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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紀事本末》,南宋袁樞所撰,凡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原文,只是撰寫方式改易。取《通鑑》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239事,另附錄66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為了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此條目過於依賴第一手來源。 (2019年12月22日) |
袁樞本無著書之意,惟讀《通鑑》時,感到每件史事分散開,首尾難以稽考,為方便研讀,便「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成書於嚴州郡學。
此書與《通鑑》一樣,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雖主要是抄錄原文,但他所加的239個標題,採用了「平」、「據」、「滅」、「叛」、「亂」、「篡」等各式的褒貶詞彙,充分表現他抱持着濃厚的正統觀念。如兩漢時,以劉氏為正統,褒揚漢室,力貶對漢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鑑》的結構,及方便讀者檢索和閱讀,並不打算改動原文。因此,此書的內容都是抄錄《通鑑》原文,他只是加上標題,不擅加一字。
由於《通鑑》記「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此書與其為本,所以內容也自然以政治和軍事為主,其它事一概不錄。在239個主題中,絕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和軍事,關於經濟的則只有唐的《奸臣聚歛》和《兩稅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書重視亂世歷史,如兩漢時只有43個標題,但魏晉時竟有103個標題,幾乎佔全書標題數量的一半,可見袁樞側重分裂時期歷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論,則注意「興」、「衰」史。因此,此書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兩頭大,中間小」,與《通鑑》「窮探治亂之跡」的宗旨一致。
《通鑑紀事本末》史學地位崇高。袁樞編此書,旨在使君主容易閱讀,發揚司馬光《通鑑》「有資於治道」的精神,同時代的呂祖謙亦稱他:「掇其體之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易。」因此,宋孝宗閱讀後,也賜給太子及統帥,更贊曰:「治道盡在是矣!」
「紀事本末體」的創立,對於重大事件有明確的標題,又依時間先後敘述,內容扼要,免去紀傳體的重複及編年體的支離破碎,省去讀者檢索的時間,對史料的整輯排比更有不少功勞。因此,此體裁與「紀傳體」、「編年體」鼎足而三,成為後世史家不可偏廢的成法。
朱熹稱此書:「其部居門,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錯綜溫公(司馬光)之書,乃國語之流」而《四庫全書總目》更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啟超縱使不欣賞他,但卻言「善抄書者,可以為史學」,他認為「紀事本末體」最優,最符合其所謂「新史學」的理想。因此,他的史學地位,不在於發現新史料,也不在史識的高明,而在開創新的編寫史書方法。
自「紀事本末體」創立之後,後人不斷仿作。在南宋至明清為止,比較著名又流傳後世的紀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幾十部,成為一個獨立的史學體系,期間更發展為「朝代紀事本末」與「專史紀事本末」兩類。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和清來保《平定金川方略》皆為兩者的例子。
但紀事本末也有不少缺點。錢穆指出:
“ | 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裏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好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 | ” |
總結,此書的面世,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創舉,開創了與紀傳體、編年體鼎足而三的紀事本末體。因此,此書有着重要的史學地位。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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