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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共產主義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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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共產主義叛亂是菲律賓政府與菲律賓共產黨及其新人民軍之間的武裝衝突。新人民軍是馬列毛主義的武裝派別之一。[1]菲律賓共產主義叛亂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叛亂活動，[2]而新人民軍叛亂是菲律賓規模最大、最活躍的共產主義武裝衝突，[1]1969年至 2008年間，有超過43,000人因叛亂而死亡。[3]由於菲律賓民族民主陣線（NDFP）也是菲共的合法派別，所以經常與衝突聯繫在一起，通常叛亂也被稱為菲共-新人民軍-全國民主陣線衝突，簡稱為C/N/N衝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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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活動可以追溯到1969年3月29日，當時西松新成立的菲律賓共產黨與伯納貝·布斯卡諾領導的一個小型武裝團體結盟。 布斯卡諾的團體原本是1930年代馬列主義政黨(PKP-1930)的一個單位，但兩人已經與該黨分裂，後來更名為新人民軍 (NPA)，並成為菲律賓共產黨的武裝派別之一。[5]兩年後，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宣布戒嚴令，[6]導致許多年輕人變得激進並加入共產黨，[7]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勢力迅速壯大。[2]
1992年，新人民軍分裂為兩派：以施順為首的和談派和主張組建更大規模的軍事單位並城市叛亂的拒絕派。 幾個較小的叛亂團體從新人民軍中分裂並崛起。 包括從1995年持續至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8]——革命工人黨叛亂以及其他武裝團體的叛亂。[9]在1992年新人民軍分裂之前，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分裂團體——科迪勒拉人民解放軍，它更重視菲律賓科迪勒拉地區的區域自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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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0年11月7日，菲律賓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由菲律賓人民黨和菲律賓社會黨（1932年）的成員組成。1942年，菲律賓共產黨領導虎克軍發動抗日鬥爭。1950年，虎克軍改組為「人民解放軍」，繼續反對菲律賓政權。然而到1954年底，武裝鬥爭實際上已經結束。
早期的菲律賓共產黨是由菲律賓工人黨和菲律賓社會黨的成員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於1930年成立。1942年，它領導了針對日本的武裝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共產主義游擊隊與日軍作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毛派派別開始組織群眾組織，並舉辦馬列毛主義理論研究。他們最終脫離了舊黨，並於1968年組建了菲律賓共產黨/馬列毛主義。[11]
何塞·馬利亞·西松和貝爾納貝·布斯凱諾於1969年為其組織建立武裝力量，稱「新人民軍」，與原1940年代成立的人民抗日軍（即虎克軍，俗稱「舊人民軍」）以示區分，和比其早一年成立的緬甸新人民軍同名，為菲共-馬列毛主義的武裝派別之一。 新的毛主義領導層將放棄與費迪南德·馬科斯政府合作的改良主義思想，並執行毛主義原則，旨在通過發動人民戰爭，通過新民主主義創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據估計，其初期實力約有60名游擊隊員和35件武器。
新人民軍的形成時期（1969-1972）
當布斯卡諾的部隊於1969年成為新人民軍時，據報道他們只有60名游擊隊員和35支二戰時期的槍支。[12]
起初，新人民軍試圖遵循毛澤東思想的軍事學說「建立穩定的根據地」但當他們的部隊在呂宋島北部傷亡慘重時，他們放棄了這一方針，開始分散兵力。[13]
據稱，新人民軍的武器庫存增加到了60支槍，但這60支槍在與菲律賓武裝部隊的遭遇戰中全部丟失，直到維克多·科普斯中尉叛逃和12月29日對軍械庫進行突襲他們才重新獲得火力。[14]
即使在1972年9月23日宣布戒嚴法時，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沒有將新人民軍視為重大威脅。而就在幾天前，即1972年9月19日，委員會的威脅評估為「介於『正常』和『內部防禦條件』之間」。[15][6]國家情報和安全局的法比安·維爾將軍後來回憶說，「即使宣布戒嚴，共產黨也不是真正的威脅。軍隊可以對付他們。」[16]
儘管當時新人民軍規模較小，但馬可仕政府大肆宣傳其威脅，據說是因為將有助於美國對菲律賓的政治和經濟支持，[16]菲律賓國內陷入了紅色恐慌中。[17]結果，正如安全專家理查德·J·凱斯勒指出，馬可仕政府「將該組織神話化，賦予其革命光環，從而吸引了更多支持者」。
1970年12月29日，菲律賓軍事學院（PMA）教官維克多·科普斯中尉叛逃到新人民軍，並領導對學院的軍械庫突襲，這次突襲的時間選擇在大多數學員外出度假的聖誕節期間，新人民軍終於能重新獲得武器裝備。軍事學院的高級官員，包括負責人烏加德將軍，已離開營地，在費迪南德·馬科斯總統按計劃抵達附近的碧瑤市後舉行會面。[18]科珀斯是PMA的軍官，他指導新人民軍（NPA）的突襲小組，該小組攜帶勃朗寧自動步槍、卡賓槍、機關槍和各種其他武器彈藥成功逃脫。[14]
根據現已退休的準將維克多·科普斯將軍稱，新人民軍的第一次叛亂發生在1971年 8月21日，新人民軍武裝分子向馬尼拉自由黨集會的舞台投擲了三枚手榴彈，造成9人死亡，95人受傷。[19][20]
這次襲擊在許多學者中存在爭議，這些史學家將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歸咎為爆炸事件的主謀。[21]何塞·瑪麗亞·西松和菲律賓共產黨否認對爆炸事件負責。[22][23][24]
歷史學家約瑟夫·斯卡利斯為，雖然馬科斯政府與菲律賓共產黨 (PKP-1930) 結盟，但（PKP-1930）在1970年代初實施了爆炸事件，[25]「現在的歷史證據壓倒性地表明，菲律賓共產黨儘管與自由黨結盟，卻應該對這次爆炸事件負責，這是一種保持鎮壓的手段，他們認為這會加速革命。」[26]新人民軍於1972年爆發全面叛亂並依靠小型武裝社區單位宣傳。[27]
NPA承認的第一次戰術行動直到1974年才發生，即費迪南德·馬科斯宣布戒嚴兩年後。 這件事發生在薩馬島卡爾比加，新人民軍在那裏伏擊了一支菲律賓陸軍偵察巡邏隊並繳獲了他們的一些武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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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共於1973年參照越南祖國陣線的模式成立菲律賓民族民主陣線，作為馬列毛主義共產黨的政治陣線，組織了接受其12點綱領的革命組織，並與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和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等外國共產黨建立了國際關係。[28]
馬可仕戒嚴時期新人民軍的快速發展（1972-1986）
菲律賓共產黨自1972年迪南德·馬可仕戒嚴時期以來經歷了快速發展。[29]
1969年至1970年的社會動盪，以及引發的「第一季度風暴」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是早期的分水嶺事件之一。在這些事件中，大量20世紀70年代的菲律賓學生變得激進並反對馬可仕政府。許多以前持「溫和」立場（即呼籲立法改革）的學生確信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呼籲更激進的社會變革。[30][31]
後來使許多原本「溫和」的反對派成員變得激進的分水嶺事件包括1971年2月的迪利曼公社事件；1971年8月米蘭達廣場爆炸事件後，人身保護令被暫停；1972年9月全國宣布戒嚴。
這種激進導致了菲共和新人民軍的顯着增長。作家兼和平倡導者格斯·米克拉特引用了棉蘭老島的例子：「1972 年，棉蘭老島沒有一名新人民軍幹部。是的，有活動分子，有一些煽動者……但當時除了那些最終形成的叛亂分子外，沒有武裝叛亂分子。」1986年馬可仕出逃時，新人民軍幾乎遍布棉蘭老島所有省份，甚至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結成默契聯盟。」
同時發生的摩洛衝突為新人民軍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20世紀70年代，儘管政府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在 1976 年達成了和平協議，但 75% 的菲律賓軍隊仍部署在棉蘭老島。截至 2000年，40% 的菲律賓武裝部隊繼續與摩洛叛軍交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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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科迪勒拉人民解放軍成立，當時由前牧師康拉多·巴爾韋格領導的部隊脫離了新人民軍，指責後者在實現其目標方面表現無能。[32]該分裂組織的新目標是為科迪勒拉人民爭取自治權。
費迪南德·馬可仕在被人民力量革命趕下台後不久，科迪勒拉人民解放軍於1986年9月13日在山區省包科的達塔山酒店與新成立的菲律賓臨時政府達成「停火協議」。雙方之間的協議被稱為1986年《芒特數據和平協議》。
科拉松·阿基諾政府 (1986–1992)
費迪南德·馬科斯在1986年的革命期間被廢黜後，新總統科拉松·阿基諾下令釋放政治犯，[33]包括何塞·瑪麗亞·西松和伯納貝·布斯卡諾。布斯卡諾停止了與菲共-新人民軍相關的活動，而西松選擇流亡荷蘭，並成為全國民主力量的首席政治顧問。許多加入反對馬科斯地下運動的活動人士「重新江湖」。[34]
新政府與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全國國防軍之間舉行了初步和平談判，但談判在 1987年1月22日發生門迪奧拉大屠殺時結束。實際上結束了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全國國防軍和科拉松·阿基諾政府的對話。[35]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數千名城鄉青年志願者加入了新人民軍。1992年，新人民軍分裂為兩派：以施順為首的重申派和主張組建更大規模的軍事部隊和城市叛亂的拒絕派。在新人民軍的歷史中，該組織中一共出現了13個較小的派別。
這次分裂導致了菲共-新人民軍的衰弱，但1998年和談破裂、埃斯特拉達政府不受歡迎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社會壓力之後又逐漸壯大。[36]
拉莫斯政府 (1992–1998)
菲律賓政府和菲律賓共產黨之間的和平進程於1992年10月11日取得突破，1957 年反顛覆法被廢除，政府宣布大赦與和解政策。1992年9月1日發表了《海牙聯合聲明》，其中菲律賓政府和菲律賓共產黨（通過民族民主陣線）同意努力實現正式談判和「公正持久的和平」。[33]
1995 年，談判簽署了《安全和豁免保證聯合協議》(JASIG)，根據該協議，衝突雙方的談判人員都可以「自由、安全地行動——無需擔心搜查、監視或逮捕」。1998年，簽署了另一項協議，即《尊重人權和國際人道主義法綜合協議》（CARHRIHL），以保護平民免受兩方之間的暴力侵害。[29]
由於第二次大整風運動的意識形態分裂，新人民軍位於內格羅斯地區黨委於1996年脫離菲律賓共產黨，成立了菲律賓革命工人黨。兩個月後，它組織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稱為「無產階級革命軍」。[37]
總部位於馬尼拉大都會的亞歷克斯·邦卡亞旅也脫離了新人民軍，一年後與其結盟，組建了無產階級革命軍——亞歷克斯·邦卡亞旅（RPA-ABB）。[35]
1998年，一個主要位於呂宋島中部活動的組織脫離了菲律賓共產黨，採用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而不是菲共的馬列毛主義。 這成為菲律賓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很快其武裝派別(RHB) 與菲律賓政府發生了衝突。[38]
埃斯特拉達政府 (1998–2001)
和平談判在1998年達成協議後不久就破裂了。然而，約瑟夫·埃斯特拉達同年晚些時候就任總統後，兩黨之間的衝突又在高層重新爆發。2001年7月，菲律賓武裝部隊官員指出，自 1998 年以來，新人民軍的實力「平均每年增長3%至5%」。[42]
阿羅約政府 (2001–2010)
2001年，菲律賓武裝部隊發起了一場選擇性法外處決運動，試圖壓制新人民軍的活動，該運動旨在摧毀共產主義政治基礎設施。 該計劃以越南戰爭期間實施的美國項目「鳳凰計劃」為藍本。據卡爾加里大學威廉·諾曼·霍爾登博士稱，2001年1月至2012年10月期間，安全部隊總共實施了 1,335 起法外處決。[3]
2002年8月9日，NPA被美國國務院認定為外國恐怖組織（FTO）。 反叛亂行動的增加對新人民軍的叛亂進程產生了負面影響。 居住在荷蘭的何塞·瑪麗亞·西松目前是菲律賓共產黨八名政治局委員和二十六名中央委員會委員（該黨最高統治機構）的領導人。 儘管存在政治局，但由於全國各戰線之間的溝通困難，新人民軍的地方單位獲得了高度自治。[43]
造反新兵接受老戰士的戰鬥訓練和毛澤東的思想教育：「三條紀律、八項注意」； 尊重人權和國際人道主義法全面協議。 新人民軍還與棉蘭老島的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建立了有限的戰術聯盟，從而能夠通過彼此的領土相互調動部隊。1969年至2008年間，記錄的叛亂相關死亡人數超過43,000人。[3]
日本公司經營的種植園曾遭到NPA的襲擊。
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政府 (2010–2016)
在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總統執政期間，菲律賓政府與菲律賓人民黨、全國民主陣線和新人民軍之間發起了多項推動和平談判的努力，挪威王國政府作為第三個國家為和平談判提供了支持 -聚會協調員。[44]
杜特爾特政府（2016-2022）
2016年7月，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總統發表國情咨文，宣布對左翼叛亂分子單方面停火。由於這一聲明，和談於2016年8月恢復並在挪威奧斯陸進行。
2017年2月，由於政府未兌現釋放全部392名政治犯的承諾，菲共、新人民軍、菲律賓民族民主陣線宣布退出自2017年2月10日起生效的停火協議。 在共產黨殺死三名政府軍士兵後，政府也退出了停火協議。 和談被非正式終止，菲律賓武裝部隊宣布全面戰爭。
2017年3月，政府宣布新的休戰協議於4月恢復和談，第五輪計劃於六月舉行。
然而，在新人民軍多次針對政府發動襲擊後，杜特爾特總統於2017年12月5日宣布菲律賓共產黨和新人民軍為恐怖組織。菲律賓民族民主陣線（NDFP）並未包含在該公告中。[45]
為了集中政府所有努力，幫助前共產主義叛亂分子重新融入社會，杜特爾特總統於2018年4月3日簽署了第10號行政命令，成立了巴利克·盧布工作組，負責集中加強綜合地方融合計劃以及總統和平進程顧問辦公室 (OPAPP) 的計劃。[46]截至2019年12月30日，工作組報告稱，已有超過10,000名前CPP-NPA叛亂分子和支持者重返法律並享受福利，其中包括現金援助、生計培訓、住房福利 等。
2018年12月4日，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總統簽署了第70號行政命令，該命令將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和平」的「全國方針」制度化，以幫助結束長達數十年的共產主義叛亂，同時 還成立了結束地方共產主義武裝衝突國家工作組，其目的是確保該方法的高效和有效實施。[47]該命令進一步加強了菲律賓政府打擊叛亂的行動，菲律賓武裝部隊報告稱，2018年1月1日至12月26日的軍事行動中，有11,605名叛亂分子和支持者向政府投降，其中120名叛亂分子被擊斃，另有196人被捕。[48]
其他國家對NPA的支持
菲律賓共產黨自1930年成立起，便或多或少受到東方陣營之首蘇聯方面的支持。自1949年起，駐中國旅順海軍基地的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潛艇開始向虎克軍（舊人民軍）運送各類槍支、彈藥和補給。[49]蘇聯對菲共的支援直到1954年虎克軍自行瓦解為止。
由於親美的菲律賓政權始終支持同樣受美國扶植的台灣中華民國，亦因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之間的緊密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69年新人民軍成立起即為其提供支持，但由於地理位置因素而未加以大力扶持。
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後，東南亞局勢有所緩解，且在中蘇交惡和中美建交等多種原因下，中國最終與菲律賓政府建交，於1976年文革結束後停止了所有援助，導致菲律賓共產黨活動衰弱了五年。
由於親美的菲律賓政權始終支持同樣受美國扶植的南越，亦因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之間的緊密聯繫，北越從1969年新人民軍成立起即為其提供支持，但由於地理位置因素而未如對緬甸共產黨一般加以大力扶持，因此菲共新人民軍始終未如緬甸人民軍一般成為正規化軍隊。
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後，中國於1976年文革結束後停止了所有援助，導致菲律賓共產黨活動衰弱了五年。儘管經歷挫折，革命稅、敲詐勒索和大量來自其另一盟友——越南的軍事援助重新點燃了叛亂。[50]除了勒索之外，新人民軍還綁架菲律賓平民和外國商人作為資金來源。[51]
統一後的越南因1978年與中國交惡而失去中國的支持。此時越南雖然已於1976年7月12日同菲律賓政府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依然被東南亞各國所孤立，且出於拉攏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在其與中國的爭端中站在自己一方，因而仍未放棄對菲共和新人民軍的支持。但此時黎筍全面主政下的越南已經正式停止胡志明時代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織原則上的經濟和軍事支援，其對外援助全部因其與中國的爭端和在整個東南亞擴張勢力範圍的利益而定，逐步演變為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性質。此外，菲共也試圖爭取來自當時亞洲較為富裕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朝鮮的支持，曾派代表在越南方面的幫助下前往烏蘭巴托和平壤聯絡相關事宜，並希望藉此直接獲得同樣與中國交惡的蘇聯的直接支持。雖然菲律賓政府曾懷疑蒙古和朝鮮乃至其背後的蘇聯對新人民軍提供支持，但事實上蒙朝兩國在中蘇交惡後明確站在蘇聯一邊，儘管此時菲共已與中共關係惡化並中斷一切聯繫，但由於菲共始終堅持其毛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因而蘇聯和蒙朝兩國與菲共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完全無法達成一致（類似於1978年與中國交惡後霍查執政下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同蘇聯、朝鮮及東歐各國之間的關係，即其在與蘇聯交好的國家中的支持者僅有越南一國，蘇聯及其陣營的其他國家並不願因其與中國交惡而為其提供支持），且三國自1970年代以來始終致力於同菲律賓政府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儘管新人民軍的主要武器裝備為蘇制，亦有部分朝鮮制輕武器（如68式自動步槍），但實為從越南和早期從中國獲得的軍援。而越南自1986年開始實行革新開放並尋求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後，亦開始逐步停止對菲共的援助。
除越南外，菲共同時還與同越南關係密切的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緬甸共產黨、泰國共產黨和馬來亞共產黨保持緊密聯繫，另亦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毛派、日本赤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薩爾瓦多共產黨、秘魯共產黨 (光輝道路)等組織關係密切，與上述組織之間相互開展財政援助、培訓和其他形式的資助。據稱，民族民主陣線有在香港、比利時和南斯拉夫設立貿易公司。與此同時，菲律賓共產黨在荷蘭設立了支部，並派代表前往德國、法國、意大利、希臘、愛爾蘭、美國、瑞典以及中東各地。隨着越南在革新開放後停止援助及1990年代東歐劇變後共產主義政權在世界範圍內的崩潰，外國援助最終枯竭。[52]
特定地區和省份的事件
自叛亂初期以來，薩馬島一直被認為是新人民軍的主要據點。 雖然薩馬島分別占菲律賓人口和領土的 2% 和 4.47%，但NPA相關事件的 11% 發生在該島上。 薩馬島由森林茂密的山區組成，為游擊戰爭的進行提供了天然的掩護。
叛亂蔓延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土地問題。土地改革只能為數百萬菲律賓無地農民提供有限的解決方案。 以薩馬島為例，40個擁有土地的氏族控制着島上大約一半的農業用地。 土地所有者對工人階級租戶的騷擾和暴力事件導致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
薩馬島成為據點的另一個因素是，歷史上該島一直是最反抗美國、西班牙和日本佔領的島嶼之一。
1976年，新人民軍通過對偷牛團伙的治安行動，贏得了薩馬島居民的廣泛支持。 次年，NPA 從條件較差的宿霧和馬尼拉調走了特工。 部隊的湧入使新人民軍能夠組建全面從事游擊活動的部隊。 1982年，非官方的共產主義政府成立，鞏固了薩馬島作為共產主義據點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椰子產業的衰落極大地影響了許多薩馬拉諾人的生計，進一步助長了叛亂。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間，薩馬省共發生153起叛亂事件，造成21人死亡、55人受傷。[3]
在費迪南德·馬科斯於1972年9月23日宣布戒嚴之前，新人民軍並未在棉蘭老島活動，棉蘭老島也只是出現了摩洛分離主義衝突的開端。 馬科斯實施的戒嚴令使這種情況變得激進，直到和平倡導者格斯·米克拉特指出：「當馬科斯於1986年出逃時，新人民軍幾乎遍布棉蘭老島的所有省份，甚至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結成默契聯盟。」[53]
和平進程
根據總統和平進程顧問辦公室的記錄，截至2017年11月，菲律賓政府和各方已進行了 40 多輪和平談判。[3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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