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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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算问题是针对使用经济计划(英语:economic planning)作为生产要素基于市场的分配方式的替代品的批评。首先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中提出,后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加以拓展。[1][2]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描述了资本主义下的价格体系的天性并描述了社会中个人的主观价值是如何转变为资源的理性的分配所必要的目标信息的。[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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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中,价格反映了资源、劳动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着重于资本货物的社会主义化不可避免的匮乏,但米塞斯后来在《社会主义(英语:Socialism (book))》中详细说明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米塞斯和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仅仅通过市场价格提供的信息实现,并且官僚式或者技术式的分配方式缺乏理性分配资源的方法。争论发生在1920至1930年代,而且争论的具体时期被经济史学家称为“经济计算争论”。米塞斯最初的批评受到了许多回击并导致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最有名的是兰格模型。
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价格体系是必定缺乏的,因为如果公有实体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没有可以像仅仅是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货物输送,且不是“交易的对象”那样获取资本财产的价格,不像最终产品。所以,他们无法制定价格,而且因此这一体系必然会没有理性,中央计划者无法知晓怎样有效的分配有用的资源。[1]他写道“……理性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是办不到的。”[1]米塞斯在他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把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发展的更为完善,指出市场价格体系是人类行为学的表达,而且不能被任何官僚主义的形式取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计划受到了提倡分散式计划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之前包括互助主义者(英语:Mutualism (economic theory))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马克思主义者列夫·托洛茨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中央计划后来受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雅诺什·科尔奈和Alec Nove的批评。Robin Cox指出经济计算争论只能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通过能让决策者允许生产货物以计算类的相对稀缺性为基础的存量管制的自我调节系统实现很大程度上的自发性秩序的假设上才能被成功反驳。这是在多数决定为分散式的经济体中仅有可行的办法。托洛茨基指出中央计划者不能对经济中局部的变化做出有效反应,因为他们举措没有有意义的投入及经济体中数以百万的经济参与者的参与,而且因此成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无效的机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