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堂

學海堂是中國近代的書院，位於今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山麓，由兩廣總督阮元於1820年開辦，是清朝後期廣東省級官辦的三大書院之一^[1]。

歷史

同治九年（1870）繪製的《應元書院圖》，可見學海堂（圖中左上）、菊坡精舍（圖中左下）和應元書院（圖中右側）的相對位置

清朝乾嘉時期，漢學和樸學風行，但廣東學界卻對此反應冷淡，仍盛行於宋明儒學。嘉慶二十二年（1817），曾在杭州創辦詁經精舍的阮元調任兩廣總督。在目睹粵人不治樸學的現狀後，阮元決定予以改變。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阮元在廣州城西文瀾書院內開辦學海堂，以經古之學考課士子^[2]。

數年後，學海堂的入學人數增多，為了學海堂的今後發展，阮元決定另擇地址，為學海堂建築院舍。經過多番揀選後，最終選定在粵秀山（今越秀山）麓新建院舍。學海堂的建築工程於道光四年（1824）九月開始，同年十二月完工，學海堂隨即遷入新址辦學。在阮元的努力下，學海堂成為當時廣州最負盛名的書院之一^[3]。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咸豐四年（1854）天地會紅巾軍圍攻廣州期間，學海堂曾短暫停辦，但由於時間短暫，影響較為有限。咸豐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佔據了粵秀山，學海堂的日常活動被迫中斷，直到十一年（1861）英法聯軍撤出廣州後，學海堂才恢復辦學活動^[4]。

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全國上下「廢科舉，興學校」的聲浪中，光緒帝頒布諭旨，下令廢除八股，全國的書院亦陸續改建為新式學堂。二十九年（1903）十月，學海堂被廢辦，改為紀念阮元的阮太傅祠，不久後廢沒^[5]。

制度

章程

阮元像

道光六年（1826），阮元奉旨移督雲貴。為了避免阮元離開後學海堂偏離其最初的辦學宗旨，阮元臨行前捐出白銀四千兩，並親自訂立了《學海堂章程》，規定了學長、考課和選刻的相關制度，以及辦學經費的來源和支用手續等。這些工作保證了學海堂日常工作的正常進行，使其長久健康地運作發展。在阮元之後，盧坤和郭嵩燾相繼訂立並完善了《學海堂專課章程》，張之洞亦對學海堂的規章制度進行了部分變動^[4]。

學長

與一般書院由山長或院長一人主理不同，阮元在學海堂實行「學長制」，即同時聘請八位學長，共同完成教學、指導、考課以及書院日常管理等工作。八人之間各有所長，互相補足。學海堂是首個採取該制度的書院，《學海堂章程》中亦明確規定「永不設立山長，亦不允薦山長」^[6]。

• 自道光六年（1826）書院創辦至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共有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張杓、張維屏、黃子高、謝念功、儀克中、侯康、譚瑩、黃培芳、梁廷枏17位學長，其中前八位為阮元親自選拔的首任學長；
• 咸豐元年（1851）至同治十三年（1874）間，共有陳澧、楊榮緒、金錫齡、鄒伯奇、李能定、沈世良、陳良玉、朱次琦、陳璞、李光廷、周寅清、李徵霨、樊封、何如銓、許其光15位學長；
• 光緒元年（1875）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書院停辦時，共有陶福祥、譚宗浚、廖廷相、陳瀚、黎維樅、高學耀、張其䎖、林國庚、林國贊、蘇梯雲、黃鈺、伍學藻、潘乃成、劉昌齡、黃紹昌、周汝均、范公詒、楊裕芬、漆葆熙、韓貞元、姚筠、丁仁長、吳道鎔23位學長^[7]。

教學

清代絕大多數書院的辦學目的是為了士子準備參加科舉考試，以讀書獲取功名。阮元對此極力反對，認為使學生「惟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就無法通曉聖賢之道，更談不上舉經史實學、經世濟民。因此，學海堂將科舉之學完全排除在教學內容之外^[8]:9-13。

學海堂的教學以經史為主，且涉及範圍十分廣泛。其主張經史是治學的根本，強調學生的知識面要開闊。除經史外，部分題目更涉及到西方科技知識和中國古代科學史，郭嵩燾在後來更為專課生增加了一門數學專業，顯示學海堂對自然科學知識的重視^[9]。

考課

學海堂實行「季課制」，即按季節考試。學海堂在每一季度時，由學長出題徵文並張榜於門外，學生們根據題目查閱經書，登堂向學長請教疑難，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課卷，之後由八位學長共同評定優劣，對優秀者發放補貼並將其課卷選入《學海堂集》。與傳統書院不同，學海堂採取開卷、開放的考課方式，學生不必在當日交卷，可以將考卷帶回家作答，且對於學生的籍貫沒有任何限制。這種制度重視考察學生的學術研究和創新能力，與傳統科舉要求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10]。近代中國政治家、思想家梁啓超和中國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知名人士均曾於學海堂學習^[11][12]。據統計，名列《學海堂集》中的學生多達412人^[7]。

專課肆業生

除四季考課外，學海堂還實行獨特的「專課肆業生」制度，用以選拔、培養高級優秀人才。在專課肆業生制度創設前，八位學長僅負責對每年四季舉行的考課進行出題閱卷，無專人講學指導，師生關係比較疏遠。時任兩廣總督盧坤為解決這一問題，請來正在廣州遊歷的著名學者錢儀吉對此進行完善；在接納其意見並與各學長商討後，盧坤於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訂立《學海堂專課章程》。章程規定專課生由學長公開薦舉，學生需要從《十三經註疏》、四史、《文選》、《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等著作中選擇一本作為專習對象，並在八位學長中選擇一為作為導師；同時規定了專課生的日程和其他事項。該制度相當於現今大學內的選修制和導師制，使得學生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學長亦能因材施教。由於盧坤去世後經費緊張，專課肆業生在舉辦第一期後便停止；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在廣東巡撫郭嵩燾的努力下，學海堂恢復舉辦專課肆業生。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共培養了16屆、260名專課肆業生。部分知名專課生如下^[7]：

• 陳澧：道光十四年（1834）選專課肆業生，晚清著名學者，曾任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山長
• 朱次琦：道光十四年（1834）選專課肆業生，晚清著名學者、詩人
• 廖廷相：同治八年（1869）選專課肆業生，晚清著名學者，曾任金山、羊城、應元、廣雅書院山長及學海堂學長
• 吳壽全：光緒四年（1871）選專課肆業生，曾任駐德國臨時代辦、駐美國參贊
• 陳伯陶：光緒七年（1881）選專課肆業生，曾任江寧提學使，署布政使
• 盧乃潼：光緒七年（1881）選專課肆業生，曾任廣東諮議局副議長、廣東中醫專科學校（現廣州中醫藥大學）首任校長
• 張其淦：光緒十年（1884）補專課肆業生，曾任安徽提學使
• 朱珩：光緒十年（1884）選專課肆業生，曾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民事庭庭長
• 汪兆鏞：光緒十年（1884）選專課肆業生，近代政治人物、藝術家
• 陳景華：光緒十四年（1888）選專課肆業生，曾任廣西貴縣知縣、廣東省警察廳廳長
• 陳昭常：光緒十七年（1891）選專課肆業生，曾任吉林巡撫、吉林都督

建築

建造

選定在粵秀山修建學海堂的院舍後，阮元委託趙均、吳蘭修二人負責建築任務。學海堂堂後臨近粵秀山處建有「啟秀山房」，堂東最高處建有「至山亭」，堂西與供有文昌和魁星神位的「文瀾閣」相對。堂四周種有木棉、梅花和各種花草，環境清幽；堂前有平台可眺望珠江，景色雄闊^[11]。

修繕

原學海堂啟秀樓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攻陷廣州時曾佔據粵秀山，學海堂的房舍建築被嚴重損毀。同治元年（1862），時任學長曾對學海堂進行修繕；但當年七月，廣州遭強颱風侵襲，學海堂的建築再次受到嚴重摧毀。於是次年又開工重修，並對堂內建築布局結構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原啟秀山房被改為紀念阮元的「阮太傅祠」；山堂外門之內的藏書室在修繕後重新命名為「啟秀山房」；此外還修築了「離經辨志之齋」、「此君亭」和「玉山泉」等。文瀾閣亦於六年（1867）得到重修^[8]:36-38。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期間，於光緒十三年（1887）七月下令對學海堂進行修整，並新建了「啟秀樓」等建築，使得學海堂的規模有所擴大^[13]。

後續

辛亥革命爆發後，龍濟光曾在學海堂舊址附近新建振武樓作為其寓所。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期間，曾將原學海堂內的啟秀樓和文瀾閣進行修繕，並將啟秀樓命名為粵秀樓作為孫中山的居所，而文瀾閣作為總統府顧問楊鶴齡、尢列及陳少白的居所。1922年，陳炯明叛軍將粵秀樓和文瀾閣一帶夷為廢墟。1930年，粵秀樓遺址附近建立了孫中山讀書治事處紀念碑（粵語：孫中山讀書治事處紀念碑）^[14]。

影響

學海堂不僅為廣東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更改變了原本廣東書院專注制藝、士子讀書只為中舉的風氣；同時學海堂集中人力物力，對古籍進行整理、編纂、刊刻，並出版當時的優秀著作，使得廣東的學術著作得以流傳，影響得以推廣，對廣東學術和教育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4]。

學海堂之興盛，亦啟發了晚清太史賴際熙於香港創立學海書樓，收藏經書^[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