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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
印度政治和宗教領袖（1869－194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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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甘地 (消歧义)”。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c]（古吉拉特语：મોહનદાસ કરમચંદ ગાંધી，印地语：मोहनदास करमचंद गांधी，英语：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d][3] ，尊称圣雄甘地（印地语：महात्मा गांधी），印度国父，是一位印度律师、思想家、反殖民运动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他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成功领导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赢得独立（参见印度独立运动）。他启发世界各地的民权和自由运动。于1914年在南非，首次有人用梵语中的敬语Mahātmā（意为"伟大的灵魂"或"值得尊敬的"）称他，之后广为世界各地使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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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今日古吉拉特邦，一个靠海，信仰印度教的家庭出生及长大，之后在英国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接受法律训练，并在22岁时获得律师资格。他回印度后，经历两年而未能成功开展律师业务，于1893年移居南非，为一位印度商人处理诉讼事务。他在南非居住21年，甘地在此首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开展民权运动。甘地在1915年（45岁）返回印度，并很快开始组织佃农、自耕农和城市工人，以与歧视和过高的土地税对抗。
甘地于1921年接下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权后，发动全印度运动，以减轻贫困、扩展妇女权利、倡导宗教与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消除不可接触者阶层（达利特），以及最重要的是争取印度的自治（即自决权）。甘地身着手工纺车编织的短托蒂，以此表明他认同印度的农村贫困人口。他开始在自给自足的社区生活，吃简单的食物，并进行长时间禁食，作为内省和政治抗议的手段。甘地将反殖民民族主义带给普通印度民众。他领导人民挑战英国强加的盐税，于1930年发起步行400公里（250英里）的食盐进军，并在1942年发出"[英国]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呼吁。他曾在南非和印度多次被捕入狱，服刑多年。
甘地基于建立一个宗教多元主义的独立印度国家愿景，在1940年代初受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挑战，后者要求在英属印度境内为穆斯林建立一个单独的家园。英国于1947年8月批准印度独立，但英属印度则被分裂成两个自治领：印度（以印度教徒为多数）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为多数）。当众多流离失所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被迫迁移，前往他们的新国家，宗教暴力随之爆发，尤其是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区。甘地没参加官方的庆祝独立活动，而是探访受暴乱影响的地区，试图缓解困境。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进行几次绝食以阻止宗教暴力。最后一次绝食于1948年1月12日在德里开始，当时他已78岁。一些印度教徒开始认为甘地在维护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方面过于坚决。在这类人之中，有一位来自印度西部浦纳的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 南度蓝姆·高德西，他于1948年1月30日在德里的一场跨信仰的祈祷会上，向甘地的胸部连开三枪，将其刺杀。
印度将甘地的生日 - 10月2日，定为甘地诞辰日，作为国定纪念日，并在世界各地被定为国际非暴力日。甘地被印度共和国尊为国父。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期间及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也被普遍称为Bapu，这是一个昵称，大致为"父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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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与家庭背景
甘地的父亲，卡拉姆昌德·甘地（1822–1885年），曾担任波尔班达土邦的行政首长。[5][6]他的家族起源于当时朱纳格特土邦内的库蒂耶纳村。卡拉姆昌德最初只是波尔班达土邦行政部门的一名文书，且他只受过基础教育，但因能力而在日后成为一位称职的行政首长。[7]
卡拉姆昌德在任职期间曾结过四次婚。他最初的两任妻子在各生下一个女儿后早逝，而他的第三段婚姻没生子女。卡拉姆昌德于1857年取得第三任妻子的同意后再婚，娶名为普特利巴伊（Putlibai，1844–1891年）的女子为妻，普特利巴伊同样来自朱纳格特土邦，[7]出身于一个信仰帕拉那弥派的家庭。[8][9][10]卡拉姆昌德和普特利巴伊育有四个子女：长子拉克什米达斯（Laxmidas，约1860–1914年）、女儿拉利亚特贝恩（Raliatbehn，1862–1960年）、次子卡尔桑达斯（Karsandas，约1866–191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三子，[11]甘地于1869年10月2日在波尔本达出生，此地是卡提亚瓦半岛上的一个滨海城镇，当时隶属于英属印度卡提亚瓦署（于孟买管辖区）的波尔班达土邦。[12]
甘地的父亲于1874年离开波尔班达土邦，前往规模较小的拉杰科特土邦（Rajkot），他在那里成为统治者Thakur Sahib的顾问。拉杰科特土邦的名气不如波尔班达土邦，但因英国区域政治署（British regional political agency）设在那里，为担任土邦的行政首长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13]卡拉姆昌德于1876年升任拉杰科特土邦的行政首长，而波尔班达土邦行政首长一职则由他的兄弟图尔西达斯（Tulsidas）继任。卡拉姆昌德的家人随后搬到拉杰科特土邦与他团聚。[13]全家于1881年搬进现被称为卡巴·甘地家族故居的宅第居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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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姐姐拉利亚特（Raliat）描述甘地童年时期是"非常调皮，不是在玩耍就是到处闲逛。他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扭狗的耳朵" 。[15]印度古典文学，特别是沙拉瓦那·库玛拉的故事和哈里什昌德拉王的故事对甘地的童年产生巨大影响。甘地在自传中提到，这些故事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甘地写道："它一直萦绕着我，我肯定无数次地将自己扮演成哈里什昌德拉王"。甘地早期将真理与爱视为最高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源于这些史诗中人物的启发。[16][17]
甘地家族的宗教背景为兼收并蓄。甘地出生于一个古吉拉特信仰印度教的巴尼亚种姓家庭。[18][19]甘地父亲的巴尼亚种姓属于吠舍瓦尔那（阶级）。[20]他的母亲来自中世纪基于对黑天的虔诚而发展起来的帕拉那弥派，[21][22]这个教派的宗教典籍包括《薄伽梵歌》、《薄伽梵往世书》，以及一套包含14篇经文的汇编，这个派别相信这些经文包含《吠陀经》、《古兰经》和《圣经》的精髓。[22][23]甘地母亲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女性，而他深受母亲的影响，"她如果不做日常祷告就不会进食... 她会许下最困难的誓愿，且坚定遵守。对她来说，连续两三次禁食根本是件小事" 。[24]
甘地九岁时，进入拉杰科特土邦离他家不远的学校，学习算术、历史、古吉拉特语和地理等基础知识。[13]十一岁时进入当地的阿尔弗雷德高中 (Alfred High School) 。[25]他的学业成绩普通，虽然赢得一些奖项，但害羞、拙于言辞，又对体育游戏不感兴趣。他唯一的伙伴是书本和学校课程 。[26]
13岁的甘地于1883年5月与14岁的卡斯图巴伊·戈库尔达斯·卡帕迪亚（Kasturbai Gokuldas Kapadia，通常被简称为卡斯图巴"Kasturba"，昵称为"Ba"）经由包办婚姻结为连理，[27]这是当时的习俗。他为此婚姻而耽误一年的上学时间，但后来透过加速学习来补足。[28]甘地的婚礼是一场联合婚礼，他的兄弟和堂兄也同时结婚。甘地回忆起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曾说："由于我们对婚姻了解不多，对我们而言只表示穿新衣、吃甜食和与亲戚玩耍。"根据当时盛行的传统，这名年轻新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数时候是住在娘家，与丈夫分开居住。[29]
甘地在多年后于其著作中带着懊悔，描述他对年轻妻子的淫欲情感："即使在学校时，我也会想起她，夜晚降临和随之的相会想法一直萦绕着我。"甘地后来回忆道，他对卡斯图巴感到嫉妒和具强烈的占有欲，例如当她与女姓朋友一起去寺庙时，以及他对她充满性的欲望。[30]
甘地的父亲卡拉姆昌德在1885年底去世。[32]甘地在父亲临终前仅几分钟却离开父亲的病榻去陪伴妻子。甘地在几十年后写道："如果动物般的激情没蒙蔽我双眼，我就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陪着他。[33]甘地的妻子在他16岁时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但在几天后夭折。这前后两次死亡让甘地感到痛苦万分。[32]甘地夫妇之后又生有四个孩子，全部是男生：哈里拉尔（Harilal），生于1888年、马尼拉尔（Manilal），生于1892年、拉姆达斯（Ramdas），生于1897年，以及德夫达斯（Devdas），生于1900年。[27]
18岁的甘地于1887年11月从亚美达巴德的一所高中毕业。[34]他于1888年1月进入包那加尔土邦的萨马尔达斯学院就读，这是当时该地区唯一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甘地随后却辍学，返回家中。[35] 甘地的课外教育，因接触古吉拉特语文学而更加丰富，特别是纳尔马德（古吉拉特语诗人及剧作家）和戈瓦尔汉拉姆·特里帕蒂（古吉拉特语小说家）等改革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提醒古吉拉特人关注自身的错误和弱点，例如对宗教教条主义的迷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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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三年
甘地从孟买的学院辍学后，[37]一位婆罗门祭司兼家族朋友 - 马夫吉·戴夫·乔希吉（Mavji Dave Joshiji）建议甘地和他的家人，他该考虑去伦敦学习法律。[35][38]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于1888年7月生下他们第一个存活的孩子 - 哈里拉尔（Harilal）。[39]甘地的母亲对甘地远走他乡、离开妻儿而感到不安。甘地的叔叔图尔西达斯（Tulsidas）也试图劝阻，但甘地心意已决。为说服他的妻子和母亲，甘地在母亲面前立下誓言，承诺他将戒除肉食、酒精和女色。甘地的兄长拉克什米达斯当时已是一名律师，他支持甘地前往伦敦的留学计划，并表示愿意资助。甘地的母亲最终也同意，并给予祝福。[35][40]
18岁的甘地于1888年8月10日离开波尔班达土邦，先前往孟买。一份报导他在拉杰科特土邦母校告别仪式的当地报纸指出，甘地是卡提亚瓦半岛地区第一位前往英国参加律师考试的巴尼亚种姓 。[36]当甘地等待前往伦敦的船班时，他发现自己惹怒孟买的巴尼亚种姓群众。[36]原因是当他抵达孟买后，暂住在当地的巴尼亚人社区，社区的长老们警告甘地，英国将诱惑他违背自己的宗教，并改采西方的饮食方式。甘地告知他们他对母亲的承诺以及她给予的祝福，但仍被逐出社区。甘地对此并不在意，于9月4日从孟买启程，由大哥送行。[37][39]甘地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就读，并于1888年至1889年间修读亨利·莫利先生教授的英国文学课程。[41]
甘地也在内殿律师学院附属的伦敦城市法学院注册，目的是成为一名出庭律师。[38]甘地抵达伦敦时仍保有害羞和内向的特质，但他加入一个公开演讲练习小组，尽量将羞怯克服，以便将来能以法律工作为业。[42]
甘地对伦敦贫困码头区社区的福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伦敦于1889年爆发一场激烈的劳资纠纷，码头工人为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发动罢工，海员、造船工人、工厂女工和其他人也加入，以作声援。罢工最终取得成功，部分归功于枢机主教亨利·爱德华·曼宁居中调解。而促使甘地和一位印度朋友特地拜访这位枢机主教，对他为劳方的帮助表达谢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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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甘地对母亲许下的誓言影响他在伦敦的生活。他曾尝试采纳"英式"习俗，包括学习跳舞。[44]然而他不喜欢女房东提供的清淡素食，经常感到饥饿，直到他在伦敦仅有少数的几家素食餐厅中找到一家，问题才获解决。甘地受英国作家亨利·索尔特著作的影响而加入伦敦素食协会，并在协会主席兼赞助人阿诺德·希尔斯的主持下被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45]他在委员会期间的一项成就是为协会建立卑士窝打分会。[46]甘地遇到的一些素食主义者是证道学会的成员，学会成立于1875年，目的为促进普世博爱，并致力于研究佛教和印度教文献。他们鼓励甘地与他们一起阅读《薄伽梵歌》的译本和原著。[45]
甘地与希尔斯之间保持友好且合作顺畅的关系，但两人在对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艾林森（一位医生）是否应留在伦敦素食协会的问题上看法有异。这次分歧是已知甘地首次挑战权威的例子，他虽然生性害羞，且性格上不倾向于对抗。艾林森一直在推广新出现的节育方法，但希尔斯不赞同此做法，认为它破坏公共道德。他认为素食主义是一场道德运动，因此艾林森不应再留在伦敦素食协会中。甘地虽然同意希尔斯关于节育具危险性的观点，但他也捍卫艾林森持有不同意见的权利。[47]对甘地来说，挑战希尔斯有其困难：希尔斯比他年长1岁，且口才便给。希尔斯是素食协会的赞助人，也是工业巨擘，他拥有的泰晤士铁工及造船公司在伦敦东区雇用超过6,000人。希尔斯还是一位卓越的运动员，后来创立西汉姆联足球俱乐部。
甘地在其于1927年出版的《自传》第一卷中写道：
这个问题让我深感兴趣……我对希尔斯先生及其慷慨大方非常敬重。但我认为仅因为一个人拒绝将清教徒式的道德观视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将其逐出协会，完全不恰当。[47]
委员会提出罢免艾林森的动议，并进行辩论和投票。甘地的羞怯成为他在会议上为艾林森辩护的障碍。虽然甘地已将其观点写在纸上，但因羞怯而无法宣读其论点，因此主席希尔斯要求另一位委员会成员代他读出。委员会中有些成员同意甘地的观点，但投票的结果是艾林森被开除会籍。希尔斯和甘地间并没因此产生嫌隙，希尔斯在为甘地返回印度举行的协会告别晚宴上，还提议为甘地举杯致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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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1891年6月（22岁）获得律师资格，随后离开伦敦返回印度。此时他才知道母亲在他留学期间已过世，而家人为不让他分心而将消息隐瞒。[45]他尝试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但因为他无法克服在法庭上诘问证人的心理障碍而以失败告终。他返回拉杰科特土邦，以为诉讼当事人起草诉讼书，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用，但又因与英国官员山姆·桑尼（Sam Sunny）发生冲突，连此业务也被迫停止。[45][46]
一位卡提亚瓦土邦的穆斯林商人达达·阿卜杜拉（Dada Abdullah）于1893年联系甘地。阿卜杜拉在南非拥有一家大型、业务繁忙的航运公司。他在约翰内斯堡的远房表亲需要一位律师，他们希望聘请一位卡提亚瓦半岛出身的人。甘地询问这份工作的薪酬，对方提出给予总薪水105英镑（约合2023年的4,143美元）外加旅费。甘地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知道这地方至少是在南非纳塔尔殖民地 - 同样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且聘用期间至少是一年。[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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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成为民权行动者（1893–1914年）
23岁的甘地于1893年4月乘船前往南非，担任阿卜杜拉表弟的律师。[49][50]甘地在南非前后度过21年的时间，他于其间发展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伦理原则和政治手腕。[51][52]甘地曾于1902年短暂返回印度，目的是动员支持在南非印度裔移民的福利工作。[53]
甘地抵达南非后，立即因他的肤色和背景而受到歧视。[54]甘地不准与欧洲乘客一同坐在驿站马车内，而被要求坐在驾车者旁边的地板上，当他拒绝时，遭到殴打。而在其他地方，他因胆敢走近一栋房子而被踢进水沟。另一次是因为他拒绝离开头等车厢，而在彼得马利兹堡被赶下火车。[37][55]甘地为此整夜坐在火车站，因寒冷而颤抖，思考是应该返回印度，还是该抗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55]甘地最终选择抗议，而被允许在第二天搭上火车。[56]在另一起事件中，德班法院的一名地方法官命令甘地摘下他的头巾，而他拒绝。[37]印度人在当时不被允许在南非的公共人行道上行走。甘地曾被一名警察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从人行道上踢到街上。[37]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的说法，当甘地抵达南非时，他认为自己是"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印度人（即英国人的身份优于印度人）" 。[57] [55]然而甘地亲身经历和观察到关于英国人对他及其他印度同胞的偏见，让他非常困扰。甘地认为这是种羞辱，他很难理解有些人如何在行使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中会感受到荣誉、优越感或是快乐。[55]甘地开始质疑他的国人在大英帝国中的地位。[58]
阿卜杜拉介绍甘地到南非处理的法律案件在1894年5月结案。[59]甘地准备返回印度，当地的印度社群为他举办告别会。这场告别会随即转变为一个工作委员会，以策划抵抗纳塔尔殖民地政府一项新的歧视性提案，而导致甘地延长他原本计划在南非停留的时间。甘地计划协助印度移民反对一项剥夺他们投票权的法案，当时这项权利被提议成为欧洲人的专属。他请求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重新考虑在该法案上的立场 。[51]虽然甘地无法阻止法案通过，但他发起的运动成功地引起人们对南非印度人冤屈的关注。他于1894年协助成立纳塔尔殖民地印度人国民大会党（Natal Indian Congress），[46][56]并透过这个组织将南非的印度社群塑造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当甘地于1897年1月前往德班，在登陆时遭遇一群白人定居者组成的暴徒袭击。[60]甘地最终在警察局长妻子的帮助下才能脱困。然而甘地拒绝起诉暴徒中的任何成员。[46]
甘地于1900年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自愿组建一支担架队，即纳塔尔印度人救护队（Natal Indian Ambulance Corps）。根据阿瑟·赫尔曼的说法，甘地希望打破英国殖民地的刻板印象，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尚武"不同，不适合参与涉及危险和费力，具"男子气概"的活动。[61]甘地动员1,100名印度志愿者，协助英军作战部队对抗布尔人。他们经过训练并获得医疗认证后在前线服务。他们在第二次科伦索战役中是白人志愿救护队的辅助部队。在斯皮恩科普战役中，由于地形过于崎岖，救护车无法行驶，甘地和他的担架队员须移往前线，将伤者抬行数英里后再送到野战医院。甘地和另外37名印度人因此而获颁女王南非勋章。[62][63]
川斯瓦殖民地政府于1906年颁布一项新法案，强制殖民地的印度和华人人口进行登记。该法律要求亚洲人接受指纹注册，并随身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官员可随时要求查验。[64]历史学家指出，甘地的抵抗因此也是对把印度人即生物辨识为犯罪嫌疑分子的的一种抗议。[64]甘地最初接受自愿注册，作为一种信任的姿态，但后来意识到一旦指纹被记录，个人就失去撤回同意的权利。这随后塑造甘地将萨提亚格拉哈（Satyagraha，梵语，义为坚持真理）理解为捍卫尊严和个人自主权的理念。[64]甘地在同年9月11日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集会上，首次采用他当时仍在发展中的方法 - 坚持真理，或称非暴力抵抗。[65]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安东尼·帕雷尔的说法，俄国小说家、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与甘地间，从前者所写的致印度教徒的一封信中提及淡米尔道德文献之后，甘地开始阅读，而受到影响。[66][67]甘地敦促印度人违抗这项川斯瓦殖民地政府的新法律，并承受因此而来的惩罚。他的抗议思想、说服技巧和公共关系在此时已开始成形。甘地于1915年将此思想带回印度。[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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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南非期间，将注意力集中在印度人和非洲人身上。甘地最初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情况在他遭受歧视和欺凌之后发生变化 - 例如，他曾因肤色而被一名白人火车职员赶下车。在南非经历几次与白人的类似事件后，甘地的思想和关注点发生转变，他感到必须抵抗并"争取权利"。甘地透过成立纳塔尔印度人国大党而进入政界。[70]根据两位南非学者和作家阿什温·德赛（Ashwin Desai）和古拉姆·瓦赫德（Goolam Vahed）的说法，甘地对种族主义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会引发争议。他在南非从一开始就遭受迫害。就像其他有色人种一样，白人官员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有色人种一样，甘地的权利受到剥夺，新闻界和街上的人欺凌他，把"寄生虫"、"半野蛮人"、"毒瘤"、"肮脏的苦力"、"黄种人"等侮辱性称号加在他身上。人们甚至会朝他吐口水，以表达他们的种族仇恨。[71]
甘地在南非期间，先是专注于印度人所遭受的种族迫害，之后才开始关注针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德赛和瓦赫德指出，甘地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会主动迎合种族刻板印象，并间接参与对非洲人的剥削。[71]甘地在1896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抱怨说，英属南非殖民地的白人"正在将印度人贬低到未开化的卡菲尔人的水平"。[72]学者们引用此例作为证据，表明甘地在当时对待印度人和南非黑人的态度有所不同。[71]美国历史学家亚瑟·赫尔曼提供的另一例是甘地在24岁时（1895年）为纳塔尔殖民地议会准备一份法律摘要，目的在争取印度人的投票权。甘地引用种族历史和欧洲东方学家的观点，即"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印度人起源于相同的雅利安人血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印欧语系的民族"，并主张不应将印度人与非洲人归为一类。[59]
甘地和他的同僚们在多年后以护士的身份服务并帮助非洲人，并反对种族主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就是对甘地在非洲反对种族主义工作表达钦佩者之一。[73]德赛和瓦赫德指出自甘地被暗杀以来，他的一般形象被重新塑造，仿佛他一直是位圣人。但事实上他的人生更为复杂，包含令人感觉不适的真相，且是一个随时间不断改变的过程。[71]有学者提出证据，显示甘地及印度人曾与南非的非白人族群建立丰富的合作关系，共同反抗对非洲人的压迫及种族隔离.[74]
甘地于1903年创办《印度人意见报》。这是一份期刊，内容涵盖南非印度人和在印度的当地人新闻，谈论的主题涵盖社会、道德和知识方面。每期都刊载以多种语言 - 英文、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和淡米尔语 - 撰写的报导。它刊登广告，大量依赖甘地本人所写的文章（通常未署名），致力于"为印度人争取权益"。[75]
当纳塔尔殖民地于1906年爆发巴姆巴萨叛乱时，时为36岁的甘地虽然同情祖鲁族叛军，但他仍鼓励南非的印度人组成一支志愿担架队。[76]甘地在《印度人意见报》中撰文主张服兵役将对印度社群有益，并声称这会带给他们"健康与幸福"。[77]甘地甚至率领一支由印度人和非洲人混合组成的担架队，在镇压期间救治受伤的战斗人员。[76]
甘地指挥的这个医疗队在不到两个月后就被解散。[76]殖民地当局在镇压叛乱后，毫无兴趣把给予白人的公民权扩大到印度人社群。 《印度人意见报》于1910年开始报导殖民政权针对非洲人的歧视。甘地评论说，非洲人"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原住民。......而白人，却是以武力占领这片土地，并将其据为己有。"[78]
甘地于1910年在他的朋友赫尔曼·卡伦巴赫（建筑师）帮助下，在约翰内斯堡附近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社区，将其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79][80]甘地在此农场培育并发展他的和平抵抗策略。[81]
南非黑人于1994年获得投票权，过了几年，宣布甘地为民族英雄，并为他树立多个纪念碑。[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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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印度独立 (1915–1947年)
甘地于1915应印度独立运动人士戈帕尔·克里什纳·戈卡尔的邀请（透过传教士C.F.安德鲁斯转达）而返回印度。他于当时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思想家和社群运动家。
他带着国际声誉归国。然后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并主要由戈卡尔向他介绍有关印度的议题、政治和人民。戈卡尔是国大党的重要领袖，他最出名的是具有克制和温和的态度，以及他坚持在体制内工作的原则。甘地接受戈卡尔基于英国辉格主义的自由主义方法，并对其进行转化，使其具有印度特色。[83]
甘地于1920年接掌国大党主席，并开始逐步提高政治要求，并将1930年1月26日定为"独立日"，在全国公开宣读《印度独立宣言》（或称《彻底完全自治宣言（Declaration of Purna Swaraj）》。英国不予承认，但随后展开谈判，国大党在1930年代末期开始在印度各省级政府中担任职务。当印度总督在1939年9月未经协商就以英属印度的名义向德国宣战时，甘地和国大党撤回他们对政府的支持。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甘地在1942年要求立即独立，英国则将他与数万名国大党领袖监禁作为回应。而全印穆斯林联盟与此同时选择与英国合作，且在甘地的强烈反对下转而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 巴基斯坦。英国于1947年8月将这片土地分割，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 - 印度共和国及巴基斯坦。[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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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8年4月邀请甘地到德里参加一次战争会议。[85]甘地同意支持印度加入战争行动。 [37][86]这次甘地试图招募战斗人员，与早在1906年的巴姆巴萨叛乱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时仅招募救护队志愿者不同。甘地在1918年6月在一篇题为"入伍呼吁（Appeal for Enlistment）"的传单中写道："为实现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应该拥有自卫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携带和使用武器的能力... 如果我们想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使用武器，我们就该参军。[87]然而甘地在给总督私人秘书的一封信中提出，他"个人将不会杀害或伤害任何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88]
甘地表达支持战争行动，使人们对他在非暴力原则上的一致性提出质疑。甘地的私人秘书指出："关于他的"不害" （即非暴力）信条与他的招募行动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不仅在当时被提出，而且从那时起就一直被讨论。" [86]根据德国政治学和教育学家克里斯蒂安·巴托尔夫（Christian Bartolf）的说法，甘地支持战争源于他的一个信念：真正的非暴力不能与懦弱并存。因此甘地认为印度人必须在自愿选择非暴力之前，先愿意并且有能力使用武器。[89]
甘地于1918年7月表示，他居然无法劝服人们参军，响应的连一个人都没。甘地写道："到目前为止，我甚至没招募到一个新兵。" 他补充说："他们因为怕死而反对。"[90]
甘地在1917年取得首次重大成就 - 就是在今日比哈尔邦的昌帕兰（Champaran）坚持真理行动。这次抗议行动是当地农民与主要由英国统治者/地主阶层组成的种植园主之间的对抗，这些种植园主得到当地行政当局的支持。农民被迫种植一种槐蓝属（用来萃取靛蓝），这是一种经济作物，而其需求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在下降，农民还被迫以固定价格将作物出售给种植园主。当地农民对此感到不满，于是向甘地在亚美达巴德的修行所求助。甘地采取非暴力抗议的策略，让行政当局措手不及，而赢得让步。[91]
于今日古吉拉特邦的凯达地区于1918年遭受洪水和饥荒冲击，当地农民要求减免税收。甘地将他的总部迁至纳迪亚德（于凯达县），[92]组织数十名支持者和来自该地区的新志愿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印度独立后担任第一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93]甘地将不合作作为一种手段，发起签名运动，农民们在其中承诺：即使受到土地被没收的威胁，也拒绝缴纳税款。这场抗议行动还伴随着对地方税务官员（mamlatdars和talatdars）的社会抵制。甘地努力争取全国公众对这场运动的支持。行政当局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拒绝让步，但政府到1918年5月底终于在关键条款上妥协，并将税收缴纳期限放宽到饥荒结束后。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代表农民，负责与英国人进行谈判，英方最终暂停征税，并释放所有囚犯。[94]
49岁的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年，透过支持在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来寻求当地穆斯林在其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中合作。英属印度境内在甘地采取这项举措前很常出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纠纷和宗教暴动，例如于1917–18年间发生的。[95]甘地的决定部分是受到英国曾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自治"（swaraj）作为回报。[96]但实际上英国政府提供的不是自治，仅为微小改革，令甘地感到失望 。[97]他宣布他的坚持真理（即公民不服从）意图。英国殖民官员则通过罗拉特法案来反制。该法案允许英国政府将公民不服从的参与者视为罪犯，依法可"进行预防性的无限期拘留、在没司法审查或审判情况下进行监禁"。[98]
甘地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合作在对抗英国有其必要。他利用基拉法特运动，印度的逊尼派穆斯林及其领袖，例如印度土邦的苏丹和阿里兄弟（包括 肖卡特·阿里和穆罕默德·阿里·乔哈尔毛拉纳）在运动中将土耳其的哈里发奉为逊尼派伊斯兰社群（乌玛）团结的象征。在奥斯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他们将支持哈里发视为支持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手段。[99][100][101]甘地对基拉法特运动的支持带来好坏参半的结果。甘地一开始就得到穆斯林强烈支持。然而，包括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内的印度教领袖，因为他们普遍反对承认或支持土耳其的逊尼派伊斯兰哈里发，而质疑甘地。[e]
穆斯林在甘地倡导支持哈里发之后对他的支持日益增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社群暴力因而暂时停止。在联合举行对罗拉特法案的不合作示威集会中，展示出社群间和谐，英国人察觉甘地的政治领袖地位为之提升。[105][106]甘地支持基拉法特运动，也帮他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边缘化。真纳当时已宣布反对甘地所采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真纳开始建立他的支持独立力量，随后领导，要求建立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的运动。他们在印度独立的大方向上达成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有分歧。真纳主要热衷于通过宪法谈判来与英国人打交道，而非试图鼓动群众去抵制。[107][108][109]
甘地在1922年被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因而结束，基拉法特运动也随之逐渐瓦解。[110]许多穆斯林领袖和代表抛弃甘地和国大党。[111]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冲突再次爆发，在许多城市中重新出现致命的宗教暴动，仅在阿格拉和奥德省就发生91起 。[112][113]
甘地在40岁时透过其著作《印度自治》，宣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与印度人合作所建立，且仅因有这种合作才得以维持。当印度人拒绝合作，英国的统治就会崩溃，而"自治"（即印度独立）就会发生。[6][114]
甘地于1919年2月致电印度总督，发出警告：如果英国通过罗拉特法案，他将呼吁印度人发起公民不服从行动。[115]英国政府声明不会在威胁下屈服，无视甘地警告而通过法案。随后公民不服从运动发生，人们起来抗议罗拉特法案。英国执法人员于1919年3月30日在德里向一群和平集会、手无寸铁的参与者开火。[115]
人们发动暴动以作报复。甘地于1919年4月6日要求参加印度教节日的群众记住，要以和平方式表达不满，抵制英国商品并焚烧他们拥有的任何英国衣物，但不要伤害或杀害英国人。他强调无论对方是否使用暴力，对英国人和印度人彼此间都必须采非暴力的抗议方式。印度各地的社群宣布计划聚集更多人进行抗议。政府警告甘地不要进入德里，但甘地拒绝，并在4月9日被捕 。[115]包括携带儿童的妇女在内的群众于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的一个公园里聚集，英属印度军官雷金纳德·戴尔指挥下的部队将他们包围，并开火。由此导致的阿姆利则惨案造成数百名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平民死亡，整个次大陆为之震怒，但一些英国人和部分英国媒体却对此支持，认为是个必要的反应。甘地在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在亚美迈巴德批评的是他的同胞，却没批评英国人，因为他们没"单单使用爱来应对英国政府的仇恨"。[115]甘地要求印度人民停止所有暴力、停止所有财产破坏，并进行绝食至死行动，向印度人施压，要他们停止暴动。[116]
惨案和甘地对此的非暴力回应触动许多人，但也让一些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不满，认为戴尔逃脱触犯谋杀的惩罚。英国组建一调查委员会，但甘地要求印度人抵制这个委员会。[115]事态的进展、惨案以及英国的反应，让甘地坚信：印度人在英国统治者下永远无法获得平等对待。他因而将注意力转向"自治"和政治上独立。[117]甘地于1921年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101]他将国大党重组。甘地掌握国大党，加上他对基拉法特运动的支持所激发的穆斯林支持，[101]甘地的这种政治势力，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视。[104][98][100]
甘地扩展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纲领，将自给自足运动纳入其中 - 即抵制外国制造（尤其是英国的）的商品。他倡导所有印度人应穿着由卡迪(手工纱织成的布料)，而非英国纺织品制成的衣服。甘地告诫所有印度男女，无论贫富，都应该每天花时间纺织卡迪以支持独立运动。[118]甘地除抵制英国产品外，还敦促人民抵制英国的机构和法院，辞去政府职务，以及放弃英国授予的头衔和荣誉。甘地由此展开他的旅程，从经济、政治和行政方面削弱英属印度政府的统治力。[119]
"非暴力不合作"的号召力不断增长，其社会声望吸引印度社会各阶层参与。甘地于1922年3月10日被捕，以煽动叛乱罪受审，并被判处6年监禁。他于1922年3月18日开始服刑。印度国民大会党在甘地入狱后，分裂成两个派系：[120]
- 一派由奇塔兰詹·达斯和莫狄拉尔·尼赫鲁领导，放弃对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抵制，转而采取参政的策略。
- 另一派由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和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领导，反对前述举动。
此外，随着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崛起，基拉法特运动随之瓦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合作也结束。穆斯林领袖离开国大党，开始组建穆斯林组织。甘地背后的政治基础四分五裂。他因阑尾炎手术而于1924年2月获释，只服刑两年。[121][122]
总结
视角
甘地在1924年出狱后，在1920年代的后半段继续争取"自治"。他于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国大党会议上强行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英国政府授予印度自治领地地位，否则将面临一场新的不合作运动，他目标是完全独立。[123]在甘地支持印度战斗部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基拉法特运动未能保住土耳其哈里发的地位，导致穆斯林对他的支持崩溃之后，一些国大党人，例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和巴格特·辛格质疑他的价值观和非暴力方法。[100][124]许多印度教领袖主张立即独立，但甘地将他自己要求的等待期从两年修改为一年 [123]
英国人对甘地的提议未积极回应。英国政治领袖，例如伯肯黑德勋爵和温斯顿·丘吉尔），在与同情印度诉求的欧洲外交官讨论时，表达他们反对"甘地的绥靖者"。[125]国大党安排的印度国旗于1929年12月31日在拉合尔升起。甘地领导国大党于1930年1月26日在当地庆祝印度独立日。这一举动获得印度社会其他广泛组织的认可和参与。甘地随后于1930年3月发起一场针对英国食盐税 - 一场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于3月2日寄信给印度总督爱德华·伍德勋爵，作为最后通牒。甘地在信中谴责英国，将其描述为"一种诅咒"，英国"通过系统性，渐进式剥削以及破坏性的昂贵军事和民事行政管理，使无声的数百万人变得贫困... 它在政治上将我们沦为农奴"。甘地还在信中提到，总督的薪水"超过印度人平均收入的五千倍"。甘地在这封信中也强调他将持续坚持使用非暴力抗议的形式。[126]
食盐进军将上述诉求凸显，甘地与78名志愿者一起，在3月12日到4月6日之间从古吉拉特邦的亚美达巴德步行388公里（241英里），到达丹迪，目的是亲手制盐，公开表明要打破食盐法。甘地沿途向经常聚集的庞大人群发表演讲。数千名印度人在丹迪与他们会合。
根据学者萨尔马（Sarma）的说法，甘地招募女性参与反对食盐税运动和抵制外国产品的行动，为许多女性在印度公共生活的主流中带来新的自信和尊严。[127]然而其他学者，例如美国女权作家玛丽莲·弗伦奇，指出甘地曾阻止女性加入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因为甘地担心自己会被指控利用女性作为政治盾牌。[128]当女性坚持要加入并参与公开示威时，甘地要求志愿者获得其监护人的许可，且只有那些能安排好儿童照护的女性才可加入。[129]虽然甘地有所顾虑和看法，数千名印度女性仍加入食盐进军，以反抗英国的食盐税和食盐制造垄断。甘地于5月5日因预谋进行一场抗议活动，而受到一项可追溯到1827年的法规规范，遭到拘留。原计划于5月21日在德拉萨纳盐场（Dharasana salt works）进行的抗议行动，在没甘地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一位名为美国记者韦伯·米勒对英属印度政府所做的激烈反应作如下描述：
甘地的追随者们在一片寂静中排成队伍，在距离木栅栏一百码的地方停下。一支精选的纵队从人群中向前推进，趟过沟渠，接近带刺铁丝网构筑的栅栏…随着一声口令，数十名当地警察冲向正在前进的示威者，用他们内部嵌有钢块的竹制警棍（lathis）雨点般地击打他们的头部 。示威者中没有一人举手格挡这些攻击。他们像九柱戏的木瓶一样倒下。在我站立的地方，我听到了警棍击打毫无保护的头颅时那令人作呕的沉闷声响… 那些被打倒的人四肢摊开，失去知觉，或因颅骨骨折、肩膀断裂而痛苦地扭动 [130]
这种情况持续好几个小时，有大约300多名抗议者遭到殴打，其中许多人受重伤，两人死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从未进行任何抵抗。甘地被捕后，女性们自行组织游行和纠察商店的活动，她们为此运动，以甘地所启发的方式承受来自英国当局的暴力和辱骂。[128]
这次运动是甘地在动摇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方面最成功的战役之一。英国的回应是监禁超过60,000人。[131]然而国大党的估计则达到90,000人。其中就包括甘地的一位主要助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国大党在1920年代为吸引今日安德拉邦的农民，创作泰卢固语的戏剧。这些戏剧将印度神话和传说与甘地的思想结合起来，将甘地描绘成一位弥赛亚，是古代和中世纪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和圣人的转世。根据学者穆拉利（Murali）的说法，这些戏剧在沉浸于传统印度教文化的农民中建立支持，这一做法让甘地成为泰卢固语村庄中的民间英雄，一个神圣、类似弥赛亚的人物。[132]
根据美国政治学教授丹尼斯·道尔顿的说法，甘地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追随者，是因为他的思想。甘地批评西方文明是受"野蛮力量和不道德"驱动，并将其与他所界定的、受"心灵力量和道德"驱动的印度文明形成对比。[133]甘地以他用"爱来战胜仇恨"的思想，抓住他所属民族的想像力。这些思想在他1890年代在南非撰写的小册子中就有体现，甘地在那里同样受到印度契约劳工的欢迎。当他返回印度后，人们涌向支持甘地，因为他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观。[133]
甘地也努力奔走于印度次大陆的一个又一个农村角落进行宣传。他使用来自《罗摩衍那》中罗摩理想国的术语和短语，以及将对忠诚信仰湿婆的阿修罗 - 普拉赫拉达视为典范偶像等文化符号，将其作为"自治"和"非暴力不合作"的另一面向。[134]在甘地有生之年时，这些思想在印度以外的世界听来很奇怪，但它们却轻易而深刻地与他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观产生共鸣。[133][135]
由印度总督爱德华·伍德勋爵代表的政府，决定与甘地进行谈判。殖民地政府于1931年3月签署《甘地－欧文协议》后同意释放所有政治犯，以换取暂停公民不服从运动。甘地根据协定被邀请以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唯一代表身份，前往伦敦参加圆桌会议。然而这次会议让甘地和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甘地期望讨论印度的独立问题，而英方则将焦点放在印度王公和少数民族身上，而非权力移交。爱德华·伍德勋爵的继任者，威灵顿勋爵对印度独立议题采取强硬立场，并发起一场新的控制和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甘地再次被捕，政府试图透过将他与追随者完全隔离，来消除他的影响力，但并未成功。[136]
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英国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当时他虽然不在职，但后来成为英国首相。他成为甘地及其长期计划的激烈且言词锋利的批评和反对者。 丘吉尔经常嘲讽甘地，他在一场广为报导的1931年演讲中说道：
...看着这个曾是受过英国教育、并成为英国法律精英一部分的内殿律师（英国大律师学院教育出来的律师），如今却是煽动性的苦行僧，半裸地（穿着印度传统的托蒂布）迈上总督府的台阶，与皇帝的代表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和会晤，这是一幅令人作呕和羞辱的景象。[137]
丘吉尔在1930年代里对甘地的怨恨与日俱增。他称甘地是"意图煽动叛乱"的人，其邪恶的奇才和多方面的威胁正在攻击大英帝国。丘吉尔称他为独裁者、一个"印度的墨索里尼"，指控他煽动种族战争，试图用婆罗门的心腹以取代英属印度政府，利用印度大众的无知，所有这些都是为其自私的利益。[138]丘吉尔试图孤立甘地，他对甘地的批评被欧洲和美国媒体广泛报导，为丘吉尔赢得同情性的支持，但也增加欧洲人对甘地的支持。这些事态发展加剧丘吉尔的焦虑，他担心"英国人自己会因为和平主义和错误的良知而放弃印度的统治权"。[138]
甘地约在他62岁的1931-1932年间参与圆桌会议，与英国政府进行讨论，他寻求宪制改革，作为结束殖民统治、开启印度人自我统治的准备。[139]英方则寻求保持印度次大陆为殖民地的改革方案。英国谈判代表提出一项基于英国自治领模式的宪制改革，这种模式设立基于宗教和社会划分的单独选区。英国人质疑国大党和甘地代表全印度的权威 。[140]他们邀请印度的宗教领袖（例如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来按宗教界线提出个别的要求，以及邀请不可接触者种姓出身的B. R.安贝德卡作为这个种姓的代表。[139]甘地强烈反对任何以社群划分为基础来维护权利或代表权的宪法，因为他担心这不仅无法让人民团结，反而会分裂他们，固化他们的立场，并分散对印度结束殖民统治斗争的注意力。[141][142]
第二次圆桌会议是甘地在1914年至其过世的1948年期间唯一离开印度的一次。陪同他的是其秘书马哈德夫·德赛、儿子德夫达斯·甘地以及一位英国人支持者米拉本。[143]甘地拒绝殖民地政府提供，在伦敦西区房价昂贵的酒店住宿，宁愿住在伦敦东区，以便像他在印度一样，与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144]甘地在停留的三个月期间，以他朋友穆里尔·莱斯特位于金斯利大厦的"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里的一个小单间卧室为据点。[145]他受到东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当地儿童送给他生日礼物 - 一些玩具。莱斯特指出在他逗留期间，他会轻轻地将这些玩具放在窗台和马车里，并将它们带回印度。[146]甘地在此期间再次与他早年素食协会的旧识取得联系。
甘地从这次圆桌会议返回后，又发起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随后被捕，并被监禁在浦纳的耶尔瓦达监狱。[147]殖民地政府在他监禁期间颁布一项新法律，授予不可接触者种姓单独选区。这项法律后来被称为《社群裁决》。甘地为表示抗议，在狱中启动绝食至死的行动。[148]由此引发的公众强烈反对迫使政府与B.R.安贝德卡协商，由甘地与B.R.安贝德卡签署具妥协性的《浦纳协议》以取代《社群裁决》。[149][150]
甘地于1934年辞去国大党党籍。他并非不同意党的立场，而是认为如果他辞职，他在印度人中的声望将不再压制党员。国大党的党员组成实际上非常多元，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学生、宗教保守派以及支持商业信念的人士，甘地希望这些不同的声音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甘地也希望避免成为英属印度政府宣传的目标，因为他领导的国大党当时暂时接受与政府作政治和解。[151]
于1936年，随着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和勒克瑙会议的召开，甘地再次重新积极参与政治。甘地希望完全专注于赢得独立的任务，而非猜测印度的未来，但他并没阻止国大党将社会主义作为目标。[152]甘地与苏巴斯·钱德拉·鲍斯间发生冲突。鲍斯于1938年当选主席，他先前曾表示对非暴力作为抗议手段缺乏信心。鲍斯在甘地反对下，仍击败甘地提名的人选 - 博加拉朱·帕塔比·西塔拉马亚，赢得连任国大党主席。甘地宣称西塔拉马亚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153]随后鲍斯因全印度领导人集体辞职，以抗议鲍斯放弃甘地引入的原则时，而离开国大党。[154][155]
甘地反对向英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任何帮助，他发起运动反对任何印度人参与这场战争 。[156]英国政府的回应是将甘地和许多其他国大党领袖逮捕，并造成超过1,000名参与这场运动的印度人死亡。[157]民族主义者也对英国政府发动多次暴力攻击。[158]虽然甘地的这场运动并没有得到一些印度领袖的支持，且有超过250万印度人自愿加入英军，在同盟国部队的各条战线上作战，但这场运动在削弱英国政权对南亚地区的控制方面发挥有作用，并最终为印度独立铺平道路。[156][158]
甘地反对印度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机，源于他认为印度不应该参与一场表面上是为保卫民主自由而战，而印度本身却无法享有。[159]甘地同时也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一观点得到其他印度领袖的认可。甘地随着战争推进，而加紧对独立的要求，并在1942年于孟买的一次演讲中，呼吁英国"退出印度"。[160]这是甘地和国大党为确保英国撤离印度而发动的最明确的表达。英国政府对"退出印度"的演讲做出迅速反应，在演讲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就将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逮捕。[161]印度人则以破坏或焚烧数百个政府所属的火车站、警察局，以及切断电报线等方式来进行抗议。[162]
已年近73岁的甘地于1942年敦促印度人彻底停止与帝国政府的合作。甘地要求他们在这项奋斗中既不要杀害，也不要伤害英国人，但如果暴力是由英国官员发起，他们必须愿意承受痛苦而牺牲。[160]他澄清运动不会因为任何单独的暴力行为而停止。他声称，"现行行政体系"所造成的"有序的混乱" ，"比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还糟"。[163][164]甘地敦促印度人民在争取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行动中，"不自由，毋宁死" ("do or die"，即karo ya maro) 。[160][165]
甘地被持续监禁两年，他被关押在浦纳的阿加汗宫。甘地的长期秘书马哈德夫·德赛在此期间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同样被监禁的甘地妻子卡斯图巴在历经18个月后也于1944年2月22日去世，而甘地本人罹患过严重的疟疾。[166]他在狱中同意接受英国记者斯图尔特·盖尔德（Stuart Gelder）的采访。盖尔德随后撰写并发布一份采访摘要，并将其发送给主流媒体。摘要宣称甘地愿意做出突然的让步，这些评论让他的同胞、国大党工作人员，甚至是甘地本人感到震惊 。后两者称这份摘要扭曲甘地在许多话题上的实际表达，且错误地否定"退出印度"运动。[166]
甘地因健康状况恶化需要动手术，于1944年5月6日在战争结束前获释。英属印度政府不希望他死在狱中而激怒整个印度。甘地走出拘留所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改变的政治格局 - 例如几年前还看似属于边缘化的全印穆斯林联盟"现在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167]而真纳争取建立巴基斯坦的运动成为主要的议题。甘地和真纳进行大量的通信，两人在1944年9月中的两个星期内，在真纳位于孟买的家中会面数次。甘地在会谈中坚持印度应该是一个宗教多元、独立且统一的国家，让印度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共存。真纳不同意，反坚持按照宗教界线将次大陆划分，以创建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家园（即后来的巴基斯坦）$[169]$。[168]这些讨论一直持续到1947年。.[169]
在国大党领袖们于狱中受苦的同时，其他政党则支持战争，并获得组织上的力量。地下出版物虽然猛烈抨击国大党遭到无情镇压，但对事态的发展影响甚微。[170]英国在战争结束时发出明确的信号，表示权力将会移交给印度人。甘地为此停止斗争，大约有100,000名政治犯获释，其中包括国大党的领导层。[171]
甘地反对将印度次大陆按照宗教界线划分。[168][172][173]国大党和甘地呼吁英国"退出印度"。然而全印穆斯林联盟却要求"分而治之，并退出印度" ("Divide and Quit India") 。[174][175]甘地建议达成一项协议，要求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合作，并在一个临时政府下实现独立，之后再由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进行全民公决来解决分治问题。[176]
真纳拒绝甘地的提议，并号召在1946年8月16日举行"直接行动日 (Direct Action Day)"，以敦促穆斯林在城市中公开集会，支持他将印度次大陆划分为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的提议。孟加拉管辖地（现为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科奇比哈尔县不包含在内）的穆斯林联盟首席部长，海珊·沙希德·苏拉瓦底，给予加尔各答警察特别假日来庆祝"直接行动日"。[177]"直接行动日"引发对加尔各答印度教徒的集体谋杀和纵火，冲突因警察休假而未能控制或阻止。[178]英国政府并没下令军队介入以遏制暴力。[177] "直接行动日"的暴力事件在印度各地引发针对穆斯林的报复性暴力。数千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于随后的几天里的暴力循环中遭到杀害，数万人受伤。[179]甘地走访最容易发生骚乱的地区，呼吁停止大屠杀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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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在1947年2月前的三年里担任印度总督。他在原则上接受印度独立之前和之后，与甘地和真纳合作，试图寻找共同点。韦维尔谴责甘地的品格和动机以及他的思想。韦维尔指控甘地怀有"推翻英国统治和影响力，并建立一个印度教政权"的目标，并称甘地是"恶毒、恶意的、异常精明的"政治家。[180]韦维尔担心印度次大陆会发生内战，并怀疑甘地是否有能力阻止。[180]
英国人不情愿地同意授予印度次大陆人民独立，但接受真纳的提议，将其划分成巴基斯坦和印度。甘地参与最终的谈判，但美国历史学家史丹利·沃尔珀特指出，"甘地从未批准或接受肢解英属印度的计划"。[181]
分治的过程充满争议，且充斥激烈的暴力。有1,000万到1,200万非穆斯林（主要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今日的巴基斯坦领土迁移到印度，穆斯林从今日印度领土迁移到巴基斯坦，跨越新划分的印度、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边境，超过50万人在宗教骚乱中丧生。[182]
甘地在1947年8月15日独立日当天并没有为英国统治结束而庆祝，而是选择在加尔各答绝食和纺纱，以呼吁他的同胞们维持和平。分治让印度次大陆被宗教暴力所笼罩，街上尸体横陈。[183]甘地的绝食和抗议行动被认为有效阻止宗教骚乱和社群暴力。他的最后一次绝食发生在1948年1月13日至18日，就在他遇刺的不久前 。[180][184][185][186][187][188][189][190][191]
逝世
甘地于1948年1月30日下午5时17分，正与他的侄孙女们一起在比尔拉之家（Birla House，现改为甘地纪念馆）的花园里，准备去参加一个祈祷会。[192][193]此时，一位名为南度蓝姆·高德西的年轻人用手枪近距离向他的胸部连开三枪。[194][195]根据一些记载，甘地当场死亡。其他记载中，例如一位目击的记者提供记录，他被抬进比尔拉之家的一个卧室。在那里，他在一位家庭成员诵读印度教经文约30分钟后去世。[196][197][198][199][184]
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随后透过全印广播电台向同胞们发表讲话：[200]
朋友们和同志们，我们生命中的光芒已经熄灭，四处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们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挚爱的领袖，我们称他为巴布（Bapu）的国父已经走了。或许我这样说不对。但是，我们将无法再见到他了，我们将无法像从前一样再跑去向他寻求建议或从他那里寻求慰藉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不仅对我如此，对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人来说都是如此。[201]
戈德塞是一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202][193][203]与印度教大会和 国民志愿服务团有关联，[204][205][206][207][184]他没逃跑，其他几名同谋者也很快被捕 。被告有戈德塞、纳拉扬·阿普特、维纳耶克·达莫德尔·萨瓦尔卡、尚卡尔·基斯塔亚 (Shankar Kistayya)、达塔特拉亚·帕尔楚雷 (Dattatraya Parchure)、维什努·卡尔卡雷 (Vishnu Karkare)、马丹拉尔·帕瓦 (Madanlal Pahwa) 和戈帕尔·戈德塞。[184][207][208][209][210][211]
审判于1948年5月27日开始，持续八个月，最终由阿特玛·查兰法官 (Justice Atma Charan) 于1949年2月10日做出最终裁决。控方传唤149名证人，辩方并没传唤证人。[212]法院裁定除一人外的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八人因谋杀阴谋罪被定罪，其他人则因违反《爆炸物法》被定罪。萨瓦尔卡被宣判无罪并获释。戈德塞和纳拉扬·阿普特被判处绞刑，[213]而其余六人（包括戈帕尔，戈德塞的兄弟）则被判处无期徒刑。[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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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全国为甘地的逝世哀悼。[197][198][199][184]超过一百万人加入长达五英里的送葬队伍。队伍花了超过五小时才从甘地遇刺的比尔拉之家抵达拉吉（后设为甘地纪念园区），另有一百万人在沿途围观。[215]他的遗体被运载在一辆武器运输车上，让群众可瞻仰遗容。这辆车装有四根拖绳，每根由五十人拉动。[216]数千名来自所有信仰和教派的人以及来自英国各地的印度人聚集在伦敦的印度之家，伦敦由印度人拥有的机构为表示哀悼而关闭。[217]
甘地的遗体依照印度教传统进行火化后，骨灰装入瓮中，被送往印度各地举行追悼仪式。[219]大部分骨灰于1948年2月12日撒入阿拉哈巴德的特里维尼·桑加姆）（即恒河、亚穆纳河和传说中的萨拉斯瓦蒂河的汇合处），但其中一部分被秘密取走。1997年，图沙尔·甘地（甘地的曾孙）将一个在银行保险库中发现并透过法院取回的骨灰瓮中的内容物，撒入特里维尼·桑加姆。[220][221]甘地的一些骨灰被撒在乌干达金贾附近的尼罗河源头，并有一块纪念牌匾标志这一事件。2008年1月30日，另一个骨灰瓮中的内容物被撒入吉尔冈乔帕蒂（孟买海岸）。还有一个骨灰瓮被安放在浦那的阿加汗宫（甘地在1942年至1944年间被囚禁于此），[222][223]）另一个则安放在美国洛杉矶的自我了悟联谊会湖畔神殿。[220][224][225]
甘地遇刺所在的比尔拉之家现已成为一座名为甘地纪念馆的纪念场所。他被火化的地点（靠近新德里亚穆纳河称为拉吉纪念园区。[226]有座黑色大理石平台的纪念碑，上面刻有题词 "Hē Rāma"（天城体：हे ! राम，意为"噢！罗摩"）。据说这是甘地中枪后所说的最后一句话。[227]
原则、实践与信念
甘地的精神信仰主要基于他对耆那教和印度教瑜伽哲学的五大誓愿的拥载，即：真理 (Satya)、非暴力 (ahimsa)、禁欲 (brahmacharya)、不偷盗 (asteya) 和不执著 (aparigraha) 。[228]他曾表示："若不能躬行此五戒，便休想开展修持。"。[228]甘地的言论、书信和一生引发许多针对其原则、实践和信念，包括影响他的因素进行政治和学术上的分析。一些作家将甘地描绘成道德生活和和平主义的典范 ，而另一些人则将他呈现为一个更复杂、充满矛盾和不断演变的人物，受到其文化和环境影响。[229][230]
甘地将他的一生奉献给发现和追求真理（即Satya），并将他的运动称为萨提亚格拉哈 (satyagraha)，其意思是"诉诸、坚持或依赖真理"（坚持真理）。把坚持真理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和原则，在1920年首次正式提出。甘地于当年9月在印度国大党会议上，将其作为"一项不合作的决议"提出。丹尼斯·道尔顿指出，正是这种坚持真理的表述和步骤，引起人民的深刻信仰和文化共鸣，而将他深植于大众意识中，并迅速将他转变为圣雄。[231]
甘地将坚持真理建立在吠陀经中关于自我了悟、非暴力、素食主义和普世之爱的理想基础之上 。根据学者威廉·博尔曼（William Borman）指出，他坚持真理的关键根植于印度教奥义书文本。[232]根据学者英迪拉·卡尔（Indira Carr）的说法，甘地关于非暴力和坚持真理的思想是基于吠檀多不二论的哲学基础。[233]学者I. 布鲁斯·华生（I. Bruce Watson）指出，其中一些思想不仅存在于印度教内部的传统中，也存在于耆那教或佛教中，特是关于非暴力、素食主义和普世之爱的思想，但甘地的贡献在于将这些思想政治化。[234]学者格林·理查兹（Glyn Richards）指出，他将satya (真理) 视为一项公民运动的概念，在印度教的法和利塔（秩序、韵律、规则）术语的背景下，最能被理解。[235]
甘地表示最重要的一场战斗是战胜自己的心魔、恐惧和不安全感。甘地最初总吉他的信念时说："神是真理" 。后来将这句话改为"真理是神" 。因此，在甘地的哲学中，真理就是"神" 。[236]学者理查兹（Richards）指出，甘地将"神"这个词描述为非独立的力量，而是吠檀多不二论传统中的本体（Brahman，或称Atman），它是一种非二元的普世存在，遍布于万物、每个人和所有的生命之中。[235]根据学者尼古拉斯·吉尔（Nicholas Gier）的说法，这对甘地而言意味着神与人类的统一，所有生命都拥有相同的、唯一的灵魂，因此它们是平等的。阿特曼（Atman即自我）存在，并与宇宙中的万物相同，而非暴力就是这个阿特曼的本质。[237]
坚持真理的精髓是将"灵魂的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拒绝对压迫者使用蛮力，寻求消除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敌对状态，目的是转化或"净化"压迫者。亚瑟·赫尔曼指出，它并非不作为，而是坚定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是"爱征服恨"的表现。[240]坚持真理有时被委婉地称为"沉默的力量"或"灵魂的力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在他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也使用灵魂的力量这个名词）。它赋予个体的是道德力量，而非物理力量。坚持真理也被称为"普世力量"，因为它本质上"不会对亲属和陌生人、年轻人和年长者、男人和女人、朋友和敌人作区分"。[f]
甘地写道：
"必须没不耐烦、没有野蛮行为、没有傲慢、没有过度的压力。如果我们想培养真正的民主精神，我们就不能容忍不宽容。不宽容暴露出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志业缺乏信心"。[244]在坚持真理的信念下实行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是基于"受苦的法则"，[245]这种学说认为忍受痛苦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目的通常是为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提升或进步，因此，坚持真理的不合作，事实上是在与真理和正义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确保对手合作的一种手段。[246]
虽然甘地将坚持真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想法在印度人中获得广泛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无所不在的存在。例如，像真纳这样的穆斯林领袖就反对坚持真理的概念，指控甘地是透过政治行动复兴印度教，并开始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对建立穆斯林家园的要求来进行反制。[247][248][249]不可接触者领袖B.R.安贝德卡在1945年6月决定皈依佛教，后来成为现代印度的第一任印度法律和司法部长 - 则将甘地的想法斥为"被盲目的印度教信徒所热爱"、原始的、受到列夫·托尔斯泰和约翰·拉斯金的虚假混合物影响的人，且"总会有一些单纯的人来宣扬这些东西" 。[250][251][252]温斯顿·丘吉尔则将甘地讽刺为一个追求自私利益的"狡猾小贩"、一个"有野心的独裁者"，以及一个"印度教异教徒的返祖发言人"。丘吉尔声称，甘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奇观只会增加"在那里[英属印度]白人所面临的危险"。[253]
甘地并非非暴力原则的首创者，但他却是第一位将其大规模应用于政治领域的人。[254][255]非暴力的概念在印度宗教思想中历史悠久，被认为是最高的法（即伦理价值／美德），是一条在所有方面 (sarvatha)、在所有时间 (sarvada)、对待所有生物 (sarvbhuta)，无论是行动、言语还是思想上都必须遵守的戒律。[256]甘地在其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 中，阐述他关于将非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哲学和想法。[257][258][259][260] 虽然甘地认为非暴力"无限优于暴力"，但他宁愿选择暴力，也不愿选择怯懦。[261][262]甘地补充说，他："宁愿看到印度诉诸武力来捍卫其荣誉，也不愿看到她以一种怯懦的方式，成为或持续是一个对自身的耻辱无能为力的旁观者。"[262]
甘地在南非期间，除阅读许多典籍外，还研读《博伽梵歌》。[263]这部印度教经典探讨智慧瑜伽、奉爱瑜伽和{le|行动瑜伽|karma yoga}}，以及非暴力、耐心、正直、诚实、自我克制和节制等美德。[264]甘地开始进行这些方面的实验，并在1906年（37岁）在已婚的状况下，他发誓禁绝性关系。[263]
甘地对禁欲的实验超越性，延伸到食物。他咨询耆那教学者史里马德·拉吉昌德拉，他腻称其为雷昌德巴伊（Raychandbhai）。[265]拉吉昌德拉建议他牛奶会刺激性欲。甘地从1912年开始戒除牛奶，甚至在医生建议他饮用牛奶时也如此坚持。[266][267]根据印度传记作家桑卡尔·戈斯的说法，泰戈尔将甘地描述为一个不厌恶性或女性的人，但他认为性生活与他的道德目标不一致。[268]
甘地试图检验并向自己证明其梵行（即禁欲）。这些实验是在他妻子于1944年2月去世后的某个时间开始的。在他实验的初期，他让女性睡在同一个房间，但不同张床上。后来，他开始与女性睡在同一张床上，而且通常是赤身裸体。甘地在1945年4月写给一位财阀，也是他的密友 - G.D.比尔拉的一封信中，提到与几名"女人或女孩"睡觉是实验的一部分。[269]根据他侄孙女玛努（Manu）在1960年代的发行的回忆录，甘地在1947年初，印度即将独立前夕，曾担心她和自己可能被穆斯林杀害。他问当时18岁的玛努，是否愿意协助他进行实验，以检验他们的"纯洁"，玛努欣然接受。[270]甘地也与他的侄孙卡努（Kanu）的18岁妻子阿芭（Abha）同睡。甘地会同时与玛努和阿芭两人同睡。[270][271]根据美国学者维奈·拉尔的说法，甘地曾多次与玛努和阿芭裸体同睡，目的是为检验他的禁欲能力以及他克制性行为的意志力，以达成他认为成为一个梵行者所必需的条件。
澳大利亚学者肖恩·斯卡尔默（Sean Scalmer）指出，甘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是一位苦修者，他病弱、骨瘦如柴的身形成为西方媒体讽刺漫画的主题。[272]甘地在1947年2月曾询问他的密友，如比尔拉和拉马克里希纳（Ramakrishna），他进行梵行誓愿的实验是否错误。[268]甘地的公开实验随着其进展受到他的家庭成员和主要政治人物的广泛讨论和批评。然而甘地表示，如果他不让玛努与他同睡，那将是软弱的表现 。他的一些员工因此辞职，包括两位拒绝刊出甘地一些有关实验的布道文的报社编辑。[270]例如甘地的孟加拉语翻译尼尔马尔库马尔·博斯（Nirmalkumar Bose）批评甘地，并非因为甘地做了任何错事，而是因为博斯担心这对参与实验的女性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271]美国宗教学教授维娜·霍华德（Veena Howard）指出，甘地关于梵行和宗教弃绝的实验是一种应对他那个时代女性问题的方法。[273]
文学作品
甘地是位多产的作家。他独特的风格是简洁、精确、清晰且不带矫饰。[275]甘地最早期的出版物之一《印度自治（Hind Swara）》，于1909年以古吉拉特语出版，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知识蓝图" 。这本书在第二年被翻译成英文，版权声明写着"无版权限制"。[276]甘地在几十年中担任过几份报纸的编辑，包括以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和英语发行的 《哈里真（Harijan，义为神之子，甘地以之指称不可接触者种姓）》，在南非期间发行的 《印度人意见报》，返回印度后，发行有英文的 《青年印度》以及古吉拉特语月刊 《新生活》（Navajivan）。后来，《新生活》也以印地语出版。甘地与人通信频繁，几乎每天都提笔写信给个人和各大报社。[277]
甘地还撰写多部书籍，包括他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古吉拉特语：સત્યના પ્રયોગો અથવા આત્મકથા），甘地把第一版全部买下以确保其能再版。[278]其他著作有：关于他在南非斗争经历的《我在南非的坚守真理历程》（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政治小册子《印度自治》（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以及对约翰·拉斯金的《最后一个人》的古吉拉特语意译本，该书是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品。[279]这个意译本可被视为他的经济学纲领。甘地还就素食主义、饮食与健康、宗教、社会改革等主题撰写大量文字。甘地通常使用古吉拉特语写作，他也修订其作品的印地语和英语译本。[280]甘地于1934年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耶尔瓦达监狱被禁期间，写下名为《狱中歌曲（Songs from Prison）》的作品。[281]
甘地的全部著作于1960年代由印度政府以《圣雄甘地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之名出版。这些著作共约50,000页，分为大约100卷。但在2000年出版的全集修订版引发一场争议，因为它被发现包含大量错误和遗漏。印度政府随后将此修订版撤回。[282]
遗产与历史地位
甘地被认为是成功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以反对英国统治的最伟大人物。他也被誉为现代印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g]美国历史学家史丹利·沃尔珀特形容甘地是"印度最伟大的革命民族主义领袖"，且是佛陀之后最伟大的印度人。[289]甘地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世纪风云人物"。[290]在2000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他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人物"。[291][292]
"圣雄" (Mahatma) 这个称呼在西方经常被误认为是甘地的本名，但它源自梵语，其中maha的意思是"伟大的"，而atma的意思是"灵魂 "。[293][294]他于1914年7月在德班市政厅的欢送会上被公开授予"圣雄"这一尊称。[295][296]据说泰戈尔在1915年就将此称谓授予甘地。[297][h]而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解释说，他从未珍视这个称号，并且经常为此感到痛苦 。[300][301][302]
印度有无数的街道、道路和地区是以甘地的名字来命名。[304]
截至2008年，有超过150个国家发行以甘地主题的邮票。[305]在2019年10月，包括土耳其、美国、俄罗斯、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约87个国家发行甘地纪念邮票，以纪念甘地诞辰150周年。[306][307][308][309]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的印度社群于2014年委托印度雕塑家拉姆·V·苏塔和阿尼尔·苏塔（Anil Sutar）在罗马街公园创作一座甘地雕像.[310][311]该雕像由时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揭幕。
总结
视角
甘地对许多重要的领袖和政治运动产生影响。[260]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包括马丁·路德·金恩、詹姆斯·劳森和詹姆斯·贝维尔，都从甘地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非暴力理论。[312][313][314]金恩曾说："基督给予我们目标，圣雄甘地给予我们战斗方法"。[315]金恩有时称甘地为"那个小身形的棕色圣人"。[316]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也受到甘地的启发。[317]其他受甘地影响的人包括史蒂夫·比科、瓦茨拉夫·哈维尔[318]和翁山淑枝.[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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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在早年是甘地非暴力抵抗哲学的追随者。[317]两位南非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苏伦德拉·巴纳和古拉姆·瓦赫德评论这些事件时说："甘地激励随后几代寻求结束白人统治的南非活动家。这一思想精髓将他与纳尔逊·曼德拉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曼德拉在南非完成甘地所开启的事业"。[320]
甘地的生平和教诲启发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明确称甘地为他们的导师，或者致力于传播他的思想。在欧洲，罗曼·罗兰是第一位于甘地在世时讨论他的人，他在1924年的著作《圣雄甘地》中介绍甘地。巴西无政府主义者兼女性主义者玛丽亚·拉塞尔达·德·莫拉也在其关于和平主义的著作中撰写有关甘地的内容。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1年与甘地通信，并在一封关于甘地的信件中称他为"后代的榜样"。[321]爱因斯坦这样评价甘地：
圣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独树一帜。他为一个受压迫国家的解放战争发明一种全新的、人道的方式，并以最巨大的精力与奉献精神将其实践。他对整个文明世界中有意识、能思考的人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力，很可能会比在我们这个过度高估残酷暴力力量的时代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更加持久。因为只有那些透过自己的榜样和教育工作，来唤醒和加强他们人民的道德力量的政治家，他们的成就才能持久。我们所有人都应感到高兴和感激，命运赐予我们这样一位开明的同代人，他是后代的榜样。后世子孙恐怕很难相信地球上曾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存在过。
来自索马里兰的政治活动家法拉赫·奥马尔于1930年访问印度。他在那里会见甘地，并受到甘地非暴力哲学的影响，将其应用于他在英属索马里兰的运动中。[322]
意大利哲学家兰扎·德尔·瓦斯托于1936年前往印度，打算与甘地共同生活，他后来返回欧洲传播甘地的哲学，并于1948年创立方舟社区，该社区以甘地的静修处为蓝本。米拉本（英文本名玛德琳·斯莱德（Madeleine Slade）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女儿，她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印度，成为甘地的忠实追随者。[323][324]
此外，英国音乐家约翰·蓝侬在讨论他关于非暴力的观点时，曾提及甘地。[325]美国前副总统兼环保主义者艾尔·高尔于2007年在一场关于气候变迁的演讲中，引用甘地坚持真理的概念。[326]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9月表示，他最大的灵感来源于甘地。他的回答是针对一个问题："无论在世或已故，您会选择与哪一位人物共进晚餐？"奥巴马补充道："他是我从中找到很多灵感的人。他用他的非暴力讯息启发金恩博士。他最终完成如此多的事情，仅凭借他伦理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327]
《时代杂志》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莱赫·瓦文萨、马丁·路德·金恩、塞萨尔·查韦斯、翁山淑枝、小班尼格诺·艾奎诺、戴斯蒙·屠图和纳尔逊·曼德拉评选为"甘地的孩子们"，并将他们视为他非暴力精神的继承人。[328]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的圣雄甘地区），一个印度裔美国人聚居地，正式以甘地为他们居住地区命名。[329]
甘地的思想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始于他与罗曼·罗兰和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交流。[330]法国哲学家尚-吕克·南希指出，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布朗肖曾从"欧洲精神性"的角度对甘地进行批判性的探讨。其后，包括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埃蒂安·巴利巴尔和斯拉维·纪杰克在内的哲学家们发现，甘地是讨论政治道德时必不可少的参考对象。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撰写一部分析性文本《作为政治策略家的甘地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探讨甘地思想对于创造非暴力社会变革的重要性。甘地对技术的看法，在当今的环境哲学和技术哲学领域中，其价值与日俱增。[330]
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宣布将甘地的生日 - 10月2日 - 定为"国际非暴力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Nonviolence) 。[331]
许多国家的学校将1月30日（甘地遇刺日）定为"学校非暴力与和平日" (the School Day of Nonviolence and Peace) 。[332]该倡议最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48年提出，当时名为"非暴力与和平学校日"（在西班牙语中为DENIP）。[333]在采用南半球学校历的国家，则将其定在3月30日。[333]
《时代杂志》将甘地评选为1930年的"年度风云人物。[292]该杂志1999年的"世纪最重要人物"名单中，甘地排名仅次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称甘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334]
那格浦尔大学（现已改名为国圣图卡多吉·马哈拉杰那格浦尔大学）于1937年授予甘地法学博士学位。[335]
- 印度政府设立有甘地和平奖（Gandhi Peace Prize），每年授予杰出的社会工作者、世界领袖和公民。南非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斗争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是其中一位著名的非印度籍获奖者。
- 2003年，甘地被美国非营利传教机构追授世界和平奖。[336]
- 2005年，他被南非追授奥利弗·坦博伙伴勋章。[337]
- 2011年，甘地在《时代杂志》的"史上25位顶尖政治偶像" (Top 25 Political Icons of All Time) 名单中位居榜首。[338]
甘地从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1937年至1948年间曾被提名五次，[339]诺贝尔委员会在几十年后公开声明对此遗漏感到遗憾，并承认这是因为意见分歧严重的民族主义观点导致奖项被拒。甘地在1948年再次获得提名，但在提名截止前遭到暗杀。[340]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89年获颁该奖项时，委员会主席表示"部分是为向圣雄甘地的记忆致敬" 。[340]。
印度随着快速的经济现代化和都市化，早已抛弃甘地的经济学理念，[341]但接受他的大部分政治理念，同时也始终对他心存敬意。知名美国记者吉姆·亚德利指出："如果印度曾经是甘地主义国家的话，很难说现代的印度是。他以村庄为主导的经济愿景在他在世时就被当作农村浪漫主义而被搁置一旁。而他对个人朴素和非暴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吁，也证明与一个志在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的目标背道而驰"。亚德利又指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印度能够拥有宽容、世俗且民主的政治定位，其功劳完全归于甘地。"[342]
印度有三座专门纪念甘地的寺庙：[345]
圣雄甘地家族和印度著名的尼赫鲁-甘地家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代）并无血缘关系，其甘地姓氏由圣雄甘地在英迪拉·甘地与费罗兹·甘地结婚时所赐。
甘地的后代分布世界各处，多数投身于社会活动、学术、新闻或非暴力运动，而非主流政治权力核心。虽然有人担任过印度的公职（如省长或议员），但他们普遍遵循甘地遗训，以公共服务为重。
参见
- 阿卜杜勒·加法尔·汗
- 复合民族主义
- Gandhi cap
- 甘地圣地 – 一所位于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的研究机构和博物馆，专门研究圣雄甘地。
- 甘地社会主义
- 宗教包容主义
- 民权领袖列表
- 和平主义行动者列表
- 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教科书争议 – 委员会出版供印度各地学校系统采用的示范教科书一直引发争议。该组织被指控反映当时执政的印度政府政党的政治观点 - 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观点一致。
- 世界的七大错
- 意、语、身#三业清净
注记
- Did not graduate
- Informal auditing student between 1888 and 1891
- Pronounced variously /ˈɡɑːndi, ˈɡændi/ GA(H)N-dee;[1] 古吉拉特语发音：[ˈmoɦəndɑs ˈkəɾəmtʃənd ˈɡɑndʱi]
- The earliest record of usage, however, is in a private letter from Pranjivan Mehta to Gopal Krishna Gokhale dated 1909.[298][299]
参考文献
一般参考与引用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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