘冬松亦曾任同系直腸外科副教授[10]。
「藥倍安心」是一款以人工智能驅動的網頁應用程式，該系統可在短時間內協助醫院診所處理大量處方，並連接不同醫療部門，為病人提供跨院區的人工智能輔助服務。系統會透過交叉檢查藥物及病患資料庫，自動核對病人的藥物過敏史、長期用藥及臨床情況，並於發現處方或劑量存在潛在問題後，即時發出警示提醒醫護人員[13][14]。潘浠淳受訪時稱，開發該系統的原因時希望避免醫生涉藥物處方失誤導致病人死亡而被控誤殺的事件再度發生，並透露正為「藥倍安心」系統申請專利，會繼續完善系統，爭取將系統落地應用，更有意朝科研或創科方向繼續發展[13]。其同時聲稱已有醫生試用項目為過千名病人處方藥物，至今系統未有出錯，準確度達百分之百，更稱於78名醫生試用後向他們諮詢項目的建議，其中76位推介繼續使用[15]。
潘浠淳憑該項目獲得以下獎項：
過程
鄭曦琳發現「藥倍安心」項目當中的技術和編程語言非常複雜，涉及整合前端的界面和後端的系統，再成為可用、甚至商用級的平台，需要多年編程經驗才能掌握，而且不少編程界人士會在代碼託管平台GitHub分享代碼，但她未見潘浠淳在GitHub的帳號和以往的編程紀錄，因此感到奇怪[16]，故在2025年6月中旬於社交平台Threads上發文，公開質疑「藥倍安心」項目[31]。她表示該項目的技術架構及功能超出一名中四學生合理完成的範圍，質疑實際開發者可能為第三方商業公司，而非學生本人獨立製作[31]。此外，鄭曦琳亦指出此項目研發者曾在訪問中提及曾使用「至少100位病人」的病歷資料進行測試[31]。同時，她附上平台的簡介海報，認為科研展覽很多時候是「富家子弟玩具」，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學生根本做不到什麼東西出來。」[16]這引發對數據來源合法性的質疑。有網民質疑，其數據可能來自潘浠淳之父潘冬平創辦的診所，並認為如果病人未有明確授權，有可能觸犯香港法例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31]。
潘浠淳其後在LinkedIn發文回應，批評鄭曦琳惡意批評及削弱從事STEM的香港女性，也貶低她為作品付出的心力，形容這種「有毒風氣」必須停止[31]。潘浠淳作出回應後，有網民嘗試登入「藥倍安心」網站，卻導向至美國公司AI Health Studio（AIHS）網站，內有「藥倍安心」平台介紹，標明「藥倍安心」為香港肝膽胰及結直腸微創外科中心委託進行的開發計劃，而該中心由潘冬平、潘冬松兄弟創辦及營運；同時稱公司花八星期完成計劃，功能包括可在三秒內顯示用藥禁忌警報[31]。AIHS於6月17日改資料為公司利用八星期時間「協助改善」AI藥物處方軟體，包括改善使用者體驗、縮短偵測延遲及除錯等[31][16]。潘浠淳其後刪去LinkedIn貼文[24]。
另一方面，潘浠淳在多個創科比賽中宣稱，「藥倍安心」系統整合了來自Drugs.com、RxList和WebMD這三大醫藥網站的藥品及藥物過敏數據。不過，有網民發現，這三家網站的條款細則均明確禁止自動化數據抓取（如爬蟲）及商業用途，也未提供公開的應用程序接口（API）。因此，「藥倍安心」自稱通過API接入數據，有所誤導。唯一可能的數據獲取方式，就是違反網站規定的自動化爬蟲技術。此外，這些網站嚴格禁止將其數據用於商業化目的以及再分發。其版權聲明明確規定，所有數據僅限於個人、非商業用途。任何未經授權對數據進行複製、再利用、整合至AI平台並進行商業化運作的行為，均直接違反了上述網站的版權條款[32]。同時，按照參賽規則，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並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識產權，意味著潘浠淳有可能違反了規則[33]。鄭曦琳亦向Drugs.com查詢，對方回應指並未授權讓「藥倍安心」複製、散佈和使用網頁上的資料，而在未經授權下使用網頁的內容會構成侵犯版權和違反使用條款，並表示已向「藥倍安心」發信，要求將有關內容移除[16]。
潘冬平回應事件時指出項目使用的是模擬病人數據，強調未有洩露病人資料，並表示相信比賽方會得出公正結論[34]。聖保羅男女中學則發表簡短聲明，表示知悉事件，正進行了解與跟進[34]。數字政策辦公室表示非常重視事件，已要求主辦機構香港教育城及標準保證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35]。作為選派學生赴日內瓦的機構，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與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於6月20日公布初步調查結果，指學生並無違規，表示系統所用數據為模擬資料，而且學生在賽後才接觸外部公司[36]。6月28日，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黃金耀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潘浠淳被網民批評及質疑感到痛心，更一度為此拿手帕拭眼淚，但亦相信對方有能力處理事件[37]。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則確認收到一宗投訴，正按既定程序處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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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4日，AIHS聯合創始人兼行政總裁艾哈邁德·傑馬（Ahmed Jemaa）發表聲明，表示團隊於2024年3月受潘母彭詠枝的委託協助開發項目[39]，分3個階段製作、升級和完善項目，直至2025年6月，顯示潘浠淳所得獎項均於該公司插手後才獲得[16]。團隊從網上討論發現有學生把該公司協助開發的最簡可行產品當作自己作品參加比賽，並獲得多個獎項，但團隊起初不知情。該公司並表示客戶只是提供理念，沒有提供任何代碼、用戶體驗設計或技術架構，團隊是從零開始開發該產品，並未用真實病人數據。事件曝光後，客戶要求改寫團隊的案例研究，要求用詞由「從零建構」改為「商業推廣」，並提出向該公司付費，以繼續協助處理對公眾和機構的資訊，公司對此感不安而拒絕再聯繫[40][41]。
傑馬亦提到事件發酵後，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香港教育城曾聯絡AIHS，故AIHS向對方提交合約、電郵紀錄和付款紀錄等與彭詠枝交涉的證明。然而，兩間機構在7月中回覆，指潘浠淳早在2024年已提交參賽作品，認為有充分原因相信「作品是原創並且由學生獨自創作」，又要求AIHS對外口徑一致，以及將傳媒查詢轉介給他們。後來，AIHS兩度提供抗辯證據，但未獲對方回覆[16]。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回應時表示，潘浠淳於2024年1月已正式向「第26屆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遞交作品，亦已提供有關概念及雛形，可證實其原創性，而比賽規則以概念原創性為評審重點，因此認為作品符合甄選及得獎資格，亦取得聖保羅男女中學老師電郵書面確認，證明潘浠淳早於2023年10月已提出「藥倍安心」的概念[40]。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香港聯絡人楊孟璋回應時表示，潘浠淳在日內瓦參賽時，向評委展示其創意概念，並輔以一套自行開發的原型程式來說明，基於其創意和原型而獲獎，強調其並未採用任何專業系統做展示。教育局則表示已要求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本地比賽主辦機構等了解及跟進處理，會繼續與相關單位保持聯絡，了解情況[40]。潘冬平則表示，由於比賽單位仍在進行調查，他不便回應傳媒查詢，而有關資料已提交給比賽單位，相信其會根據全面資料作出公正判斷[39]。香港教育城回應香港電台查詢時表示，已要求有關機構及人士提供更多資料，以進一步了解及釐清有關事實，並強調一直以嚴謹、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積極跟進此個案，跟進工作仍在進行[42]。
另一方面，鄭曦琳在傑馬發表聲明後，以潘浠淳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中所用的海報，詢問傑馬該作品是否由AIHS研發，而傑馬表示海報所顯示的使用者介面與「藥倍安心」的最新版本類似，顏色、設計和元素亦與公司所發布的一致，顯示界面似乎是基於該公司的工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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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於2025年8月18日公佈調查結果，確認該作品符合比賽規則並屬學生原創。調查重點包括驗證作品原創性及參賽合規性，結果顯示學生早在2023年10月已向老師提出概念，並於2024年1月至2月向部份香港比賽提交詳細方案，時間早於涉事美國科技公司公開相關資訊的2024年網誌內容。學苑接納「藥倍安心」為學生原創，並澄清其參賽作品與商業化產品的關聯性難以直接界定，而對於AIHS提到其作品「完全從零開始」，學苑認為說法值得商榷。學苑檢視多項比賽評審準則，確認學生作品符合創新性、科學性及實用性等要求。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主辦方亦回覆，學生憑原型程式及創意概念獲獎，未使用專業系統展示。關於數據使用，學苑指出學生標明模擬病人數據，藥物數據庫亦允許非商業用途，但提醒需改善展示用詞以避免誤解。學苑建議未來比賽加強申報機制，強調人工智能及數據使用的道德規範，同時呼籲各界停止對各方的網絡攻擊，回歸理性討論。聲明重申比賽初衷在於鼓勵學生探索創新，獎項非唯一目標，並期望社會營造包容環境支持學生成長[43][44]。
同日晚上，籌辦2024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香港教育城亦公佈調查結果，表示比賽規例提到參賽者不需強制提交任何實體製成品或模型，可自由決定是否準備相關展示，項目是以創新及創意、設計功能性等分高下，產品展示並不影響評審結果。教育城認為所得資料可證明藥倍安心的概念為原創，因此決賽評審一致贊成保留「藥倍安心」的參賽資格及該學生所得獎項[45]。數字政策辦公室亦回應傳媒，表示尊重及支持有關決定[45]。另一方面，鄭曦琳在社交平台作出回應，強調經過比對後注意到潘浠淳在所有比賽中均遞交由AIHS開發的程式，且AIHS已表示潘浠淳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所展示的是該公司的程式，而非「同學輔以一套自行開發的原型程式進行說明」[46]。傑馬則表示正準備公佈更多資料，以回應調查結果[47]。
鄭曦琳其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有關調查結果持保留態度，並質疑比賽評審標準是否公平。她強調，科學項目不僅需要原創概念，更應重視實踐過程與學生自主執行的能力，認為若只憑構思評分，將忽略實際研發的重要性[16]。她指出，若允許參賽者將作品外判予第三方完成，將嚴重破壞公平比賽，使資源充足的學生享有不當優勢，違背鼓勵學生自主創新的初衷。她引用多個比賽的規定，如「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要求學生獨立或小組共同完成作品，以及「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強調創新與研發須源自本地資源，質疑外判開發作品是否符合競賽精神[16]。此外，她批評相關機構未正面回應「請槍」指控，反而叫AI公司轉介媒體查詢給自身，此舉令人感到缺乏透明度，甚至可能包庇作弊行為，損害公眾對比賽公正性的信任。鄭曦琳呼籲學苑與教育城公開回應質疑，透徹披露調查過程，並建議未來評審制度應嚴格審查作品是否原創，例如評估學生能力範圍及檢視實際製作證明，以確保比賽真正公平、公正[16]。另外，由於潘浠淳曾稱有逾千個病人經「藥倍安心」獲處方藥物，鄭曦琳認為這些數據有可能在未獲病人同意下被儲存至系統內，甚至泄漏到海外的伺服器。她亦擔心如平台透過Microsoft Azure的人工智能服務整合雲端資料庫的病患和藥物資料，數據有機會被傳送至海外伺服器，失去香港法律的保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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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2日，潘冬平與彭詠枝發表聯合聲明，強調「藥倍安心」平台為女兒原創概念，源於她對醫療安全的關注，旨在減少醫療事故。聲明解釋，彭詠枝因看好平台的商業潛力，於2024年3月聯繫AIHS開發商業化產品，但未告知對方該作品已參賽，彭詠枝對此引發的風波表示歉意。聲明澄清「藥倍安心」未使用真實病人數據，僅使用模擬數據，並符合公開藥物資料庫的非商業使用條款，相關爭議已獲資料庫方接納。由於爭議引發網絡欺凌，16歲的潘浠淳承受巨大心理壓力，面臨崩潰邊緣。聲明譴責鄭曦琳通過社交媒體發動人身攻擊，包括對潘浠淳外貌的嘲諷及不當言論，並否認一家人參與任何威脅或滋擾行為，強調應以理性討論代替攻擊。為保護女兒身心健康，潘氏夫婦決定自願放棄「藥倍安心」所有獎項，此決定獲女兒同意，並已於調查結束後正式向主辦機構提出。他們呼籲社會停止揣測及攻擊，讓女兒能走出心理困擾，重返正常校園生活，並對事件引起的紛擾致歉，以及保留追究不實指控的法律權利[48][49]。
香港教育城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於同日晚上回應，表示尊重潘家的決定，並強調其放棄獎項不影響早前有關作品屬學生原創的調查結果[50]。香港教育城同時呼籲社會大眾停止在網絡上對涉事人士及機構的惡意攻擊，及發表過激言論[49]。鄭曦琳在社交平台回應聲明內容時，指彭詠枝已在聲明中承認為比賽「請槍」，亦即證明潘浠淳在傳媒訪問中多次說謊，但聲明僅以一句話帶過對此的歉意。對於潘氏夫婦在聲明中批評她不尊重日內瓦發明展，她以「比賽的真正價值在於公平競技與誠信。若有人無視規則、依靠外判協助，這樣的行為是否更難稱得上對比賽的尊重？」回應。她批評聲明刻意將她的用詞「扭曲為所謂欺凌」，卻完全避而不談她在揭發事件後所承受的人身攻擊與恐嚇，並形容「聲明的真正用心，相信大家心中有數」[51][52]。她亦認為該聲明從用詞和結構上看，比較類似一份為潛在法律程序預先鋪陳的文件，而不是單純澄清[53]。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認為事件中的行為模糊了原創作品的邊界，並質疑若項目有專業公司參與，是否還能視為中學生的獨立作品。他強調家庭教育在培養學術誠信觀念中扮演關鍵角色，而此次成年人的決策似乎傳遞了錯誤的價值觀，未能為下一代樹立正確榜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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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7日，聖保羅男女中學就事件發表聲明。學校強調鼓勵學生參與比賽，但要求學生遵守學術誠信，並指學術誠信是學校價值教育的重要一環，已訂立相關指引教育學生。聲明指出，對於AIHS涉及潘浠淳參賽作品一事，學校及老師事先不知情，僅在媒體報道後獲悉。學校在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與潘浠淳聯繫並了解情況，按校內程序處理，並對潘浠淳及其家長自願放棄「藥倍安心」獎項的決定表示理解和尊重。學校希望事件在退出獎項後告一段落，讓學生能安心準備開學，重投校園生活[55]。
鄭曦琳其後在社交平台表示，「不知情」或「放棄獎項」均未能給予公眾一個交代，並認為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割蓆或推卸，而是誠懇承擔責任，直面問題，並交代具體的補救辦法[56]。
引申議題
事件獲得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並引申對多個議題的討論。
鄭曦琳揭發事件後，屢次受到滋擾及攻擊。她曾在Medium網站上透露，自揭發事件後，她在Threads上收到匿名帳號的威脅訊息，聲稱要控告她誹謗，並附帶恐嚇言論，如「你不知道你得罪了甚麼人」，甚至有人攻擊她的雙性戀取向，將其與「獸交」相提並論。她還指出，有Facebook專頁公開其個人資料後，發文暗示她的吹哨行為可能因「聖保羅男女中學與香港城市大學的密切關係」而影響其獎學金。此外，有人在新聞報道中盜用她的照片和姓名，創建虛假LinkedIn帳戶，並在履歷中將她標註為「性工作者」。網絡上亦出現大量貶低她專業能力的言論，例如將她參與的Google DeepMind項目貶稱為普通的「夏令營」。2025年8月12日，鄭曦琳在社交網站透露有陌生人在其住所門外大聲叫囂，要求她出來，騷擾持續約10分鐘。她隨即致電管理處，獲悉早在半小時前已有相關報告，確認同一樓層有人滋事[57]。她在兩日後向警方報案[33]。鄭曦琳亦在專訪中透露，她揭發事件後因贊助商對社群形象的擔憂，為免拖累團隊及社群，主動辭去「香港Google開發者社區」的「組織者」 職位[33]。她表示曾被提醒潘家牽涉複雜的「權貴關係」，或會影響未來求職，但她沒有退縮，認為只要光明正大、腳踏實地，就不會受到影響[33]。她亦認為既然潘浠淳獲得政府資助到瑞士參與比賽，公眾作為納稅人，有權得知事件進展[33]。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則認為警方應當處理對吹哨者起底、滋擾的行為，並循刑事方向調查，亦認為可參考海外經驗研究立法保護機構內部的吹哨者[57]。另一議員江玉歡回應事件時表示，此事涉及學術誠信、公帑運用、公平原則，如有人因揭露事件而受到恐嚇屬違法，政府部門和公帑資助機構都應介入處理，又稱「如果作品有問題，不光彩地獲獎，對香港形象百害而無一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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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曦琳在接受《東張西望》訪問時，表示沒有後悔揭發事件，認為事件已非單一作品爭議，而是揭露香港創科比賽制度的不公，導致比賽失去公平性。她指出參賽作品與學生能力不符的現象令人悲哀，並打擊誠實學生公平參賽的意願[58][59]。而她其後在與《端傳媒》的專訪中，透露揭發事件的目的是希望讓比賽公平進行，並引發公眾反思不良競爭風氣。她主張參賽者應專注於享受學習和創建的過程，而非僅僅為了升學或名譽而參賽。她指出，香港的創科比賽通常允許較長的研發期，無需現場製作作品，這使得參賽者可能隱瞞外部協助，而外國常見的黑客松模式則要求限時現場編程，透明度更高，相對公平[16]。
此外，鄭曦琳質疑部分評判缺乏技術背景，難以識別作品是否由他人代勞。她認為香港比賽過分側重商業價值，如市場定位和可行性，而輕視技術本身，評審多來自投資、銀行或學術界，而非技術領域。同時，她提到在擔任中學科研比賽評審時，雖懷疑有項目獲老師協助，但因缺乏實質證據無法跟進或取消資格。她指出，這種「請槍」現象可能已成為常態，儘管肉眼可疑，但無證據便難以制裁，從而削弱了比賽的公正性[16]。鄭曦琳亦指出有相當多的學生是為了豐富個人履歷而參賽，以便在激烈的升學競爭中脫穎而出。她認為由於人工智能行業在國際上備受重視，但香港本地缺乏大型科技公司和相關技術崗位，導致許多有志向的學生將職業發展目標鎖定在英美等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學校在錄取時非常看重課外活動和比賽獲獎經歷，加之其本土競爭本就比香港更為激烈，這無形中極大地加劇了學生的壓力，而「直升機家長」、「怪獸家長」和整個社會的功利氛圍，對於助長這種不良的競爭風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6]。
香港浸會大學創業助理總監陳銳文認為，雖然在商業世界裡，支付第三方協助處理產品的技術部分屬於常態，不過若學生自稱是發明人，將此類作品作為個人原創參賽，但實際上與產品的規格關係不大，或沒有太多參與到這個「業務」的運作中，則可能被視為「欺詐」[47]。他認為在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精英學校和家長給予學生和子女的資源與其他學校或背景的學生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47]。有曾參與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學生認為「請槍」參加科研比賽是少數情況，因他與其他參賽者交談期間，能看得出他們有研發產品的能力，而且「請槍」成本高昂，參賽者未必能夠負擔。他不認同比賽是「富家子弟的玩具」，認為這對普通學生而言仍是向上流動的機會[16]。
何敬康認為多個比賽主辦機構在調查後仍維持原判，反映現行評審機制可能存在系統性漏洞。他建議建立更嚴格的項目原創性驗證機制，包括程式審查、現場答辯和能力驗證等環節，以確保參賽作品真實。他同時強調唯有堅守學術誠信、加強社會公眾監督，才能真正培養年輕人的創新能力[54]。他強調真正的成功需以長達三、四十年的時間綜合判斷，而非僅以眼前成就或物質榮譽衡量，指出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狹隘，應同時涵蓋品德修養、社會責任感與創新思維等核心價值。他進一步指出，事件反映香港教育存在結構性問題，即在過度競爭的文化下，學生承受多重壓力，導致教育意義被扭曲，獎項與成績被異化為成功唯一標準。他認為這並非單純個人或家長的失誤，而是整個教育生態需共同正視的系統性課題。他強調16歲是價值觀形成的關鍵階段，難免犯錯，但應將其視為學習契機而非一味譴責。他批評網絡欺凌與人身攻擊現象，認為此舉傷害社會理性，並強調給予年輕人改過自新的機會符合教育本質與多元社會的寬容精神。何敬康肯定潘浠淳關注醫療事故的初心，讚賞其社會參與意識，但同時指出方法偏差凸顯學術誠信與規範教育的重要性。他期望此事成為推動香港教育反思的契機，打破對成功的單一定義，轉向培養獨立思考、社會責任與健全人格的教育目標，並呼籲家長、教師與社會協力建設更健康、多元的教育生態[60]。
公共政策顧問林緻茵在專欄文章中探討人工智能普及帶來的新問題和作弊的社會成本。她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使作弊更便利和隱蔽，而且模糊了作弊的界線。她認為作弊會造成不同影響，如削弱學生的探索精神和原創能力，導致作品趨同、挫敗真正有才能的學生，降低他們的參與動機、影響資源分配和階層流動及侵蝕社會信任，增加監管與修復成本[61]。
有科研專家則認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下，保障人工智能應用中的數據私隱和版權是一個普遍且艱巨的挑戰。他透露，本地大學正積極尋求解決方案，例如採用「聯邦學習」這類技術來嘗試保護數據隱私，但同時也承認該技術仍需改進。此外，大學也在研究如何利用科技來追溯版權使用情況。在企業層面，主要的應對策略是警告員工勿將數據置於公開AI平台，並轉向採用私有化的企業AI模型，以在獨立環境中確保數據安全[16]。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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