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名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期间，在当时广州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大会出席代表共196人，孙中山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及谢持任主席团成员。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此次会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日期	1924年1月20日－30日
地点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 （有争议） →

背景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文为大会主席。

主条目：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护法运动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后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和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孙中山得以在1923年3月回广州。同年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会议

大会进行过程中，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去世。孙文得知后于1月25日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席身份向大会提出“哀悼列宁提案”，提议用大会全体名义发一电报哀悼列宁，并延会三日，下半旗致哀，同时拍发唁电。大会根据孙的提议，先请俄国代表鲍罗廷介绍列宁，由伍朝枢翻译。讲完后，经表决通过电文“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唁列宁电”，并特休会三日以志哀悼^[1]。

孙文还专门致电加拉罕表达哀悼，又致函契切林称：“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造的大厦。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1]

孙文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本次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以总理为主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之最高权力机关。

重要决议：

1. 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
2. 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政纲》。
3. 通过《纪律问题及海关问题案》。
4. 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

1924年广州街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生主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由鲍罗廷用英语起草，瞿秋白翻译，最终发表^[2][3]。国民党一大宣言分为三个部分。宣言第一部分“中国之现状”反驳和批评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几种政治学说，包括“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三民主义”。^[4]。

国民党认为立宪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又认为“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对于联省自治派，国民党认为其“反欲借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

对于和平会议派，国民党认为“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盖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对于商人政府派，国民党认为商人不能代表民众利益，“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

宣言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指国民党的主义就是孙文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宣言第三部分“国民党之政纲”，分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两部分，共22款。对外主要有“取消不平等条约，重订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保证偿还中国所借外债。但贿选僭窃的北京政府所借外款，不负责偿还”。对内主要是规定省、县自治的办法，实行普选制，改良农村组织，制定劳工法，厉行教育普及、国家规定土地法等等。

组织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24人）

•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上海执行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 汪兆铭（1883-1944，浙江绍兴），中央主席团委员
• 张静江（1877-1950，浙江吴兴）
• 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
• 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
• 居正（1876-1951，湖北广济），中央常委内务部总长
• 戴季陶（1891-1949，浙江吴兴），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常委
• 林森（1868-1943，福建闽侯），大元帅府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
• 柏文蔚（1876-1947，安徽寿县），讨贼军第二军军长
• 丁惟汾（1874-1954，山东日照），北方执行部工人部部长和秘书处常委
• 石瑛（1878-1943，湖北阳新），广州市政府工程师
• 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中央常委兼青年部部长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大元帅府大本营秘书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 覃振（1885-1947，湖南桃源），负责湖南省党务工作
•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中共党员中央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 石青阳（1879-1935，四川南里），四川讨贼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东边防军总司令
• 熊克武（1885-1970，四川井研），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 李大钊（1888-1927，河北乐亭），中共北方区委书记
• 恩克巴图（1888-1944，察哈尔省），察哈尔省党部执委
• 王法勤（1870-1941，河北高阳），中央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北京执行部执委
•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上海大学校长
• 杨希闵（1886-1967，云南宾川），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兼粤赣湘边防督办兼第一军军长
• 叶楚伧（1886-1946，江苏吴县），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妇女部部长
• 于树德（1894-1982，河北静海），中共党员北京执行部青年部部长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

• 邵元冲（1890-1936，浙江绍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 邓家彦（1883-1966，广西桂林），广西最高会议参议、广西支部支部长
• 沈定一（1892-1928，浙江萧山），中共党员
• 茅祖权（1883-1952，江苏海门），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议
• 李宗黄（1887-1978，云南鹤庆），广东江防司令
• 白云梯（1894-1980，内蒙古喀喇沁中旗），内蒙古党务特派员
• 张知本（1881-1976，湖北江陵），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议
• 彭素民（1884-1924，江西清江），中央宣传部部长
•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中共中央委员
• 傅汝霖（1896-1985，黑龙江安达），京沪粤执行部委员
• 于方舟（1900-1928，河北宁河），中共党员、直隶省党部工作
• 张苇村（1897-1935，山东郯城），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会长
•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大学教务长
• 张秋白 安徽 中央秘密执行总部党务交际部长
•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中共中央委员
• 韩麟符（1900-1934，山西榆次），中共党员、中共北方区委工作
• 林祖涵（1886-1960，湖南临澧），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中央监察委员（5人）

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共5人）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央领导机构。2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辖下各部部长任命：

• 总理：孙文
•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共产党员）
• 组织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秘书 杨匏安（共产党员）
• 宣传部长戴季陶（汪兆铭继任，从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泽东代理部长^{[注 1]}）；秘书 刘芦隐
• 工人部长廖仲恺；秘书 冯菊坡（共产党员）
• 农民部长林祖涵（共产党员）（黄居素、廖仲恺继任）；秘书 彭湃（共产党员）
• 军事部长许崇智
• 青年部长邹鲁；秘书 孙甄陶。

随后，中央党部会议又推定：

• 妇女部长曾醒（何香凝继任）；秘书 唐允恭
• 海外部长林森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于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召开。孙文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24人出席。会上对国共合作政策发生争论，并呈请孙文裁可。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重申认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共合作的政策“完全正确”，指中国共产党“代表国民中多数的无产阶级之利益”，“与国民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特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会议推汪精卫为宣传部长，伍朝枢为第三国际部长^[5]。

二中全会讨论张继等人的“弹劾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于8月21日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宣布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在闭幕会中，孙文指冯自由“因为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而煽动一伙人反对共产党……我相信冯自由一个人不可能煽动很多人，但他入党已20多年，在同志们中有一定影响，有些同志不自觉地附和他。现在我以总理的名义宣布开除冯自由出党”。孙中山公开斥责冯自由对其联俄容共政策的对抗态度，指“现在如果有人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位同志的‘民生主义'可能与我的民生主义不同。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并警告党内若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冯自由受压后被迫离开广东^[6][7][8][9]。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主条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有争议）

主条目：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和西山会议派

注释

1.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1926年1月，国民党于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宣传部两年工作情况的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对于改进和健全国民党宣传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