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廣東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廣東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參與者還包括從在廣東就學的香港、澳門學生，或專程入境聲援的香港、澳門民運支持者。其中最大規模的抗議發生在廣州和深圳，而據部分親歷者指，廣東的抗議示威範圍波及全省，波及面達到縣一級^[1]。

全廣東抗議的高峰發生在五月中下旬，並因19-20日中國總理李鵬發表講話、北京宣布戒嚴等事件而達到高峰。5月17日，中山市孫文學院有數十師生在市區遊行聲援北京^[2][3]。5月18、19日，全廣東有多個縣市響應北京號召進行遊行，例如在江門的五邑大學、江門教育學院，湛江的水產學院、醫學院、雷州師專、湛江教育學院、湛江廣播電視大學，梅州的嘉應大學，佛山的佛山大學、教育學院，獸醫專科學校，珠海的教育學院、電視大學、技工學校，潮州的韓江師範、韶關的韶關大學、教育學院、曲江電大，肇慶的教育學院、肇慶師專(西江大學)，電白的師範、教師進修學校、電視大學的師生等，各地人數從近千到兩千不等^{[4][5][6][7][8][9][10][11]}。

在肇慶，市委書記陳邦貴、市長唐長安，在梅州，副市長何萬真、游寧豐均與遊行學生進行對話，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車送學生回校。18日，肇慶有3000多學生上街，汕頭市有兩千多師生上街遊行，併到市政府前請願，與時任市長陳燕發對話^[12][13]。5月19日，佛山市政府辦公室發出《關於維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同日有數百學生在市政府前靜坐。惠州從5月18-24日，連續有惠陽師專、西北紡織學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數千學生上街，市長李近維、副市長李鴻忠與學生對話^[14]。三水、茂名亦有學生響應遊行^[2][1][15]。

5月24日，汕頭、珠海、陽江、惠州等市繼續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學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靜坐請願^[16]。東莞中學、莞城一中、理工學校、廣東藝師班及華工代培班約2000名學生遊行後聚集市政府門前靜坐,遞交請願書,經市政府派出人員溝通後解散^[17]。佛山大學、教育學院、市農機學校、市紡織工業學校，衛生學校、南海電視大學、南海師範學校也有學生舉行環市遊行^[8]。期間，深圳有學校的飛虎隊直接派人到惠陽淡水鎮的崇雅中學串聯，張貼標語。中學校園內出現了大字報。並有人先後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長辦公室，要該校校長允許該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罷課等^[18]。

據親歷者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蕭亞群稱，當時廣東抗議的特點是推動改革開放議題，籠絡體制內知識分子、中下層幹部及新聞界參加，並藉助反對「官倒」與分配不公，針對廣東數千家與中央委員相關的公司，由工自聯披露其「倒賣許可證、囤積居奇」等行為，鼓動工人、廠長及市民參與，同時也結合香港前途問題，提出香港高度自治與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體宣傳反過來擴大參與規模^[1]。

六四清場之後，6月5日，新會的衛生學校、師範學校學生上街遊行，並在會城鎮新會縣政府門前靜坐，遞送請願書，呼喊支持「六四」的口號^[19]。 6月6日，廣東至湖南方向鐵路被堵，部分鐵軌被撬，致使六列客車被堵，九千餘名旅客被困。^[20]江門五邑大學、幼師也有上街遊行，並張貼大小字報，做花圈，抗議北京鎮壓^[5]。在惠陽淡水鎮，人們到銀行擠兌,市場糧價飛漲。有人打匿名電話給崇雅中學校長，要其下令全校課間默哀三分鐘，同時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該校學生響應^[18]。

6月8日，深圳、韶關、汕頭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佛山大學發起組織「佛山高聯自治會」。有的學校搞「追悼會」，將花圈送往烈士陵園^[21]。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當局的信息封鎖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對北京情況並不知情。香港一些社會團體在六四後，通過長途電話致電廣東各地，通知其北京鎮壓的信息，也有汕頭市民回復港方指，因為每日收看中央電視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體情況^[22]。

深圳

4月

4月25日，深圳大學學生會收到北大學生電話後，決定於4月27日起罷課三天，但稱「考慮到深圳外來人員多，怕被壞人利用」，不計劃上街遊行^[23]。

5月

5月4日，全國各地爆發五四大遊行。5月5日，來自於深圳特區報、深圳法制報、蛇口通訊報、深圳商報、特區經濟雜誌社、光明日報駐深記者站、深圳電視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十餘家新聞單位的逾百名新聞從業者聯名致電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參加遊行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和 《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致敬」，並要求上海市委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處理」，呼籲保障新聞自由，「我們需要自由的講真話的環境」，「允許民間辦報和容忍多種聲音存在」^[24][25]。

5月17日，深圳大學三千多名學生上午遊行到深圳市政府遞交請願書，並且由師生募捐六萬餘人民幣和萬元港幣支援學運與示威^[3]。5月18日中午，「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深圳高自聯）在深圳大學成立，並有百餘名學生宣佈絕食，也有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12][26][13]。同日包括深圳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羅征啟在內的深圳大學全體中共黨員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通電認為中共中央對待學運嚴重失誤，「使國家真正地處在動亂的邊緣」。深圳大學師生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萬人簽名^[24]。

5月19日，深圳市二百多人在市政府門前靜坐，並有自稱「愛國同盟」的傳單寫「我們要保衛民主，不要萬王之王」暗指鄧小平^[27][28]。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體連續四天待命，全日留守辦公室應對示威遊行與突發狀況^[29]。

國務院總理20日宣布北京戒嚴後，5月22日，深圳大學成立了「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逾三萬名大中學生、記者、企業員工等各界民眾在深圳大劇院廣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學生灑熱血,爭民主可歌可泣,李鵬違民心,施暴力遺臭萬年」、「我為中華哭民主,不信春風喚不回」等，並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當中指「李鵬背棄民意,與人民為敵,一場民主與專制、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勞不可免」^[30]。路透社消息稱，參與遊行的人數達十萬，占深圳市人口 20%。香港電台廣播，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一批學生，將於23日到深圳與大學生匯合後到廣州^[24]。

6月

6月2日，大公報報導深圳大學教學秩序已經基本恢復。百餘名此前到北京聲援靜坐的深圳大學學生大部分回到學校復課。也有學生表示「正常上課不表示不關心國事」，並認為「無限期罷課並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31]。

六四鎮壓之後，6月6日，深圳當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車輛不能直通廣州，香港車輛只能到深圳，不能進入廣東其他地方。但稍後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釋。有媒體報導與廣州軍區的調動有關^[32]。6月6日，為響應「空校行動」，有1千多名學生離校返鄉。深圳市3千多名中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北京出兵，集會後，抬着花圈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2萬人^[2]。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學逾三千名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並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二萬人^[24]。

廣州

4月

胡耀邦去世後，4月20日，廣州部分學生在中山大學學生陳衛（來自四川）的帶領之下遊行悼念胡耀邦到海珠廣場。廣州市政府當局派警察到海珠廣場環形欄杆外進行合圍式警戒。陳衛是唯一發表演講的人，題目是《海珠廣場宣言》。集會結束後，以遊行的方式回校。

4月22日，北京官方舉行胡耀邦追悼大會。廣東省市黨政機關在同日上午於廣州珠島賓館舉行追悼會，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主持。數百名顧客在同日上午於廣州東山百貨大樓觀看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隆重舉行的胡耀邦追悼大會。廣州各大專院校也舉行不同形式追悼胡耀邦活動。當日，中山大學等校數萬名學生集會、遊行，有師生設置靈堂悼念胡耀邦。此後高校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呼籲成立組織，制訂行動綱領。有的還要進行募捐，準備到各地大學進行串聯。有人在宿舍用白布製作輓聯，學校飯堂前面也貼了大小字報及標語二十多張，表達希望實現民主的訴求。活動總體非常有秩序^[33]。

4月24日，北京高自聯呼籲每個學生寄出十封信給全國各地，另決定派出二百至三百學生代表前往其中包括廣州的全國十五大城市演講、聯絡。4月26日，廣東高校的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呼籲成立組織，制訂行動綱領。有的要進行募捐，準備到各地大學進行串聯。華南理工大學從4月下旬起陸續出現大、小字報^[34][35]。

四二六社論出台後，27日，廣東省高層舉行會議，強調對學生應加強疏導和對話。也有中大學生認爲與政府對話應該有正當的渠道，避免過激的宣泄行動。大公報的報道則指有部分學生，尤其是重點院校的北方籍學生，更強調應肯定北京學生的「愛國熱情」。重點大學校園中繼續出現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僚，呼籲罷課的大字報，但總體平靜^[36]。

廣東省市黨政機關舉行傳達四二六社論精神的會議。廣州市委召開市、區（縣）、街（鎮）三級黨委書記會議在1989年4月24日~29日。會議期間，市委書記朱森林當天在大會上宣讀了四二六社論，要求「各級領導和共產黨員幹部及全市人民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社論的精神實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反對動亂」。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方苞亦在4月28日於廣州珠島賓館向省六套班子成員通報部分省、市的抗議或騷亂情況，「傳達中共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精神」。廣州海珠區、天河區等黨委、區政府在同日召開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中央、省、市「有關反對動亂的指示精神」。4月29日，暨南大學104名研究生聯名簽署了「五四」大罷課倡議書，聲援北京的學生^[37]。

5月

5月2日，廣州當局在廣州醫學院會議廳舉行市屬高校學生紀念「五四」座談會，市委書記朱森林，市領導張漢青、劉念祖等出席並與學生對話。廣州市屬高校學生代表近30人參加。5月3日，廣東省委書記林若也在廣州友誼劇院，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官方舉行的紀念五四70周年集會中表示，理解抗議民主「消除腐敗」的訴求，廣東青年「應該珍惜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並希望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自覺抵制可能誘發動亂的言論和行動，維護廣東穩定的局勢」「按照法律程序推進民主建設」^[38]。同日，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廣州高自聯」）宣布成立，以此為名義印製的傳單散發到各院校，準備第二天的五四遊行，並提出「七點要求」作為訴求^[39]。

一、切實保障公民的新聞自由,要求新聞立法,開放報禁,恢復《世界經濟導報》 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

二、公布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財產及收入。

三、對「精神污染」及「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運動進行重新評價。

四、要求國家安全部、統戰恢部取消對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控制和監視。

五、增加教育經費 ,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六、盡快實現人民代表直接、自由、公正的選舉。

七、要求承認學生運動的合法性、正義性。

5月4日晚，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大，廣州美院、中山醫科大學以及少數港澳學生等數千名學生從中山大學出發遊行，學生在中大第四飯堂貼出「告中大同學書」，隨後遊行隊伍走出校門，向海珠廣場進發。在中山大學門口有數萬民眾圍觀，遊行在校門口遇到警察攔阻，學生衝破警察封鎖線。學生糾察隊帶白袖章維持秩序。警察為維持交通秩序，不准遊行隊伍走快車道，只能沿慢車道和行人路行進。在海珠區小港新村前，公安組成警戒線，到學生隊伍到來即開路。沿途圍觀者數十萬人，使得當晚交通堵塞。遊行隊伍兩邊由學生組成的自行車隊保護，並沿途散發「告廣州市民書」。學生呼喊「五四精神永存」、「擁護改革」、「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要求新聞自由」等口號，散發《七點要求》。遊行隊伍沿江南大道至海珠廣場，與在此處等候的學生匯合，一起向目的地廣東省委、省政府所在地進發，並經中國大酒店、起義路、經越秀公園門口轉入環市路，直至烈士陵園，並發表演講後返校，大概從晚上7時持續到5月5日凌晨3時。廣州電視台，廣東電視台、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媒體記者大批尾隨遊行隊伍採訪。廣州市政府表示，廣州高自聯成立為非法，遊行活動也違反相關治安規定，但出於愛護學生的目的採取克制態度，希望學生「維護安定團結」^{[40][39][41][42]}。

5月16日至17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華。16日晚，華南師大、華南理工學院、暨南大學等校數千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17日下午，21所高校一萬二千多名學生在廣州市遊行，並集聚廣東省政府前進行演講和募捐，同日有6名廣州科研所的年輕人在廣東省政府門前開始絕食24小時^[43][3][35]。

5月18日，廣州參加遊行的院校由10多所增加到24所，人數達兩萬人。遊行隊伍從上午開始從各校園出發，到達省政府前面靜坐。廣東省政府所在的東風路一帶擠滿人潮，有的學生在省府門前發表演說,有的隊伍離開省府門前後,在市內主要街道遊行,學生中絕食的人數也有所增加,達40多人。其中有學生因體力不支出現病情。高校的部分教師也組成了聲援團,加人遊行隊伍,不少高校的領導教師來到現場看望學生^[15][26][13]。

5月19日，「廣州高校愛國聯合會」成立，宣稱「以南國兒女的行動支持北京」，白雲山製藥廠亦向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大學生捐贈價值十萬元的藥品，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從白雲機場空運到北京^[44]。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同日晚上在廣州有上千大學生在廣州市政府門前集會，不滿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親歷者華南理工大學化機系大三張強形容當晚「華南理工的學生們群情激憤」，「我們認為他這是違反憲法、違反法律的行為，會給國家造成很大災難的」^[45]。

5月20日上午，中山大學等校七八萬多名學生舉行環市遊行，使沿途交通阻塞。公安派出大批人員沿途開路。由於天氣惡劣，在省政府門前靜坐的部分絕食學生已超過一百人，絕食的學生也有部分退返校園。亦有一二千名學生準備乘火車赴京被勸回^[46][47]。中共廣東省委、省人民政府則在同日召開省直機關廳局以上幹部大會。中共廣州市委在同日召開局以上領導幹部會議，號召「全市廣大黨員、幹部、職工、學生及居民群眾認真學習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廣東省人大代表劉佩瓊則稱「中央的做法（戒嚴令）是製造恐慌，令國家聲譽跌至零點，此間的投資及其他政治經濟支持都會轉離，使中國變得孤立無援」^[40]。

5月21日下午4時開始，十多所高校逾萬名學生沿着環市路、東風路、中山路等街道進行環市遊行，抗議北京戒嚴令，呼喊「踐踏憲法絕沒有好下場」、「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打出「打倒獨裁」、「打倒專制」、「李鵬滾下台」、「戒嚴令，獨裁的宣言，民族的恥辱」、「人民罪人請自盡以謝天下」等橫幅，並向民眾散佈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導內容^[40][48][49]。遊行隊伍亦包括「廣州標緻汽車公司職工聲援團」、 「廣州市民聲援團」 及《廣州日報》、《 亞太經濟時報》的部分編輯、記者，全市交通阻塞癱瘓^[50]。廣東省府門前有三排武警席地而坐封鎖了省府的大門。 數百名學生糾察隊亦排成人牆,維持秩序。 到了晚上，人數越來越多，省府門前聚集的數萬示威者繼續從省府出發，沿倉邊路、北京路 、海珠廣場、下九路遊行，持續到次日凌晨。有學生停止絕食，此前從18日開始絕食的學生被政府安置在兩部大型客車內，有不少被送院救治，中山醫科大學、暨南大學醫學院、廣州醫學院的學生也組織醫療隊在現場進行護理。部分學生宣佈停止絕食，廣東與廣州紅十字會也從10間醫院組織醫療隊^[51]。同日，中山大學中文系二十二名教授副教授聯合簽名，向廣東新聞界致公開信，要求新聞界「做出表率」「報導真實情況」，「反對新聞封鎖」^[52]。

廣州工自聯亦於5月20日前後成立，受北京工自聯及香港支聯會的啟發和策劃。其核心成員包括廣州萬寶集團總經理鄧紹琛、三水強力啤酒廠總經理陳紹泰、深圳國際信託公司瀋水根、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蕭亞群和王永光，以及來自白雲山製藥廠、深圳蛇口管委會、廣州冶金工業研究所及廣州造紙廠、皮鞋廠、鋼鐵廠、化工廠以及省社會科學院、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佛山、珠海、江門、肇慶等地的代表共三十多人。在北京絕食之後，由香港支聯會協助建立的「廣州工自聯」組織1000人在省政府門前靜坐聲援，並在北京戒嚴後籌集110萬元，用於包圍省政府人員的伙食、車輛及救援開支，由工自聯與學自聯聯合組織5000人日夜包圍省政府^[53]。

5月22日，續有數萬名學生和其他人士遊行，呼喊「鄧獨裁，李奴才，楊蠢才，快進棺材」、「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省政府前的戒備比此前放鬆。報道指當日市民和工人的比例「明顯增多」，但總人數相較21日減少，主要以中專學校為主，如廣州師範學校、華南理工大學、廣州粵劇學校、廣州潛水學校及花城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並有「廣州市民示威志願團」的橫幅。安置絕食學生的兩部大客車成為廣州高自聯的臨時指揮所，周圍有學生糾察隊組成的糾察隊，並由車上的高音喇叭廣播北京的消息和指示遊行路線。 廣州各高校也在各主要路口進行為北京學生募捐的活動，設立了十多個募捐點。學生領袖當日亦表示此後的遊行會盡量選擇晚上時間舉行，避開交通高峯, 減少經濟損失^[40][54]。當晚，廣州、香港、澳門、深圳數十萬學生和各界人士在廣州，冒雨參加由廣州高自聯組織的遊行，高呼「李鵬下台」、「支持紫陽」等口號。中山大學一百三十名中共黨員幹部、教師和學者聯名發出《致中共中央公開信》，緊急呼籲中共中央「不要動用武力對付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同時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批學生，到深圳與廣州學生會合^[40]。

5月24日，李鵬與廣東省長葉選平談話。對於中共中央領導李鵬、楊尚昆19日的講話，葉表示廣東省委常委擁護中央方針問題不大，但「廣東情況複雜，可能在幹部群眾中波動較大」。省委書記林若擁護中央決定，但「擔心廣東開放政策會變，對港澳影響大，做幹部的工作有一定難度」^[40]。而自從19日李鵬講話之後，廣州各新聞媒體都終止了對學運的報導。20日的遊行當中有數十作家和新聞工作者表示聲援，但傳媒隻字未提。部分新聞工作者對做法表示不滿，認為新聞應該反映民意，反對新聞封鎖。有報社負責人則指不報導的原因是因為怕「分寸掌握不好」而被處分。直到22日，廣州各報刊，如羊城晚報、南方日報和廣州日報在沉默數天后開始在頭版報導當天的遊行新聞，但不提及當中的標語和口號^[55]。

5月22日，廣州軍區、省軍區召開機關幹部大會，要求「全體指戰員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團結一致，嚴守紀律，穩定局勢，保衛改革開放成果」。廣州市從化縣政協常委會在同日舉行會議，「學習李鵬總理在首都黨政軍領導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擁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和衷共濟，維護安定團結」。

5月23日，由香港十三間大專院校163名學生組成的隊伍，白天製作了三十多條橫幅，攜帶大量宣傳品。在紅磡體育館誓師後，從火車站乘火車經深圳到廣州。據港媒報導，香港學生隊伍原本預料過關可能會遇到問題，並計劃若入境深圳失敗就會在海關靜坐抗議，但其在通關時似乎獲得刻意安排，學生火車到達羅湖後，口岸聯檢大樓的公安立即為其安排入境，經過數分鐘即令全部人出關，亦無例行行李檢查。在廣州車站亦有公安人員開路，讓香港學生前往越秀賓館^[56][57]。晚上十點，包括香港澳門學生在內的五十萬學生、新聞界與社會人士，以「粵港澳環市大遊行」的名義從廣東省政府前出發遊行，以兩部配置高音喇叭的宣傳小汽車開道。隊伍打頭的汽車是廣州市某小汽車出租公司的司機「未經上級同意」開來為遊行當引路與指揮用的。隊伍前頭打着中國國旗、「廣州市民志願遊行團」和「省港澳愛國民主大遊行」橫幅。帶頭的廣州社會青年沿途高呼「打倒李鵬」和「歡迎加入」等口號。當天廣州陣雨不斷，東風中路數千米的路段被人流堵塞^[58]。

遊行隊伍長達數里，並展示「李鵬戴手銬」、「大掃帚掃走小瓶子」（暗指鄧小平）的海報，呼叫或展示「省港學生心連心」、「反對封鎖新聞」、「打倒李鵬」、「聲援北京學生」、「還政於民」、「打倒獨裁」、「結束老人政治」、「調兵是動亂之舉」、「逆民者亡」、「鎮壓學運的人絕沒有好下場」、「反對軍管」、「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等口號或口號，沿解放北路、流花路、人民路、南方大廈、同福路，最後抵達海珠廣場，並持續到次日凌晨。由於當時謠傳李鵬下台，更有人將遊行名稱改為「省港勝利大遊行」，點放鞭炮慶祝^[56]。海珠廣場在遊行開始前就開始聚集了數千市民，連同部分的學生及「廣州市民聲援團」，在場高聲討論時政，開廣播放送新聞，等待遊行隊伍到來。也有人在廣場展示「阿斗誤國華夏痛恨李鵬去，全民覺醒神州呼喚紫陽回」的對聯^[59]。晚上11時，華南理工大學的隊伍最先到達廣場，廣場上響起了歡呼聲。遊行沿途有十萬市民沿途歡迎或圍觀遊行，並且時時爆發掌聲。遊行隊伍中包括三百名專程到廣州參與的香港學聯學生（晚上八時乘火車到廣州）、佛山與深圳大學的學生和暨南大學的大部分港澳學生^[58]，以及從黃埔的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過來的工人隊伍^[60]。隊伍前後左右都有學生糾察隊手拉手護衛，警察亦把手各個路口疏導交通，數萬輛學生和市民的單車、摩托車均露天停放在路邊直到凌晨，並未出現被盜^[61]。

在遊行過程中，也有部分團體展現出具有其特色的標語或口號，強力啤酒廠的工人口號為「強力為學生加油」、廣東醫藥學院的橫幅有「李鵬得症，對政下台」，作家們的橫幅宣稱「一九八九，專制末日，民主之年」，星海音樂學院的學生則吹着小號，高唱國際歌，也有一個橫幅題為「今日影訊」、借用《最後的瘋狂》電影為名，註明「由李鵬領銜主演」，「此片譽滿全球，榮獲法西斯最高獎」。香港學聯的學生舉著巨大黃色標語，引入注目，並沿途向觀眾派發複印的香港報紙資料。中山大學有人用四塊大布做成四個巨大的「醒」字，表示「廣東人民不會再沉默」^[59]。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廣東電視台、珠江經濟廣播電台、中國金報、亞太經濟時報等十多個新聞單位的記者編輯，新華社駐廣州五十多個記者職員，亦到廣東省府前參與，並打出「良知、真識」、「反對新聞封鎖」、「人民有權利知道國家大事」、「要求新聞自由」的標語旗幟，也有「港澳新聞出版界」的招牌出現在遊行中，並受到群眾歡迎。有市民表示，因為北京戒嚴之後廣州報紙、電視台有關學潮的新聞基本消失了，只有通過香港的報道才能了解情況，因此遊行隊伍中亦出現「感謝香港新聞界」的巨幅標語^{[40][48][62][63][58][59]}。凌晨三時，遊行學生陸續返校，學校沿街的大排檔因此生意興隆^[61]。

一名廣州外國領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認為廣州當時以「經濟繁榮」「商業聞名」，因此其民運的規模「出乎意料」，也有參與者受訪時指其從演講者的口音中，認爲廣州活動中最積極的參與者往往是外省籍的學生與人士^[62]。大公報的評論則認為，此前「外省人眼裏的廣州人只顧「搵」錢，不問政治」，但廣州街頭的罕見大遊行會改變人們的看法^[59]。

在多日連續的遊行中，很多市民下班後就到省府前的學運指揮部詢問北京消息和日後廣州的安排，或討論時政局勢。5月24日白天，廣州市內沒有遊行，仍有二十多名學生在省政府門前靜坐，不時發表演講^[16]。也有學生領袖表示廣州市內已經連續多日組織大規模遊行，學生和市民需要休息。駐守的「自治學聯指揮部」指，政府只要未答應學生要求，學生就不會停止組織遊行示威^[40][61]。高自聯亦考慮不再擴大遊行運動，以便「加強宣傳工作」，使「民主及言論自由的信息」普及到工人階層。時任香港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則認為香港和廣州學生的合作非常成功，並希望能夠加強聯絡，推動「全國性學生會議」^[64]。

5月24日下午四時許，八名香港婦女協進會的人舉着「香港婦女聲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牌子在廣東省政府門前發表聲明，支持北京學運，呼籲撤銷戒嚴令，圍觀群眾達五百餘人^[16]。當日，廣州高自聯也進行改組，選舉出7個常委進行聯絡和組織。當中兩人來自暨南大學、中山大學、中山醫科、華南師範、華南工學院和廣東醫學院各一人。下設執行部、聯絡部、宣傳部、後勤部、財務部和學生糾察隊^[61]。

根據廣州公安局的統計，1989年4月26日到5月20日期間，廣州的刑事犯罪與上月同期相比下降。有香港媒體分析這與社會爆發運動，以及警方和學生糾察隊共同維持秩序有關^[61]。此後，北京高自聯組織的「南下民主宣傳團」亦到達廣州。5月28日白天和晚上，廣州學生和市民有千餘人從廣東省政府出發，發動響應當天「全球華人大遊行」的遊行，並有同名橫額。遊行隊伍中主要參與者包括大量的工人和社會青年，遊行到火車站時人數已大量增多^[65]。

5月29日，暨南大學教學秩序基本恢復，學生積極上課和備考。在省政府前絕食的六位暨大學生經過華僑醫院醫生的治療陸續康復。也有人受訪時認為表面平靜的狀態未必能維持很久，仍有港澳學生會將自己訂閱香港報紙剪貼供人們閱讀^[66]。中大、華南理工大學等校的一些教師專門安排時間，給部分同學補課。有學生希望把前段耽誤的功課補回來。5月31日，在廣東省政府前持續半個多月的學生靜坐已經結束，人員撤回校園^[67]。

6月

6月1日上午，十多名北京學生和一名中山大學學生打着「民主自由演講團」旗幟，在廣州美術學院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並抨擊中國領導人，圍觀民眾約200多人，次日中午又有18名學生舉著「北京南下演講團」橫幅先後到華南理工、華南農大演講，呼籲繼續罷課，但響應者均較少^[40][68][69]。

6月2日，廣東省高教局表示廣東四十多所高校的復課率已經達到90%，基本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考試、放假均如期進行。由於遊行時間改到晚上，大部分學生仍能正常上課，即使有停課時間也不長。從5月25日後已經陸續復課。同時，部分高校成立的自治學聯在6月2日也已宣布解散。當中包括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東醫學院、華南工學院、華南師範大學。大公報評論大部分學生對學運熱情已經不高，但仍有部分廣州高自聯的人士積極進行串聯。暨南大學、深圳大學校方也計劃派人到北京勸說該校前往北京的學生返校^[31]。

廣州局勢原本已經趨於平穩，6月4日凌晨，得知北京清場消息的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工學院、華師大、華農大、中山醫學院、廣東教育學院等九所高校1800多名學生，加上其他市民工人數以萬計，頭綁黑巾，抬着花圈、臂戴黑紗，舉着「血債要用血來還」「反對血腥鎮壓」等橫幅、標語上街遊行，並高呼這類口號。然後遊行學生到廣東省政府門前、海珠廣場、烈士陵園等地集會講演、靜坐，悼念北京死者，有人演講，有人獻花圈，一直持續到下午，致使交通幾度中斷。輓聯還包括「千古奇冤，手段何絕」、「燕京喋血，為民何在，同室操戈，向國難者致哀」。廣州解放紀念碑上也拉起來巨大的黑色條幅「為愛國死難者哀悼」，並擺有許多花圈。許多學生站在塑像底座上演講和高叫口號^[70][71][72]。

下午二時，2000多名學生在海珠大橋上靜坐。一批打着「廣州工人」旗幟的人士在交通要道海珠大橋阻欄車輛通行，向過往行人募捐，圍觀者數千，造成交通阻塞，數千輛機動車不能通行。廣州市主要路口和橋樑被一些學生設置了路障。原本已經準備解散的各校自治學聯全部恢復活動，呼籲學生「無限期罷課抗議」。各高校盛傳高校要被軍管，80%的學生離校回家^[71][72]。

一個名爲「中國保衛人權同盟」的組織（中國當局稱爲反革命組織）散發了《告全國人民書》，聲稱中共領導「憑藉在軍隊中篡奪的權力發動了一場反革命軍事政變」，呼籲「號召尚能自由活動的十三屆中央委員、七屆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趕赴廣東，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平息這場反革命武裝政變」^[40][73]。根據當時參與遊行請願與絕食的一名親歷者所說，「因為廣東開放得比較早,看起來比較開明,連政府中的人士私下都對學運表示同情和對中央不滿」，而其從軍區大院的朋友口中得知「廣州軍區已秘密調動部隊進入廣州四郊」,是「直接來自中央軍委的命令,不受地方政府的態度所左右」^[74]。

6月5日凌晨5時許，廣州高校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圍觀群眾達兩萬人。集會中人們高叫「血債血償」、「國難者不死，民主永垂」、「反對血腥鎮壓」等口號。8時30分，中山大學1000多名學生堵住海珠大橋，也有大批廣州大學學生堵塞海印大橋，主要交通路口，在市內的東風中路、北京路、農林下路和海珠廣場，均有大批學生封鎖路口，致使交通中斷。上午11時40分，廣深鐵路公司石牌車站中大道口被華南工學院、華南農學院兩千餘名學生阻住，迫使列車中途停車，也有人在五山路與廣深鐵路交界處臥軌堵截火車，使廣州至香港鐵路交通一度中斷。學生圍車進行宣傳，車上旅客丟下大批香港報紙，學生說香港旅客支持他們，遂將該車放行。一些學生聲稱，凡經該處列車必須停車，經他們向旅客宣傳以後方可予以放行。華南工學院一百多名學生，在京廣線上臥軌抗議，以圖癱瘓交通，經多次勸告後逐漸離去^[75][76][77]。

廣州北上的火車被截斷，只可通到長沙。同時，廣州軍區駐廣州部隊進入戒備狀態，機關門口加強了門衛，部隊在營區處於戒備狀態。社會上出現大量的流言，指解放軍已經在沙河整裝待發，並有從博羅、東莞等地集結的部隊^[78]。隨後軍方指戒備主要是防止社會有人衝擊軍營，也澄清認為廣州市面平穩，不會對學校進行軍管，也無計劃介入廣州市形勢。期間華南理工大學學生亦通過私設廣播點進行宣傳，組織「空校」，導致大一至三年級60%的學生離校，學校停課兩周^[35][79]。

6月5日晚，被阻塞的海珠橋、海印橋恢復通車。6月6日白天，廣州市區的交通逐漸恢復。上午有中山醫科大學、中山大學學生數十人在海珠廣場繼續宣傳演講，但未造成交通堵塞。市區如中山六路和海珠路的的糧店出現排隊人龍，搶購糧食，銀行門口也出現擠提。社會上擔心若廣州戒嚴或出現缺糧現象，大多將全家定量供應的口糧一次買完。部分糧食價格如麵包也有所上升。當日，廣東往湖南方向的鐵路被示威者堵塞，部分鐵軌被撬，致使六列客車被堵，9000餘名旅客被困。暨南大學的100名學生在廣州軍區總部舉行靜坐示威，後被勸離。下午，繼續有近百人打着「廣州聲援團」的橫幅聚集在海珠橋上靜坐演講，造成交通堵塞達九小時之久。中國公安部指其為「不法分子」^{[79][80][81][82][83]}。

6月4-5日，廣州市政府發言人兩次呼籲市民和高校學生「同心同德維護安定團結」，針對廣州市出現擠購、搶購糧油、食鹽現象，宣告廣州市的「糧、油、煤、鹽等生活必需品庫存充裕，保證供應辦法不變」，「希望市民不要聽信謠言」。「廣州近幾天要實行軍管、戒嚴的說法是謠言，望市民、學生不要相信」。在高校內，仍然有人組織規模更小的悼念活動。暨南大學門口的天橋上，掛起七米長的橫幅對聯「悲盡長空民族英魂竟然長逝，怒凝大地中華兒女立即起來」，橫幅是寫着奠字的花圈。在廣州傳言甚多，如謠傳軍隊進城，高校軍管。很多高校學生因恐懼離校回家，也有港澳學生返回香港澳門，或外地學生到同學和親戚家躲避，更有家長從外地開車到學校接走子女。離校的學生約有三分之一（一說80%）。教學也部分停止^[84][2]。

據中國公安部稱，6月7日凌晨二時許，廣州聲援團到海珠橋下一個體戶店「搶麵包吃」，隨後又到一個體戶飯館「要飯吃未逞」，便「砸爛飯館牌子」，並「煽動衝擊廣州賓館，砸爛賓館門窗玻璃」。凌晨四時，廣州市公安機關「採取果斷措施，清理了海珠廣場和海珠橋，當場抓獲19名不法分子，將80人強行帶離現場審查」，其中「廣州市42人，沒有一名是產業工人，也沒有一名是學生。其餘87人均為外省和外地人」^[81][40]。6月8日，美聯社、法新社報道示威者過去兩天所設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2]。

後續

主條目：黃雀行動

事件之後，廣東當局加強了對信息的審查。廣州各大公司的傳真機被當局派員看守，若認為接收消息可疑即會檢查。廣州和深圳的長途電話常受到干擾。羅湖等口岸的聯檢也對香港旅客攜帶的物品加強檢查，禁止香港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流入。廣州市民部分能通過香港廣播電台獲得關於北京的報導，但近郊地方無法接收信號^[85]。許多居民和幹部住宅安裝的可以接收香港電視信號的魚骨天線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眾抱怨廣東電台節目無法收聽收看相關的新聞，也有廣東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鎮壓後對新聞機關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滿。珠江台的點歌節目「想點就點」則改變過去歡快的風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等旋律沉重的歌曲^[79]。

6月6日，海珠區召開宣傳幹部會議，「傳達市委緊急會議精神，部署開展有關制止動亂，穩定局勢，從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宣傳工作」。廣州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負責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別發表談話或召集各種會議，「號召全市工人、青年、婦女和衷共濟，維護廣州安定團結局面」。廣州軍區在6月7日致電函，堅決擁護中央平息六四風波。廣東省政府在6月8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迅速穩定經濟，穩定大局，鞏固和發展廣東改革開放的成果」。省高教局發言人在同日發表談話，「呼籲我省高校廣大師生，共同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為維護廣東的安定團結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廣東各報刊登於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的消息。6月10日，駐廣州的海陸空軍代表在廣州軍區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

6月8日，中山大學已有八名美國專家、十二名西德留學生和兩名日本留學生返回本國，還有十六名外國專家和留學生已辦妥去香港的手續。^[86]隨後，廣州市政府在6月15日發出通告，「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被作為非法組織解散^[87]。廣州市政府發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廣州高自聯領袖「從速到市公安局登記」。7月5日，廣州市政府發出通告取締「非法組織」「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敦促該組織領袖必須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記」。

相關的領袖，隨後也遭到中國司法的相應處置。例如廣州學生愛國聯合會副主席易丹軒，當時為廣東商學院企業管理二年級學生，在示威期間領導學生上街集會、絕食。易丹軒在六四後在廣州被捕，遭關押一年半後受審，被控以「擾亂社會秩序」，判刑兩年，並於1991年出獄，92年赴美留學^{[88][89][90][91]}。中山大學教師陳破空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又於1993年被判處兩年勞教^[92]。

當時26歲的廣州海員學校教師陳志祥亦因為六四後的6月7日，攜帶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廣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環市中路的圍牆上寫下二十多米長的十字巨型標語，被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罪「從重從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標語的內容是「攻擊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煽動群眾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89][93]。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嚴時，舉著長橫幅，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華南理工學生張強被學校要求退學，並無法正式畢業。此後由於華南理工、當地公安局與法院之間相互推卸責任，其戶口被註銷成為「黑戶」^[94][95]。

多數北京的民運領袖，經廣州工自聯和香港支聯會協助，通過收買武警、基層幹部與蛇頭等方式，從廣東逃出。同時廣州工自聯據點移至暨南大學，仍繼續地下運作，協助通緝學生領袖隱藏和外逃，部分行動（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導致成員被捕^[1][96]。廣東省公安廳也在7月17日証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陳澤偉「涉嫌參與偷運民運分子離開大陸」，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在7月24日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獲釋回澳門。

6月28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中省高教局彙報，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復上課，「至6月24日，暨南大學有小部分港澳華僑學生還沒有回校，上課人數為91%，其餘高校上課人數達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學秩序恢復正常」。

7月中旬後，中央加大了對廣東、海南等地參與者的清算與外逃的打擊，嚴令廣東、海南加強邊防，杜絕民運人士外逃，但仍有趙紫陽親屬逃出。8月中旬，李瑞環帶領公安、武警宣傳部等領導進駐廣東，召開南方四省宣傳會議，調動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電視、加強沿海檢查，並撤銷此前同情學運的中上層幹部職務，沒收廣東外事活動幹部或出國考察幹部的公務護照，在主要公路廣深、廣汕、廣湛、廣海加強檢查，嚴防通緝的民運份子外逃，由武警總隊副政委長駐深圳、廣東、海南至縣一級沿海口，由武警埋伏^[1][96]。同時，六四期間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處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聯與學自聯領袖，並將政治罪名改為經濟犯罪以阻礙外逃者獲得庇護，此舉導致廣東民運人士大量外逃，如陳紹泰、鄧紹琛等人。期間，三個從北京逃亡的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在由廣州工自聯、港支聯會安排從湛江外逃時被捕獲，廣州工自聯在暨南大學的聯絡點被查出，幾位香港支聯會協助內地民運領袖外逃的成員也被誘捕。10月後，中央進一步調整廣東與海南領導層^[96][1]。

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也稱抓獲了參與策動運動的「台灣軍事情報局特務」多人，指張益、吳繼東二人「按照臺灣特務機關的指示，接收和傳播臺灣廣播電臺編造的謠言，並向臺灣特務機關密報廣州地區情況」。10月23日，張益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吳繼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8月，大埔縣公安局指抓捕台灣特務、大埔縣人陳樹根，向台灣投遞反革命信件，「建立反共救國軍」「準備武裝暴動，攻打各縣」，被判處7年徒刑^[1][97][7]。

六四後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對廣東工廠的投資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紐約時報評論認為趙紫陽曾在廣東工作16年，當地多位官員為其親信，因此廣東成為六四後北京重新集權的潛在目標，影響廣東的特殊地位^[98][82]。

另見

• 六四事件
• 六四事件中的澳門
• 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