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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監控
政府行為及行政手段措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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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規模監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實行的包括互聯網審查、攝像頭監控等大規模監控行為，其中利用了人工智能、人臉辨識、指紋識別、聲紋識別、虹膜識別、大數據分析、DNA檢測等技術，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1][2]與此同時，不少中國本土的科技企業也有參與本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主要包括海康威視、商湯科技、華為、中興等。[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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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科技發展的進步，政府對於社會的監控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在中國，高科技監控技術是以國家的身份輔以技術產業為其助力而建立的規模空前的國家級監控系統，達到維繫社會秩序之目的。[8][9][10][11][12]
截止2019年，據估計中國大陸的「天網」系統在各地設有約2億個公共監控攝像頭、數量是美國公共監控探頭的4倍（2019年時，中國大陸人口約爲美國人口的4.289倍），其中八個中國城市位列世界最大規模監控城市前十名：重慶、深圳、上海分列世界前3名，其它前10名的中國城市還包括天津(4)、濟南(5)、武漢(7)、廣州(8)、北京(9)。[13][14][15][16]而到2020年社會信用體系基本建成並全面啟用時，中國大陸各地的公共監控攝像頭數量預計將達6.26億個，其中深圳市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將現有的193萬個公共監控攝像頭擴增至1668萬個。[14][15][17][18][19]根據IDC估計，截至2022年，中國視頻監控攝像頭部署量將達到 27.6 億台[20]。
胡佛研究所2023年4月發佈報告，認為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黨國體系試圖通過企業擴張將世界各地的海量數據引向中國，目的是提高中國的情報搜集和操控外國的影響力。報告指該體系是利用企業在商業活動中的數據徵集，建立人類個體基因組的數據庫、尋找外國經濟的薄弱環節、挖掘電信網絡的商業秘密和情報、操縱網絡信息環境、通過社交媒體掌握外國公民的特徵，並攻擊那些以批判方式報道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記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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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技術
具體的技術方面，主要由四方面組成：
- 前所未有地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
- 通過科技和人力實行近乎全面監控。
- 通過人力物力實現近乎數字極權主義。
- 通過先進的人工智能和軍事化協調運作進行數據分析和管理。
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精密、完備的國家數據庫，使安保力量能夠實時或近乎實時地對在中國的每一個人進行跟蹤、分析和必要的控制。從面部識別、DNA採樣、生物識別、GPS、電腦軟件、手機應用程式、無人機以及大量部署的高解像度閉路電視攝像頭等收集的大量數據。[22]
中國政府部門2010年起推行手機實名制以加強控制，強迫手機用戶必須錄入身份證件才可使用通訊服務[23]。往後當局繼續擴大實名認證制度的範圍，以習近平上臺後，2013年將「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推動實名登記，新增「國家安全體系」[24]，不斷收緊社會空間，[25] 壓縮普羅大眾的言論空間並加強對異議人士的監控[26]，堅持黨國強勢介入[27]，建立一個完全只有中國大陸市場可以使用的系統，如購買火車票等只能憑身分證件。不論在跨區交通、購物消費等方面，很多都只能使用綁定實名認證的中國手機號碼才能獲取移動支付系統、電子系統的服務，而使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寶等也要實名認證的中國手機號碼才可以。[28]2017年完成的網絡安全法也加強了在網站和社交媒體實行實名登記的規定，對向未提供實名信息的用戶提供服務的網絡運營商加以懲罰[29]。2023年8月1日實施《互聯網用戶帳號信息管理規定》，同樣要求用戶應實名註冊外，也要求網絡資訊服務提供者須核實用戶的資訊，並指出實名制是基於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防範化解國家安全風險的需要而制定的。有關全面推行實名制的數據蒐集設備，可不需獲得使用者授權便即時「自動」蒐集整合的資料，推送予警政監控系統[30]；公安和國安等人員可以直接透過身份登記資料，更容易地監控使用手機上網的上訪者等，定位上訪、宗教、異議人士等社會群體，或其重點單位機關等的崗位人員[註 1][31]，並加以控制，導致侵蝕公民個人私隱。[24][26][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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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人臉識別的監控技術，搭配兒時舊照，便能成功辨識並進行追蹤，且可顯示其手機及個人訊息，最終鎖定目標對象，以便逮捕犯罪。其中，以人臉識別技術聞名的依圖科技、商湯科技分別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2018年公布的有工業界黃金標準之稱的全球人臉識別算法測試（FRVT）結果中，排名前四。[34]
淨網衛士為中國政府主要在新疆地區所推行的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能夠阻擋惡意網站、色情、暴力、宣揚恐怖主義的訊息，同樣，在安裝該軟件後不僅能透過應用程式的安裝封鎖特定網站及禁止民眾在手機上下載特定軟件，中國警方也有能力透過這個軟件得知使用者手機中的所有消息，必要時要求使用者刪除手機內的有害訊息。
2017年7月起，中國政府出於在新疆地區反恐，維穩的需要，要求新疆民眾必須在安卓系統手機上安裝淨網衛士，用以監控及要求刪除手機上的有害訊息，若被查獲未安裝程式、未刪除有害訊息，則將被追究責任。[35]
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為中國政府於新疆地區實施的監控系統，以手機APP（簡稱「作戰APP」）連動平台，使監控範圍更深入至社會角落。作戰APP的主要功能分為：個人資訊蒐集、監測住民通訊使用情形、可疑活動通報、針對目標發動搜查。[36]
「國家反詐中心」是公安部刑事偵查局開發的手機軟件[37]，有部分地區（如廣東省深圳市）實行強制市民安裝，並且有侵犯民眾私隱權之嫌，引發批評。[38]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推行的「健康碼」應用程式是在中國大陸全境內強制性使用的電子通行證。一些媒體和研究者指出，它與警察共享用戶資料，能夠監視位置以及健康狀況，會把用戶個資、位置和識別碼發給伺服器[39]。一些地區還有意嘗試集成更多個人健康資料，以構築整體的健康評分體系，與不同的市民、社區和企業進行對比和排名[40]，被批評作社會信用分體系的先行試驗[41][42]。研究者和活動人士指責這些措施過度侵犯私隱，憂心它在疫情結束後可能會長期存在，作爲政府大規模監控系統的一部分[39]，甚至認為它是「中國開展大規模監控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一」[43][44]。在為期數年的疫情之間，這一應用程式被極個別地區的政府非法濫用為維穩手段，以限制人權律師或維權者等特定人士出行，例如2022年河南銀行存款失竊案受害者[45]和爛尾建築業主[46]。此外，一些地區[哪個／哪些？]的健康碼還傳出大規模數據泄漏的問題，使用者的姓名、身份證號和相片被公開售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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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段落需要更新。 (2022年10月7日) |
早至2017年，就有許多[多少？]居民在社交媒體上報告其智能手機被警察強行植入名爲「MFSocket」的不明應用程序，往往是被交警或民警在街頭例行盤查時，或是在警察局中[48][49]。這些報告多數在新疆地區，但也見於北京等其它地區[48]。根據網絡安全專家對其樣本的分析，這是一款功能全面的手機間諜軟件，能訪問Root權限，提取日曆事件、短訊內容、聯繫人、通話記錄、圖像和音頻等一系列數據文件的，還能獲取GPS定位及靜默安裝其它應用程序[48]。研發這款軟件的福建廈門公司美亞柏科與政府關聯密切[49]，曾推出一系列提取手機內部資料的數位鑑識產品。[50]
除常在街頭植入的針對境內居民的「MFSocket」外，一些訪問新疆的記者以及自臨近中亞國家陸地入境的遊客、商人和普通訪客報告其手機被當局強行安裝名爲「蜂采」（BXAQ）的應用程式。這個程序能從手機中提取包含短信息和聯繫人在內的資料，通過GPS追蹤活動軌跡，且能掃描手機內部存儲，以與程序內置的73,000條圖像、音視頻或文檔文件列表比對。文件列表中既包含與聖戰組織伊斯蘭國相關的歌曲和處決圖像，也包含阿拉伯語詞典的掃描檔、朗誦古蘭經經文的視頻、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等其它內容，甚至一首日本重金屬樂隊Unholy Grave的歌曲也被列入。[51][52]
監控項目
平安城市為一綜合性安防系統，主要資源來自政府。其透過三防系統(技防系統、物防系統、人防系統)以建設城市的平安和諧。為特大型且綜合性強的管理系統，滿足政府對於城市治安、交通管理等需求。
平安城市實施範圍擴及社會各方面，從道路街區、銀行到校園，甚至包含人民、警務人員、車輛等移動物。系統針對不同的目標，可以提供不同的組合方式（例如視頻、報警）將GIS、電話報警、GPS 車輛反劫防盜，以及遠程可視圖像傳輸等連結在一起，以實現城市裏天災人禍發生時能連動報警、同步指揮調度、犯罪現場可遠程監視及定位監控，從而使城市內之訊息產生高速流動，讓城市安全防護由「事後控制」 向 「事前預防」 轉變，使城市更加安全，同時也讓人民擁有更舒適的生活。[53]
天網工程整體是一個為滿足城市治安防治及管理需求，對固定區域進行監控與訊息紀錄的視頻監控系統，其主要資源來自政府。
此工程由GIS地圖、圖像採集等工具組成，利用視頻監控的方式對特定且固定之區域進行監控和資訊記錄，來滿足政府對於城市與治安管理之需求。天網工程在路口、公共場所、學校以及治安複雜之場所等地方安裝視頻監控設備，利用網絡將區域內所有視頻監控之圖像傳到監控中心(天網工程之管理平台)，同時對交通違規、治安混亂、刑事等案件之圖像訊息進行分類，為城市治安管理、預防犯罪和突發性災害提供可靠的影像資料。[53]
雪亮工程是一個「民眾性治安防範工程」，之所以稱為「雪亮工程」是因為政府認為「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其以縣、鄉、村三級綜治中心為指揮平台，整體重點在於公共安全之視頻監控。其利用三級綜治中心使防範治安之措施拉近到民眾自身身邊，讓民眾們可以一起觀看遠距視頻即時監控，共同參與治安防治，以實現「全覆蓋、無死角」的治安防範。 「雪亮工程」由當地政府與廣電公司合作，利用數碼技術，讓民眾透過服務平台，即可了解政府相關政策或是公共工程動態等相關公開資訊。「雪亮工程」可以下載安裝到每家每戶的電視或手機，經由這套監控系統，民眾們打開電視或手機即能看見村里幾個重要路口的同步影像。如果有民眾發現任何安全上之隱憂，便可立即利用平台與相關單位(警務室)進行視訊通話，馬上進行報警的動作。對農民來說，不論是在家或者一定距離外之農田，皆可以方便的隨時監控同步畫面，同時利用電視遙控器或手機進行報警，以進行治安之防範。[53]
社會運用
目前在中國大陸，「社會信用體系」用於失信被執行人方面，向社會公示，在最高人民法院相關網站即可查詢。其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54][55]中規定，「執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依法對其進行信用懲戒：（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二）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的；（三）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或者以隱匿、轉移財產等方法規避執行的；（四）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的；（五）違反限制消費令的；（六）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且具有部分豁免條款，期限一般為三年。[55]
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以下行為被禁止：「（一）乘坐交通工具時，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註 2]（二）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場所進行高消費；（三）購買不動產或者新建、擴建、高檔裝修房屋；（四）租賃高檔寫字樓、賓館、公寓等場所辦公；（五）購買非經營必需車輛；（六）旅遊、度假；（七）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八）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費行為。」[54]同時，在「在政府採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政府扶持、融資信貸、市場准入、資質認定等方面，對失信被執行人予以信用懲戒。」[55]而針對前文中提到的信用評等等，至今在中國大陸仍無任何法律依據。[56]
若按照工程建設的規模來進行排序：平安城市為規模及涵蓋範圍皆為最廣大的工程，相較之下「天網工程」則次之，「雪亮工程」則為規模最小之工程建設。[53]
- 2019年，據《寒冬》雜誌報導，浙江省湖州市一名張姓女子，於4月接到房東通知要加裝電子鎖，房東在電話中透露這是派出所要求進行安裝，該地區的出租屋都必須比照辦理。緊接着，就有警察帶着鎖匠到張女租屋處換鎖，同時記錄下她的身份證與手機號碼，開門時間、進出次數等資訊都會被記錄下來。警方強調一旦換鎖就需要搬走，故張女無法自行更換，她必須用手機才能回家，而且只要手機沒電關機了就會被鎖在外面。而沒加裝電子鎖的出租房屋會被要求停止出租。除了浙江之外，北京市也開始推動臉部辨識智慧電子鎖，覆蓋了當地將近12萬名租屋人士。該電子鎖可透過掃描身份證、手機App以及臉龐，來驗證開門者的身份訊息，並同時將相關資料傳送到公安部數據庫，直接核對住戶身份。[57]
- 2019年，北京大學弒母案嫌犯吳謝宇在重慶江北機場被警方抓獲，機場警方透過 「天眼」系統發現了他，從安檢識別到抓捕到案，前後只花10分鐘。陸媒報導披露了警方抓捕吳謝宇的細節。4月21日凌晨4時許，吳謝宇進入重慶江北機場第二航廈，在三號門進入防爆安全檢查區域等待檢查期間，吳謝宇被監控設備4次抓拍，每次相似度比對都大於或等於98%，最終被機場警方抓獲。[58][59]
- 2018年，張學友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辦演唱會，一名通緝犯因為入場時遭到「天眼」鎖定，在開唱沒多久即遭到警方逮捕。由於演唱會會場設置臉部辨識系統，一名通緝犯在會場入口處準備檢驗票券進場時，當他經過安檢門的幾分鐘之後，天眼系統即立刻發出預警。根據媒體報導，員警是依據演唱會的智慧安保人臉識別系統鎖定該名通緝犯進而進行逮捕。[60]
- 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沙磊獲准在貴州監控中心實測挑戰中國天眼系統。其臉部被掃描設定為嫌疑犯後，即沒入茫茫人海的市區，但他從市區走到車站不到7分鐘就被中國警察透過天眼系統攔獲，創下最快「落網」紀錄。[61]
評價
- 2022年12月，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阿爾卡·阿卡德評論：「警察會上門了解抗議者在抗議期間的行蹤，這可能是基於大規模監控收集到的證據，.....中國的『老大哥』技術從未關過，政府希望它現在就能顯示出平息騷亂方面的有效性。」[64]。
- 2019年8月，《德國之聲》報道，「研究人員並未發現攝像頭數量與犯罪或安全之間有任何顯著的相關聯繫。」該報道稱，研究者在報告中指出：「一般來說，更多的攝像頭並不一定會讓人們感到更安全。」[65]
- 2019年8月，《南華早報》報道，Comparitech的編輯比肖夫（Paul Bischoff）認為：「中國正在大面積地限制民眾的行動自由。攝像頭和人臉識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65][66]
- 2019年5月，國際組織人權觀察指出，中國當局利用手機應用程式（APP），對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實施非法的大規模監控和任意拘留，中國政府應該立即關閉一體化平台，刪除從新疆居民收集到的所有數據。[9]
- 2019年5月，人權觀察資深中國研究員王松蓮說:「我們的研究首次證實，新疆警方正在使用非法手段收集、紀錄人們完全合法的行為。中國政府監視着新疆人生活的每個方面，挑選出他們認為不能信任的對象，並針對這些對象進行額外審查。」[10][67]他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高壓統治已經成為新疆穆斯林的敵托邦（dystopian）噩夢。」[10]
- 2018年-2019年，《紐約時報》認為，「靠數百萬台攝像頭和數十億行代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高科技的威權主義未來」並利用其來監控維族人。[6][68]
- 2014年3月，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將中國列入了「互聯網敵人」名單，並認為中國因網絡審查致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網民監獄」。[69][70]
參見
備註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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