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
中華民國首都及直轄市,台灣政經中樞 / 维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台北市,通称台北,是中华民国的首都[4]及直辖市,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盆地,是台北都会区以及北台湾的中心城市,亦为台湾在金融、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中心,2020年台北获评选为最高等级的Alpha级国际大都市[5]。全市划为12个行政区[1][6][2]。设籍人口约有250万人[注 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9,200人[注 3][3]。
台北市 Taipei City 简称:北、北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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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直辖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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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25°02′15″N 121°33′45″E | |||
国家 | 中华民国 | ||
设立 | |||
下级区划 | 12区[1] | ||
政府 | |||
• 行政机构 | 台北市政府 (立法机关:台北市议会) | ||
• 市长 | 蒋万安(台北市市长列表) | ||
面积 | |||
• 首都、直辖市 | 271.7997 平方公里(104.9425 平方哩) | ||
面积排名 | 第16位 | ||
海拔 | 10 米(30 呎) | ||
人口(2024年2月) | |||
• 首都、直辖市 | 2,510,477[2][3]人 | ||
• 排名 | 第4位 | ||
• 密度 | 9,236.50人/平方公里(23,922.4人/平方哩) | ||
• 密度排名 | 第1位 | ||
• 都会区 | 6,914,924 | ||
时区 | 国家标准时间(UTC+08:00) | ||
户政资料代码 | 63000 | ||
毗邻省市 | 新北市 | ||
网站 | https://www.gov.taipei/ | ||
市象征 | |||
鸟 | 台湾蓝鹊 | ||
花 | 杜鹃花 | ||
树 | 榕树 | ||
台北市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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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 | 臺北市 | ||||||||||||||||||||||||||
简化字 | 台北市 | ||||||||||||||||||||||||||
字面意思 | 台湾之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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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名称 | |||||||||||||||||||||||||||
汉字 | 台北市 | ||||||||||||||||||||||||||
旧字体 | 臺北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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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语名称 | |||||||||||||||||||||||||||
泰雅语 | Mnka' |
台北城市建立之历史,最早可追溯自清代后期的1876年台北府成立、以及1884年台北城建立;日治时代中期的1920年成立州辖市,乃台北正式建市之始。1945年中华民国时代开始时成为台湾省省辖市及省会(后者至1956年迁至中兴新村为止),1949年成为首都,1967年升格为直辖市。
台北市市徽为第三代版本[注 4],于1996年透过公开征选产生,设计人为张维懿,在经台北市议会修法前,先行以台北市政府府徽之名义使用。2010年9月20日,台北市议会通过台北市政府提案取代《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办法》的《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自治条例》后,正式成为市徽[7][8]。设计概念如下:以毛笔写意手法写出北字,下方置黑色“TAIPEI”及灰字“台北”。红色代表热情,表现台北市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创造力,并传达台北人的活泼与热情。黄色代表温暖,表现台北人的友善、人情味,以及温暖的包容力。绿色代表和平与希望,表现台北市着重环保及乐活的绿色都会。蓝色代表理性与自由,表现台北市为国际科技化、智慧及创新的城市,并展现水岸城市的健康与清新。以红、黄、绿、蓝飞墨所组成的市徽,充分展现台北市热情、温暖、友善、自由、和平及健康之旺盛生命力,亦说明台北市在文化、环保、科技的创造与坚持,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兼容并蓄,展现多元文化的丰富精神。[9]
根据荷兰人1654年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记载,台北最早为平埔族原住民凯达格兰人生活之地[10],部分平埔族有初步的开垦和灌溉,其番社址位置与后世并无太多变动。艋舺(今万华)为凯达格兰语独木舟的音译,因其西侧为新店溪的港口,先民开发时有很多独木舟停靠[11]:102;当时地图是以荷兰文“Handelsplaasts”标示,即交易场所的意思,足见其商业传统之古老;大龙峒(今大同区北部)被标为“Pourompon”聚落。早在汉人之前,荷兰人就曾经在剑潭垦荒,松山地区于泉州人来之前,在明郑前后就有福州人前来开垦。换言之,台北从17世纪初开始,就已因西班牙、荷兰、汉人的多元统治,而具有都市的粗胚样貌。
台北在1684年(清康熙23年)划属大清帝国台湾府诸罗县,首度纳入满人行政体系。1709年,泉州人陈天章、陈逢春、赖永和、陈宪伯、戴天枢合股立陈赖章垦号,向诸罗县申请开垦大佳腊(之后多写作“大加蚋堡”)地方。1723年,巡台御史吴达礼报请朝廷增设淡水厅,并管辖大甲溪以北[12],但当时的台湾仍以台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
19世纪中叶,淡水河流域的物产贸易(特别是茶叶)兴起,艋舺及大稻埕(今大同区西南部)先后成为重要贸易据点,台湾经济重心逐渐北移,清代官方决定在艋舺与大稻埕间的田野地,兴建台北城做为行政中心,城垣于1884年底正式落成。刘铭传在西仔反战役弃守基隆后,率千余名士兵,携大量财宝、粮秣欲离开台北城,行经艋舺时,商民认为刘铭传想落跑,遂将其监禁在艋舺龙山寺内,直至承诺会坐镇台北督战后才获释放。[13][14]:43-45,164-173,183[15]。
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担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开始建设大稻埕至基隆与新竹的铁路,加强邮电、道路等基础建设,并将台湾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设置于城内(现址为中山堂),台北的都市雏形至此已初步建立。1894年,继任巡抚邵友濂正式将省会由桥孜图(今台中市南区)移至台北,奠定台北至今为台湾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1895年,大清帝国于甲午战争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6],台北仍作为日本统理台湾的政治中心;并立县厅制设台北县。日治初期以原有的两座衙门作为台湾总督府,直到1919年总督府新厅舍(今总统府)落成为止。1900年起,日本政府拆除台北城墙及西门,在原址辟筑四条三线道路,兴建自来水及下水道系统,以原台北城内的区域(日人称为“城内”)作为中枢政府厅舍集中地,以及在台日本人的商业地带,并分阶段进行市街改正计划,街道和建筑风貌略为西化,另外也兴建公园及其它公共建筑,台北逐渐具有现代都市的型态。自此,台北城慢慢由中国传统模式,变成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城市布局与运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厅集中区之现代化建设,对今日台北城面貌影响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为在台北城进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现代测量仪器绘制《台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图》,精准纪录台北城廓与街道样貌,相较于之前不精确的中式地图,更能满足殖民政府军事、政治管理与经营上的需求。1897同年开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于铁路交通建设,可说是台北城现代化的开端,台北城也从防御城变成开放城市。[17]
1920年10月1日市制实施,成为台北州辖台北市,与同时成立的台南及台中为台湾最早的三个市。二战期间,美军空袭台北,造成破坏及市民伤亡,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仪式,日治时期划下句点。
1945年10月,台湾进入战后时期,台北市在该年11月1日设为省辖市,至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退守台湾之后,于10月起将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于台北市。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来台的200万中华民国国军官兵与中国大陆各省平民、以及1960年代众多中南部民众北上求学、工作的风潮,使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市民结构趋向多元化。过去在美援的挹注下,逐步进行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城市开发原以三市街为中心,集中在建国南北路以西的旧市区,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向东边的大片田野地拓展,逐渐发展成东区商圈。
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隔年再将原属台北县(今新北市)的内湖乡、南港镇、木栅乡、景美镇和原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镇、士林镇纳入辖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台北市迈入都市开发的高度发展期。在高度发展之下,严重的交通问题亦随之而来,直至1990年代,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台北捷运、快速道路、公车专用道等交通建设陆续完成之后,才纾解交通上的压力。
随着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议会的搬迁与进驻,属于东区的信义计划区快速发展为台北首要的中心商业区,原本台北城内的金融枢纽地位遭到取代;此外,西区的西门町、大稻埕、台北车站周边等市街区也开始进行都市再造计划。21世纪后,由于台北西区强势崛起,人潮和商机已经逐渐转移到西门町、台北站前商圈、南西商圈。台北市陆续主办第21届夏季听障奥运、2010年国际花卉博览会、2011年世界设计大会、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加上时为世界第一高楼的台北101落成,增加台北市的国际能见度。柯文哲市府上任后,再推行东区门户、西区门户等两大开发计划,使得台北市进入新的都市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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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台北市包含12个区,面积为271.7997平方公里。而台北都会区面积为2,457.1253平方公里,人口约704万,包括台北市外围的基隆市、新北市的芦洲、三重、新庄、板桥、中和、永和、新店、汐止、树林、土城、五股、泰山、淡水,由上述2个城市都区与台北市共同组成的大型都会区,这片区域又泛称大台北地区或双北市。
台北市中心区域位于台北盆地腹地中央,大屯火山群(活火山)位于市区北边与新北市接壤处,整个山系于市区内大致向南延伸并趋缓,直抵圆山、大直与内湖等地,是台北市境内最大的山系;最高的七星山为1,120米,第三高的大屯山为1,092米,山系中心地带与北投侧的外缘地带有不少火山地形。市区东边的内湖、南港与南边的木栅多为丘陵地形;标高约300多米的南港山系(拇指山系)则横亘于信义、南港两区之间。
台北市境内的河流大部分属于淡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从台北盆地的南边流入,与其支流景美溪合流后,形成台北市西南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经景美、公馆、古亭等地,至万华附近与大汉溪合流后,始称为淡水河。此后向北流经大稻埕、社子,至关渡附近与支流基隆河会合前,亦形成台北市西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基隆河自盆地东北边流入,经南港、松山、内湖、士林、北投等地,横贯台北盆地的北半部。过去因河道极为弯曲,每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间的部分河道实施过截弯取直工程。景美溪系由盆地东南边流入,横贯文山区后于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发源于盆地北侧山区的磺溪、外双溪等河流,汇集后注入基隆河。
台北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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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图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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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位于北纬25度线附近的海岛上,地处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深受干冷的蒙古高气压与暖湿的太平洋高气压交互影响,形成了副热带季风气候。日照时数和地球多数地方相较之下较少,除了7月至9月晴天较多之外,其他季节大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冬半年平均日照时数甚至低到每个月仅有70~100小时。
3月至4月为春季、5月至9月为夏季、10月至11月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但相对温带较为温暖。有时受到全球暖化或特殊的气候变化影响,也会出现较暖的冬天,或是较冷的春天(如2005年2月至3月蒙古高气压带来的强烈冷气团,使得台北的温度少见地降至摄氏5.6度,邻近台北的淡水更出现摄氏3.9度的低温)。由于位在东亚季风带内,因此气候也受东北季风(冬季由东北方吹来含有许多水汽的季风,此风也是在冬季带给台湾北部降水的主要来源)影响。也因为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才不致使淡水河有因水量不足而断流的问题。
同时台北市地处海岛,使台北市纵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北,冬季气温仍比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华南沿岸城市为高2至3度(如广东沿海等县市), 因此可达16度左右。因为一般大陆性的强冷空气过海后会变得温和且水分增多,所以台北能下雪的机会,也比香港、澳门等欧亚大陆沿岸城市为低。不过,在2016年1月24日北半球超级寒潮侵袭时段,台北市有出现雨夹雪,当日最低气温为4度,为气象站首次观测到固态降水。因此台北周围山区,仍然是有冰雪天气的可能性。
另一个特殊的气候特征:因为台北市区主要位于台北盆地中,气候深受盆地地形影响,夏季因盆地周围的高山阻挡,不易使热气排出,市内的气温通常较周围地区高出摄氏1度至2度。进入冬季后,市区周围的山地与丘陵容易形成地形雨,湿冷天气居多,尽管温度比台湾中南部平原地带或中国大陆沿海城市高,体感温度却比实际温度还要更冷,台北仍较会感受到阵阵凉意。每年5月前后,由于蒙古高气压与太平洋高气压交会形成锋面,使得台湾进入梅雨季节,此时台北的降雨天数也会增加,夏季也经常会因为上升气流旺盛,形成午后雷阵雨。
随着全球暖化导致极端天气不断增加,加上热岛效应,台北市气温近年不断创新高(如2020年7月24日测得39.7℃,创下台北气象站自1896年设站以来的最高温纪录,且历史前五名高温有四次出现于2020年[19]),夏天出现38度或以上的高温日子会显著增加,而冬天出现10度或以下的寒流会减少,2017年及2019年台北市更没有出现摄氏10度或以下低温,创1951年有纪录以来整年都没有寒流报到的纪录[20]。整体而言,台北市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16.6°C,极端最低气温为-0.2°C(1901年2月13日);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30.1°C,极端最高气温为39.7°C(2020年7月24日);年平均气温为23.5°C[21]。
台北市(平均数据1991-2020年,极端数据1897年迄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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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全年 |
历史最高温 °C(°F) | 33.8 (92.8) |
31.8 (89.2) |
35.0 (95.0) |
36.2 (97.2) |
38.2 (100.8) |
38.9 (102.0) |
39.7 (103.5) |
39.3 (102.7) |
38.6 (101.5) |
36.8 (98.2) |
34.3 (93.7) |
31.5 (88.7) |
39.7 (103.5) |
平均高温 °C(°F) | 19.6 (67.3) |
20.7 (69.3) |
22.9 (73.2) |
26.7 (80.1) |
30.1 (86.2) |
32.9 (91.2) |
35.0 (95.0) |
34.4 (93.9) |
31.6 (88.9) |
27.8 (82.0) |
24.9 (76.8) |
21.1 (70.0) |
27.3 (81.1) |
日均气温 °C(°F) | 16.6 (61.9) |
17.2 (63.0) |
19.0 (66.2) |
22.5 (72.5) |
25.8 (78.4) |
28.3 (82.9) |
30.1 (86.2) |
29.7 (85.5) |
27.8 (82.0) |
24.7 (76.5) |
22.0 (71.6) |
18.2 (64.8) |
23.5 (74.3) |
平均低温 °C(°F) | 14.4 (57.9) |
14.7 (58.5) |
16.2 (61.2) |
19.4 (66.9) |
22.8 (73.0) |
25.3 (77.5) |
26.8 (80.2) |
26.6 (79.9) |
25.2 (77.4) |
22.6 (72.7) |
19.8 (67.6) |
16.1 (61.0) |
20.8 (69.4) |
历史最低温 °C(°F) | −0.1 (31.8) |
−0.2 (31.6) |
1.4 (34.5) |
4.7 (40.5) |
10.0 (50.0) |
15.6 (60.1) |
19.5 (67.1) |
18.9 (66.0) |
13.5 (56.3) |
10.2 (50.4) |
1.1 (34.0) |
1.8 (35.2) |
−0.2 (31.6) |
平均降雨量 mm(吋) | 93.8 (3.69) |
129.4 (5.09) |
157.8 (6.21) |
151.4 (5.96) |
245.2 (9.65) |
354.6 (13.96) |
214.2 (8.43) |
336.5 (13.25) |
336.8 (13.26) |
162.6 (6.40) |
89.3 (3.52) |
96.9 (3.81) |
2,368.5 (93.23) |
平均降雨天数 | 13.6 | 12 | 14.1 | 14.5 | 14.5 | 15.7 | 11.8 | 14.6 | 13.8 | 12.8 | 12.5 | 13.1 | 163 |
平均相对湿度(%) | 77.2 | 77.8 | 76.1 | 74.9 | 74.7 | 75.3 | 70.2 | 72.1 | 73.9 | 74.4 | 75 | 75.9 | 74.8 |
月均日照时数 | 76.1 | 79.3 | 95.1 | 96.9 | 113.6 | 114.8 | 176.9 | 182.8 | 151.7 | 114.7 | 93.3 | 78.6 | 1,373.8 |
数据来源:中央气象局 |
台北设有自主的政府机构,乃起始于1875年,当时台北盆地一带属于台北府及其辖下的淡水县。进入日治时期后,台湾总督府在1920年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个市街为基础,设立台北市,隶属于台北州;1938年进一步将松山并入台北市。
1945年,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后,台北市成为台湾省的省辖市,并在1956年以前为台湾省省会(后迁至南投县中兴新村),当时设有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龙山、双园等10区。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第一个直辖市。1968年7月1日,原隶属台北县的景美镇、南港镇、木栅乡、内湖乡,以及阳明山管理局所属之士林镇、北投镇等6乡镇划归台北市管辖。
1990年,台北市重划行政区,将原来16区调整为今日的中正区、万华区、大同区、中山区、松山区、大安区、信义区、内湖区、南港区、士林区、北投区和文山区等12区。重划情形大致为:龙山区、双园区及古亭区西侧合并为万华区;城中区、古亭区中部合并为中正区;古亭区东侧与松山区中西部并入大安区;大安区东侧与松山区南半部划出,新设信义区;景美区、木栅区合并为文山区;建成区、延平区并入大同区。[22]
自2000年起,在各区之下增设次分区,作为辅助的行政区域。各区依据实际发展情形,配合各里特色,划定4至7个次分区,将具有邻近特性,文化、历史特质类似的数个里集结起来,以求有效利用邻里资源,并凝聚居民向心力,相互合作以共同推展市政建设。至2010年11月止,台北市共有68个次分区。
台北的发展,从淡水河东岸艋舺小集市形成聚落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政府1875年在台北设府治,1885年,把台湾划为一个行省,台北为省会。1879年修筑了台北城,格局近方形,城内采用东西与南北正交的棋盘式道路系统,但城墙线与道路不正交。城设五门,其中仅丽正门(南门)对准正南,全城背靠大屯山,面向新店溪。城的主轴北起天后宫(今国立台湾博物馆),南至丽正门,东西城墙则交会于大屯山主峰七星山。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北城市规划,相当程度上是参考欧洲大城市的经验,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扩大城市发展区域的概念。自17世纪以来,像是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后拆除城墙,进而重新整顿城市。[23]台北在拆除旧城墙后,决定铺设四通八达的街道。日治总督府民政局临时土木局主要仍依循旧规,依照城内传统布局规划新道路,例如延长北门街(今衡阳路),特别是向南扩建,成为贯穿南北城区的道路,南段部分则为文武街。至于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府前街(今重庆南路一段),如今贯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铺设许多东西向道路。使传统上以军事防守为出发点的城市,转变为注重交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至于城内街区,当时的规划逻辑,是将整个城市划分为52个街廓(Block)。[24]受限于旧有街道、建筑并不成正角对称,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现各种不对称矩形、不对称多边形。以街廓为单位,新城市也发展出与清代沿着街路两侧发展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样貌。[25]此外,在建筑材料上,台北官厅集中区也有其独特之处:许多建筑大量运用红砖。由松崎万长与渡边万寿设计,在1908年完成的台湾铁道饭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6]
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都市规划,强调视觉美感与功能并重,以几何型态和对称空间结构为基础,放入机能性建设,其中包括道路、水道、卫生设备,以及各类型官厅行政机构。[27]对于日本而言,西方的这套都市规划相当值得学习,欧化之后,更继续以台湾各城市,尤其是台北城,实验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此角度而言,台北也可说是当时全日本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后藤新平以后成为东京市市长,可说明这种历史趋势[28]。后藤新平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两年,并且极为赞赏俾斯麦的治国政策。后藤新平1889年便主张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将国家事务治理广义定义为卫生治疗,卫生问题解决后,国家机能才能运作,也才能健全国体;主政者是医生,政府官员应以客观科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认识国家病源与问题,用客观、理性、现代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卫生制度与卫生机关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确立是健全帝国的必备条件。[29]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新兴的强国,正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试图使用各类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式治理,而强国的城市,例如德国柏林,正快速扩张与科学理性规划,渐渐由地方城镇转变成现代国际性首都。[30]规划柏林都市发展的专家詹姆斯·霍布雷希特(英语:James Hobrecht)曾在1887年受邀至东京考察,当时陪同调查的后藤新平深受影响。日后任职卫生局的后藤新平特别重视各类卫生调查工作,到台湾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先做科学式的调查。[31]后藤新平随着1896年考察团来台,马上开始调查台湾全岛卫生设施、上下水道设计。隔年调查成员便向总督提议,将台北市街下水道设计与道路扩建工作合并共同规划。另外,台北城的发展也受限于城内街道布局与城廓上的不协调。在考察团来台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设置民政局临时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当时聘用具有土木科专业背景的长尾半平与滨野弥四郎两人,从1899年起,接下来十年,共同推动台北城区的现代化发展。[32]
当台北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建筑即为“文装的武备”,换言之,“把城市兴建看成是一种军事武备,是国家强盛的必要装备,可防备抵抗运动”。[33]后藤新平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到柏林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变成全德国、全世界等级的国际大都市。因而来到台湾后,也想要将同样的规划概念运用在台北市,使这座城市拥有相当完善、便利的现代化机能,具有抵抗各种挑战的抗体。事实上,后藤新平之后在1920年至1923年担任东京市长期间,也提出大规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项目都和当年的台北城市改造一样,包括完善的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设施、开阔便捷的街道、将城市传统融合现代需求等。虽然东京的改造因为政党竞争、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难以顺利执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台湾经验反而回过头来影响东京城市的发展。[34]
虽然规模不比欧洲现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台北时,该城已经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拥有相当明确的官厅集中区,内含财政、经济、军事、商务、邮政、电信、电报等重要功能。从台湾历史来看,台北可说是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尝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相当想要实验现代化的官厅集中区,在台北这块殖民地上,较为年轻的建筑师或官员,可以更不受传统阻碍,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施行现代化。[35]从1900年公布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可知,初期计划仅限于城内地区,明显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区”,大肆开发遗留房舍或空地,作为未来新政治核心区域。在不久后,继续发展成更完整的“台北城官厅集中区”。[36]
1905年时,日本总督府公布第三个版本的台北市现代化计划。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范围不局限在台北城中心,而是扩及到其周围的艋舺、大稻埕,以及东门、南门及三板桥(南门以南及南门东南地区)一带,规模显然大上许多。主要负责人依旧是后藤新平的爱将长尾半平。[37]根据当年的《台北区改正图》可知,新计划在传统的棋盘式方格布局上,增加许多欧洲自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几何造型与空间概念。例如城墙拆除后的空间,原先讨论规划成公园广场,最后还是决定规划三线道的林荫大道,成为日后大台北市的重要交通干道。[38]当时公布的计划中,已经可以看出台北新公园(今228和平纪念公园)的规划,它与官厅集中区的关系密切,被纳入整体计划,成为重要都市新景观的一部分。[39]
台北城墙拆除时,位于转角处的角楼地方,放置放射状圆环,主要干道由此向外延伸,成为各区块的重要连结点。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这些圆形交叉点,塑造特殊城市景观,配合林荫大道,使之成为城内新地标。东北边的圆环成为今日忠孝东路与中山南、北路的交叉点;东南角圆环处则配合三角形岔路往东南方,也就是今日爱国东路与罗斯福路一段两马路所形成的交会点。在更往外的地方,运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边四边形、锥状道路系统,连接台北城与城外东南地带、新店溪旁的区域,规划上相当灵活多元。至于今日的罗斯福路、南中国海路、金华街、林森南路等,也是当年为了强化交通的五线道路。北门圆环是由五条放射状道路围绕,原本城墙所在区域变成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一段,当年就是美丽的林荫大道。[40]西半部的规划,同样大量运用三角形、不等边四边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强化旧有的道路系统。此时的新道路之宽度共有两项标标准,一为72.8米,另一为145.6米。[41]
台湾剑潭神社于1900年完工,台湾总督府则是在1919年兴建。[42]在当时的规划中,刻意规划一条世界级规格、横亘台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连接两处,其在1936年完工。[43]当时采用“地带超过收用法”处理两旁景观。该法意味着,“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征收道路两侧连带的区块,如此一来,可同时将周边不完整的土地同时纳入城市规划中,或者再规划入公共建设预定地中作了规划以后的区块,以高价卖掉,收购者需依照规划加盖,因此,整块区块与建筑都有统一整齐的面貌”。[44]整体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规划,其道路系统更注重往东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为辅助。这种规划概念其实也有生物学上的原理,考量到台北城多吹东风,东西向道路可减少灰尘累积,也能有充足阳光,可说是相当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卫生概念。[45]改造台北城市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日本殖民政府确实比较没有善待城内古迹。以东京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带领下,与德国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Ende & Böckmann)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厅集中计划”。计划中尽可能保留江户城的原貌,特别是の字形向右涡旋旋转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灾之外,必须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后成为今日“皇宫居留地”。不过在台湾,不仅有强力公权力介入景观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风灾后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筑与木造平房,实施“京町改筑”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建设。大幅改造的结果,使台北城与历史、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脱离。日后日本施行的都市相关法规,依旧缺乏保护古迹、历史建筑的思维。[46]在此环境下保留的旧城门:东门(景福门)、大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北门(承恩门),算是少数特别案例。以后藤新平为领导,以长尾半平为主管,以野村一郎为辅佐的年轻都市规划群,将城门设计成圆环功能,并和巴洛克造型结合一起,使台北城的样貌加入现代性特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