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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文書
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所互相簽署的文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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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文書》（英語：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日語：降伏文書／こうふくぶんしょ kōfuku bunsho）是一份正式確認日本帝國投降的書面協議，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敵對行動的結束。該投降書由日本帝國代表與同盟國代表共同簽署。簽署儀式於1945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甲板上舉行。簽署協議的同盟國包括美利堅合眾國、中華民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澳大利亞聯邦、加拿大自治領、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荷蘭王國以及新西蘭自治領。
除特別註明外，此條目的時間均以日本標準時間（UTC+9）為準。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昭和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宣佈日本政府願意遵從同盟國提出的無條件投降之要求；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團共11人登上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簽署《降伏文書》，正式無條件投降。同盟國與日本以此形式達成停戰協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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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5年8月初，美國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受時任總統哈里·S·杜魯門的任命，成為盟軍接受日本本土投降的最高指揮官[2]。接到任命後不久，他就下令執行「尼爾斯行動」，從中國四平的日軍監獄中救出了被日本俘虜的美軍最高級別軍官喬納森·溫萊特將軍[3]。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以玉音放送的形式向日本全國廣播投降[4]。收聽完廣播，麥克阿瑟就代表美國政府和盟軍司令部用摩爾斯電碼下令日本政府派遣特使接洽投降相關事項[5]。第二天，日本皇室成員東久邇宮稔彥王在拜見昭和天皇時受命組建新內閣以維持戰後秩序[6]。上任首相後，東久邇宮稔彥王就請參謀次長河邊虎四郎去找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商議特使團長人選[7]。結果梅津美治郎與土肥原賢二以及杉山元均推辭不肯[8]。在麥克阿瑟的再次催促下，東久邇宮稔彥王與梅津美治郎和豐田副武商議定由河邊虎四郎帶隊組成16人的特使團前往馬尼拉[9]。8月19日傍晚，日本特使團抵達馬尼拉，在此之前的17日，同盟國各國參加馬尼拉洽談的代表就已經抵達[a][10]。美軍參謀長理查德·K·薩瑟蘭將軍在洽談會議上提出日方需提供50輛汽車供美軍乘坐，並要求將橫濱新格蘭飯店整理好給麥克阿瑟使用，同時要求為每個美國軍官都配備侍女[11]。8月20日下午，日本特使團啟程返回，原計劃當天夜裡11點就能抵達木更津，結果臨近終點時飛機因漏油而迫降在距離海灘幾米外的淺海中，一行人直到21日中午才抵達東京[12]。
麥克阿瑟規定美軍最遲必須在8月26日前抵達日本，並要求日本方面務必做好準備[13]。但日本方面在調動所有力量加班運作的情況下依然無法按時完成機場和相關設施的整修[14]。然而此時沖繩方面出現了颱風，阻止了飛機和艦船的通行[14]。由此，美方主動提出進駐日本的時間推遲48小時[14]。日本人將這次颱風稱作第二次「神風」，希望神風的再次出現可以幫助他們渡過投降的難關[14]。1945年8月28日，美軍先遣部隊第11空降師開始進駐日本本土[15]。之後，以「密蘇里」號、「南達科他」號以及「約克公爵」號戰列艦為首的盟軍艦隊開始進駐東京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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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參謀團隊在勒格蘭德·A·迪勒上校帶領下，受命起草日本投降文書[16]。在飽受戰爭摧殘的馬尼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是一項挑戰[16]。然而一名富有進取心的參謀人員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發現了稀有羊皮紙，並將其交給麥克阿瑟的印刷工[16]。
1945年8月31日，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蘇聯代表庫茲馬·傑列維揚科中將以及英國代表布魯斯·弗雷澤海軍上將乘坐美軍驅逐艦經橫須賀抵達橫濱[17]。中方出席日本投降儀式的代表團由6名軍官組成，除了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外，還有軍委會高級顧問海軍中將楊宣誠、國府參軍少將朱世明、駐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首席聯絡參謀少將王之、軍令部情報部情報處處長少將李樹正以及少將王丕承[18]。英國邀請各自治領政府以附屬身份派遣代表出席儀式[19]。麥克阿瑟支持澳大利亞政府要求獨立於英國單獨簽署的訴求，但澳大利亞反對其關於加拿大、荷蘭及法國也應簽署文件的建議[19]。同日，曾作為盟軍戰俘被日軍關押的溫萊特和白思華應麥克阿瑟的特別邀請飛抵東京，準備參加9月2日舉行的受降儀式[20]。9月1日晚上八點在橫濱新格蘭飯店由麥克阿瑟主持的受降儀式預備會議上，出席的儀式的蘇聯代表提出在「密蘇里」號上升起所有對日作戰國家的國旗，但被麥克阿瑟否決[21]。
由於出身陸軍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被任命為負責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儀式，這引發了海軍出身的尼米茲的不滿，於是他向歐尼斯特·金上將反饋，並由後者向總統提出如果由陸軍將領主持儀式，儀式地點就放在海軍軍艦上[22]。而海軍部長弗雷斯特爾還從國務卿處得到了一項協議，由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投降書上簽字，而尼米茲則代表美國簽字[22]。麥克阿瑟最後決定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簽字儀式[23]。此舉除了可以讓美國海軍共享榮光，也可以避免干擾，而「密蘇里」號更是時任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的家鄉州且其女兒是該艦的施洗者[23]。「密蘇里」號停泊於東京灣內，距離馬修·佩里准將簽訂《日美和親條約》時旗艦「波瓦坦」號曾停泊的位置4.5英里處[24]。
此時日本首相為東久邇宮稔彥王，其天皇叔父的身份被認為不適合擔任投降代表，而掌握實權的副首相近衛文麿則巧妙的躲過了擔任代表的使命，因此時任外務大臣重光葵受天皇的詔命擔任投降儀式的日方首席代表[25]。梅津美治郎由於直至最後都反對投降，因此在天皇親自規勸下才勉強接受作為第二代表的任務[25]。為了防止遭到反對投降的極端分子阻撓，這一行人的行動極端保密，僅事先通知同盟國方得到許可，而並未對外發表信息[26]。出席簽署日本投降儀式的日方代表團一共11人，除兩位首席代表外，其餘由日本外務省、陸軍省及海軍省各派3人組成[27]，分別是外務省的岡崎勝男、加瀨俊一、太田三郎，陸軍的宮崎周一中將、永井八津次少將、杉田一次大佐[b]，以及海軍的富岡定俊少將、橫山一郎少將和柴勝男大佐[29]。這一行人在9月2日儀式當天清晨5點10分走出首相府坐車出發[30]。1個小時後一行人抵達神奈川縣，先在地方首長辦公室休整，期間留下了車上的國旗和軍官們的軍刀[30][31]。6點45分抵達橫濱，他們在此等待並在7點30分登上掛着白色字母B號牌的驅逐艦「藍⼠頓」號[c]以16海里的時速駛出海港[33][32]。
1945年9月2日7點剛過，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240多名記者就已經站立在指定的位置上[34]。上午8點，美國軍艦上升起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白宮懸掛的那面美國國旗，哈爾西將軍作為戰列艦的主人在舷梯口與登艦的觀禮嘉賓一一握手寒暄[35][36]。8點05分[d]，尼米茲海軍上將及其他隨員們從「南達科他」號乘坐專用小艇抵達「密蘇里」號[37]。斯普魯恩斯海軍上將則站在「新澤西」號的甲板上遠眺，負責受降儀式的警戒任務[35]。8點15分，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率隨從5人走向即將舉行儀式的甲板[36]。美、英、澳等國代表也跟隨在後面出場[38]。8點43分，麥克阿瑟及其隨行人員乘坐驅逐艦「尼吉拉斯」號抵達[e]，尼米茲與哈爾西一起在「密蘇里」號後甲板上迎接他[37]。8點45分，主持儀式並實行對日占領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與代表美國接受投降的尼米茲到達甲板並與其他各國代表並列[40]。8點53分[f]，離開海港一個小時後，日本投降代表團抵達在離岸18英里處下錨的戰列艦「密蘇里」號[32][40]。日本代表登艦時軍樂隊寂靜無聲，禮儀哨兵也將他們無視[41]。登艦後，日本代表團被領到二號炮塔附近的空甲板處站立等候[37]。此處已經有包括俄國中將庫茲馬·傑列維揚科在內的幾十位盟軍高級將領依照軍銜高低站成里外三排[37]。這11個日本人登艦後，在盟國全體代表前靜立了5分鐘[40]。等日方代表站定後，牧師通過艦上的揚聲器進行祈禱，緊接着是播放美國國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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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儀式
受降儀式在「密蘇里」號右舷甲板上舉行，這裡擺放着一張鋪有綠色氈布的水兵用餐桌，桌子上放着投降文書以及一個自來水筆架[37]。這場儀式一共持續了22分鐘，並向全球轉播[43][44]。全球20個國家的280名戰地記者以及攝影師參與報道這次儀式，其中包括4名日本記者和3名中國記者[36]。儀式地點位於北緯35度22分、東經139度44分35秒的東京灣海域[24]。
9點，受降儀式開始，先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站在炮塔前發表講話，哈爾西、溫萊特以及白思華三人則站在他身後的榮譽位置上[23][40][45]。講話結束後，他指着甲板上已經擺好的桌子讓日本代表前來在投降書上簽字[40]。投降書首先由日本外相重光葵「遵照天皇和日本政府命令並代表其」簽署（上午9時04分）[27][46]。他因此前的事件失去一條腿，僅能使用一條腿移動到文書邊並掏出自己的筆準備簽字，但是又發現筆沒有墨水，於是借了盟軍代表的筆進行簽字[43][47]。隨後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遵照日本帝國大本營命令並代表其」簽署文件（上午9時06分）[48][49]。
上午9點08分，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份代表同盟國接受投降，並以最高統帥職責簽署文件[50][51]。他在簽字過程中使用了5支筆，第一支簽了「Doug」後送給了溫萊特將軍，第二支簽了「Las」後則送給了白思華將軍，第三支筆簽完「MacArthur」後準備送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而第四支筆簽字後給了西點軍校，最後一支紅色的則留給自己[52][49]。
繼麥克阿瑟之後，下列代表分別代表各同盟國簽署了投降書：
-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海軍五星上將切斯特·尼米茲（上午9:12）[45][53][54][22]
- 中華民國代表——陸軍二級上將徐永昌（上午9:13）[53][54][55]
- 聯合王國代表——海軍上將布魯斯·弗雷澤爵士（上午9:14）[53][56]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陸軍中將庫茲馬·傑列維揚科（上午9:16）[57][56]
- 澳大利亞聯邦代表——陸軍上將托馬斯·布萊梅（上午9:17）[58][57][56]
- 加拿大自治領代表——陸軍上校勞倫斯·摩爾·科斯格雷夫（上午9:18）[57][54]
-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陸軍上將菲利普·勒克萊爾（9:20）[57][54]
- 荷蘭王國代表——海軍中將康拉德·赫爾弗里希（上午9:21）[59][54]
- 新西蘭自治領代表——空軍中將倫納德·蒙克·伊希特（上午9:22）[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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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拿大代表外，其他各國代表在簽字時都有部下將領在旁邊陪同[54]。曾被日軍俘虜的溫萊特和白思華陪同麥克阿瑟簽字，哈爾西與弗雷德曼·謝爾曼[g]陪同尼米茲簽字[28]。中方則由王之陪侍徐永昌簽字[62]。過程中荷蘭代表在簽字時與麥克阿瑟說了幾句話[63]。所有代表都完成簽字後，麥克阿瑟宣布儀式結束[64]。此時預定程序應由日方代表領取他們那一份投降書離開[56]。但這群人依然站在原地，直到參謀長薩瑟蘭德板着臉與日本人商量後在日方投降書上用筆修改後，日方才接受那份投降書[63]。在日本代表依照進場順序退場時，400架B-29轟炸機和1500架艦載機飛過受降軍艦上空，在場其他軍人也向日方代表們致敬[65][66]。9點44分，載着日方代表團來到「密蘇里」號的「藍⼠頓」號驅逐艦離開，這隊人在10點32分回到橫濱岸上[66]。9點58分，麥克阿瑟離開「密蘇里」號，而其餘的盟國代表也從10點05分起相繼離開，尼米茲最後在10點44分離艦[66]。「密蘇里」號上的艦員也在10點52分開始返回各自的艙室，受降儀式自此全部結束[66]。
9月6日，伯納德·賽倫（Bernard Theilen）上校將投降書與天皇詔書帶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並於次日在白宮正式儀式上呈交杜魯門總統[67]。在喬納森·溫萊特將軍主持的儀式後，這些文件隨後於國家檔案館公開展出[67][68]。1945年10月1日，文件被正式接收（歸檔）進入國家檔案館館藏[67]。
儀式上的旗幟
密蘇里號甲板上放置了兩面美國國旗。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其中一面曾在珍珠港遭襲當日懸掛於白宮上空[69]。掛在「密蘇里」號遊廊甲板上那面特殊旗幟曾懸掛於馬修·佩里准將的旗艦——1853至1854年期間他率領美國海軍遠東分艦隊進入東京灣迫使日本開放通商口岸時使用的旗艦[70]。簽署儀式的照片顯示這面旗幟呈反向懸掛——背面朝外（星章位於右上角）。這是因為根據美國旗幟懸掛規範：當旗幟位於物體、飛機、船舶或人員的右側時，星章應置於右上角，以模擬旗幟迎風衝向戰場的姿態（如同固定在旗杆上由持旗者衝鋒時的狀態）。若星章位於左上角會使旗幟呈現退離戰場的視覺效果。由於這面歷史性旗幟織物極為脆弱，美國海軍學院博物館的修復專家指示為其縫製保護性襯底，導致其「背面」外露；正因如此，佩里時代的31星旗在這個特殊場合以如此獨特的方式呈現[70]。
然而「密蘇里」號艦長斯圖爾特·默里解釋道：
八點鐘我們在主桅杆升起了一套潔淨的星條旗，船首錨泊處懸掛了潔淨的美國艦首旗——需要說明這些只是從備用旗中取出的普通軍艦制式旗幟，屬於軍用標準配發品，並無特殊之處。據我們所知這些旗幟此前未在任何場合使用過，至少它們保持潔淨，很可能是五月在關島補充的。因此這些旗幟毫無特殊意義。某些歷史記載稱此旗曾於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襲當日懸掛於白宮或國會大廈，亦曾在卡薩布蘭卡等地使用，還稱麥克阿瑟將其帶往東京並飄揚於其總部上空。對此我只能說純屬無稽之談——事實完全並非如此。這僅僅是普通的軍用標準旗幟與艦首旗。十月份返回東海岸時，我們將這兩面旗幟都移交給了海軍學院博物館。 現場唯一的特殊旗幟是九十二年前[h]佩里准將在其艦艇相同位置懸掛過的旗幟。這面放置在玻璃展櫃中的旗幟由海軍學院博物館運抵，由一名軍官信使護送而來。我們將其懸掛在我艙門上方面向前方的位置，位於投降甲板使所有在場人員都能看見。[71]
如今在珍珠港「密蘇里」號戰列艦紀念館的受降甲板上可見到這面歷史旗幟的複製品。原始旗幟仍陳列於海軍學院博物館，簽署投降書時使用的桌子和桌布，以及標記簽署地點的原始青銅銘牌（1990年被兩塊複製品所取代）也一同展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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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之間的差異
同盟國（左）與日本（右）持有的投降書文本
日本的文書與盟軍的文書有以下不同：
- 加拿大代表勞倫斯·摩爾·科斯格雷夫上校在日方副本上誤將簽名寫在了指定行下方而非上方，導致其後所有簽署者不得不逐行下移簽名位置。這是由於科斯格雷夫在一戰負傷導致單眼失明所致。當理查德·K·薩瑟蘭將軍發現此差錯後，他划去了預先印好的同盟國代表頭銜，並手動重新書寫至正確相對位置。日方最初認為此修改不可接受——直至薩瑟蘭在每處修改旁簽注姓名首字母（作為簽名縮寫）後，日方代表未再提出異議。[73][74]
現狀
同盟國持有的投降書文本現存於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家檔案館大樓[75][76]；日方文本保存於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最近一次公開展示是在2015年，當時是為紀念簽署70周年而舉辦的展覽[77][78]。
麥克阿瑟最初製作了11份投降書全尺寸復刻版，後因需分發給出席簽署儀式的各同盟國而增加了數量[79]。其中授予勒格蘭德·A·迪勒上校（美國）與巴西里奧·瓦爾德斯[i]少將（菲律賓）的兩份復刻版，現陳列於馬薩諸塞州內蒂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博物館[79]。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有重印本，投降文書與其他七份歷史文獻於2016年被中華民國文化部指定為「國寶」[81][82][83]。
圖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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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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