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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信用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社會管治系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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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的主題不是社會信貸說。社會信用體系源於2014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計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獎懲機制全面啟用。該項政策旨在建設涵蓋政府機構、企業、個人的全社會徵信體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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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提出的社會信用體系與許多發達國家的信用評分系統不完全相同，發達國家通常僅有用於信貸的金融信用評分，而沒有類似的「社會信用」。[2][3][4][5][6]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數據主要由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在監管和服務的過程中得到，旨在「規範公共行為」，與習近平政府的大規模監控系統緊密相連，並採用了人面辨識技術和大數據分析技術。[7][8][9]
截止2022年5月，除傳統金融違約和欺詐行為外，部分地區已經正式將在地鐵上進食或大聲播放音樂[10]、包括闖紅燈和橫穿馬路在內的交通違章[11][12][13][14]、生活垃圾未合理分類[15][16]、冒用他人的公共交通證件[17]、訂酒店不入住或預約餐廳餐位不出現[18]、拒繳停車費[19]等行為納入社會徵信體系，並給予相應懲罰；另一方面，獻血、捐款、社區志願者服務等行為被視為信用加分專案[20][21][22]。
支持者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引導人們更加注重誠實守法的社會行為、提高生活質素、弘揚誠信傳統美德[23][24][25]，而反對者認為現行的政策有損個人和單位的合法權益和自由，尤其是名譽權、私隱權和人格尊嚴，並可能成為國家全面監控、中國共產黨打壓異見者的工具[4][21][26][27][28]。
在中國國外的社交媒體平台，「社會信用點」於2021年成為爆紅的網絡迷因，Vice認為，這是「表達對中國當局限制人民自由的不滿」[29]。但澎湃新聞指出，其本意是在嘲諷歪曲事實，污名化社會信用體系的人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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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內容
2014年，中國大陸當局在《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中提出將推動4個重點領域的誠信建設，包括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1]中國大陸當局提出的體系與傳統理解有所不同，通常發達國家僅有用於信貸的金融信用評分，而沒有類似的「社會信用」[3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表示，至2020年，謀求將該系統建成以法律、法規、標準和契約為依據，以健全覆蓋社會成員的信用記錄和信用基礎設施網絡為基礎，以信用資訊合規應用和信用服務體系為支撐，以樹立誠信文化理念、弘揚誠信傳統美德為內在要求，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為獎懲機制的社會信用體系。[23]
此外，由社會企業推動的金融個人徵信系統與政府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有所差異，而2018年中國大陸當局已經不允許私人企業開展個人徵信評估業務，使其失去作為信用評級業務的功能。[32][33]2019年6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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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表示，將建立政務和行政承諾考核制度，將政務履約和守諾服務納入政府績效評價體系[1]。並將建立公務員誠信檔案，將公務員誠信記錄作為其個人考核、任用和獎懲的依據[1]。
傳統的信貸機構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給借款人的信用評分（如芝麻信用、騰訊信用等），是市場導向的信用評分，有人也稱之為金融信用系統。金融信用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第三方徵信機構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意見，徵信機構的數據除了影響商業貸款，還可以被政府使用，包括影響政府採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市場准入、資質稽核等。[35]
2018年，中國人民銀行不再允許各公司單獨開展個人徵信業務，並且要求所有個人徵信由公共機構百行徵信提供，實質上結束了芝麻信用等的信用評級業務。[36]
社會誠信體系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大規模監控系統緊密相連，涉及個人生活諸多方面，包括交通違章、見義勇為、旅遊過失行為、打車行為等等。[4][18][21][37][38][39]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後，政府也將涉疫相關謠言發佈者納入社會誠信體系的不誠信行為[40]。
2013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82次會議通過及根據2017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707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資訊的若干規定〉的決定》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資訊的若干規定》規定，各級人民法院應當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依法對其進行信用懲戒[41]：
-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
- 以偽造證據、暴力、威脅等方法妨礙、抗拒執行的；
- 以虛假訴訟、虛假仲裁或者以隱匿、轉移財產等方法規避執行的；
- 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的；
- 違反限制消費令的；
- 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執行和解協定的。
2017年5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資訊的若干規定》生效，規定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期限一般為2年；對以暴力、威脅方法妨礙、抗拒執行情節嚴重或具有多項失信行為的，可以延長1年至3年。[42][43] 此外，積極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或主動糾正失信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刪除失信資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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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機制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對失信被執行人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
根據國務院意見，獎懲措施包括通過設立紅名單和黑名單。信用差的組織或個人可能將面臨不公平的嚴格監管，信用好的組織將可以獲得行政審批「綠色通道」。對嚴重失信的組織或個人，由各政府部門採用各自分開的標準，將其監管的組織或個人列入各自的黑名單。而被列入黑名單後，將面臨多個部門的「聯合懲戒」[44]，黑名單的有效期一般為2-5年，但如果失信人積極履行義務或主動糾正失信行為，法院可提前移除其失信資訊。[42][43]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意見，徵信機構的數據除了影響商業貸款，還可以被政府使用，包括影響政府採購、招標投標、行政審批、市場准入、資質稽核等[45]。國務院表示，懲戒措施包括將乘坐高鐵吸煙的旅客列入黑名單，而被納入黑名單的旅客將在幾個月內無法乘坐高鐵。此外，貸款逾期不僅會影響下次貸款，個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後，將無法乘坐高鐵和飛機[44]。阿里巴巴集團還和最高人民法院合作，限制失信被執行人在淘寶上購買奢侈品[46]。2019年7月22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資訊服務嚴重失信主體信用資訊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表示將對納入失信黑名單的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和用戶依法依規實施限制從事互聯網資訊服務、網上行為限制、行業禁入等懲戒措施[47]。
截止2019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改委的官方數據顯示，已有2682萬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購買飛機票、596萬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購買動車高鐵票、437萬失信被執行人繼而主動履行法律義務。[48]2019年7月，單月新增256萬人次被限制購買飛機票、9萬人次被限制購買動車高鐵票。[49]
此外，重慶、廣東佛山、河北等地限制失信之人的子女入讀私立學校[50][51]，一些學生因父母失信導致大學錄取受到影響[52][53][54]；多個城市與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合作，將失信之人的手機鈴聲設為專屬的「老賴」彩鈴[55][56][21]；福建、山東的多個城市在電影院放映螢幕上公示是失信之人的資訊[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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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區對信用高的公民也制定了相應的獎勵政策，包括設立綠色通道、最佳化容缺受理等等。[20][59][60]譬如在蘇州，信用分數「桂花分」較高者可享受公共自行車租借時間延長、圖書館借閱書籍量增多、辦卡折扣等優惠[20]；在廣州，對於信用分數高的居民，在人員招錄、任用、職稱評定、考核評優等工作中，同等條件下列為優先選擇對象，在教育、就業、積分入戶、住房保障、創業等領域給予優先考慮或者重點支援等[17]。
部分地區政策
在部分地區，社會信用體系被用於規範更多的行為，不過此類政策僅在實施地區有效，並未推廣至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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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 2019年8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范鄭傑發表文章，認為設置「黑名單」等懲戒失信措施並未超越現有法律範疇，同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實施近五年來，中國大陸公共信用體系與市場信用體系相互補充，初步形成了良性互動的局面。根據2019年年初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大陸營商環境排名一年內從第78位元躍升到第46位，包括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內的相關改革措施是市場活力煥發、市場監管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89]
- 2018年8月，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柯珍雅（Genia Kostka）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研究基於對2209名中國大陸各地公民進行的線上調查，調查結果表明約80％的受訪者贊成社會信用體系，柯珍雅總結道：1）富有的高學歷城市市民，可以從社會信用體系獲得更廣泛的利益，所以作為這種聲譽制度的主要受益者，這類人群會是最認可社會信用體系的；2）富有的高學歷城市市民更願意將社會信用體系的功能解釋為對個人社會行為的規範而不是侵犯數據私隱。[25][90][91]結果表明」公民們不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是一種監視手段，而是一種提高生活質素、縮小（政府和企業/市民間）體制和監管差距的工具，從而引導人們更加注重誠實守法的社會行為。」[25][90][91]但柯珍雅指出，社會信用體系的成功將成為中國共產黨打壓異見者的強大工具。[28]
- 2019年10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在《中國法學》2019年第5期發表文章《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法治之道》，其中提到部分現行的失信懲戒制度與「法治國」原則相悖，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1）應當遵循「依法行政原則」，而在目前推行的失信懲戒制度中，聲譽不利、資格剝奪、自由限制等三類失信懲戒措施在事實上或法律上會損害個人或組織的合法權益；2）應當遵循「尊重保障人權原則」，而現在紛亂的懲戒制度，有的把失信做擴大化理解......通常配套的基本措施是把失信人列入失信名單而公開，以示懲戒......有違背尊重保障人權原則的可能，尤其是牽扯名譽權、私隱權和人格尊嚴； 3）應當遵循「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現在的「一處失信，處處受限」隱含着「懲戒無邊界」之意，讓失信懲戒嚴重涉嫌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與人民的付出之間，若無實質的內在關聯，不得互相結合，禁止「與事件無關之考慮」。[26]
- 2019年9月，旅美中國大陸學者何清漣認為，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個人信用、廠商信用、制度信用與國家信用等四個層次構成，中國大陸這四個層面都處於崩壞狀態。而國際社會紛紛表達對中國大陸目前推行的信用建設體系的恐懼感，何清漣提道「中國是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在互聯網技術中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預、監控技術，全世界擔心中國社會信用評價系統會成為政治監控系統，是基於對中國政府的認識。」[4]
- 2019年8月，人權觀察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國大陸當局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中的一部分。[92]
- 2019年7月，香港眾志創建人羅冠聰認為，中國大陸社會信用體系顯示了數碼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興起，認為這個以「規訓」為中心的「馴化」國民的系統，在不使用實質暴力、減低政權的正當性之下，可以做出比暴力鎮壓同樣、甚至更強大的維穩功能。[93]
- 2018-2019年，美國之音、《福布斯》、英國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報道，中國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被指侵犯個人私隱，使政府權力過大，中國大陸社會可能步入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所描述的極權、監控社會，或是英國電視劇《黑鏡》（第三季第一集《急轉直下》）中所描述的黑科技傷害人類自由的社會。[4][5][21][26][37][38]
- 2018年3月，美國廣播公司報道，許多專家表示這一系統違反了中國大陸當地的法律，而限制公民的行動和拒絕他們平等接受教育的行為亦侵犯了基本人權。[94]
- 2018年1月，台灣《自由時報》認為，這些紀錄存在社會信用體系等，如果有相關言論如批評當局領導人或是議論政治等行為，將會扣除個人的信用評等，導致個人無法使用購票、坐車等基本服務，被批評是用來控制社會如審查制度的工具而非增進民眾福祉而設計的。[95]
- 2017年12月，德國之聲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系統體系評估指標與國家評估體系非常不透明，而大量私人數據搜集有機會侵害私隱權，可能成為國家全面監控、侵犯公民權利的工具。[27]
- 2015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認為，中國大陸當局正在監測芝麻信用等第三方中國大陸信用評級系統。[96]
- 2015年4月，荷蘭《人民報》指出，中國大陸的評級可能會收集使用中國大陸公民線上行為資訊。[97]
在國家公共信用資訊中心旗下網站「信用中國」有港澳台的預留位置，令港澳媒體質疑社會信用體系將會在這三地實施。2019年7月9日，香港政府發出新聞稿，指香港不會施行社會信用體系[98]。澳門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也在7月12日作出回應，指澳門不會實施內地社會信用評價體系。[99]7月13日，該網已移除港澳台的預留位置。[100]國家發改委指香港與內地無信用共用政策，內地與港澳實行不同法律制度，社會信用體系不適用於港澳，如港澳地區建設信用體系，需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相關要求。[101][102]儘管社會信用體系不會於港澳實施，但仍然適用於內地營運、工作的企業及個人[103]。
2019年7月5日，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公布《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到「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和「探索依法對大灣區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104]。
2021年，社會信用體系在各大社交媒體平台上成為網絡迷因。據《VICE》報導，這些迷因的流行反映了「對中國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不滿廣泛蔓延」，但該文章同時指出，這一趨勢延續了對社會信用體系的誤解與錯誤資訊，例如認為中國民眾會依據數碼化的「社會信用分數」獲得獎勵或受到懲罰。[105] 此類笑話通常以某人對中國政府的正面或負面行為來呈現，這些行為會讓發佈者的「社會信用分數」增加或減少。[105]（p. 40）
根據《The Spectator》的說法，西方媒體對「社會信用分數」的敘述在中國網絡社群中引發了大量嘲諷和諷刺，因為西方的理解與中國的實際情況存在明顯差異。[106]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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