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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页的主题是有害的引进物种。关于无害的引进物种，请见“外来种”。

入侵物种（英语：invasive species）是成功定殖在新栖息地并获得不对称竞争优势的外来物种。因为这些新归化的物种尚未与新栖息地的食物网形成平衡，往往没有食物链更上层的天敌来限制其种群数量，因此时常会繁殖过剩（英语：overpopulated），对新环境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2]，并通过掠食、争夺食物和领地、传播疾病和颠覆植被等方式造成原生种的濒危甚至灭绝。入侵物种对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造成生态上、环境上和/或经济上的损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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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美国东南部的日本藤物葛，广泛生长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被视为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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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地群岛上由美洲河狸所建的狸坝（英语：beaver dam）（参见火地岛灭除美洲河狸计划（英语：Beaver eradication in Tierra del Fu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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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中的蔓长春花属（属于入侵物种）[1]

这个名词也可用于指某些本地物种，当人类将食物网改变，而导致其大量繁殖，造成破坏 - 例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海岸，原本以紫海胆（英语：Strongylocentrotus purpuratus）为食物的海獭受捕猎而数量大减，紫海胆得以大量繁殖，且大肆破坏当地的海带森林[4]。自20世纪起，入侵物种已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威胁。生物体进入已长期存在的生态系统是种自然现象，但由人类活动而促进的引入，把入侵的速度、规模和地理范围大幅扩大[5]。人类在几千年来一直是偶然加上有意的物种传播媒介，从早期人类迁徙即已开始，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加速，并又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再度加速[6][7]。入侵植物中的著名例子包括葛藤、安第斯蒲苇（英语：Cortaderia jubata）、常春藤、日本虎杖和黄星蓟；入侵动物中的例子包括新西兰泥蜗、某些双甲下纲（如水蚤）、野化家猪（英语：feral pig）、穴兔、灰松鼠、家猫、鲤鱼和蒙眼貂[8][9][10]。

一些流行的参考文献也把智人——尤其是现代人类——称为入侵物种[11][12]，但学者对人类学习能力及其行为潜能和表型可塑性做广泛的研究及了解，并不同意此种既定的分类[13]。

术语学

参见：入侵生物学词汇表（英语：Glossary of invasion biology terms）

所谓外来或是归化物种，指的是那些原本不是，但已在本地定居的物种，这类对本地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物种通常被称为入侵物种。[14]“侵入性”一词的定义模糊，而且通常具有很主观主观的意思。[15]入侵物种可包括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有的还是侵入人类栖息地（如农场和景观）的本土物种。[16]一些人把此名词的范围扩大，将在自然区域定居的原生或“本土”物种包括在内。[16]所谓 “本土”，其定义有时也有争议。例如野马（现代马）的祖先在北美洲进化并迁入欧亚大陆，之后在北美洲当地灭绝。但在1493年经人类的活动又返回北美洲，至于对它们进化时期的祖先而言，到底算是本地或是外来，存有争议。[17]

虽然可在生物学的许多子领域内进行入侵物种的研究，但大多数都放在生态学和地理学的领域，这两个领域的生物入侵问题特别重要。针对入侵物种的研究，多数都受到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艾尔顿在1958年出版的《动植物入侵生态学（The Ecology of Invasion by Animals and Plants）》的影响，该书利用在不同领域内进行的有限研究来创建生物入侵的概况。[18][19]在1990年代之前对入侵物种的研究仍然很少，之后才开始大量增长，且持续到今日。[19]这项研究主要是经实地观察完成，绝大多数是针对陆生植物。[19]在此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在用来描述入侵物种和事件用语作标准化的需求。纵然如此，对入侵物种研究仍少有标准术语学，在这类物种的本身没任何官方名称，通常就称为“入侵生态学”，或更普遍称为“入侵生物学”。[18][19]缺乏标准术语是个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此领域具有跨学科性质，而借用农业、动物学和病理学等众多学科的术语，以及对入侵物种的研究通常是单独各自进行的缘故。通常入侵物种会茁壮成长，是因为在新地点并无捕食者存在。许多入侵物种正在破坏本土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栖息地。[20][18]

More information 分级, 特性 ...
Colautti及MacIsaac命名法[16]
分级 特性
0 供体内的繁殖体
I 漫游
II 引入
III 局部性且数量不高
IVa 分布广阔但数量甚少
IVb 局部性但占主导地位
V 分布广阔且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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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加拿大学者Colautti（Robert I. Colautti）和MacIsaac（Hugh J. MacIsaac）为避免模棱两可、主观的和贬义的词汇（即使在科学论文中也经常可见），提出一个以生物地理学，而非分类单元的新型命名学系统。[16]

这个系统仅关注生态因素，把分类单元、人类健康和经济因素扬弃。这系统评估的是单独种群而非整个物种。它根据每个在环境中成功生存的种群进行分类。系统同时适用于本地物种以及引进物种，也不会将成功的引进物种自动归类为有害的。

美国农业部的国家入侵物种信息中心（National Invasive Species Information Center）对入侵物种设下非常狭窄的定义。根据第13112号行政命令，“入侵物种指的是外来物种，其引入确会或可能会造成经济、环境或是人类健康的危害。”[21]

成因

通常外来物种必须先在种群密度很低的情况下就能在新地点存活，然后才能成为入侵新物种。[22]当外来物种种群密度不高时，很难在当地繁殖和生存，因此有可能会经过多次的迁入后才能形成。人类的重复移动模式，例如船舶在港口间往返，或是汽车在公路上来回行驶，提供重复迁移的机会（也称为高繁殖压力（英语：propagule pressure））。[23]科学家将生态系统和物种因素纳入机制中，这些因素结合之后，会在新引进物种身上建立起入侵性。

基于生态系统的机制

特定生态系统中可用资源的数量，以及其中生物体利用这些资源的程度可决定外来物种会对此生态系统影响的程度。在稳定的生态系统中，资源使用呈平衡状态。当生态系统遭受干扰，生态系统的基本性质会被改变。[24]

当森林遭受如野火等的侵袭后，正常的演替程序有利于原生禾草和杂草的生长。而一种比本地物种传播速度更快的外来物种可占用本地物种原本可用的资源，产生排挤作用。在这类情况下，氮和磷通常就是限制因素。[25]

在原生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物种均占有其生态栖位中的特定位置，有些物种扮演广泛而多样的角色，而另一些则是高度专业化。一些入侵物种可填补本地物种未曾拥有的生态栖位，甚至可创造出新的生态栖位。[26]这类的例子之一是称为Lampropholis delicata（英语：Lampropholis delicata）的石龙子。在与入侵者演化相似的生态系统中，发生入侵的可能性会更高。[6]

生态系统的变化可把物种的分布改变。例如边缘效应描述的是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受到干扰时会发生的事，比如当土地被清理而改作农业用途时，那些未受干扰的栖息地和新开垦的土地之间的临界地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栖息地，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有可能会容纳不会在此栖息地之外繁衍生息的物种。[27]

查尔斯·艾尔顿[28]在1958年写道，具有较高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少的生态栖位，而会较少受到入侵物种的影响。但有其他生态学家于后来指出，有高度多样化但受严重入侵的生态系统，并认为具有高度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入侵。[29]

这场辩论取决于进行入侵研究的空间尺度（英语：spatial scale），而截至2011年，多样性如何影响到易感性的问题仍未获解决。小规模研究倾向于显示生物多样性与入侵之间具有负向关系，而大规模研究则倾向于显示不完全是负向的关系（同时有正向及负向存在）。后一结果可能是入侵者能充分利用增加的资源可用性和较弱的物种相互作用的副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在具有较大样本的情况时更为常见。[30][31]但当入侵者是脊椎动物时，这种入侵对多样性影响的空间尺度模式似乎不能成立（例如澳大利亚发生外来家猪野化，反有益于当地咸水鳄种群的复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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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树蛇

岛屿生态系统（英语：Island ecology）较易受到入侵，因为当地的物种原本几乎没强大的竞争者和捕食者，或者因为其与外来物种种群远离，让它们更会拥有“开放的”生态栖位。[32]这类的例子之一是入侵的棕树蛇对关岛本土鸟类种群的大肆破坏。[33]而反过来，被入侵的生态系统缺乏天然的竞争者和捕食者，而无法阻止入侵者在当地生态系统中的繁衍。

在小岛上的鸟类可能在外来物种被引入之前并无捕食者，而失去飞行能力，这些鸟类无法轻易避开外来掠食者的捕食。特别是岛屿上的秧鸡科演化成失去飞行能力，当其受到外来者捕食，就发生大规模灭绝。

夏威夷群岛上的本地植物和动物受到许多入侵物种的影响。侵入的昆虫、植物、鹿、山羊和猪等有蹄动物危及本地植物，源自美国东南部的玫瑰蜗牛以岛上的本地蜗牛为食，澳大利亚树蕨和米氏野牡丹等外来植物遮蔽本地植物。引入的小火蚁种群对当地动物、农作物和人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高冠变色龙和杰克逊变色龙（英语：Jackson's chameleon）对夏威夷的生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进入新西兰的首个入侵物种是由波利尼西亚定居者在公元1300年左右引入的狗和老鼠。[34][35]后来由欧洲人带来的猫对当地的鸟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特别是许多当地的鸟类不会飞行。兔子在1800年代被水手引入，当作食物来源，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严重困扰（尤其是在南岛）。荆豆属最初是种原产于西欧的树篱植物，被引入新西兰做同样的用途，但因生长迅速，会毁掉该国大部分的本土植物，因此经常须做根除。当地原生森林受到来自北美洲和欧洲的几种鹿以及澳大利亚负鼠（英语：Common brushtail possum in New Zealand）的严重影响。这些外来物种都在新西兰的环境中繁衍发展。

澳大利亚人到马达加斯加岛定居，引入外来植物和动物物种，而把该岛的景观大幅改变。[36]这是人为对现有生态系统干扰而成的结果。最著名的干扰是广泛的木材砍伐，[37]让非本地物种在多出的空间中建立基地。其中的入侵植物包括仙人掌和银荆。[38]布袋莲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入侵植物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已进入马达加斯加岛。[39]这种植物影响到马达加斯加岛的经济（因要花费大量资源以限制其传播）。布袋莲占据当地的湖泊和其他水体的流域，它的根在水面上形成致密的垫子，限制光线穿透，而对水生生物造成影响。[40]但这种植物现在被用于制造化肥和纸袋，以及用于清理生物废弃物。[40]

被入侵的生态系统所经历的通常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干扰，[6]因适应干扰能力较弱的本地物种无法与入侵物种竞争，让入侵物种有机可趁，在有较少竞争的情况下站稳脚步。[22]入侵植物最初的主要地貌学功能是提供生物建设和生物保护。例如葛藤是种原产于亚洲的藤本植物，20世纪初被广泛引入美国东南部以控制土壤侵蚀。入侵动物的主要地貌功能是生物扰动、水生生物侵蚀（英语：Bioerosion）和生物构造。例如中华绒螯蟹（大闸蟹）的入侵导致更高的生物扰动和生物侵蚀率。[41]

基于物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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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虎杖列名于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中。

尽管所有物种都为生存而竞争，但入侵物种似乎具有独特特征或特征的组合，让它们能够胜过本地物种。在某些情况下，竞争存于生长和繁殖的速度。而在其他情况下是物种之间更直接的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并不同意以特征作为有用的侵入性标记。一项研究发现在一系列入侵和非入侵物种中，有86%的入侵物种可仅从特征中识别出来。[42]另一项研究发现入侵物种往往只具有假定特征的一小部分，而在非入侵物种中也发现许多类似的特征，因此需要其他解释。 [42][43][44]常见入侵物种的特征包括有：

  • 快速成长
  • 快速繁殖
  • 高度扩散能力
  • 表型可塑性（改变生长形式以配合当前条件的能力）
  • 对各种环境条件的容忍能力（生态能力（英语：Ecological competence））
  • 能够以多种食物为生（泛化种与特化种中的泛化种）
  • 与人类共处的能力[6]
  • 先前已成功入侵[45]

如果引进的物种能够在营养、光照、生存空间、水或食物等资源的竞争上胜过本地物种，就能成为入侵物种。如果这些物种是经历激烈的竞争或捕食下进化而来，那么新环境会存在更少有能力的竞争者，而让入侵者有迅速繁殖的机会。当生态系统已被本土物种充分利用，可称为零和系统，而入侵者获得任何收益，相对的就是本土物种的损失。但这种一面倒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物种随着入侵者数量的增加而致灭绝）并不常见。[29][46]入侵物种往往会与本地物种长期共存，随着种群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以及对新地点的适应，入侵物种的优越竞争能力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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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Sdei Hemed（英语：Sdei Hemed）废弃柑橘园（英语：citrus grove）内的马樱丹（被视为入侵植物，具有毒性）。

入侵物种能够利用本地物种以前不具有的资源，例如长出长型主根而能获得深处水资源，或能在以前无法生长的土壤中存活。例如三芒山羊草被引入加利福尼亚州的蛇纹岩土壤（英语：serpentine soil）种植（这类土壤保水性低、营养水平低、镁/钙含量高，且具有重金属毒性）。这些土壤上的原有植物种群往往以低密度形式存在，但三芒山羊草可在这类土壤上形成密丛，而排挤那些不适应这类土壤的本地物种。[47]

入侵物种可通过释放化合物、改变非生物因子或影响食草动物的行为来改变其环境，而对其他物种产生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一些物种（如大叶落地生根（英语：Kalanchoe daigremontana）会产生化感作用化合物，对竞争物种产生抑制作用，并影响一些土壤过程（如碳和氮的矿化）。[48]其他物种（如大花犀角）会透过提供适当的微气候条件，在干旱环境中促进其他物种幼苗互利共生，和在发育早期免被植食性动物吃掉。[49]

其他例子有黄星蓟和铺散矢车菊。这些原生于东欧的有毒杂草（英语：noxious weed）已经蔓延到美国西部和美国西岸各州。实验显示8-羟基喹啉（一种由铺散矢车菊根部产生的化学物质）仅会对未与其共同进化的植物产生负面影响。参与共同进化的本地植物也演化出防御能力。铺散矢车菊和黄星蓟在其原生栖息地上似乎不是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竞争者。物种在一栖息地的成功或不成功并不一定表示在其他栖息地就能获得成功。但反过来，一个在栖息地不太成功的物种，却可找到击败入侵物种的新奇武器。[50][51]

有些地区因为当地的火情改变，成为另一种促进入侵物种发展的力量。例如原产于欧亚大陆的绢雀麦就具有高度的野火适应性。它不仅可在大火后迅速蔓延，而且会在北美洲西部的火灾季节中产生大量干燥的碎屑，而增长火灾的频率和强度。在这种植物分布广泛的地区内能把火情大幅改变，造成本地植物无法在频繁的火灾中幸存，让绢雀麦进一步扩大地盘，在其引入范围内保持主导地位。[52]

也有所谓的生态促进（英语：Ecological facilitation）让一个物种以有利于其他物种的方式将栖息地改变。例如斑马贻贝可增加湖底栖息地的复杂性，为无脊椎动物提供有利生存的缝隙。这种复杂性的增加，加上贻贝滤食过程产生废弃物中所含的营养，让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的密度和多样性增加。[53]

对入侵物种的研究显示其具有巨大的快速适应潜力，而解释为何它们能在新环境中立足，并成为入侵者。此外，生物学家很难确定入侵物种的传播速度，因为其数目增长是呈几何式，而非线型。[54]当族群瓶颈和奠基者效应导致种群规模大幅降低而限制遗传变异时，[55]种群中的个体开始会出现加性遗传变异，而非上位遗传变异（参见遗传变异#Definition）。这种转换实际上会在创始（奠基）种群导致差异增加，而让辐射适应进化。[56]入侵事件发生后，选择过程最初会作用于散布能力以及对环境中新压力源的生理耐受性。接着调适会继续响应新环境的选择压力。这类响应很可能是由于温度和气候变化，或本地物种（无论是捕食者，或是猎物）的存在。[57]适应包括形态学、生理学、物候学和表型可塑性的变化。

这些物种的快速适应性进化，可导致后代具有更高的适应性，有利于新环境中生存。种内表型可塑性、预适应能力和引入后进化三者，都是适应性进化的主要因素。[58]种群的表型可塑性为改变留下余地，让其中个体更能适应环境。这是适应性进化的关键，其主要目标是让物种在引入的生态系统中有最好的适应。具有非常高适应性的种群就能尽快完成此任务。引入后初始的预适应能力和进化也在引入物种能够成功存活中发挥作用。如果该物种适应与其之前类似的生态系统，或是恰好适合其引入地区的特征，则更有可能在新环境中表现得更好。这一点，加上引入后发生的进化，都决定该物种是否能够在新的生态系统中定下，以及能否繁殖和繁衍。

受广泛谈论的脱离敌人假说（英语：enemy-release hypothesis）指出，进化过程会导致每个生态系统都可达到生态平衡，其中因竞争者、捕食者和疾病的存在，任何一个物种都不可能盘踞生态系统中的大部分。当物种被引进新的生态系统中，这些控制因素（竞争者、捕食者和疾病）并不存在，而让新来物种成为入侵物种。当地缺乏适当的控制会让入侵者的数目快速增长。[59]

载体

可引导外来物种的载体有多种，包括生物载体，但大多数入侵的发生都与人类活动有关。自然发生的物种分布很常见，但由人类介导的分布速度和幅度往往比自然发生的大得多，而且通常人类携带的距离会比自然力更远。[60]

史前人类将波利尼西亚鼠引入波利尼西亚岛屿的行为是已知的早期人类作为入侵物种的载体。[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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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绒螯蟹（大闸蟹）。

这类载体行为包括为园艺而进口的植物或种子。宠物买卖（英语：pet trade）产生动物跨越国界的情况，而宠物会因从豢养环境逃脱，而变成入侵者。生物体会藏匿在运输车辆上而抵达远处。入侵生物学专业人士中的压倒性共识是偶然的人类辅助转移是引入的主要原因，但极地区域不包括在内。[62]疾病也会经由入侵昆虫而传播，例如柑橘木虱，和细菌性的柑橘黄龙病。[63]

侵入性繁殖体能进入新地点是该地点具有可入侵性。[64]

但物种也被有意引入。例如早期来自欧洲到北美洲的殖民者为感觉更“身处故土”而成立“驯化协会”，反复将原产于欧洲的鸟类带到北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邮政署工作人员在2008年注意到来自台湾的一个箱子里发出声音，原来是其中装有两打以上的活甲虫。经美国农业研究局的昆虫学家鉴定，这些昆虫是兜虫亚科、赫克力士长戟大兜虫和王鹿甲虫（英语：Phalacrognathus muelleri）。 [65]这些物种均非美国本土物种，可能会对本土生态系统产生威胁。为防止外来物种在美国造成问题，从国外运入活体材料时需经特殊处理和许可。美国农业部颁布的措施，如走私拦截和贸易合规规范（英语：Smuggling Interdiction and Trade Compliance） (SITC)，以防止外来物种大量进入美国。刻意把驯化植物传播到其他的有利环境被描述为生物全球化（英语：biological globalization）。

许多入侵物种一旦在新地点区占主导地位，会成为当地生态系统中必要的物种。如果将它们移除，反会对该区域有害。[66]

引进外来物种也有重要的经济学作用。由于对具有高经济价值的中华绒螯蟹需求很高，这个物种因此被有意引入外国水域。[67]

在水生环境中

海上贸易的发展，迅速影响到海洋生物透过海运而传播的方式。海洋生物被运送到新环境的方式有两种：附着船体和经压舱水传送。研究人员Molnar等人于2008年发表的报告就列出数百种海洋入侵物种传播的路径，而海上航运是这类转移的主要机制。[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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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排出压舱水中的货轮。

许多海洋生物会附着在船壳上。因此很容易从一个水体转移到另一个，是生物入侵事件中的重要风险因素。[69]控制船壳结垢属于自愿性，目前尚无管理的法规。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新西兰政府已宣布在其管辖范围内会对船壳结垢做更严格的管制。[70]

另一个运送外来物种的主要载体是压舱水。跨洋船只在海上吸入海水作压舱水，以维持平稳航行，并在装货港内释放，是外来水生物种入侵的最大载体。[71][72]据估计每天有10,000种不同的物种会通过压舱水运输，其中许多是非本地物种。[73]有许多被认为有害，会对新进入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原产于黑海、里海和亚速海的淡水斑马贻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越洋船只的压舱水到达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五大湖。[74]斑马贻贝在消耗氧气和食物方面胜过本地生物（例如藻类）。斑马贻贝入侵美国事件在1988年首次被发现，不久后即成功实施缓解计划，但减缓计划存在严重缺陷或是漏洞，即满载货物的船舶在到达圣罗伦斯海道时未进行检测，因为当时船舶的压载舱是空的，但即使是空的压载舱中，仍然会有一滩水，里面仍存在外来的生物，而会在下一个装货港口内释放（当卸载货物后，舱内会装满水，与舱中的生物混合，然后一起在在下一个装货港口中排放）。[71]五大湖航道的现行法规是采用“盐度冲击”来杀死压载舱中残留的淡水生物。[75]

虽然制定有压舱水管理法规以防止潜在的入侵物种，但对于尺寸仅10-50微米的生物体仍有漏洞，对于这类尺寸的生物体（例如某些类型的浮游植物），现行法规允许在处理系统的排放物中容许每毫升不高于10个细胞的存在。[76]但船舶在港口装货时排放压舱水，许多尺寸小于10微米且会无性繁殖的浮游植物会进入当地的水体，一个细胞可在短时间内呈指数增长成数千个细胞，这个漏洞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伪菱形藻属中的某些物种尺寸小于10微米，并含有软骨藻酸（英语：domoic acid）（神经毒素）。如果此种藻类在压舱水中存活，并被释放进入“新环境”中，它们会导致贝类、海洋哺乳动物和鸟类中毒。[77]幸好由于加拿大在1987年因软骨藻酸中毒事件爆发，而颁布严格的监测计划，因此能避免有人因此种毒素致死的事件。[77] 压舱水管理法规需更为严格执行，以防止未来发生有毒的外来浮游植物入侵所造成的相关后果。[78]

关于海洋入侵物种的另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与气候变化有关联的环境变化作用，例如海洋温度升高。多项研究显示海洋温度升高会导致生物体幅度发生变化，[79][80]随着新的物种间相互作用出现，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例如研究人员Hua和Hwang提出，从温带水域穿越热带水域的船舶，其压载舱中的生物体可经历高达20°C的温度波动。[81]为进一步研究温度对船体或压舱水中携带生物体的影响，研究人员Lenz等人在2018年进行一项研究 - 双重热负载实验。结果显示生物体在运输过程中面临的热挑战，会通过选择能够在第二次施加的热负载（例如对创始种群升高的海洋温度）中存活下来的遗传适应基因型，来增强非本地物种的热负载耐受性。[82]由于气候变化引起变率的复杂性，很难预测非本地物种在原地（in-situ）与温度相关的成功存活的性质。由于一些研究显示这类“免费乘客”对船体或压载水的温度耐受性增加，因此有必要制定更全面的船体结垢和压舱水管理计划，以防止未来随着环境条件不断变化而可能发生的入侵事件。

野火和消防的影响

入侵物种通常会利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野火、道路和小径）进入新的地点而定居。大型野火可对土壤进行消毒，同时添加多种养分。[25]由此所产生的混战中，以前根深蒂固的物种失去优势，为入侵者留下更多空间。在此情况下，能够由根部再生的植物就具有优势。具有这种能力的非本地植物可从低强度的野火中获益，这种燃烧会烧掉地表植被，让依赖种子繁殖的本地植物在种子发芽时，其生态栖位已被别的植物占据。[52]

野火经常发生在偏远地区，消防人员须穿越原始森林才能抵达现场，而可能会随身携带入侵种子进入。如果这些偷渡种子中的任何一个能站稳脚步，可能会在短短6周内就成长为一个入侵者群体，之后会需要人类多年的持续关注以防止其进一步扩展。此外，破坏土壤表面（例如构筑防火道）会破坏原生覆盖物、暴露土壤并会加速入侵。在郊区和森林-城镇交界域，市政当局为设立防火空间（英语：Defensible space (fire control)）而订立的植被清除和灌木清除条例，可能会导致过度清除本地灌木和多年生植物，让土壤暴露于更多日照，把对入侵植物物种的竞争能力降低。[83][84]

不利影响

入侵物种会对栖息地和生物区产生不利影响，造成生态、环境或是经济损失。

生态方面

欧盟把“外来入侵物种”定义为（1）进入其自然分布区域之外的地方，（2）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85][86]生物入侵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5个主要驱动因素中的1种，且因旅游业和全球化而仍在增加中。[87][88]尤其在监管不力的淡水系统中更是如此，但经采取检疫和压舱水管理规则后，情况已有所改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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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缠斗中的美国短吻鳄和缅甸蟒（英语：Burmese python in Florida）。

入侵物种会通过竞争排斥、生态栖位更换或与相关本地物种的杂交来驱使本地物种灭绝。因而外来入侵除会产生经济影响外，还会导致引入地点生物群的结构、组成和全球分布发生广泛变化，最终导致世界动植物同质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90][91]但很难明确地将灭绝仅归因于物种入侵。但有强力的证据显示最近大约90种两栖动物的灭绝可追溯到因国际贸易而传播的壶菌病，[92]大多数科学研究都集中在动物入侵者身上。

为各式用途而清理土地和人类移入居住会给当地物种带来巨大压力。受干扰的栖息地容易受到入侵，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而改变生态系统功能。一种在夏威夷被称为 ʻaeʻae（假马齿苋）的湿地植物被视为人工控制的水鸟保护区中的有害物种，因为它迅速把为濒临灭绝的高跷鸻而建立的泥滩覆盖，而成为不受鸟儿欢迎的觅食区。

连续多次引入不同的非本地物种会产生交互作用；引入第二个非本地物种会让第一个入侵物种蓬勃发展。这方面的例子有宝石文蛤和普通滨蟹的引进。一个世纪前，宝石文蛤从美国东岸引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博德加湾（英语：Bodega Bay），一开始海湾中有少数的宝石文蛤，但不足以取代当地的蛤蜊物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引进会优先捕食本地蛤蜊的普通滨蟹，导致本地蛤蜊数量减少，而宝石文蛤的数量开始增加。[93]

入侵物种会改变生态系统的功能。例如入侵植物会改变本地生态系统中的火情（如绢麦草）、养分循环（英语：Nutrient cycle）（互花米草）和水文（圣柳）。[7]与稀有本地物种密切相关的入侵物种，两者具有杂交的潜力。杂交的影响已导致本地物种减少，甚至是灭绝。[94][95]例如旧金山湾的加州米草（英语：Sporobolus foliosus）与引入的互花米草杂交繁衍之后，已对前者的存在构成威胁。[96]入侵物种会与本地物种竞争，因此在《1973年濒危物种法案（英语：Endangered Species Act of 1973）》中所列的958种濒危物种中，有400种处于灭绝的风险之中。[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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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民众该在当地购买薪材以生火的海报。不要从远处购入，以避免随其而来的入侵物种。

无意中引入的森林害虫物种和植物病原体，会把森林生态改变，并损害到木材产业。总体而言，美国的森林生态系统已受到外来害虫、植物和病原体的广泛入侵。[98][99]

亚洲天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于1996年首次引入美国，预计有数百万英亩的硬木树（阔叶树）受到影响和遭到破坏。截至2005年，美国已花费3,000万美元尝试根除这种虫害并保护受影响地区中的数百万棵树木。[100] 翅亚目毛虫（英语：Hemlock woolly adelgid）已对古老的云杉、冷杉和铁杉森林造成破坏，并重创圣诞树产业。[101]栗枝枯病菌（英语：Chestnut blight） 和荷兰榆树病菌是两种植物病原体，对这两个树种和森林健康有严重影响。[102][103]葱芥是北美洲东部森林中问题最严重的入侵植物之一。葱芥的特性与周围的本地植物略有不同，而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物种，正改变它侵入地区的生态组成和功能。当葱芥侵入森林的下层植被时，会影响森林树苗的生长速度，会改变未来森林的再生。[104]

本土物种经过基因污染的过程而遭到灭绝[105]的威胁。基因污染是种无意间发生的杂交及基因渗入，由于引入物种的数量或适应性具有优势，导致本地基因型被同质化或是替换。[106]基因污染透过引入或是透过栖息地改造而发生，让以前孤立的物种与新基因型发生接触。事实证明入侵物种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105]入侵物种的种群数量可能会在头几年保持在较小的状态，然后发生种群爆炸，这种现像被称为“滞后效应”。[7]

入侵物种与本地物种杂交后产生的后代会随着时间的演进，将它们的基因型整合到基因库中（基因渗入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少量入侵种群威胁到数量更大的本地种群。例如在互花米草被引入旧金山湾的案例，当其与本地加州米草杂交，入侵物种具有较高的花粉量和雄性适应性，导致基因渗入，由于本地物种具有较低的花粉量和较低的活力，其生存受到威胁。[107]仅站在生物形态学的角度观察，适应度降低并非总是显而易见。某种程度的基因流动属于正常现象，可保留基因和基因型的群集。[95][108]这类例子有迁徙郊狼与重新引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地区的红狼杂交。[109]最终结果是可稳定繁殖的雌雄红狼减少，可能会让红狼群的稳定性和重新引入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环境方面

分析显示在南非的开普敦地区，透过消除较会耗用水的外来植物入侵（即相思树属、松树和桉树、黑荆……）以优先将水源次集水区复原，可产生预期的年度水量增长，与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景相比，5年内可多获得500亿升的供水，相当于开普敦地区当前供应需求的6分之1（当地有严重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供水的年度增量预计在30年内可再增加一倍。集水区的复原比其他增水解决方案更具成本效益（是替代方案单位成本的10分之1）。[110]南非已建立一水基金，执行根除这些外来物种的工作。[111]

人类健康方面

入侵物种不仅会造成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还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因生态系统功能受到改变（由于生物群落同质化），入侵物种对人类福祉（包括资源可用性减少、人类疾病四处传播、娱乐和教育活动以及旅游业受损）造成负面影响。[112][113]外来物种导致过敏和皮肤损伤案例的增长。入侵物种引起的其他类似疾病包括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猴痘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症候群 (SARS)。[113]

入侵物种和相应的控制措施会对公共卫生造成长期影响。例如用于处理特定害虫物种的杀虫剂会污染土壤和地表水。[100]来自从前偏远生态系统的入侵，让更广泛的人群接触到外来疾病，例如HIV。[100]引进的鸟类（例如鸽子）、啮齿动物和昆虫（例如蚊虫、跳蚤、虱子和采采蝇）既是人类疾病的载体，也是宿主。纵观文字历史，疟疾、黄热病、斑疹伤寒和腺鼠疫等人类流行病都是经这些媒介所传播。[28]最近的一个外来疾病案例是西尼罗河病毒的传播，造成人类、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死亡案例。[114]属于引进的中华绒螯蟹是卫氏肺吸虫的携带者。[74]水媒传染病的病原体（如霍乱弧菌等）和有害藻华通常通过压舱水传播。[115]

经济方面

全球每年花费在管理和控制入侵物种的金额有1.4兆美元。[59] 一些入侵者会造成地区性的负面经济影响。

入侵物种会成为许多国家的财政负担。入侵物种会造成生态退化，而改变功能，并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降低。另外还需额外成本来控制入侵生物的蔓延、减轻进一步的影响以及恢复生态系统。例如在1906年至1991年间，有79种入侵物种在美国造成的损失估计有1,200亿美元。[116] [117]入侵物种让中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每年减少1.36%。 [118]管理生物入侵的成本会很昂贵。在澳大利亚，每年为监测、控制、管理和研究入侵杂草的费用约为1.164亿澳元，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 [116]但在某些情况下，入侵物种会有好处（例如经济报酬）。例如可砍伐入侵树木用于商用林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报酬远小于入侵所产生的成本。[119][116]

美国

例如介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五大湖区中，有外来的海七鳃鳗，它是种捕食者。海七鳃鳗在其原始栖息地透过共同进化，在不杀死宿主的情况下充当寄生的角色。而在五大湖区并无共同进化的联系，因此七鳃鳗充当的是捕食者的角色，在其12-18个月的进食期内可吃掉多达40磅的鱼。[120]海七鳃鳗会捕食各种大型鱼类（例如湖红点鲑和鲑鱼）。这种入侵物种对大型鱼类的破坏性，对渔业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某些物种的数量锐减。[120]

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成本可分为农业和林业生产损失，其直接成本和管理成本。入侵物种仅在美国一地，估计每年造成的损失和控制成本就超过1,380亿美元。[100]另外的经济损失发生在娱乐和旅游的收入减少。[121]如果经济成本仅把生产损失和管理成本列入，由于未把环境破坏因素计入，因此看起来很低。如果把入侵物种导致的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则整体成本会急剧增加。[100]以下有在不同经济部门发生的例子，足以证明生物入侵产生的影响。

人们经常争辩说要降低入侵物种损害和管理成本的关键是早期发现和快速反应，[122]这表示需要支付寻找和发现入侵物种并迅速将之控制的初始成本，在种群数量尚小时，比在种群已广泛传播，且已造成损害时所花费的管理成本会小得多。但只有在入侵物种 (1) 不经常重新引入当地，和 (2) 有高成本效益的搜索和发现情况下，才有机会能控制密集搜寻的成本。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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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查纳克玛野生动物保护区（英语：Achanakmar Wildlife Sanctuary）中，被视为入侵植物的有毒银胶菊。

杂草会降低农业产量，但它们可提供必需的营养。一些根部会长得很深的杂草可从底土中“开采”养分（见动态采收（英语：dynamic accumulator））并将其沉积在表土内，而另一些会为益虫提供栖息地，或为害虫物种提供食物。许多杂草物种是伴随进口的种子和植物材料而意外被引入。在许多牧场内，引入的杂草与本地草料植物竞争，有些会对小家牛产生威胁（例如多叶大戟（英语：Euphorbia virgata））或因带刺和梗（例如黄星蓟）而难被牲畜食用。仅在美国草场上的入侵性杂草所造成的草料损失就接近10亿美元。[100]西方蜜蜂被侵入性瓦螨感染，导致水果授粉率和水果产量下降。引入的老鼠（黑鼠和褐鼠）因为破坏储存的谷物，[124]已成为农场的严重祸害。[100]潜蝇科（包括美国蛇形潜叶蝇（英语：Liriomyza trifolii））被引入加利福尼亚州，也为该州花卉业造成损失（这些入侵物种的幼虫以观赏植物为食）。[125]

入侵植物携带的病原体和作为病媒的入侵昆虫也会抑制农业产量和苗木成长。柑橘黄龙病是由入侵的柑橘木虱 (ACP) 传播的细菌性疾病。由于这种疾病对柑橘作物的影响，在发现ACP的地区生产的柑橘会受高度检疫和管制。[63]

入侵物种会影响户外休闲活动，例如钓鱼、打猎、远足、野生动物观赏（英语：wildlife observation）和水上活动。它们会破坏对娱乐活动很重要的各种环境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水质和水量、植物和动物多样性以及物种丰度。 [126]研究人员M.E. Eiswerth等指出“少有针对区域、州和流域等空间尺度上做研究，以估算相应的经济损失”。美国部分地区的湖泊内充满聚藻，让钓鱼和泛舟不易从事。[127]引入夏威夷的柯基蛙类（英语：common coqui）会发出非常嘹亮的鸣声，压低邻近社区的房地产价格。[128]侵入加利福尼亚州的丽楚蛛会编织大蛛网，让整理花园的工作受到干扰。[129]

欧洲

欧洲在1960年至2020年之间因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总体经济成本估计约为1,400亿美元（包括估计会实现，或是未实现的潜在成本），或是780亿美元（仅包括已实现的成本）。这些估计数字非常保守。基于这些数据建模估算的结果，在2020年发生的真实成本约为1,400亿美元。 [130]

意大利是欧洲国家中受侵害（估计有超过3,000种外来物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物种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包括管理成本、农作物损失以及基础设施受到破坏。意大利在1990年至2020年受此影响而发生的总体经济成本估计为8.1976亿美元（7.0478亿欧元）。但只有15个物种保存有较可靠的成本记录，因此实际发生的成本可能会更大。[131]

估计法国至少有2,750种入侵物种。雷诺（Renault）等研究人员在2021发表的报告中载有98种外来入侵物种，共1,583条成本记录，这些物种在1993-2018年期间造成的成本，保守估计在12亿美元至115亿美元之间。研究报告还推断入侵法国物种的成本中，仅由其他国家提出报告，而法国没提出的部分所产生的额外成本估计在1.51亿美元到30.3亿美元之间。损坏成本几乎高出管理支出8倍。来自昆虫，尤其是白线斑蚊和埃及斑蚊，所造成的总经济成本非常高，其次是非禾本科陆生开花植物和水生植物（豚草和卷蜈蚣草（英语：Lagarosiphon major））。目前在法国有记录的外来物种，其中90%以上在文献中均无造成经济成本的记录，导致分类学、区域和活动部门的覆盖范围间存在很大偏差。但没报告并不表示没负面后果（而不可能不产生经济成本）。[132]

入侵物种的益处

英国英国皇家昆虫学会前主席Chris D. Thomas（英语：Chris D. Thomas）认为大多数引进的物种相对于其他物种，属于中性或有益，[133]但这是小众的观点。科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的影响。[134]

入侵物种有可能会为其他生物提供合适的栖息地或食物来源。在本地物种已经灭绝或是已陷入无法复原程度的地区，非本地物种可发挥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有：

  • 非本地木本植物柽柳和濒危鸟类柳鹟（英语：Willow flycatcher）。有75%的柳鹟在这些树木上筑巢，这类族群的生长与在本地植物中筑巢的柳鹟相同。移除柽柳会对柳鹟不利，因为其原生筑巢地已无法复育。[135]
  • 利纪维秧鸡（英语：Ridgway's rail）已偏爱在互花米草和加州米草（侵入性）的杂交后代丛中筑巢。杂交草比原生草长得更茂密，而且不会在冬天枯死，为这种生性神秘的鸟提供更好的掩护和栖息地。这种鸟类的数目在1990年代随着杂交草的扩大领域而大增。[135]
  • 自斑马贻贝在伊利湖定居后，曾是浑浊湖水的透明度大幅提高，部分地区的透明度提高到30英尺（9米）之深，而湖水在20世纪中期的透明度不到6英寸（15厘米）的深度，而促进一些水生植物的生长，而这些水生植物又成为黄鲈等鱼类繁殖的好地方。斑马贻贝也是小口黑鲈和湖鲟（英语：lake sturgeon）（此鱼之前被列入濒临灭绝}}）的食物来源，而对这两种鱼的种群规模有明显的影响。根据报导，伊利湖目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小口鲈鱼渔场。每年迁徙路过的鸭子也开始把贻贝作为食物来源。[136]
  • 咸水鳄已在澳大利亚生活数百万年，但它们到1960年代和70年代已面临灭绝的危险。由欧洲定居者引进的家猪逃跑，变成野猪，而成为咸水鳄的主要食物来源。由于这些入侵的野化家猪，当地河口鳄鱼种群已在很大程度上复原。[137]

非本地物种能产生益处的第二种方式是它们充当复原的催化剂。原因是非本地物种可增加当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此种增加的异质性可在稀疏和侵蚀的生态系统中创造微气候，而促进本地物种的生长和重建。在肯亚，番石榴具有相当的潜力把热带森林复育。对农田中孤立的番石榴树的研究显示，它们对各种以水果为食的鸟类极具吸引力。鸟类在探访过程中会把种子排泄到番石榴树下，其中许多种子是来自附近破碎热带雨林中的树木，有许多种子因此发芽并长成幼树。特别的是，与最近森林的距离似乎根本无关紧要，距离番石榴树最远达2公里（1.2英里，研究中的最长距离）的树木与距离破碎森林更近的树木长得一样好。番石榴树很容易在退化的土地上生长，每棵树都可能是一片再生雨林的核心。当然大多数生长在番石榴下的幼苗会是更多的番石榴，但番石榴是一种早演树，当有更大的树将其遮蔽时，它很快就会枯死，它也不会主动侵入原始森林。入侵的外来树木也可用于恢复原生森林。在波多黎各，本土先趋树木可应对干旱、飓风、洪水和山体滑坡等自然干扰，但其中大多数无法在经历过森林砍伐、扩大农业用途和最终被遗弃的土地上扎根。入侵树木的低多样性先驱树木群会在这类地点开始发展，但经历过一段时间，本地树木会开始入侵。外来先驱树木会在前30到40年内占优势，但最终在60到80年后，是多样本地和外来物种的混合体，但以本地物种占优势。如果没最初的外来先驱树木进驻，废弃的农地往往会变成牧场，且几乎会无限期维持此种状态。[138]

外来物种最后一个益处是其可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135]此外，非本地物种可作为生物防治工具来限制入侵物种的影响，如使用非本地物种来控制农业害虫。[135]其中一例是外来的长牡蛎比乞沙比克湾内的本地牡蛎更能过滤水中污染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长牡蛎可显著改善海湾日益恶化的水质。[139]此外有些物种很久以前就入侵进入一个地区，以至于在当地环境中找到自己有益的生态栖位，这情况可用归化来表示。例如，种群遗传分析显示称为淡脉隧蜂属的蜜蜂，是入侵北美洲的外来物种，[140]而今日已成为悬钩子属植物（黑莓或树莓）以及葫芦科、苹果树和蓝莓灌木的重要授粉者。[141]

网蛱蝶族在入侵长叶车前叶上产卵有其益处。这种植物的叶子保持绿色的时间足以让蝶类的毛虫在干燥的夏季生存，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夏季变得有点干燥，当初这些毛虫常吃的本地植物已枯萎，让多数毛虫饿死或干死。由于长叶车前具有生存差异，蝴蝶开始喜欢在其叶上产卵：这样产卵的比例从1984年的不到3分之1，上升到1987年的4分之3。几年后，所有此种蝶类的产卵都在发生在长叶车前的叶子上。被美国联邦列为濒临灭绝的泰勒网蛱蝶族（Euphydryas editha taylori），对长叶车前的依赖程度之高，以至于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正积极在野外种植这类植物。为维持蝴蝶种群的数目，美国华盛顿州Mission Creek妇女矫正中心（Mission Creek Corrections Center for Women）的囚犯先在温室内培育网蛱蝶族，日后再将其释放到前述的新栖息地。这种积极鼓励外来植物的做法正在帮助保护备受喜爱的本地昆虫，是种看来特异的做法。 [142]

一些入侵物种具有潜在的商业利益。例如鲢鱼和鲤鱼可供人食用，并出口到对此产品熟悉的市场，或加工成宠物食品或水鼬饲料。布袋莲可经厌氧消化转化为甲烷燃料，[143]有些入侵植物也可用作生物能源的来源。[144]但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数以万计的引进物种通常或是迅速灭绝，或是定居下来，成为模范生态公民，为作物授粉、传播种子、控制捕食者，并为本地物种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它们很少消灭当地物种。由此产生的新世界并未减少生物多样性，而通常是比以前拥有更丰富的物种。[145]

控制、根除和研究

在物种-环境相互作用中的人类行为潜力和可塑性，有可能为物种入侵的不利影响做出补正。[146][13][147]公众有兴趣更深入了解入侵物种，通常针对的是那些会影响当地/社区的物种。[148]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战略中，控制外来物种的数目是项复杂但重要的任务，入侵者有机会造成相当大的经济和生态破坏。控制外来物种最有希望的做法中是透过遗传的手段。[149]

货物检验及检疫

检验与检疫最初的动机是为防止农业害虫，但仍然让农产品出口。 有套全球标准在1994年商定，包括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英语：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协议）。这些标准均受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监督。国际海事组织（IMO）则负责监督《[[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虽然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主要是针对普遍性的环境问题，但其中有规定签订成员为控制入侵物种而应采取的步骤。CBD是关于入侵物种相关环境后果中最重要的国际协议，大多数此类措施属于自愿性。[150]

降低传播速度

针对水生入侵物种传播的风险，因消防工作经常会在当地水体取水用于灭火，消防员被要求加强对其装备、公共供水设备和私人供水设备做净化的措施。[151]由于斑驴贻贝（英语：quagga mussel）和斑马贻贝入侵以及野火恰好同时在美国西部发生，这种预防措施尤其重要。 [152][153][154][155]

重建物种

岛屿复育的工作已经扩展为保育生物和生态恢复（英语：ecological restoration）的做法，其中很大部分与根除入侵物种有关。在201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仅消灭169个岛屿上的入侵动物，地球上9.4%受威胁最严重的陆生岛屿脊椎动物的生存前景就可获得改善。[156]

根除岛屿上的入侵性脊椎动物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大多数（特别是目标15（英语：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5））与许多相关目标（例如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保育、促进地方和全球伙伴关系、经济发展、减缓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卫生以及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符合。[157][158]

捕海豹船和捕鲸船在18世纪将啮齿动物带到南大西洋上无永久居民的南乔治亚岛。这些入侵物种很快就对岛上的鸟类种群造成严重破坏（吃鸟蛋，并攻击幼鸟）。南乔治亚岛经过多年的灭除工作，在2018年宣布已无入侵啮齿动物。此后鸟类数量有所回升，包括南极鹨和南乔治亚针尾鸭（英语：South Georgia pintail）的数量，这两种鸟类是当地所特有。[159][160]

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所引入会产生问题的疾病，包括栗枝枯病菌，几乎把美国的栗树全部消灭。应对措施包括培育抗枯病树，然后引入。这也显示引进物种有消极和积极的功效。

对旧金山湾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工程师在20世纪中叶为建设项目而将海湾的许多沼泽和泥滩排干，环保主义者开始担心自然栖息地的丧失，而让政府的态度改变。工程师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花费更多的经费来堵塞排水沟，以把失去的泥滩、盐沼和其他湿地恢复。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始在重建沼泽地种植一种原产于美国东部的互花米草，这种新草开始与其近亲（当地的加州米草）杂交。结果是这种杂交草具有高度具侵略性。会蔓延到没人希望去的区域，把以前开放的泥滩覆盖，堵塞渠道，妨碍牡蛎养殖者作业，而最糟糕的是它把价值不菲的景观破坏，损害高档海滨不动产的价值。因此当局在十多年前启动一项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项目，以消除这种来自东部的物种和其杂交品种。但这项目也有缺点 - 海湾中最具代表意义和濒临灭绝的鸟类之一，如鸡大小且基本上不会飞的利纪维秧鸡已部分在新的杂交草丛内定居。杂交草比当地草长得更茂密，冬天不会枯死，能为这种神秘的鸟提供更好的掩护和筑巢栖地。在1990年代，利纪维秧鸡数目随着杂交草增加而增加。但这种鸟的数量在2004年之后，无疑是因受根除工作而造成下降。[161]

分类单元替代

把非本地物种引进，以填补现已灭绝的本地物种，而去执行生态工程角色。这种做法称为分类单元替代（taxon substitution）。[135][162][163]

在许多岛屿上，由于乌龟灭绝而导致生态系统在种子传播和植食性动物方面的功能失调。现已灭绝的陆龟曾是毛里求斯的近海小岛上主要的植食性动物。其中两个小岛在2000年和2007年引入非本地的亚达伯拉象龟，已开始恢复生态平衡。[164]引进的陆龟会传播几种本土植物的种子，并会选择性吃掉入侵植物。预计放牧陆龟方式将取代费时费力的人工除草，引入的陆龟也在繁殖中。

食用入侵物种主义

参见：可食用入侵物种列表（英语：List of edible invasive species）

入侵物种是外来，进入栖息地后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的物种。而食用入侵物种主义（Invasivorism）是项探索食用入侵物种，以控制、减少或消灭其种群的运动。世界各地的厨师已开始找出并使用入侵物种作为替代食材。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哈芬的米亚寿司（英语：Miya's）的主厨Bun Lai（英语：Bun Lai）在2005年创建第一个采用入侵物种的菜单，因在此期间入侵物种尚未商业化生产，菜单中一半的产品是概念性的。[165]而如今的米亚寿司可提供大量的入侵物种，例如乞沙比克湾蓝鲶鱼、佛罗里达州狮子鱼、肯塔基州鲢鱼、乔治亚州炮弹水母（英语：cannonball jellyfish），以及日本虎杖和牛奶子等入侵植物。[166][167][168][169]

哈佛大学和佛蒙特大学保育生物学家乔·罗曼（英语：Joe Roman)）是瑞秋·卡森环境奖的得奖者，他是名为Eat The Invaders网站的编辑兼负责人，这个网站致力鼓励人们食用入侵物种，作为解决问题方法中的一种。[170][171][165]

怀疑论者指出，一旦外来物种在新的地方扎根，例如原生于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狮子鱼现在几乎占据西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水域，根除的机会几乎全无。批评者认为鼓励消费会产生意想不到，把有害物种传播更广的效果。[172]

支持食用入侵物种主义者认为，人类有能力吃光他们想吃的任何物种，并指出许多动物已被人类捕杀至灭绝，比如加勒比僧海豹和旅鸽。食用入侵物种主义的支持者还指出牙买加因鼓励食用狮子鱼，而把狮子鱼数量大幅减少。[173]

近年来，包括珊瑚礁环境教育基金会（Ree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 ）和应用生态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logy）在内的组织所出版的烹调法和食谱，其中也把入侵物种作为材料。[174][175]

在中国互联网，也流传着“中国吃货把入侵物种吃到要养殖”的梗，并以克氏原螯虾、非洲牛蛙等为例，但也有许多科普作者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吃货”的消费仅仅只是助长了相关的养殖业，养殖业再通过养殖逃逸等方式加深入侵物种的入侵。

杀虫剂

杀虫剂通常用于控制和根除入侵昆虫。[176]用于对抗入侵植物的除草剂也包括真菌消除剂，[176]药剂虽然已对引入种群的有效族群大小产生瓶颈效果，但已知一些遗传变异已产生对真菌消除剂的抗性。[176]研究人员迈耶（Meyer）等人于2010年发现对黑粉菌属具有抗性的绢麦草(入侵种群)可用作生物防治，而Bruckart等人在2017年发现柔枝莠竹对平脐蠕孢属（Bipolaris microstegii及B. drechsleri）也具有抗性。[176]研究者进一步显示部分抗性是由于不规则发芽，而在种子库中持久存在。 [176]研究人员麦克唐纳（MacDonald）等人在2011年，和福勒（Fowler）等人在2013年发现作物与任何不受控制的植物（野生本地植物或入侵植物）相比，另有一个劣势，即作物会吸收更多的养分。[176]栽种作物时会刻意增加其营养摄入，以增加产量。 [176]任何病原体都会发现入侵植物的内部或表面的环境不如作物般有吸引力，麦克唐纳发现肥料通常与入侵与作物营养间的差异无关联。[176]

预测未来入侵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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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对叶榄李/拉贡木(Laguncularia racemosa)被认为是具有入侵潜力的红树林植物，它最早作为辅助造林的速生树种引入海南。

为未来的入侵做预测是许多研究人员的优先课题。这种趋势是因为入侵物种会造成极不利的影响和会持久存在而受到推动。也就是说，由于入侵者会造成重大损害（参见上述“不利影响”）并且一旦它们在新环境立足，几乎就无法完全根除，因此一致认为最好的做法是透过预测哪些物种会产生大量不利影响，并致力阻止这些物种引入新的环境。

预测入侵植物

能准确预测引入非本地植物会产生的影响是种特别有效的管理选项，因为大多数非本地植物物种的引入均为有意的行为。 [177][178][179]由于人类对此类引进具有控制力，经仔细预测之后，可将有问题的植物进出口列为非法，予以取缔。

绝大多数（估计在66-90%之间）的非本地植物进入新环境后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些无害的外来物种是园艺行业的重要构件（2019年在美国的销售额为138亿美元[180]）。因此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完全禁止迁移非本地植物不仅不符现实，而且是过于严厉。这也进一步强调准确的预测，并仅对有入侵性的植物做管制的必要性。

针对杂草的风险评估

杂草风险评估是常用在预测特定植物物种，在特定新环境中产生负面影响可能性的工具（有时称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尤其是针对更多分类群而非仅对植物时）。许多此类风险评估采用标准化问卷的形式。在这些情况下，植物检疫专家将根据有意移入植物在新环境中会造成的风险，为每个问题给予评分。险评估结束时再把分数加总，所得总分与管理措施互为关联（通常对低风险物种会“允许引入”，对处于低风险和高风险之间的物种做“进一步评估”，对高风险物种则是“不得引入”）。[181][182]

杂草风险评估通常采用的是有关生理学、[181]生活史特征、[182]原生物种范围、[183]和受到评估每个物种间的种系发生学关系。虽然这些类别中的某些种类会与从前的入侵植物有关，但它们是否可对新入侵物种做出有意义的预测，仍是个有争议的话题。[184][185]

参见

参考

署名

本篇包含参考文献中的CC-BY-3.0协议文本[91]

进一步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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