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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國民黨的批評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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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介绍中国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的重大批评声音和争议事项。中国国民党自从1894年11月24日,其前身兴中会成立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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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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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团(或还乡队)一般指的是被中共推翻的地主或地方势力依附国民党或国民党军队组成的武装团伙[1]。还乡团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国军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中。1946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绥靖区难民还乡团组织办法》,并通过其情报和军事机构对各地建立还乡团进行资助与支持[2],于是各地纷纷成立还乡团。还乡团和一些地方上的秘密会社、宗教组织以及被中共称为“地痞流氓”的势力组成民兵团体,协助国民党占领和管理农村(这些势力在内战正式爆发前就随着国民党进入农村)。这些民兵在夺回一片被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后,就会以平定农村为借口[2],对中共党员和平民进行有组织的报复[3]。据记载,这些民兵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并敲诈、侮辱、强奸、勒索平民”,而国民党军队则抢劫民货和牲畜(当时部分平民将国民党称为“捉鸡队”)。中共将国民党以及这些民兵组织的行为形容成“新的‘三光’政策”,一些平民对这一说法表示认同,并抱怨国民党军队“比日本人还糟糕十倍”[2]。
台湾时期


国民党迁台后,记取失去中国大陆的教训开始严防和打击各种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或思想,主张“反共救国”,于1949年开始发布各种相关法律,冻结宪法以战争时期法律加大打击中共相关组织或思想及控制或动员社会。然而,许多人认为动员戡乱时期长达38年的台湾省戒严令所形成的白色恐怖伤害了包括人权等各种宪法赋予的权力。
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并进一步解除戒严,可以理解成官方正式宣告回归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终结了所谓白色恐怖的法律来源。[4][5][6][7][8][9][10]。除了对于白色恐怖的批评观点,不少人认为所谓白色恐怖也有在国家安全上的贡献,比如保障台湾的安全、避免被共产党入侵赤化等[11]。
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公务人员之选拔,应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第八十五条)但国民党党务人员不是公务人员。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五号解释》“行宪后各政党办理党务人员,不能认为刑法上所称之公务员。”(1952-08-16)、《释字第七号解释》“行宪后各政党、各级党部之书记长,不得认为公务员。”(1952-09-29)与《释字第二十号解释》“省党部、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均系人民团体,其主任委员及理事,自非宪法第一百零三条所谓公职。”(1953-07-10)。[需要非第一手来源]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世纪的威权体制,以接收日产、经营特权营利事业等方式取得庞大的党产。1993年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总经理刘维琪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表示,国民党拥有党产9639亿元。根据中华民国财政部清查,国民党不当取得或使用国家土地679笔,面积110.25公顷,按2016年公告土地现值总值约805亿元。刘泰英从1993年担任党营事业主委后,每年收益100亿元,7年赚进700亿元[12],2006年开始政党必须向内政部申报,国民党投资事业的营利收益,几乎每年都超过10亿元,其中2010年更接近30亿元,10年之间投资事业收入累计高达160.3亿余元。[13]
李登辉执政时期,地方出现有黑道背景的人士开始参选各级地方首长及民意代表,使得“黑金政治”以及“台湾地方派系”迅速在当时政坛发展成形。不少黑道背景的人士“漂白”以谋求“保护伞”(议员于会期中,非经决议免受拘捕之特权),利用在地方的强大财力当选。在任时,利用职位为自己“护航”,造成当时台湾政治混乱。受瞩目者如涉及多起议会暴力与议会外相关案件的无党籍台北县立法委员罗福助、国民党籍屏东县立法委员郭廷才、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屏东县县长伍泽元、嘉义县议会议长萧登狮、彰化县议会议长白鸿森与副议长粘仲仁等等。
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爆料,这情况在两蒋时期可能不明显,但自民选之后,一些人因职务之便,得以接近获取不法所得。[14][15][16]。
国民党彻来台后为达到胜选目的,透过地方党基层组织即党支部(即所谓民众服务站)“操作”选举,方法包括做票和买票,如1992年花莲县立法委员选举集体作票事件。[17][18][19][20][21][22]

2015年,洪秀柱成为国民党初选中唯一登记参选的候选人,以高民调顺利通过初选。7月19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无异议鼓掌通过提名洪秀柱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废止洪秀柱提名,改征召时任新北市市长兼党主席朱立伦参选总统。洪秀柱被提名只有90日,成为台湾总统选举史上,首位通过党内初选,又被其政党撤销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国民党提出军公教年金改革方案草案后却因遭受深蓝选民抗议最后选择撤案,被认为是发夹弯。[26]国民党在年金改革政策上被批为无能。[27][28]
1945年,国民政府接替日本开始统治台湾,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29][30][31][32][33]。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况、生活习惯等缺乏了解,导致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深感失望[34][35][32][36][37][38]。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人军纪不严,例如不付款、低价强购,乃至有偷窃、抢劫、恐吓、诈欺等各种非法情事发生[39][32],与台湾日治时期成强烈对比[40],也使得台湾人民愈来愈敌视国民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埋下了228事件发生的种子。[41]
美丽岛事件是于1979年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在台湾高雄市发生的一场重大冲突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于12月10日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游行引爆警民冲突。事件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大举逮捕党外人士,并进行军事审判,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警民冲突事件。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党外人士遭到逮捕与审判。最后在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各界的压力下,除施明德判无期徒刑外,其余皆以有期徒刑论处。
此事件对台湾往后的政局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之后又陆续发生林宅血案(1980)、陈文成命案(1981)、江南案(1984),使国民党政府不断遭受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党外势力的挑战,之后国民党渐逐渐放弃一党专政的路线以应时势,并进一步解除持续38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逐步走向民主化道路。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俗谓“刘江南”)在美国加州遭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吸收的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内情曝光后台美关系顿时紧张,中华民国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林宅血案为1980年2月28日发生于台湾省议会议员、美丽岛事件被告林义雄位在台北市住家的一起震惊国内外的兇杀案件。林义雄六十岁的母亲游阿妹及七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被刺杀身亡,九岁长女林奂均受重伤,此案至今仍未侦破,已成悬案[42]。由于林义雄当时因美丽岛事件而被警备总部收押,事涉敏感。当天又是三十多年前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日子,时机巧合。林义雄当年为美丽岛事件要犯,其住处及电话均为情治单位所监控,凶手还能从容进出林宅行凶,当年党外不少人认为此案为国民党政府所主导,藉以动摇各地党外人士的意志。几十年后,经过几次重启调查,仍无法破案。[43]
陈文成事件,于1981年在台湾台北市发生的陈文成教授离奇死亡案件,真相至今未明。此事件轰动海内外,为改变台湾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
1981年5月20日,陈文成全家由美国返台探亲,7月2日被三名警备总部人员带走约谈,隔日清晨被人发现陈尸于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中华民国政府曾声称他是畏罪自杀,陈文成的家人与朋友指控是遭到国民党政府谋杀。到台湾参与验尸的美国法医生理学家及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则认为这是一起他杀案件。
1989年,郑南榕被以涉嫌叛乱罪名传唤出庭,而其为表达“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而拒绝被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拘捕。郑南榕认为台湾独立的主张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并宣布:“国民党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随后他除了在《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自囚外,还在办公桌下准备汽油以表示抵抗主张。同年4月7日清晨,警方向杂志社发动攻坚行动时,不愿被逮捕的郑南榕进入办公室点燃汽油,最终自焚身亡。这次自焚事件立刻引起回响,另一名民主运动成员詹益桦在郑出殡游行期间,于总统府前自焚身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当年度举办的县市长和立法委员选举有所影响。
2014年,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时间宣布完成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引发一群大学与研究所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反对,并于18日18时在立法院外举行“守护民主之夜”晚会,抗议草率的审查程序;之后有400多名学生非法进入立法院内静坐抗议,接着于晚间21时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占领立法院议场。在26个小时内便有以学生为主的1万多名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表达支持。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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