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

此条目介绍的是国民党会议。关于以会议为契机分化的党内派系及分裂出来的上海中央党部，请见“西山会议派”。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简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于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由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1]。会议要求国民党一大后联俄容共过程中，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又解雇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的苏联人鲍罗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之职，并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2]。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现场
日期	1925年11月23日-12月2日
地点	北京西山碧云寺

参会的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吴稚晖、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王昆仑，监察委员谢持、张继，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主要政治人物，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右翼派别。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自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东的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通常将其称为“上海伪代表大会”、“伪中央党部”、“沪伪”等。而西山会议派的党部也将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为“伪中央”。

背景

孙文死后国民党中政会和中执会的矛盾

主条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之死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仿效苏联共产党的方式进行改组。7月1日，孙文仿照俄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原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被削减。按照国民党党章，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章又赋予总理（即孙文）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孙文在世时，全党愿意接受孙在威望下的权力，对中政会、中执会的运作亦无异议。

1924年3月，孙文在北上到北京之后病逝。此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由于联俄容共等关键政策的争议，不同各方的矛盾开始激化，意见分歧不一,，加之中央执行委员散处各地，很难有效运作，因此在广州的中政会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当时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仅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伍朝枢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少数几人。孙文死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上升。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鲍“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当时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矛盾日趋尖锐。鲍罗廷则直接受斯大林指导，除了对广州的中共有指导权以外，也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在孙死后的广州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多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邹鲁、林森、邓泽如等一批老国民党均心怀不满^{[3][4][5][6][7]}。

一届三中全会的矛盾

主条目：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25年，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双方就筹备国民党二大的会址应该在北京还是广州争论不休，而其矛盾的根本也在于对联俄容共这一政策的分歧。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士进一步推动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以和支持容共的广州中央执委以及中央执委内部李大钊等国共双重党员对抗。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在孙文北上之后，胡汉民代理广州革命政府的大元帅一职。孙死后，胡汉民欲成为孙的正式继承人。当时，中共中央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广东区委则认为胡汉民是“右派”，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左派”。鲍罗廷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有意支持汪。汪精卫也联络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朱培德等重要军政领袖达成政治联盟孤立胡汉民。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广州革命政府改组），汪精卫在蒋介石、鲍罗廷和中共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由原来的代理大元帅变为新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当时国民政府缺少国际承认）。

由于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而未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引起邹鲁、林森、邓泽如、戴季陶等一批老国民党不满。胡汉民也想与这些人结盟，召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反击汪、蒋等人。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遇刺而死。汪精卫利用廖案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有牵连，趁机排挤胡汉民，令胡去苏俄“养病”“考察”。鲍罗廷还致电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留住胡汉民，不让胡回国。

汪精卫利用廖案逐胡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不满。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的做法不满。此后，广东方面拟派胡汉民、孙科、 林森、邹鲁、陈友仁、徐谦为外交委员，北上到北京。广州方面对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另一方面，邹鲁主持下的广东大学汇聚了一批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士，被中共视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广东大学毕业生因此被亲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控制的各机关拒绝任用。鲍罗廷和汪精卫还将广东大学原本独立的财源收归政府统一办理，使邹鲁对此深怀不满，而鲍、汪也有意撤换其广东大学校长职务。廖仲恺被刺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林森继任廖的常务委员职,此前担任中央常务委员者有汪精卫、廖仲恺、邹鲁、丁惟汾、于树德五人，实际在广州负责者仅汪、廖、邹三人。因此鲍罗廷和汪精卫有意排除林森、邹鲁，避免其在廖死后在广州做大。林森、邹鲁离开后，林祖涵、谭平山继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广州国民党中央进一步控制在亲共的国民党左派手上^[8]。

国民党反共反汪派的联合

林森在孙文在世时对“容共”政策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孙死后，林森对对汪精卫排挤元老，依靠鲍罗廷不满。邹鲁趁机拉拢林森。两人被广州当局任命为北上外交团成员后，决定在离粤以后先到上海联络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随后一同前往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反击广州亲苏亲共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当时聚集在上海的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 许崇智等人，共同点是对“容共”政策不满，以及对汪精卫不满，“共愤汪氏剪伐异己”。这些人自1925年9月下旬动议“讨论党务补救办法”，经过了两个月的酝酿，为四中全会做充分的准备。其最初打算在军事寄希望于蒋介石、谭延闿，党务和政治则由他们集合一批中央执监委员，通过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以合法手段处置。但当时的蒋介石仍然非常支持汪精卫。会议起初打算在上海举行，亦曾打算在张家口举行，以寄希望于冯玉祥的支持，但遭到当时亲苏的冯玉祥拒绝，于是改在北京召开。

会议概况

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由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1]。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当时，24人中胡汉民因为在广州失势，出国访问苏联变相流放，熊克武被蒋介石等以勾结陈炯明为由被捕在狱，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是国共双重党员，被禁止列席。剩下的18人，列席四中全会的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传贤、 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伦、邹鲁等十人。李烈钧未列席，但来电赞成。而没有列席又未赞成会议的为汪精卫、谭延闿、 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图、丁惟汾7人。监察委员五人，列席四中全会的有谢持、张继二人。吴稚晖署名通电召集会议，并于第一次预备会出席且做主席。邓泽如未到会，但暗中资助。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李石曾未参与。候补执行委员有茅祖权、傅汝霖等列席^[1]。

从程序与人数上，该次会议符合当时国民党的党章。但由于其反对联俄容共等政策，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大会通过的议案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惩戒汪精卫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变更联俄政策案》、《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案》及《修改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案》。

后续

主条目：西山会议派

会议之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纷纷指责西山会议派。但在程序上，未能否认此次中全会的合法性，因此在广州支持继续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决定通过提前召开国民党二大来与之抗衡。1926年1月，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包含国共双重党员的广州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其国民党二大会议，将西山会议的主持者开除党籍，而西山会议派也在同年召开其国民党二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伪中央”“伪二大”，从此国民党内部产生广州与上海两个分裂的中央^[1][2]。

参见

•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 西山会议派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
•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国民党右派
• 第一次国共合作
• 国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