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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元老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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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註 1]（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原名習中勳，字相近，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籍貫河南鄧州[4]，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副國級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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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於1928年轉為中共黨員。
1932年，習仲勳發動了兩當兵變，其後歷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關中特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關中軍分區兼警備第一旅政委、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中共綏德地委書記。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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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13年10月15日（農曆九月十六），習仲勳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淡村習家莊（今屬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5]）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習宗德、母親柴菜花。1920年至1925年（7至12歲）在杜村小學讀書，1926年1月（13歲），在富平縣莊裏鎮立誠學校高小讀書。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7年1月，在富平縣立第一高小讀書，因組織學生反對傳統的舊式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學。1928年1月，在三原縣第三師範讀書。1928年春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後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初，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革命軍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任中共營委書記。
1932年3月，習仲勳與呂劍人、李特生、許天潔等等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6]。隨後部隊在攻打永壽縣城時被打散，習仲勳秘密返回家鄉。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2月，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鬥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後，與劉志丹等人創建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習仲勳成功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7]。
1935年2月，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併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勳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習仲勳和劉景范等到保安縣瓦子川迎接長徵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8]。之後，習仲勳在甘泉縣王家坪被中共西北代表團負責人兼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西北政治保衛局局長戴季英逮捕送瓦窯堡關押。10月在毛澤東到達陝北後，得以釋放平反[9]。
1936年1月，習仲勳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4月東北軍攻佔關中區後，習仲勳任中共關中工委書記，堅持鬥爭。同年6月，習仲勳隨紅軍西征，先後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9月，習仲勳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關中游擊隊政委、關中特區司令部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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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習仲勳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10]。1939年5月，習仲勳兼任關中專員公署專員。1940年，習仲勳任兼任陝甘寧邊區第二師範校長、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委員。1941年8月，習仲勳任關中軍分區兼警備第一旅政委，與文年生指揮八路軍向國軍挑釁。1942年8月，習仲勳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習仲勳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11]。
1943年2月，習仲勳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米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4月，他在郝家橋村蹲點時，發現並樹立了勞動英雄劉玉厚這一典型，推動了大生產運動。在整風審幹和「搶救運動」中，習仲勳對「左」的偏向予以抵制和糾正。1945年6月，習仲勳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2]。同年8月，習仲勳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台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攻擊進入陝甘寧邊區的國軍部隊[13]。
抗日戰爭勝利後，習仲勳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1946年11月，他策動國軍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投奔中共。1947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組成陝甘寧野戰集團軍，他任政治委員，其後與司令員張宗遜指揮了西華池戰鬥[14]。
1947年3月10日，各路國軍20萬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進行重點進攻。3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自三月十七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勳指揮」。習仲勳被任命為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直接指揮西北戰場作戰[15]:178。中國共產黨調動5000兵力[16]，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15]:179。隨後，習仲勳與彭德懷指揮了青化砭伏擊戰、羊馬河伏擊戰、蟠龍鎮攻堅戰，號稱「三戰三捷」[15]:188。5月下旬，習仲勳與彭德懷率主力進攻隴東，打擊馬鴻賓部，收復環縣、定邊、靖邊、安邊等地[15]:189。
1947年7月，習仲勳擔任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其後，他協助賀龍組織軍區工作，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並組織後方支前。1948年2月，習仲勳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2月又擔任西北軍區政治委員[17]。1949年6月，習仲勳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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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習仲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他組織了西北地區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工作，並妥當地解決了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
1952年9月，為了即將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撤銷六大行政區，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勳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進京，史稱「五馬進京」[18]。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1953年9月後，習仲勳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個人秘書（1952年6月－1961年8月）是抗日期間解放日報記者田方，兩人在抗日戰爭陝西結識，後來田方官至國家計委[19][20][21][22]。
1962年，李建彤著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先前，李建彤邀請習仲勳審閱小說稿。習仲勳認為，小說中並沒有把劉志丹的真實寫出來，提出要把小說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但習仲勳忽略了一個避嫌的問題，因為小說以虛構人物來取代真實人物，其中一個政治部主任就是以習仲勳為原形。習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避嫌，導致日後習被扣上篡黨篡國罪名。小說發表之後，康生宣稱《劉志丹》是反黨小說[23]。同時，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以便把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范打成反黨集團。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為高崗翻案。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會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24]毛澤東唸了這張紙條後，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1963年，經過專案委員會審查後，《劉志丹》被定性為「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范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其後，習仲勳在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學習」，接受審查。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習仲勳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分管全廠安全技術，以第二金工車間電工班作為他的「聯繫點」並在此參加生產勞動及各種學習和活動。習仲勳在《我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一年》的回憶文章中寫：[25]「我在洛礦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過的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我要時刻珍惜它，藉以砥礪自己。我在洛礦的一年，實際上是上了一年的工業大學。我走出廠部，直接下到車間，與工人在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與工程師、技術員打交道，學習求教，這使我的眼界大開，增長了許多工業生產和管理方面的知識。」「通過與工人的共同勞動和交往，更使我親身感受到工人階級的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他們是我的好老師、好朋友。」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受到殘酷迫害，被批鬥。1968年，習仲勳被接回北京衛戍區「監護」。1975年5月，習仲勳解除「監護」，仍回洛陽，住洛陽耐火材料廠職工宿舍，繼續接受審查，直至197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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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22日，習仲勳返回北京[26]，以特邀委員身份出席第五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1978年4月後，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12月，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80年1月，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27]。1978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間，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了廣東的情況，並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雖然有人持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還是得到鄧小平等許多中央領導的支持。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28]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29]。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對習仲勳受到的政治誣陷予以平反。9月，習仲勳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再次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後又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1981年3月，參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30]。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書記處日常工作。1987年11月，習仲勳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後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8年4月，習仲勳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萬里的副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31][來源可靠？]。1993年3月，年屆八旬的習仲勳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後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退休，之後長期住在廣東深圳[32]。1999年10月1日，習仲勳在北京出席了首都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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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24日5時34分，習仲勳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壽89歲[33]。
他被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34]。
家族
習仲勳祖籍河南省鄧州市，其遠祖居於江西臨江府新淦縣華成門村（今吉安市新幹縣金川鎮習家村）[38][39]，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朝政混亂，新淦縣連年久旱無雨，莊稼歉收，生活窘迫，習思敬配夫人趙氏攜家人遷徙至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南陽府鄧州堰子裏（今河南省鄧州市十林鎮習營村）定居落戶，以農為業，繁衍生息。[40]在鄧州經過600多年的繁衍生息，習姓發展為數千人的望族。[41]清光緒年間，戰亂匪禍，時厄年荒，光緒八年（1882年）習仲勳祖父習永盛配妻子張氏攜家帶眷從鄧州遷至陝西省富平縣塘頭習家村。在富平，習仲勳的父親習宗德（1885—1928）和叔叔相繼出生。習宗德曾在三原縣一家水煙行做學徒，長兄（小名老虎）曾在董福祥部下參軍。1911年，習宗德與從南陽淅川遷徙至淡村鄉都村的柴菜花（1893—1929）結婚，養育子女七人：長子仲勳、長女秋英、次子小名導兒（夭折），二女東英、三子仲凱、三女夏英、小女雁英。1928年，習宗德積勞成疾，因病去世，享年43歲。次年柴菜花亦因悲傷和生活重擔導致肺病復發去世，年僅36歲。[42][43]
- 前妻郝明珠（1916年6月24日－2006年4月），是習仲勳的第一任妻子。是西北革命者吳岱峰的外甥女。郝明珠1916年6月24日生於陝西陝北安定縣（現子長）瓦窯堡，1935年12月和當時的陝甘邊蘇維埃主席習仲勳結婚，後因感情不合於1944年初冬離婚[44]，2006年4月逝世，終年90歲。兩人育有5個孩子，兩位孩子不幸夭折（第5個孩子於1944年因難產早夭）。另有
- 妻子齊心（1926年11月－ ），是習仲勳的第二任妻子。1943年4月與習仲勳相識。1943年冬天兩人論及婚嫁。兩人於1944年4月28日在綏德地委結婚[45]，共育有四子女。
- 弟弟：習仲愷，曾任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
- 父親：習宗德
- 母親：柴菜花
- 祖父：習永盛
- 曾祖父：習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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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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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你比諸葛亮還厲害」、「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如今已經爐火純青」。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李維漢和習仲勳同志關於民族統戰工作方面的講話和著作，是我們當今民族統戰工作的法寶。」[46]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仲勳同志一生坎坷，為人正直，待人寬厚，敢於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幹部中間深受大家的尊重。記得我調到中辦工作不久，仲勳同志就找我談話，他待人親切、和藹、樸實，我一點不感到拘束，他對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來之不易，我們花了巨大的代價，要倍加珍惜，堅持不動搖。後來他又多次找我談心，給我談歷史的經驗教訓，他憂黨、憂國，但從不多談自己曾經蒙受的冤屈和遭受的迫害。仲勳同志在中央工作的七年間，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提高，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矛盾在增多。在新形勢下，仲勳同志認真貫徹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力支持耀邦同志的工作，在許多重大決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紀錄片《習仲勳》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習仲勳也很不錯，在批判耀邦的生活會上，他事先並不知道，進去以後看到那個場面，拍了桌子，說：「你們不早通知我，這是要幹什麼？」」他大概罵過一次李鵬，後來就長住珠海，不住在北京了。我只要到深圳，每次都去看他，他就和我談。習仲勳是非常好的人，和我的關係也非常好。」——《李銳口述往事》
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朱小丹：「習仲勳同志立場堅定，思想解放。他主政廣東時，正逢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面對廣東經過『文化大革命』內亂、經濟瀕臨崩潰的嚴峻形勢，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部署，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幹部群眾積極參與和深入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他親自主持和推動廣東各條戰線撥亂反正，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錯案，把廣東的工作重點迅速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上來，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啟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習仲勳同志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在革命處於低潮、個人身陷囹圄時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艱難歲月裏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在陝甘地區舉起工農武裝割據的大旗；在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陝甘寧邊區的戰鬥中屢建奇功。他21歲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32歲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46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49歲受到錯誤處理，65歲復出，67歲回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他傳奇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英勇奮鬥、無私奉獻的一生。」
習遠平：「在父親看來，黨的利益應該與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永遠保持一致，他在擔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時候就說過，共產黨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父親一生淡泊名利，從來沒有爲自己寫過專門的回憶錄，他的傳記和紀錄片都是由組織安排寫作和拍攝的，由此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史料。」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習仲勳晚年曾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保護不同政見，確立言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精髓。習仲勳是自由主義。」[47][48]
新華社：「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産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黨、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著作
- 《習仲勳文選》1995年出版，收入1940年到1992年10月期間的講話、報告、文章共77篇。
- 《習仲勳文集》上下卷2012年出版，收入了習仲勳自1940年至2002年的講話、報告、文章、批示、電報、書信等文稿，共計210篇，其中133篇是新收入的文稿。
- 上卷收入1940年1月至1980年10月的文稿94篇；
- 下卷收入1981年1月至2002年5月的文稿116篇
- 《習仲勳論統一戰線》2013年出版，收入了1940年至1989年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講話、報告、文章等109篇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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