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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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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于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犯罪问题
1951年3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犯罪问题

反革命的原意是指一切反对革命,与革命政权对立,进行破坏活动,试图推翻革命政权的行为属于“反革命”。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认为旺代省保皇党天主教皇家部队、大不列颠王国援军等为反革命,是有带贬意的。

原本“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但在共产国家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反革命被视为严重的负面行为,成为政治犯的罪名。

“反革命”通常被用来对政敌的攻击。1924年前后,在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期[注 1]政治宣传演讲中,这个词汇本身已经转向一种带有嫌恶意涵的负面评述,在国共分途后,双方互执过去齐心打造的“反革命”互相攻讦;最明显的如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互指对方为“反革命”。1950年代,毛泽东发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反革命分子”,虽然在时空背景与政治条件殊异状况之下,比对1930年代对反革命分子的审理,有某方面巧妙的相似。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红卫兵派系宣称自己拥护毛主席而指责敌对派系为“反革命”。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林彪因是否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爆发冲突,毛泽东强调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领”。1989年,北京市发生六四事件,官方称北京市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戒严令。戒严部队以武力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

“反革命事件”的说法并非中国独有,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使用:如1917年俄国革命后,一批批的帝俄贵族,多以反革命名目,执行死刑。

话语流变

中国最早出现“反革命”字汇,不晚于1917年,这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对于俄国革命报导中有记者使用“反革命”称呼帝俄时期留下的残存武装贵族等反对势力;发生在广州国民政府统治下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中,《广州民国日报》与《向导》对事件的报导与评论内,有意识地运用相关话语进行政治宣传,同时,在黄埔军校内或一般南方民间开始广泛运用“反革命”一语,以至于当时人在北方的唐有壬大加挞伐,称:“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这组词汇在北伐一开始就带有负面意义,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与行进过程中,众多军事电文、各地民众响应呈文、官方宣传或南方的机关报内,“反革命”一语几乎等同正在讨伐的北洋军阀;然而随着军事行进推演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唐有壬“死刑似的”一语成谶,武汉国民政府在有留俄背景司法部长徐谦主导下,真将〈反革命罪条例〉成为一纸刑事法规,而首次审判的,是前隶吴佩孚部的陈嘉谟刘玉春,审判日期仅在法规公布隔日,[1]根据报载,当日围观者众,群情激亢,然身为军事将领的蒋介石听闻此事却不甚愉快。[2]

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 反革命分为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两类。

注释

  1. ^ 台湾方面学界惯称“联俄容共”,或大陆学界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指1923年至1927年这段时期共产主义信徒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这阶段。

参考文献

  1. ^ 王慧婷,〈在刃之端:1927 年的〈反革命罪条例〉与司法审判〉,2013年“全国研究生历史学论文发表会”(台南:长荣大学,2013年5月31日),会议论文,无出版。
  2. ^ 王奇生,〈“北伐”与“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初版,简体]。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9月)〔海外增订本〕。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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