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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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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廣東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參與者還包括從在廣東就學的香港、澳門學生，或專程入境聲援的香港、澳門民運支持者。其中最大規模的抗議發生在廣州和深圳，此外在佛山、珠海、韶關、中山、肇慶、新會、江門、東莞、汕頭、潮州、梅州、湛江、惠陽、茂名、陽江、電白、惠州、三水等縣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響應。據部分親歷者指，廣東的抗議示威範圍波及全省，波及面達到縣一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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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廣東抗議的高峰發生在五月中下旬，並因19-20日中國總理李鵬發表講話、北京宣布戒嚴等事件而達到高峰。據親歷者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蕭亞群稱，當時廣東抗議的特點是推動改革開放議題，籠絡體制內知識分子、中下層幹部及新聞界參加，並藉助反對「官倒」與分配不公，針對廣東數千家與中央委員相關的公司，由工自聯披露其「倒賣許可證、囤積居奇」等行為，鼓動工人、廠長及市民參與，同時也結合香港前途問題，提出香港高度自治與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體宣傳反過來擴大參與規模[1]。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運爆發前，廣東部分民運人士就開始醞釀或參與當時的民主運動。1989年2月21日，1974年廣州「李一哲事件」的大字報作者之一李正天從廣州到北京參加簽名運動，並致函國家主席楊尚昆，除呼籲請其大赦異議人士王希哲外，亦點名批評廣東省委會記林若禁止發表他的文章[2]。4月2日，中國公安部通報各地公安廳局，指中山大學有些人「頻繁串聯」，策劃借「四·五」之機組織學生上街遊行，並準備在四月五日開「紀念討論會」，提出「聲援釋放魏京生」，「要人權，要自由，打倒一黨專政」的口號，亦聲稱這次行動得到海外的經費援助，與方勵之有聯繫，在廣州已串聯好華南工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等院校一起行動，並打算由被處分過的學生來對付警察，鼓動學生「不要怕流血」。廣東省委指示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做好防範工作，密切注意大專院校，特別是幾所重點院校學生的動態，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調查，校內外做好防範。報告指這些策劃者「活動比較隱蔽，要求有關人員對組織活動的通知傳看後即燒毀」[3]。4月5日，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間，中國民聯擬在廣州等地安裝傳真機，隨時傳遞大陸民運或學潮的信息。巴黎蒙馬特高地電台《華人之聲》節目編輯陳慶浩（為澄海人，廣東外逃人員，與台灣關係甚密）等亦計劃利用國際輿論將4月7日搞成針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紀念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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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
廣州首次學生遊行發生在4月20日。在5月中下旬曾連續多日爆發大規模遊行，並以5月23日的「省港澳民主大遊行」為規模最大，有包括香港、澳門學生在內的50萬人參與。六四清場後，市內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海珠橋、海印橋等被示威者多次堵塞。
深圳
4月25日，深圳大學學生會收到北大學生電話後，決定於4月27日起罷課三天，但稱「考慮到深圳外來人員多，怕被壞人利用」，不計劃在5月4日上街遊行。當天，深圳大學學生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支持北京學生運動[5]。
5月4日，全國各地爆發五四大遊行。5月5日，來自於深圳特區報、法制報、商報、青年雜誌、風采雜誌、蛇口通訊報、特區經濟雜誌社、光明日報駐深記者站、深圳電視台、廣播電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十餘家新聞單位的逾百名新聞從業者聯名致電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參加遊行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和 《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致敬」，並要求上海市委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處理」。他們認為此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使《深圳青年報》、《特區工人報》停辦，並令有關編輯及記者人權受侵犯，違背中共十三大的原則。他們希望不要將當時正在草擬的《新聞出版法》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法規，而「應交給人民廣泛討論,使之成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本法」，呼籲保障新聞自由，「我們需要自由的講真話的環境」，「一種聲音只能說明專制統治,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深化經濟改革是相違背的」,「允許民間辦報和容忍多種聲音存在」[6][7]。
由於不滿學校官方的學生會組織不組織同學支援北京學運，支持民運的學生向學生會反映要求，不獲理睬，因此深圳大學的學生自發組織了自治會，並得到學生的響應。5月16日，深圳大學600名學生和200名敎師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深圳大學敎工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明》，該校共青團代表亦致詞支持學生運動。當天，市內也有學生示威。5月17日中午，匯集到深圳大劇院的深圳大學5000多名學生以及深圳師專200餘名學生開始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並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門前遞交請願書，由師生募捐六萬餘人民幣和萬元港幣支援學運與示威。當天遊行還有數十名記者參與，並有數萬群衆在旁圍觀或捐款。新成立的自治會與深圳高自聯參與了活動的組織。深圳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代表分別宣讀了深大老師、學生致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請願書，要求當局轉達他們對北京絕食學生的聲援。深圳市政府的負責人接受了請願書,並表示會轉達師生們的要求[8][9][10]。
5月18日上午，深圳師專1000多名學生從學校出發，步行遊行到深圳市中心。他們呼喊口號，高舉橫幅，並向行人募捐支持北京絕食的學生，一直持續到下午。中午，「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深圳高自聯）在深圳大學成立，並有百餘名學生宣佈絕食。下午，深圳大學等也有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五百人在深圳市政府門前靜坐並一直通宵持續到晚上[11][12][13][14]。同日，深圳大學全校的黨員、教工、職工舉行大會，校方各個單位支持該校15名學生到北京參與聲援或絕食行動，並在經過深圳高自聯與老師、校長溝通。有高校負責人表示「北京一日不復課,深圳都不會復課」[10]。全體黨員會議通過了「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包括深圳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羅征啟在內的深圳大學全體中共黨員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結束專制」（本條由一些黨員、教師提出來），並集體簽名發表了一份公開信。通電認為中共中央對待學運嚴重失誤，「使國家真正地處在動亂的邊緣」。公開信的內容被香港新聞報導，也發到了北京40多家的新聞機關。深圳大學師生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呼籲中共順從民意，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萬人簽名[6]。
5月19日，深圳有200多人在市政府門前靜坐，還出現自稱「愛國同盟」的傳單寫「我們要保衛民主，不要萬王之王」暗指鄧小平[15][16]。也有示威者打出「深圳新聞界聲援學生」「打倒李鵬打倒法西斯」「豈有此李」等標語[17]。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體連續四天待命，全日留守辦公室應對示威遊行與突發狀況[18]。深圳高校自治聯會的負責人在接受《十月評論》採訪時表示，其在乘火車經過廣州時，沿途有很多農民為他們吶喊支持，並表示「作為一個廣東人,見到他們的反應…很高興。因爲在過去,廣東人考慮政治問題比較膚淺,並不太關心,這次他們也能夠覺醒起來,這是很大的轉變」。該負責人認為政府對待絕食請願「殘酷、無動於衷」，亦表示深圳作為特區主要是通過香港的電視電台了解各地消息，但認為深圳存在政治意識淡薄的現象，同時比較關注現實和具體的問題。他亦認為中國幾十年來的專制政治並未改變，「我們國家還存在一個鄧太后」，因此民眾懼怕政治運動[10]。
國務院總理20日宣布北京戒嚴後，5月22日，深圳大學成立了「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逾三萬名大中學生、工人、職工、記者、企業員工等各界民眾在深圳大劇院廣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宣讀了告深圳市民書，呼籲全民以行動聲援北京學生。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學生灑熱血,爭民主可歌可泣,李鵬違民心,施暴力遺臭萬年」、「我為中華哭民主,不信春風喚不回」等，並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當中指「李鵬背棄民意,與人民為敵,一場民主與專制、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勞不可免」。《羊城晚報》的報道指整個活動有秩序進行，並由警方維持秩序[19]。路透社消息稱，參與遊行的人數達十萬，占深圳市人口20%。香港電台廣播，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一批學生，將於23日到深圳與大學生匯合後到廣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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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大公報報導深圳大學教學秩序已經基本恢復。百餘名此前到北京聲援靜坐的深圳大學學生大部分回到學校復課。也有學生表示「正常上課不表示不關心國事」，並認為「無限期罷課並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20]。
六四鎮壓之後，6月6日，深圳當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車輛不能直通廣州，香港車輛只能到深圳，不能進入廣東其他地方。但稍後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釋。有媒體報導與廣州軍區的調動有關[21]。6月6日，為響應「空校行動」，有1千多名學生離校返鄉。深圳市3千多名中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北京出兵，集會後，抬着花圈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2萬人[22]。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學逾三千名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並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二萬人。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6]。
其他縣市
4月30日，一名黃姓佛山學生發表公開信，代「頭腦清醒的佛山青年」支持北京學生並表示欽佩。黃亦將其內容張貼為大字報，表示其通過收聽香港商業電台的新聞報導瞭解北京學生的動向，並批評自己學校的「貪污、官僚主義亦較為嚴重」，儘管本校的大部份師生對校長等「都是較為憤慨的,但是我們畢竟是過於保守」，並認爲「我校實行的只是「你是民、我是主」式的民主」[10]。
5月17日，珠海人民廣播電台、珠海特區報的新聞工作者簽名聲援北京學生，並通過傳真將簽名信件發往北京。5月17日上午，中山市孫文學院有80多名師生在市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行動並沿途募捐[22][8][9]。
5月18、19日，全廣東有多個縣市響應北京號召進行遊行，例如在江門的五邑大學、江門教育學院，湛江的水產學院、醫學院、雷州師專、湛江教育學院、湛江廣播電視大學，梅州的嘉應大學，佛山的佛山大學、教育學院，獸醫專科學校，珠海的教育學院、電視大學、技工學校，潮州的韓江師範、韶關的韶關大學、教育學院、曲江電大，肇慶的教育學院、肇慶師專(西江大學)，電白的師範、教師進修學校、電視大學的師生等，各地人數從近千到兩千不等[23][24][25][26][27][28][29][30]。在肇慶，市委書記陳邦貴、市長唐長安，在梅州，副市長何萬真、游寧豐均與遊行學生進行對話，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車送學生回校。
5月18日上午，珠海教育學院的近800名師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遊行隊伍行至珠海市委、市政府大門前時,有幾名幹部拉着標語加入到遊行隊伍中。此後，遊行隊伍離開,邊喊口號邊行進。整個遊行有不少市民觀看。下午，珠海市電視大學、教育學院、財貿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遊行[9][14]。
5月18日下午，佛山大學、教育學院2000多名學生，200多名教師上街遊行，並進行募捐，聲援北京的絕食請願。晚上7時，他們遊行到佛山市政府大院，由學生代表向佛山市領導遞交請願書。佛山市長盧瑞華和學生見面，並回答他們的問題。遊行隊伍到晚上8時分別乘車回學校[14]。當日，肇慶有3000多學生上街。汕頭市則有兩千多師生上街遊行，併到市政府前請願，與時任市長陳燕發對話[11][13]。
5月19日上午，珠海繼續有電視大學等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遊行，他們向有關的負責人遞交了請願書。當日，佛山市政府辦公室發出《關於維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有數百學生在佛山市政府前靜坐。惠州從5月18-24日，連續有惠陽師專、西北紡織學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數千學生上街，市長李近維、副市長李鴻忠與學生對話[31]。三水、茂名亦有學生響應遊行[22][1][32]。
5月24日，汕頭、珠海、陽江、惠州等市繼續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學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靜坐請願[33]。東莞中學、莞城一中、理工學校、廣東藝師班及華工代培班約2000名學生遊行後聚集市政府門前靜坐,遞交請願書,經市政府派出人員溝通後解散[34]。佛山大學、教育學院、市農機學校、市紡織工業學校，衛生學校、南海電視大學、南海師範學校也有學生舉行環市遊行[27]。期間，深圳有學校的飛虎隊直接派人到惠陽淡水鎮的崇雅中學串聯，張貼標語。中學校園內出現了大字報。並有人先後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長辦公室，要該校校長允許該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罷課等[35]。
六四清場之後，6月5日，新會的衛生學校、師範學校學生上街遊行，並在會城鎮新會縣政府門前靜坐，遞送請願書，呼喊支持「六四」的口號[36]。 6月6日，廣東至湖南方向鐵路被堵，部分鐵軌被撬，致使六列客車被堵，九千餘名旅客被困。[37]江門五邑大學、幼師也有上街遊行，並張貼大小字報，做花圈，抗議北京鎮壓[24]。在惠陽淡水鎮，人們到銀行擠兌,市場糧價飛漲。有人打匿名電話給崇雅中學校長，要其下令全校課間默哀三分鐘，同時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該校學生響應[35]。
6月8日，韶關、汕頭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佛山大學發起組織「佛山高聯自治會」。有的學校搞「追悼會」，將花圈送往烈士陵園[38]。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當局的信息封鎖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對北京情況並不知情。香港一些社會團體在六四後，通過長途電話致電廣東各地，通知其北京鎮壓的信息，也有汕頭市民回復港方指，因為每日收看中央電視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體情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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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6月6日，海珠區召開宣傳幹部會議，「傳達市委緊急會議精神，部署開展有關制止動亂，穩定局勢，從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宣傳工作」。廣州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負責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別發表談話或召集各種會議，「號召全市工人、青年、婦女和衷共濟，維護廣州安定團結局面」。廣州軍區在6月7日致電函，堅決擁護中央平息六四風波。廣東省政府在6月8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迅速穩定經濟，穩定大局，鞏固和發展廣東改革開放的成果」。省高教局發言人在同日發表談話，「呼籲我省高校廣大師生，共同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為維護廣東的安定團結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廣東各報刊登於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的消息。6月10日，駐廣州的海陸空軍代表在廣州軍區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
6月8日，中山大學已有8名美國專家、12名西德留學生和2名日本留學生返回本國，還有16名外國專家和留學生已辦妥去香港的手續[40]。6月28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中省高教局彙報，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復上課，「至6月24日，暨南大學有小部分港澳華僑學生還沒有回校，上課人數為91%，其餘高校上課人數達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學秩序恢復正常」。
六四後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對廣東工廠的投資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紐約時報評論認為趙紫陽曾在廣東工作16年，當地多位官員為其親信，因此廣東成為六四後北京重新集權的潛在目標，影響廣東的特殊地位[41][42]。深圳大學在事後遭到全面整肅，同情學運的校長羅徵啟被深圳市紀委宣布開除黨籍與公職，其後亦被多次調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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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政府在6月15日發出《「關於解散「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該組織被作為非法組織解散[44]。廣州市政府發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廣州高自聯領袖「從速到市公安局登記」。7月5日，廣州市政府發出《關於解散「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取締廣州工自聯，敦促該組織領袖必須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記」[17]。
相關的領袖，隨後也遭到中國司法的相應處置。例如廣州學生愛國聯合會副主席易丹軒，當時為廣東商學院企業管理二年級學生，在示威期間領導學生上街集會、絕食。易丹軒在六四後在廣州被捕，遭關押一年半後受審，被控以「擾亂社會秩序」，判刑兩年，並於1991年出獄，92年赴美留學[45][46][47][48]。中山大學教師陳破空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又於1993年被判處兩年勞教[49]。
當時26歲的廣州海員學校教師陳志祥亦因為六四後的6月7日，攜帶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廣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環市中路的圍牆上寫下二十多米長的十字巨型標語，被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罪「從重從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標語的內容是「攻擊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煽動群眾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46][50]。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嚴時，舉著長橫幅，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華南理工學生張強被學校要求退學，並無法正式畢業。此後由於華南理工、當地公安局與法院之間相互推卸責任，其戶口被註銷成為「黑戶」[51][52]。
6月11日,韶關公安機關拘捕張貼反共標語的香港人郭文深。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的21名北京高自聯領袖馬少方在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山派出所投案自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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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後，廣東當局加強了對信息的審查。廣州各大公司的傳真機被當局派員看守，若認為接收消息可疑即會檢查。廣州和深圳的長途電話常受到干擾。羅湖等口岸的聯檢也對香港旅客攜帶的物品加強檢查，禁止香港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流入。廣州市民部分能通過香港廣播電台獲得關於北京的報導，但近郊地方無法接收信號[53]。許多居民和幹部住宅安裝的可以接收香港電視信號的魚骨天線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眾抱怨廣東電台節目無法收聽收看相關的新聞，也有廣東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鎮壓後對新聞機關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滿。珠江台的點歌節目「想點就點」則改變過去歡快的風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等旋律沉重的歌曲[54]。
多數北京的民運領袖，經廣州工自聯和香港支聯會協助，通過收買武警、基層幹部與蛇頭等方式，從廣東逃出。同時廣州工自聯據點移至暨南大學，仍繼續地下運作，協助通緝學生領袖隱藏和外逃，部分行動（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導致成員被捕[1][55]。廣東省公安廳也在7月17日証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陳澤偉「涉嫌參與偷運民運分子離開大陸」，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秦國東、梁灶華在7月24日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獲釋回澳門。
7月中旬後，中央加大了對廣東、海南等地參與者的清算與外逃的打擊，嚴令廣東、海南加強邊防，杜絕民運人士外逃，但仍有趙紫陽親屬逃出。8月中旬，李瑞環帶領公安、武警宣傳部等領導進駐廣東，召開南方四省宣傳會議，調動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電視、加強沿海檢查，並撤銷此前同情學運的中上層幹部職務，沒收廣東外事活動幹部或出國考察幹部的公務護照，在主要公路廣深、廣汕、廣湛、廣海加強檢查，嚴防通緝的民運份子外逃，由武警總隊副政委長駐深圳、廣東、海南至縣一級沿海口，由武警埋伏[1][55]。同時，六四期間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處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聯與學自聯領袖，並將政治罪名改為經濟犯罪以阻礙外逃者獲得庇護，此舉導致廣東民運人士大量外逃，如陳紹泰、鄧紹琛等人。期間，三個從北京逃亡的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在由廣州工自聯、港支聯會安排從湛江外逃時被捕獲，廣州工自聯在暨南大學的聯絡點被查出，幾位香港支聯會協助內地民運領袖外逃的成員也被誘捕。10月後，中央進一步調整廣東與海南領導層[55][1]。
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也稱抓獲了參與策動運動的「台灣軍事情報局特務」多人，指張益、吳繼東二人「按照臺灣特務機關的指示，接收和傳播臺灣廣播電臺編造的謠言，並向臺灣特務機關密報廣州地區情況」。10月23日，張益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吳繼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8月，大埔縣公安局指抓捕台灣特務、大埔縣人陳樹根，向台灣投遞反革命信件，「建立反共救國軍」「準備武裝暴動，攻打各縣」，被判處7年徒刑[1][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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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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