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政知

足利政知（日語：足利 政知／あしかが まさとも ^{shikaga Masatomo}，1435年8月6日—1491年5月11日、永享七年七月十二日－延德三年四月三日），為日本室町時代後期武將，出自足利將軍家一族，為初代堀越公方。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足利 政知
假名	あしかが まさとも
平文式羅馬字	Ashikaga Masatomo

政知為室町幕府第6代將軍足利義教之第四子，為第7代將軍足利義勝之異母弟，亦為第8代將軍足利義政和足利義視之異母兄^[1]。其子有足利茶茶丸、足利潤童子以及後來成為第11代將軍足利義澄 ^[2]。自義澄以降，歷代將軍皆出自政知一系^[3]。

享德之亂期間，足利成氏自鎌倉遷往古河，並自稱為古河公方，構成對幕府權威之挑戰。政知奉幕府之命，下向關東，作為官方所認可之鎌倉公方，以討伐成氏。然而，因享德之亂所引發之關東局勢混亂，加之幕府權力衰微及關東管領上杉氏內部紛爭之影響，政知最終無法進入鎌倉，遂駐留於伊豆之堀越，並以此為根據地，故稱「堀越公方」。

生平

下向關東

永享七年（1435年）七月十二日，政知作為足利義教之第四子（庶出）誕生^[1][4]；其母為幕府奉公眾（日語：奉公衆）齋藤朝日（日語：斎藤朝日）之妹^[1]。雖然政知年長於其異母弟義政（義政為義教第五子），然有時在史料中被視為「弟」，此現象乃係義政之母出身於長期與足利將軍家締結姻親關係之公家名門—日野家（日語：日野家）所致。政知自幼即被培養為僧侶，法號「清久（せいきゅう）」^[3]，後曾任天龍寺香嚴院之院主。

長祿元年（1457年）七月，為因應享德之亂所導致之政局混亂，幕府決定任命清久為「關東主君」，亦即正式的鎌倉公方^[3][5]。此舉係因當時與幕府對立之古河公方（原鎌倉公方）足利成氏的存在，致使關東局勢持續不穩。上杉氏遂向幕府請求，派遣可取代成氏之新任鎌倉公方，以穩定關東情勢^[6]。

同年（1457年）十二月十九日，清久依義政之命還俗，並於此時獲賜義政偏諱，改名為「政知」^{[5] [6] [註 1]}。十二月二十四日，政知自京都出發，進入近江園城寺 ^[5][7]。關於政知遲遲未能下向關東的原因，學界普遍認為，主因在於當時下向時機尚未成熟，故政知暫留於畿內^[5]。

長祿二年（1458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作六月八日），政知奉室町幕府之命，接受象徵朝廷正統性的「天子御旗」，正式啟程下向關東^[5][7]。作為鎌倉公方之正統代表，政知獲得幕府將軍足利義政之授權，賦予其廣泛的行政與軍事權限。此包括對「御料所」（即原鎌倉公方直轄領）之統治權、新闕所（日語：闕所）之處分權（即將敵對方沒收領地賞賜予己方功臣之權利）、寺社領（日語：寺社領）安堵之裁可權，以及兵糧料所之管理與課徵權^[5]。

政知此次下向，亦隨行多名幕府奉行人，包括布施為基、朝日教貞（或作教忠）、朝日教清、富永持資等人^[8]。此外，幕府亦任命涉川義鏡（日語：渋川義鏡）（時任關東執事）及上杉教朝（日語：上杉教朝）等實力派武家為政知之補佐，以期穩固其於關東之統治基礎。

然而，儘管政知是以幕府公認之鎌倉公方身份被正式派遣至關東，其計畫中的入鎌卻遭遇重大挫折。當時，原鎌倉公方足利成氏勢力依然龐大，實質掌控關東諸國之軍政權力，使政知無法進入傳統公方政廳所在地—鎌倉^[6]。在此情況下，政知選擇暫留伊豆，以迴避與成氏之正面衝突，並作為重新布局關東支配之根據地。

據史料推測，政知抵達伊豆的具體時期應在長祿二年（1458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三日之間^[7]。其初駐於伊豆之政治中心奈古屋地區，進入國清寺居住，該寺亦曾為當地守護與武士勢力之政治活動據點。此後，政知於伊豆北條（今靜岡縣伊豆之國市）內堀越一地建立「堀越御所」，作為其政廳所在，並據以行使鎌倉公方之權能。因其無法入鎌倉而駐於堀越，故後世以「堀越公方」稱之^[5]。

義政在派遣政知下向關東的同時，亦著手策劃對成氏的全面討伐行動。為此，幕府向奧羽、甲斐、信濃等關東周邊諸國的大名與國人眾發出動員令，意圖集結諸方兵力，以政知為中心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拔除頑強據守關東的成氏勢力^[9][10][11]。

然該計畫旋即遭遇阻礙。被命令出兵的越前、尾張與遠江三國守護—斯波義敏（日語：斯波義敏），未依將軍命令行動，反因其本國（越前）爆發內訌，而轉赴當地處理內亂（長祿合戰（日語：長禄合戦））。翌年（1459年）五月，因違命觸怒義政的義敏遭幕府罷黜，致使原定之斯波軍出陣計畫宣告中止^[9][10][11]。

同年（1459年）十月，幕府方所統領之關東軍在「太田莊之戰」中慘敗於成氏軍，政知方勢力受到重大打擊。此役之敗，不僅導致成氏討伐計畫全面破產，亦大幅損及幕府在關東諸大名間之威信與正統性^[9][10][11]。

最終，政知雖名義上擁有鎌倉公方之位，然實質上缺乏軍事後盾，無力擴張勢力範圍。其仍被迫滯留於伊豆一地，處於有名無實、權力受限的政治困局之中，形同「幽囚之公方」，而幕府對關東之支配權亦進一步喪失^[9][10][11]。

作為堀越公方的政治活動

長祿四年（寬正元年，1460年）正月初一，原駐鎌倉的駿河守護今川範忠自關東撤軍返國。四月，政知所駐紮的伊豆國清寺竟遭成氏一方勢力發動燒討，情勢急遽惡化。為因應此一局勢變化，政知遂於當年五月以後，自國清寺遷出，轉移至伊豆堀越^[5]，並接收當地寺院—圓成寺，改建為政廳，設置「堀越御所」^[12]。

彼時，政知不僅無力討伐成氏，甚至自身性命亦處於危殆之中。為求支援，政知遣使前往京都，與幕府協議因應之策。同年（1460年）八月，幕府派遣斯波氏家臣朝倉孝景與甲斐敏光（日語：甲斐敏光）赴關東，作為軍事援助之實施者，至此方勉強建立起初步的軍事支援體系。

然而，當政知試圖憑藉斯波軍之兵力移師鎌倉，進一步擴大其政治影響時，卻於八月二十二日遭將軍義政明令制止。此舉反映出幕府對於政知權力擴張的高度警惕。幕府擔憂，若堀越府與同為幕府方的上杉氏形成緊密聯繫，則有可能導致堀越公方政權於關東自立，脫離中央控制。因此，幕府一方面提供名義上的軍事支援，另一方面則緊握實際的軍政指揮權。即使是在關東軍事行動中，幕府亦往往繞過政知，直接向地方守護與國人發出命令，完全架空政知的政治權限。政知在堀越雖具名位，實際上卻無掌兵之權，陷於徒有其名而無實權的被動地位。

寬正二年（1461年）八月二日，義政下令更替斯波氏家督。原當主義敏之子松王丸（後來的斯波義寬（日語：斯波義寬））被迫出家，取而代之者為涉川義鏡之子斯波義廉。十月十六日，義廉與朝倉孝景、甲斐敏光一同進入京都謁見義政，經此會面後正式獲認為斯波氏當主^[13][14]。

此一人事操作，乃為構築由政知之執事涉川義鏡與新任斯波氏當主義廉之間的父子關係，藉由家督繼承與收養制度的運用，使斯波氏成為堀越府的附屬軍事力量。幕府試圖以此方式，將斯波軍置於政知的直接統制之下，作為補強堀越政權軍事實力之手段^[15]。

然而，自寬正二年（1461年）起，堀越公方政權內部及其所屬勢力開始出現諸多異常與不穩徵兆。政知麾下家臣擅自嘗試進入鎌倉與相模國人領地，引發地權爭端，破壞幕府所賴以維持之政治均衡。同時，作為關東幕府方核心人物的扇谷上杉家家宰太田道真突然隱居，政知的另一名主要補佐—上杉教朝，亦在此時發生原因不明之自殺事件。上述諸事反映出幕府方在關東的政治網絡出現裂痕，堀越政權亦逐漸陷入孤立與內部不穩的狀態。

寬正三年（1462年）三月，政知因信任義鏡之讒言，向義政密奏扇谷上杉家當主上杉持朝有謀反之意。此舉引發上杉氏內部對擁立政知的質疑與反彈，導致政知採取強硬行動，罷免持朝的相模守護職，並強行接收相模國的統治權^[16][17][18]。

同年（1462年）十二月，義政出面介入，命令政知保護上杉持朝。此舉不僅否定了政知先前的指控，亦激化事態。持朝重臣三浦時高（日語：三浦時高）、千葉實胤（日語：千葉実胤）等人因此被迫隱居，引發更大政治混亂^[16][17][18]。

在此情勢之下，義政最終親自出面調停，為平息爭端，其一方面保障上杉持朝及扇谷上杉家的地位與權益，另一方面則將被認為是政爭導火線的涉川義鏡驅逐出堀越府，以圖恢復秩序。雖然此舉暫時穩定局勢，然政知在此事件中喪失幕府信任與地方支持，其進入鎌倉、重建公方政權之可能亦因此徹底破滅。更為關鍵的是，隨著義鏡之失勢，原以其為中介所建立的斯波氏軍事支援體系亦告瓦解。堀越府欲以斯波軍為核心的軍事編制計畫遂以失敗收場，政知政權的軍事基礎再度陷入癱瘓狀態^[16][17][18]。

其後，上杉教朝之子—上杉政憲，繼任為新任關東執事，積極參與政務。政知亦與政憲密切合作，致力於修復與上杉氏等關東諸侯之間的關係，試圖重建幕府方在東國的政治聯盟。

寬正六年（1465年），足利成氏再度發動攻勢之際，政知便派遣政憲前往五十子陣（日語：五十子陣）線應戰，作為對前線的直接支援。此時，由於涉川義鏡的失勢，原本寄望的斯波氏援軍已不可得，政知遂轉而加強與東駿河地方國人眾之聯繫，以圖補強軍事實力。

文明三年（1471年），成氏親率兵力襲擊堀越御所，政知在上杉軍援助之下成功擊退來敵，並展開反攻，攻陷成氏之本據—古河城，此舉一度扭轉戰局，顯示堀越政權尚具一定軍事動員能力。然而，翌年（1472年）成氏迅速捲土重來，奪回古河城，使戰局重回原點。堀越公方政權的優勢未能鞏固，關東戰局亦再陷膠著狀態。

文明八年（1476年）二月，駿河守護今川義忠於戰事中戰死，引發今川氏一族的繼承紛爭。政知見基介入，派遣政憲前往駿河，並與扇谷上杉家的家宰太田道灌一同干預事態發展。

經協議，雙方於同年（1476年）九月達成和解，由義忠的從兄弟小鹿範滿（日語：小鹿範満），在義忠之子龍王丸（即後來的今川氏親）成年之前，暫代家督。然而，亦有史家認為，實際上範滿早已實質掌握家督之位，此次和解不過是對既成事實的形式認可。^[19]:37。事後，道灌親赴堀越御所，向政知報告事態已獲解決，隨後於十月返回武藏國，回到其根據地—江戶城 ^[19]:37-40。

就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時期，山內上杉家重臣長尾景春舉兵叛亂（長尾景春之亂）。太田道灌自駿河返國後，旋即投入鎮壓叛亂之行動。然而，在此過程中，成氏突與景春勢力結盟參與戰事，以致山內、扇谷兩上杉氏陷入極為不利的局勢。在此危機之下，兩上杉家開始考慮與成氏講和。最終，在文明十年（1478年）正月，雙方達成共識，約定由上杉方出面斡旋成氏與幕府之間的和睦事宜，並促成與成氏的講和，為長年戰亂畫下暫時的休止符。^[19]:47。

文明十一年（147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足利義政頒布御教書，正式承認龍王丸為前駿河守護今川義忠之繼承者（儘管當時小鹿範滿仍事實上掌握今川氏的家督地位）^[19]:44。

政知亦表態支持義政之決定，然而其背後或有政治上的盤算。根據部分史家之觀點，當時兩上杉氏已與成氏講和，對此表示不滿的政知，因而停止對範滿的支持，進而對今川氏的家督繼承問題採取相對中立態度，傾向接受無論由龍王丸或範滿擔任當主皆可的立場^[19]:47-48。

另有一說認為，堀越公方政權的勢力當時已向駿河國東部（駿東郡）擴展，可能與範滿派系產生實質衝突。因此，政知支持龍王丸，實為出於排除範滿勢力、鞏固自身影響力的積極意圖^[19]:48。

此外，有學者認為，至同年（文明十一年，1479年）為止，政知已與幕府中最具實權的管領細川政元建立起連繫關係，亦可能是其支持將軍義政決斷（承認龍王丸為今川氏正統繼承人）之主要背景因素之一。政知與政元的政治聯合，不僅強化了其與義政之間的協調體系，也可推測為其終止對小鹿範滿支持的轉捩點^[19]:49。

值得注意的是，政知執事上杉政憲之弟一色政熙（日語：一色政熙）與其子一色政具（日語：一色政具），於此時期成為義政以及將軍義尚之側近重臣，進一步顯示政知陣營與幕府中樞的協調關係持續深化。此一人事上的親密性，亦從側面反映出政知與範滿關係的漸行漸遠^[19]:49。

文明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483年1月6日），幕府與成氏等古河公方勢力之間達成「都鄙和睦（日語：都鄙和睦）」，象徵歷時近30年的享德之亂正式落幕。在此之前，政知作為堀越公方，與成氏所率古河方勢力持續展開長達二十餘年的抗爭。然而，由於幕府自身正深陷於「應仁之亂」的混亂之中，政知始終未能獲得足以奪回關東支配權的充分軍事支援，無力完成對關東全域的實質統制。

最終，在和睦條件下，堀越公方政權被限定於伊豆一國之內，其統治權遭到實質性大幅限縮。對於這一結果，政知顯示出強烈不滿，特別是針對主導和睦進程的關東執事上杉政憲，以及支持和談的伊豆國人眾，其不信任與疏離感日益加深^[20][21][22]。

晚年

和睦成立之後，政知便著手與幕府實權派細川政元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意圖將自己與圓滿院（日語：円満院 （足利政知側室））（武者小路隆光（日語：武者小路隆光）之女）所生之次子清晃（即後來的足利義澄）推舉為下一任將軍。為此，政知於長享元年（1487年）三月，將清晃送往京都，安排其入寺於京都天龍寺的香嚴院，藉此為將來的政治佈局鋪路。當時，第9代將軍義尚已因體弱多病而引發朝中對其繼承問題的憂慮，清晃也被視為極具潛力的將軍繼任人選之一^[19]:72。

同一時期，政知廢黜了長子茶茶丸之繼承權，並將其幽禁，轉立三子潤童子（清晃同母弟）為其繼承人。而對於進諫反對廢黜茶茶丸的上杉政憲，政知則令其自盡，以肅清異議。

同年（1487年）十一月，由政憲擁立為今川家當主的小鹿範滿，遭龍王丸之叔父伊勢盛時（即日後的北條早雲）討伐身亡。儘管此事震動一時，政知卻選擇默許不問，未作干涉^[23]:16-18。

盛時在駿河國期間，似已成為政知麾下之奉公眾，並獲賜伊豆田中鄉與桑原鄉作為領地。據此推斷，盛時對範滿的討伐，以及隨後龍王丸對駿河的實質掌控，極可能是在政知的默許與支援下，雙方協同展開的行動^[19]:71。

延德元年（1489年）三月、延德二年（1490年）正月，第9代將軍義尚及第8代將軍義政相繼去世。隨著將軍位出現空缺，朝中一度出現擁立清晃為新將軍的動向^[19]:72。然而，最終被任命為第10代將軍的，卻並非政知之子清晃，而是政知異母弟義視之嫡子義材（後來的足利義稙）^[19]:72。

延德三年（1491年）正月，義視逝世，政知與細川政元隨即開始推動擁立清晃為將軍的行動^[19]:73。據傳，伊勢盛時在義材成為將軍後返回京城，並於同年五月成為義材的申次眾（幕府幕僚之一）^[19]:71-73。然而，由於盛時同時也是政知的奉公衆，且政知本意在策劃清晃接任將軍，有觀點認為盛時特意親近義材，以便達成政知的政治目的^[19]:73。

政知一系列的政治行動，是在與管領細川政元以及政所執事伊勢貞宗（日語：伊勢貞宗）密切合作下展開的。其目標在於廢黜義材，擁立清晃為下一任將軍，並讓潤童子擔任堀越公方，藉此重新啟動討伐成氏的行動^{[19]:72[註 2]}。上述一切，皆是政知與政元在密切協調下所推動的^[19]:72。

延德三年（1491年）四月三日，政知因病薨逝於伊豆^[19]:72-73，享年57歲。隨著政知逝世，伊豆及其周邊諸國的政局也因此發生劇變，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19]:72。

逝世後

政知逝世後，其側室圓滿院掌握家中政務，並設法促成其與政知所生之潤童子繼承堀越公方之位^[19]:73。然而，僅數月後的七月一日，遭政知廢嫡並幽禁的長子茶茶丸突然舉兵發難，殺害了潤童子與圓滿院，奪取了堀越公方的地位，自立為新任當主^[19]:72-74。

然而，茶茶丸的奪權行動並未獲得所有堀越公方家臣的一致支持。由於其聽信讒言，對家臣進行肅清與懲處，導致舊屬於政知派的勢力群起反抗，最終引發堀越家內部的激烈鬥爭，使伊豆一地陷入動盪不安的混亂局勢^[19]:75。

此外，因應此次政變，伊勢盛時於同年（1491年）八月自京都南下至駿河。據考，當時堀越公方的勢力已延伸至駿河國的駿東郡，盛時此行，實乃為穩固今川氏對該地之統治，確保其領國的安定與延續所作出的戰略部署^[19]:74。

明應二年（1493年）四月，細川政元發動政變廢黜義材，改擁立清晃為將軍（明應政變）。清晃即位後改名為足利義澄，隨即下令伊勢盛時討伐殺害其生母及親弟的茶茶丸。盛時遂率兵入侵伊豆，茶茶丸被逐出堀越御所（史稱「伊豆討伐」（日語：伊豆討ち入り））^[24]。茶茶丸雖持續抵抗數年，最終仍敗於伊勢勢力，被迫自盡，結束了堀越公方的內亂。

結果而言，堀越公方制度僅延續了兩代（實質上只有一代），便迅速終結。然而，除了義稙曾短暫復任之外，隨後的室町幕府將軍皆由義澄的子孫繼承，形成了穩定的將軍家系^[25][2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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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野忠幸『三好一族―戰國最初の「天下人」』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新書 2665〉、2021年10月25日。ISBN 978-4121026651。（電子版あり）

註解

1. 表面上雖然呈現出兄（政知）自弟（義政）處接受偏諱之情形，然此實無矛盾之處。蓋因清久（政知）自幼出家為僧，屬法體之身，並未行元服禮，亦未擁有俗名。直至還俗之際，方首次行元服，遂依慣例接受當代將軍（即義政）之偏諱，改名為「政知」。因此，其從義政處獲賜偏諱，乃合於當時武家慣習之制度，並無違例。
2. 學者家永遵嗣根據《今川記》的異本《富麓記》的記載，提出一項說法：足利政知在晚年曾有意取代古河公方的地位，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帶有足利氏傳統「氏」字的「氏滿」，並趁當時尚未元服的今川龍王丸舉行元服之際，將偏諱「氏」賜予龍王丸，使其改名為「（今川）氏親」。然而，針對此一說法，黑田基樹提出異議。其指出，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具有「氏滿」署名的文書，亦無《富麓記》以外的史料可資佐證，因此難以認定政知曾實際改名為「氏滿」，此說恐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