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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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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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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義教（日語：足利 義教／あしかが よしのり Ashikaga Yoshinori，1394年7月11日—1441年7月12日、應永元年六月十三日－嘉吉元年六月廿四日），是日本室町幕府第6代征夷大將軍 [1]。

事实速览 足利義教, 室町幕府第6代征夷大將軍 ...
事实速览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

其將軍在任期間為正長二年三月十五日（1429年4月18日）至嘉吉元年六月廿四日（1441年7月12日）。

義教在出家為僧時法號「義円」（ぎえん），還俗之初則稱「義宣」（よしのぶ）。義教為第3代將軍足利義滿之第四子或第五子，其母為三寶院坊官安藝法眼之女藤原慶子（日語：藤原慶子） [2]:226。第4代將軍足利義持為其同母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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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就任將軍前

應永元年（1394年）六月十三日，義教作為足利義滿之子誕生，幼名「春寅」[2]:228。由於義教並非嗣子，按規定須出家，為此義教於應永十年（1403年）六月廿一日入青蓮院（位於現今京都市東山區）修行。青蓮院為一座門跡寺院，歷來由皇族與公家出身之人物擔任住持，為地位極高之佛門重院。

同年（1403年）七月五日，青蓮院門跡・尊道法親王逝世，其前後期間，原預定繼任門跡之位的義円之兄尊滿（日語：尊満）被迫離開青蓮院。由此可推測，當時青蓮院內部可能發生了某種事變，然而其具體背景、以及義教之父足利義滿是否涉入，尚不明確[3]:309。

應永十五年（1408年）三月四日，義教剃度出家，並就任青蓮院門跡，法號「義円」。同日，其異母兄弟鶴若丸（足利義嗣）被敘任為從五位下，此可視為義円已被排除於義滿的將軍繼承人選之外[4]:72。不過，義円正式受戒卻是在應永十八年（1411年）七月。

應永十九年（1412年）六月八日，義持以接受後小松天皇勅裁的形式，頒布御內書，安堵青蓮院的院地及門跡領予義円。此舉之所以必要，乃因義円未曾接受作為門跡繼承所必需的－即前任門跡尊道法親王之「付法」，原則上並不具備正式繼承門跡之資格。故而，特別經由天皇的勅許與將軍的追認，才得使義円就任門跡。基於此，有學者認為，應以此時作為義円實際就任青蓮院門跡的起點[3]:309-311。

應永二十年（1413年）左右，義円獲得准後之宣下[註 1]。

應永二十六年（1419年）十一月，義円就任第153代天台座主，隨後一度亦擔任大僧正之職[2]:22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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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將軍

第5代將軍足利義量雖名義上為將軍，實際政權仍掌握於其父義持之手。應永三十二年（1425年），義量猝然去世後，已落髮出家的義持仍繼續執掌政務。至應永三十五年（1428年）正月，義持亦病重，然而即便陷入彌留之際，仍堅拒指名後繼者。

因此，三寶院滿濟與管領・畠山滿家（日語：畠山満家）等群臣召開評議，最終決議前往石清水八幡宮進行抽籤（籤引）[註 2]。從義持之弟，即梶井門跡義承（日語：梶井義承）、大覺寺門跡義昭（日語：義昭）、相國寺僧虎山永隆（日語：虎山永隆）以及義円之中擇一人作為下一任將軍[註 3]。

應永三十五年（1428年）正月十七日，抽籤儀式於石清水八幡宮舉行，並在翌日義持逝世後開封籤筒[註 4]。抽籤結果確定由義円繼任將軍之位。因此，義円亦被稱為「抽籤將軍」（籤引き將軍）[2]:241-242。

正月十九日，抽籤結果由諸大名向義円報告。雖然義円數次推辭，但在諸大名的再三強烈請求下最終同意。隨即於當日離開青蓮院，移居日野義資（日語：日野義資）府邸。此時，後小松上皇與稱光天皇皆派遣勅使日野資教（日語：日野資教）（日野有光（日語：日野有光）之父，義資之大伯父）前來賀祝義円繼任[2]:241-242。此外，關於青蓮院，在滿濟的安排下，二條滿基（日語：二条満基）之子義快被指定為義円的猶子，繼承門跡[3]:311。

當時室町幕府權力處於真空狀態，諸大名們期盼義円能盡速就任將軍，然而義円出家於元服前，尚被視為俗世中之幼童，無官無位。再者，尚無法體出家者還俗繼任將軍之先例[註 5]。

武家傳奏萬里小路時房認為，賜予法體者官位猶如賜罪人官位，持反對意見，主張應待義円頭髮長出、能行元服儀式後，循序晉升。公卿亦多持相同看法。幕閣遵從此建議，決定等待義円頭髮長全後再行晉升[5]:177-179。同時，幕府原欲頒發將軍公文書（御教書）以授權義円執行政務，然遭朝廷反對，最終改以管領下知狀替之[4]:126。

應永三十五年（1428年）三月十二日，義円還俗並改名為義宣，授從五位下左馬頭之位。四月十四日晉升為從四位，然未接受將軍宣下。為此有謠傳指出，鎌倉公方足利持氏將成為將軍，京都局勢一度陷入不安。四月廿七日，長期沿用的「應永」年號被改為「正長」元年，此一年號更替乃義宣強烈主張之結果[6]。

正長元年（1428年）七月六日，稱光天皇危篤。義宣秘密將伏見宮貞成親王的皇子彥仁王由伏見宮御所帶往京都，並請求後小松上皇立之為嗣。上皇表明將彥仁王立為繼承人的意向後，義宣通報彥仁王已在京都。此舉令上皇感到欣慰，稱光天皇於七月二十日崩御後，彥仁王即位，成為後花園天皇 [7]:292-294。

正長二年（1429年）三月十五日，義宣改名為義教，晉升為參議兼近衛中將，隨後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改名的原因在於「義宣」與「世忍ぶ」（意指隱忍世事）同音，因而引發不良的謠言，令其感到不悅[4]:145。起初，公家協議決定以「義敏」作為新名，但經過深思熟慮後認為「教」字更為吉利，遂通過攝政・二條持基（日語：二条持基）加以修正[7]:296-297。

永享元年（即正長二年改元後的同年）十月十四日，後小松上皇企圖出家，但因未事先與義教商議，義教大為震怒，導致上皇暫時放棄出家計劃（據《滿濟准後日記》記載）。最終上皇於兩年後與義教達成共識，順利出家。不過，義教對後小松上皇輕視自己的態度心生不滿，於是在新帝後花園天皇的定位問題上，積極與和後小松上皇對立的天皇生父貞成親王建立關係。翌年舉行的後花園天皇大嘗會中，義教明知此舉會招致後小松上皇的反感，仍秘密邀請貞成親王參加[8]。

幕府權威的復興

義教的施政策略被認為是效法其父義滿，致力於復興義滿時代的儀禮等傳統[9]。前述稱光天皇逝世後的皇位繼承問題，也屬於其施政的一部分。後花園天皇所敕撰的《新續古今和歌集（日語：新続古今和歌集）》正是由義教奏請實施，為繼其父足利義滿奏請編纂《新後拾遺和歌集（日語：新後拾遺和歌集）》以來，首度編纂的勅撰和歌集。這部和歌集最終也成為日本歷史上最後一部勅撰和歌集。

然而，如前所述，義教與當時掌握實權的後小松法皇關係疏遠，反而逐漸重視天皇生父貞成親王及伏見宮家之間的關係。在後小松法皇駕崩後的永享七年（1435年），貞成親王曾造訪義教所居之「花之御所」。當時，義教在公開場合上仍以貞成親王為「一親王」對待，顯示其身為征夷大將軍的優位身份；然而，一進入內室，義教態度便發生轉變，反將貞視為上席，以示敬重。此後，義教亦改採親自拜訪貞成的形式，顯示出與後花園天皇的生父為後小松法皇之遺詔意旨相違背的態度[註 6][8]。

此外，義教亦進行了幕府政治運作體制的調整。其以「御前沙汰（日語：御前沙汰）」作為主要的協議機關，取代了參與者的身分與家格已趨於固定化的「評定眾」與「引付眾」。所謂御前沙汰，是指將軍親自主持、並由其直接指名參與成員的政務協議形式。同時，義教也改變了以往透過管領作為中介來向諸大名諮詢政務意見的慣例，轉而由將軍本人直接諮問諸大名，藉此強化將軍親政體制、提升將軍權威的直接性與統制力[註 7]。

更進一步地，義教推行了對管領權限的限制措施。其排除了管領在所物沙汰（日語：所物沙汰）會議中的參與，但為了應對日益增多的軍事指揮任務，對於軍勢催促與戰功褒賞方面，除了繼續使用傳統的御內書外，還新增了管領奉書制度[註 8]。

義教如同其父義滿一般，親自往駿河國遊覽富士山。在財政政策上，義教恢復了義持時代中斷的勘合貿易，赴兵庫視察遣明船（日語：遣明船），致力於加強幕府的權力。同時，亦積極介入寺社勢力（日語：寺社勢力）的事務。

義教時代的將軍與義滿時代已有顯著差異，實際統治情況也發生重大變化[10]。

義教改革了過去依賴有力守護的軍事政策，重新編制並強化將軍直轄的奉公衆，旨在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11]。義教以鎌倉公方足利持氏在正長改元為永享後仍繼續使用正長年號，且擅自任命鎌倉五山住持等專橫行為為由，試圖討伐持氏。然而，此計劃遭到關東管領上杉憲實的反對而作罷，為此改由大內盛見受命征伐九州。雖然盛見戰死，其甥大內持世（日語：大內持世）繼位後，在山名氏的協助下擊敗澀川氏、少貳氏及大友氏，並成為義教的心腹，最終被任命為九州探題，將九州納入幕府的實際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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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延曆寺的抗爭

原本擔任天台座主的義教，在還俗後不久便任命其弟義承為天台座主，藉此圖謀拉攏天台宗勢力。然而此舉，卻引起了延曆寺僧眾的不滿。

永享五年（1433年）七月十九日，延曆寺山徒針對幕府的山門奉行飯尾為種（日語：飯尾為種）及光聚院猷秀等人提出了包含十二條指控的不正行為彈劾訴訟。最終，由於三寶院滿濟與管領細川持之提倡和解，義教於同年（1433年）閏七月七日將為種與猷秀流放，從而平息了此次事件。然而，延暦寺山徒乘勝追擊，於八月十二日燒毀了未參與訴訟的園城寺。義教聞訊大怒，親自率兵與園城寺僧兵一同包圍比叡山。見此情勢，延暦寺於十二月十二日投降，雙方暫時達成和睦。

永享六年（1434年）七月，京都流傳延曆寺與鎌倉公方足利持氏通謀，並對義教進行咒詛的傳聞。八月，義教隨即下令近江守護京極持高（日語：京極持高）與六角滿綱（日語：六角満綱）查封延暦寺在近江境內的諸多領地，並包圍整個比叡山地區，切斷其物資供應。作為回應，延曆寺於八月廿三日與十月四日兩度抬出神輿入洛示威，但皆遭幕府軍隊阻止並驅逐。

永享六年（1434年）十一月十九日，義教下令派遣諸將進軍比叡山。至同月廿六日，幕府軍在比叡山門前町坂本放火焚燒民宅，引發居民恐慌，紛紛逃往山上避難，局勢緊張至極。

永享六年（1434年）十二月六日，延曆寺方面正式向幕府提出降伏請願，管領細川持之等幕府宿老亦紛紛出面，請求赦免延曆寺。然而，義教對此態度極為強硬，久未同意。至十日，持之等五名幕府宿老更以激烈言辭相逼，表示「若不赦免比叡山，我等將焚燒自邸、退歸本國」（比叡山赦免が成されなければ、自邸を焼いて本国に退去する），多次強硬進言。最終於十二日，義教終於妥協，答應講和。延曆寺方面派出四名山門使節進謁義教後，幕府隨即下令撤兵。十八日，先前遭到沒收的延曆寺寺領亦全數歸還，至此，比叡山一連串的紛爭暫告平息。

只是，義教並非真心寬恕，雖召請前述四人赴京，但基於對義教的疑慮，四人遲遲不肯上洛。然因管領出具誓紙，永享七年（1435年）二月四日四人最終還是應召到京。不料卻在抵達後即遭逮捕並被處以斬首刑。此訊息傳至延曆寺山徒耳中，激起強烈憤慨，遂於翌日（五日）為抗議而縱火焚燒根本中堂（日語：根本中堂），同時亦有二十四名山徒自焚抗議。火焰自京都亦可見，社會輿論因而喧囂騷動。義教遂發布詔令，嚴懲散布比叡山相關謠言者，處以斬刑。其後，山門使節由親幕派僧侶接任，約半年後開始進行根本中堂的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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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享之亂

主條目：永享之亂

鎌倉公方足利持氏因自身未入僧籍，遂自信於義持逝世後得以繼任將軍一職，對義教則以「還俗將軍」稱之，心生怨恨。先前有關年號的爭議雖因持氏之妥協而獲得解決，然因比叡山詛咒事件，以及永享十年（1438年）嫡子足利義久（日語：足利義久）元服時，持氏未經義教同意擅自為其命名（當時慣例為從將軍名諱中取一字，通常非通用字「義」），使幕府與持氏之關係緊繃，隨時可能爆發衝突。

此時，屢次諫止持氏的關東管領上杉憲實因遭持氏忌諱，感受到生命威脅，遂逃往領國上野，後遭持氏討伐。義教見此良機，便與憲實結盟，拉攏關東一帶的諸大名形成對持氏的包圍網。永享十一年（1439年），義教奉持氏討伐之勅令，將其列為朝敵，發動關東討伐，史稱「永享之亂」。持氏大敗後剃髮為僧，以示歸順。然而，儘管上杉憲實曾請求赦免，義教仍處決了持氏一族。其後，義教為擴展其於關東之勢力，試圖派遣親子足利政知為新的鎌倉公方，但因上杉氏反對而告吹。

及至第8代將軍義政（義教第五子）在位時，政知方以幕府公認之鎌倉公方身份被派遣至關東，義教之計畫遂付諸實行。然政知終未能進入鎌倉，僅駐留於伊豆堀越，因而被稱為「堀越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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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討伐與對守護的壓制

自正長二年（1429年）起，大和國持續爆發大和永享之亂（日語：大和永享之亂），幕府支持的筒井氏（日語：筒井氏）與越智氏（日語：越智氏）、箸尾氏等有力國人間的紛爭不斷。永享十年（1438年），幕府以義教異母弟大覺寺義昭起兵為名，派遣討伐軍鎮壓越智氏與箸尾氏勢力。在鎮壓這些亂事期間，幕府獲得朝廷頒發「治罰綸旨」，將對手定義為「朝敵」，此舉被認為是戰國時代朝廷權威復興的重要因素之一[12]。

永享十二年（1440年）三月，逃亡中的持氏遺子安王丸（日語：安王丸）、春王丸（日語：春王丸）兄弟在結城氏朝（日語：結城氏朝）的支持下發動叛亂（結城合戰）。義教命令已隱居的上杉憲實前往討伐，然遭遇關東諸將堅決抵抗，遂由強攻轉為兵糧攻擊。至翌年嘉吉元年（1441年）四月，叛亂終被鎮壓。春王丸與安王丸於押送回京途中遭斬首處決。

嘉吉元年（1441年），義教命令島津忠國（日語：島津忠国）討伐潛伏於日向國的義昭。此外，義教對斯波氏、畠山氏、山名氏、京極氏、富樫氏及今川氏等有力守護家族，積極干涉其家督繼承事宜，以加強將軍對守護的支配力。另一方面，違背義教意志的守護一色義貫（日語：一色義貫）與土岐持賴（日語：土岐持頼）於大和出陣期間遭誅殺，其領地則由義教近習分配。此舉被視為義教有意抑制守護勢力，但亦引發大名階層極大不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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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

主條目：嘉吉之亂

應永三十四年（1427年），播磨守護赤松義則逝世，前將軍足利義持（此時5代將軍義量已逝世，義持未指定繼任將軍，選擇持續執掌政務）旋即介入赤松氏家政，剝奪義則之子滿祐對其本領地播磨國的支配權，意圖將之轉授予其所寵信的近臣－出身自赤松氏庶流的赤松持貞（日語：赤松持貞）[14]。此舉引發滿祐強烈反彈，險與幕府爆發戰爭。幸在多位有力守護大名之斡旋與請願以及持貞自盡的情況下，滿祐與義持最終達成和解[14]。而「赤松滿祐播磨下剋事件」，也為日後爆發嘉吉之亂埋下伏筆。

永享十二年（1440年）三月十七日，歷史再度重演。滿祐之弟赤松義雅的領地遭義教沒收，部分轉封予義教近臣赤松貞村（日語：赤松貞村）（赤松持貞之甥）[15]。因貞村之女成為義教側室，所以貞村特別受到重用。當義雅領地遭到沒收時，滿祐曾懇請義教，至少能保留其亡父義則在明德之亂中立下戰功所獲得的攝津國領地，但義教並未採納其請求（見《建內記》永享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條）[16]:201、207。

加之，此前即出現有關滿祐領地將被沒收並轉封予貞村的流言（見《看聞御記》永享九年（1437年）二月九日條）[16]:207。由此，滿祐與義教之間的對立愈發明顯。

嘉吉元年（1441年）六月廿四日，滿祐以舉辦結城合戰祝捷宴為名，邀請義教至其邸宅，趁其觀賞猿樂之際，命嫡子教康與弟則繁將義教暗殺。隨行大名中，山名熙貴（日語：山名熙貴）與京極高數（日語：京極高数）亦一同遭到誅殺。大內持世則身負重傷，於翌月病歿。此外，細川持春（日語：細川持春）與正親町三條實雅（日語：正親町三条実雅）等人也分別受傷。由於素以強權著稱的將軍突遭暗殺，幕府內部指揮體系一時陷入混亂，滿祐與教康得以未遭追討，安然返歸播磨。

貞成親王在《看聞御記》中評價到：「這真是自作自受。將軍如此不名譽地死去，是自古以來聞所未聞的事情。」（自業自得ノ果テ、無力ノ事カ。将軍此ノ如キ犬死ニハ古来ソノ例ヲ聞カザル事ナリ）

同年（1441年）七月六日，義教之葬儀於等持院舉行。然而，由於將軍遭弒所引發的幕府內部混亂，當日僅有管領細川持之一人出席，場面極其冷清[16]:222。

同年（1441年）七月十日，作為討伐滿祐的第一陣，赤松貞村率軍出征。翌日，細川持常與山名教之（日語：山名教之）亦接續出陣，展開對赤松氏的軍事行動[17]。

同年（1441年）七月廿六日，細川持之向朝廷請求下達追討滿祐的綸旨。然而，由於滿祐被視為終結義教恐怖政治的關鍵人物，朝廷內部對其抱持相當程度的同情，致使綸旨遲遲未能發布。然持之引用永享之亂中討伐持氏時所頒綸旨之先例，極力陳情，最終朝廷於八月一日正式下達討伐赤松氏的綸旨[16]:232。

同年（1441年）九月十日，滿祐遭山名持豐（法號宗全）等人追討，最終戰死，赤松氏嫡流家系遂告一時滅亡。此一連串事件，史稱「嘉吉之亂」。

義教死後，由尚年幼之長子義勝繼任將軍職。然而，義勝不久即病逝，遂由其弟義政（初名義成）繼承將軍之位。由於連續兩代將軍年幼即位，足利將軍家的實權逐漸式微，反使守護大名等有力武家之發言權與政治影響力日益上升。事實上，足利將軍家能夠掌握絕對權威者，以義教為最後一人，其後幕府中央集權之體制便逐漸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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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

義教性格中帶有苛烈之傾向，經常因細故而施以嚴酷之處罰，因此獲得「惡御所」之稱號。具體而言，主要可見於以下幾個事例。

  • 永享二年（1430年）十一月，在義教舉行直衣（日語：直衣）始儀式之際，東坊城益長（日語：東坊城益長）負責奉上紙燭，然其面露微笑。義教認為此舉乃對將軍之嘲弄，勃然大怒，遂下令沒收益長所領兩處土地[18]。
  • 永享五年（1433年）六月，一條兼良邸內舉行鬥雞之會，吸引眾多群眾前來圍觀，致使義教之行列無法順利通行。義教因而震怒，不僅下令禁止鬥雞，更進一步命令將全京都的雞隻一律驅逐至洛外。
  • 義教自青蓮院門跡時代起，即對側室日野重子之兄日野義資懷有深刻怨恨。及至義教繼任將軍後，於正長元年（1428年）五月，沒收義資兩處所領，並將其幽禁。永享六年（1434年）二月，重子誕下義教嫡子（即後來的義勝）後，多人前往義資邸宅祝賀。義教下令嚴密監視義資宅邸，對來訪賓客進行調查，結果逾六十人因涉入而遭沒收所領等處罰[19]。同年（1434年）六月八日，義資遭不明身份者斬殺，雖無確切證據，但坊間流傳此舉為義教指使[20]:70-71。談論此一傳聞之公家高倉永藤（日語：高倉永藤），因言論觸怒義教，遂被沒收所領並流放至長門、周防地區[20]:70-71。
  • 永享七年（1435年），比叡山根本中堂被焚，京都世情騷然。義教下令禁止傳播流言，並將觸犯禁令的商人斬首。
  • 永享九年（1437年），義教麾下女房之間的不正男女關係遭到揭發。與女房私通的相國寺僧侶及遁世僧（日語：遁世僧）被處以斬首之刑，玉川宮之女東御方等人則被判流罪，而阿野實治（日語：阿野実治）之女二條則遭削髮處罰，以示羞辱[20]:74-75。
  • 田向經良因未參加義教的大將拜賀儀式，原本預定晉升中納言的任命遂被中止。經良為避諱「義教」名諱中之「義」字，將名從「經良（つねよし）」改為「經兼」，然仍難逃懲處，最終遭到沒收領地之處分[20]:3、80。
  • 因進獻之梅枝於運送途中折斷，義教震怒，下令將三名負責園藝之庭師收監，並命逮捕負責事務處理之地侍五人。其中三人逃逸，餘下二人則被當即勒令切腹[20]:183-184。
  • 後花園天皇之祖父榮仁親王之女房東御方，曾深受義教倚重。然而，東御方某次造訪三條實雅（日語：正親町三条実雅）宅邸時，因對一幅唐畫發表貶損之評論，惹怒義教。義教遂對時年75歲的東御方施以毆打，致使其被迫逃往伏見避難[21]。
  • 義教侍女少納言局，僅因斟酒之姿不合規矩便遭到其嚴厲毆打，隨後更被強制削髮，剃度為尼。
  • 一名意圖向義教進行說教的日蓮宗僧侶日親（日語：日親），因觸怒義教，遭受極其殘酷的刑罰。日親被以灼熱鐵鍋覆於頭頂，並被割去舌頭，使其永不得再言。
  • 在猿樂（即能樂）政策上，義教對音阿彌（日語：音阿弥）予以厚待，極為倚重；相對地，卻冷落曾深受義教之父義滿賞識的藝能大師世阿彌，最終將其流放至佐渡。

此外，當時文獻中亦多次記載義教因「料理不佳」等瑣碎理由而對廚師等人施以懲罰，顯示其苛刻且嚴苛的統治作風[22]。

又，為了制約管領的權力，在對朝廷關係、境界問題及人事安排等重要事務上，使用「神判」（盟神探湯）的方式。即令當事人在神靈面前起誓，而後分別將手深入滾沸的水中，若無事便是無罪，反之即為有罪。義教藉此方式，加強了將軍的獨裁統治。

永享六年（1434年）六月，中山定親（日語：中山定親）於其日記《薩戒記》中記錄了被義教處罰者之數量，其中包含公卿59名、神官3名、僧侶11名及女房7名。被處罰者中甚至涵蓋了稱光天皇生母日野西資子、皇族及關白等高位人士。齋木一馬推估，義教整個統治期間被處罰者人數約為此數的兩倍。且上述統計未包括武家與庶民，顯示實際受害者數量極為龐大。

上述諸事蹟被後世視為義教暴君形象的佐證，彰顯其推行恐怖政治及具備嗜虐性格的治理風格。伏見宮貞成親王於《看聞日記》永享七年二月八日條中，曾提及一名商人遭斬首之事，並記錄「萬人恐怖、言フ莫レ、言フ莫レ」（眾人驚懼，莫敢言語）。此語常被認為是義教時代的象徵性詞彙，體現當時社會普遍籠罩於恐懼之中[23]。

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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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教的首塚塔-兵庫縣加東市安國寺
Thumb
義教的首塚塔-大阪市崇禪寺
墓所

法名:普廣院殿善山道惠。墓所:京都市的十念寺。另外，義教的首塚位於大阪市的崇禪寺、兵庫縣加東市的安國寺。

肖像

由於足利義教死於非命，當時的人們畫了許多肖像畫，以為鎮住其亡靈之用。現存的作品有：

履歷

※日期＝舊曆

  • 正長元年（1428年）：
  • 永享元年（1429年）：
    • 三月九日，元服。
    • 三月十五日，補任參議，兼任左近衛中將，被封為征夷大將軍，改名義教。
    • 三月廿九日，升任從三位，轉任權大納言。
    • 八月四日，兼任右近衛大將。
    • 十二月十三日，升任從二位。
  • 永享二年（1430年）：
    • 一月六日，兼任右馬寮御監事務。
    • 十月十七日，升任從一位。
  • 永享四年（1432年）：
    • 七月廿五日，轉任內大臣。
    • 八月廿八日，轉任左大臣。
    • 十二月九日，兼任淳和獎學兩院別當事務。
  • 永享五年（1433年）：
    • 八月九日，辭去右近衛大將職務。
  • 永享十年（1438年）：
    • 八月廿八日，辭去左大臣職務。
  • 嘉吉元年（1441年）：
    • 六月廿四日，逝世。
    • 六月廿九日，贈太政大臣。

家庭

  • 父：足利義滿
  • 母：藤原慶子
  • 正室：日野宗子
  • 正室：正親町三條尹子
  • 側室：日野重子
    • 子：足利義勝，長男，7代將軍
    • 子：足利義政，五男，8代將軍
    • 子：足利義觀，九男，聖護院門主
  • 側室：小宰相局（正親町三條尹子侍女）
    • 子：足利義視，十男，從淨土寺門跡還俗，成為權大納言，10代將軍義稙（又名義材、義尹）之父，大御所
  • 側室：齋藤朝日（日語：斎藤朝日）妹
    • 子：足利政知，四男，堀越公方
  • 側室：東御方（長慶天皇孫、玉川宮女）

永享三年十二月被召至義教麾下，但於永享九年十一月因密通事件而被放逐。

獲義教偏諱的人物

參考文獻

  • 榎原雅治；清水克行 編『室町幕府將軍列傳』戎光祥出版、2017年。ISBN 978-4864032476。
  • 伊藤喜良『足利義持』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2008年。ISBN 978-4642052467。
  • 上田正昭、津田秀夫、永原慶二、藤井松一、藤原彰『コンサイス日本人名辭典 第5版』株式會社三省堂、2009年。ISBN 978-4385158013。
  • 稻葉伸道『日本中世の王朝・幕府と寺社』吉川弘文館、2019年。ISBN 978-4642029551。
  • 櫻井英治『室町人の精神 日本の歴史12』講談社、2001年。ISBN 978-4062689120。
  • 今谷明『籤引き將軍 足利義教』〈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03年。ISBN 978-4062582674。
  • 今谷明『戰國大名と天皇』〈講談社學術文庫〉2001年。ISBN 978-4061594715。
  • 平野明夫 編、日本史史料研究會 監修『室町幕府全將軍・管領列伝』星海社、2018年。ISBN 978-4065136126。
  • 橫井清『看聞御記 「王者」と「衆庶」のはざまにて』そしえて〈日記・記録による日本歴史叢書〉、1979年12月25日。
  • 橫井清『室町時代の一皇族の生涯 『看聞日記』の世界』講談社學術文庫、2002年。ISBN 978-4061595729。
  • 石原比位呂「足利義滿の對朝廷政策」『室町時代の將軍家と天皇家』勉誠出版、2015年。ISBN 978-4585221296。
  • 森茂曉『闇の歴史 後南朝 後醍醐流の抵抗と終焉』角川書店〈角川選書〉、1997年。ISBN 978-4044092085。
  • 水野恭一郎『守護赤松氏の領國支配と嘉吉の変』 史林第42卷2號、史學研究會、1959年。
  • 高坂好『赤松円心・滿祐』吉川弘文館、1970年。
  • 薗部壽樹『看聞日記とその時代』勉誠社、2024年10月30日。ISBN 978-4585320593。

註解

  1. [註 1]
    雖然無法確定確切的宣下日期，但《滿濟准後日記》應永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條中，已有記載將義円稱作「青蓮院新准後」的紀錄。
  2. [註 2]
    根據《滿濟准後日記》的記載，提出抽籤建議者為滿濟；然而，依萬里小路時房（日語：万里小路時房）所撰之《建內記》所述，最初是由諸大名進行評議後提出抽籤建議，義持則是在接獲建議後，重申以抽籤方式決定將軍繼承人。歷史學者今谷明認為，《建內記》的記載較為可信。
  3. [註 3]
    據《建內記》記載，滿濟與幕府高層之所以將候選人範圍限定為義持的四位弟弟，乃是反映了義持本人的意向。歷史學者高鳥廉則主張，義持的真正意圖，係在於阻止其堂兄滿詮一系的四位兄弟（皆為僧籍）從中出任下一任將軍。
  4. [註 4]
    據考，義持在世時曾於石清水八幡宮進行過一次抽籤，其卦辭顯示為「男子誕生」。基於此，義持對於再次抽籤可能導致兩種相互矛盾的神意出現抱持憂慮，因此下令將第二次抽籤的結果於其死後才得開封。
  5. [註 5]
    作為還俗將軍的例子雖有護良親王，但此被視為凶例。
  6. [註 6]
    石原比位呂推測，雖然義教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其兄義持的政治立場，然在皇統擁護的選擇上，則展現出明確的差異。亦即，義持所支持的是後小松上皇－稱光天皇（屬於後光嚴天皇系）的皇統路線，而義教則轉而支持貞成親王－後花園天皇（屬於崇光天皇系）的系譜。石原因此推測，義教透過支持崇光天皇系的路線，意圖在繼承義持政治立場的同時，重新定位持明院統與足利將軍家之間的「正統性」關係，使其不再建立於義持及後光嚴天皇系的聯繫之上，而是建立在義教本人與崇光天皇系之間的關係基礎之上。
  7. [註 7]
    永享三年（1431年），管領・斯波義淳（日語：斯波義淳）因私利掩飾了義教對諸大名的諮問內容，未能如實向諸大名傳達將軍的旨意，引發了嚴重的政治事件。儘管將軍採用了直接諮問諸大名的新制度，奉行人等幕府官員仍偶有作為義教與大名之間的溝通中介。然而，在義淳事件後，幕府嚴格禁止任何中介者干預諮問程序，以確保諮問內容的真實性與透明度，防止權力被私自操控。
  8. [註 8]
    表面上看似與限制管領權限的措施相矛盾，然而在軍事指揮方面的最終責任者是將軍義教本人，管領僅限於代替將軍起草命令文書。此舉實際上是將軍主導權力強化政策的延續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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