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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艺术
军事题材的艺术作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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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艺术是指以军事或战争为主题的各种艺术形式，无论风格或媒介为何。战争场景可说是人类文明中最古老的艺术类型之一，历代统治者热衷于透过艺术赞颂军事胜利，并借此威慑潜在敌人。然而，对于战争中其他面向的描绘，特别是受伤者和平民苦难的呈现，则是在较晚的时期才逐渐出现。除了以军事人物肖像为主的作品外，描绘战场上无名士兵的艺术也十分常见。自从军服被广泛使用以来，此类作品通常着重于展现各式制服的多样性与细节。
军事艺术自古以来便存在，后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兴盛，尤其是在意大利，并迅速传播至法兰西和尼德兰地区。佛罗伦斯及其他意大利城市中所创作的“胜利画”是最早的军事艺术范例之一，且多以当代的军事事件为主题。这些最初的军事艺术作品，目的在于透过图像赞颂特定领主的胜利，此后的海战场景亦为军事艺术中的常见题材，无论是激烈的战斗画面，或专门描绘军舰的“舰船肖像”，通常被归类为海洋艺术的分支。19世纪后期，随着大型军事装备的发展，例如战机与坦克也催生出描绘这些装备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进入20世纪以后，许多国家官方会聘请战地画家，亲赴战地记录军队的作战情形。虽然画家得以更贴近战争现场，但战争场景的主流呈现方式仍然以流行的图像媒体与电影为主。“战争艺术”一词，有时专指20世纪战争期间所创作的军事艺术作品。[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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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自古以来，军事主题的艺术便一直存在。[1] 例如，来自埃及原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500至3000年）的战场调色板，虽不完整，却展示了被俘囚犯被押走及野生动物啃食尸体的场面。同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则以更具象征性的风格，展现军事胜利的意象。约公元前2500年的秃鹰石碑是多件美索不达米亚“胜利石碑”之一。
同时期，已知最早描绘城市围困场面的图像，出现在埃及上埃及第21省官员因蒂（Inti）墓中，他生活于第五王朝末期。[2] 该画面生动呈现埃及士兵攀爬梯子攻入近东一座堡垒的城墙。[3] 虽然公元前1274年的喀德西战役结果尚无定论，但由拉美西斯二世所建浮雕显示，他驾驭战车击溃赫梯帝国的军队。
现存的亚述雕塑以大型石雕浮雕为主，细致描绘军事远征与狩猎场景，其中拉基什浮雕即为典范。古希腊的帕德嫩神庙雕塑呈现城邦骑兵队伍的长队列，许多古希腊陶器也描绘了战斗场景。在中国汉朝时期，著名的石雕浮雕约于公元150至170年间出自武氏祠，描绘了讨伐董卓之战中骑兵部队的战斗场面。[4]
古罗马艺术中，最华丽的军事艺术作品莫过于罗马凯旋柱，其柱身盘绕着描绘漫长军事远征的浮雕，著名者包括位于罗马的图拉真柱与马可奥里略圆柱}，亚历山大镶嵌画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左方）击败大流士三世的戏剧性的战役场景，此镶嵌画于庞贝被发现，可能是失传画作的复制品。[5]
许多希腊化时代与罗马石棺上，常见拥挤的战斗场面，有时题材为神话中的亚马逊战争，描述亚马逊女战士与古希腊人的战斗，这些并非特定历史战役，也不一定用于埋葬具有军事经验的人。此类场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战斗绘画有深远影响。[6]
至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硬币背面经常刻有士兵形象及赞颂“我们的弟兄”的铭文，这无疑是为了宣示军队的团结，藉以避免新一轮的军事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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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艺术中，教会所创作的作品通常避免描绘战争场景，尽管在少数晚期古典艺术题材中，会见到身穿将军军装、如胜利凯旋皇帝般的基督形象，象征基督征服魔鬼，例如在践踏野兽的基督及其他类似圣像学中可见。盎格鲁-撒克逊艺术中，上层阶级对暴力的偏好使“基督下地狱”（基督率众突袭撒旦堡垒）成为标准《基督生平》循环中的重要场景。[7] 穿军装的士兵圣人深受欢迎，而大天使米迦勒以十字架下端如长矛般刺杀化为巨龙的撒旦形象亦广为流传。一些彩绘手抄本插图则描绘了《旧约圣经》中的多场战役。
至于欧洲中世纪美术，为世俗赞助人所创作的作品则常呈现军事主题。15世纪的历史类彩绘手抄本《格鲁特胡斯之路易的弗华沙编年史》中，112幅插图多为战争场面。《爱之城堡围攻战》是哥德时期常见于象牙镜盒上的题材，描绘骑士攻打由贵妇防守的城堡，这源自于宫廷之爱文学中的比喻。
11世纪的《贝叶挂毯》是一幅线性连续的全景叙事作品，描绘1066年诺曼征服及黑斯廷斯战役的相关事件，[8][9]，它是唯一保存至今的此类刺绣挂饰，曾为富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以装饰居家。在伊斯兰艺术中，战斗场景多取材于英雄史诗的虚构故事，是波斯细密画的常见题材。此类作品采用高空视角，使场景较西方艺术更易理解。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众多一线画家大幅增添军事题材作品。战争绘画多描绘当时或近期的战事，例如保罗·乌切洛于约1445年创作的巨幅三联画《圣罗马诺战役》，以及米开朗基罗未完成的《卡希纳之战》，和列奥那多·达芬奇未完成的《安基亚里战役》。这两幅画原计划分别置于佛罗伦斯旧宫两侧，但皆未完成。
文艺复兴画家凭借精湛的人体描绘技巧，将战争场景作为展现复杂姿态的舞台；米开朗基罗选择士兵沐浴时遭突袭的瞬间，几乎所有人物皆为裸体。达芬奇的战斗画以骑兵为主，其中央场景在被毁前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艺术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特指出，此画“对战争绘画理念带来根本变革，这股影响从晚期文艺复兴延续至巴洛克，甚至影响拿破仑时代的英雄构图及欧仁·德拉克罗瓦}的战争作品”。[10]
这些作品多描绘佛罗伦斯对周边城市的战役，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来自悠久历史的重要战役同样广受关注。《凯撒的凯旋》由安德烈亚·曼特尼亚所绘，描绘尤利乌斯·凯撒的凯旋游行，重点放在战利品上而非随行军队；而版画系列《马克西米连的凯旋》则兼顾两者，并以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乘坐巨型战车的画面作结尾。《米尔维奥桥战役》由朱利奥·罗马诺绘制，将这场重要且奠定基础的战役场景带入梵蒂冈宗座宫拉斐尔房间中。[6]《伊苏斯战役》由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创作，采用垂直构图，仍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受推崇的战役画之一。其垂直格式乃因预定展示空间需求；此作是八幅战役画系列之一，由不同画家合绘。“这是当时最详尽且最具全景效果的战役画之一，”[5] 其鸟瞰视角在后世数百年间广泛被模仿，虽少有能达到同等戏剧性效果者。
在北欧，小规模士兵群像成为绘画主题，许多画家在早期大师版画领域活跃，例如乌尔斯·格拉夫长期身为瑞士佣兵。这类作品开始描绘不那么英雄化的军人形象，因为战时甚至平时军人对平民往往构成威胁；尽管如此，兰兹克奈西特兵夸张华丽的服装仍广受注目。[11]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指出，自文艺复兴起，“对世俗领袖及其政治体制的赞颂在中世艺术亦有此倾向，成为军事艺术的核心诠释，而非基督信仰”。[12]
17世纪的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中，海战题材逐渐程式化，许多画家专攻此领域，或选择不涉足；此外，“海洋画家始终面对极为挑剔的赞助阶层”，如威廉·透纳遭英王“水手国王”威廉四世因其《特拉法加海战》画作不够准确而拒绝。亨德里克·弗鲁姆是最早的专职海战画家，后由老威廉·范·德费尔德与小威廉·范·德费尔德父子接棒，他们于1673年移居伦敦，实质创立英国海战画传统，“留下惊人的英荷海战视觉记录，奠定后150年海战画规范”。弗鲁姆亦为英国赞助者绘制描绘西班牙无敌舰队败战的巨型挂毯，该挂毯后于1834年议会大火中焚毁。[13]
17、18世纪的战役画多采俯视图，仿佛由邻近高地俯瞰，因绘制趣味降低，多数大师避开此类题材。截然不同的战争视角则见于雅克·卡洛于三十年战争期间创作的12幅蚀刻版画《《战争之苦》》（即“战争之不幸”），描绘一群士兵在乡间横行霸道，最终被己方逮捕处决。[14]此外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亦出现警卫室场景的风俗画流派，描绘军人在营地警卫室中酗酒喧闹或洗劫农舍，这在实际作战场面鲜少出现。[15]
萨尔瓦托·罗萨 的画作本质属于风景画，经常描绘聚集于意大利南部乡野的群体，这些人物常被刻画成盗匪或士兵。《布拉达之降》由 迭戈·委拉斯开兹 于1634–35年间绘制，展现双方会面并和平交接城镇的拥挤场景；此类主题在海战画中较为常见，但于陆战画中则较罕见。[5]
自15世纪末起，缂织壁毯成为最豪华的官方军事艺术形式之一；帕斯特拉纳挂毯（1470年代）即为早期范例。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 为表彰其胜利所制作的挂毯，会依赞助者需求调整细节，甚至将将领面孔重绘后出售给政敌，例如 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6][17]
18世纪中叶，尤其在英国，一些画家试图透过围绕英雄事件的巨幅作品，重振军事艺术，使其如文艺复兴时期般再度成为历史画的主流题材。当时，标准的战争场景多被归类为较低层次的地形绘画，涵盖地图及乡间庄园风景。《《沃尔夫将军之死》》（1771年，本杰明·韦斯特）、《《詹姆斯·库克船长之死》》（1779年，约翰·索法尼）、《《1782年9月直布罗陀浮动炮台被击败》》与《《皮尔森少校之死》》（1784年，约翰·科普利皆为此一新风格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忽略了关于现代服饰不适合呈现英雄主题的批评。然而，这种风格在法国的影响速度与深远程度远胜英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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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军事艺术注入了浪漫主义风格，开始以更具个性化的手法描绘单一士兵形象。战争绘画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装饰大型公共建筑，规模也前所未有地扩大。安托万-让·格罗主要创作颂扬拿破仑一世及其胜利的作品，但其1808年的《埃劳战役》同时没有忽略冰封战场上死伤者的苦难。[19] 与此相较，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大型作品《1808年5月2日》与《1808年5月3日的枪杀》可能是有意回应格罗风格，而其相关的82幅蚀刻版画系列《战争的灾难》则强调法军于西班牙半岛战争期间的残暴行径。[20][21]
英国对拿破仑战争的描绘延续18世纪末的风格，并发展出更大规模的表现形式。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去世后，迅速诞生了由亚瑟·威廉·戴维斯创作的《纳尔逊之死，1805年10月21日》以及由本杰明·韦斯特绘制的《纳尔逊之死》。威廉·透纳亦曾描绘纳尔逊的胜利场面，如《特拉法加战役（透纳）》。[22] 此外，英国学会也举办竞赛，征求描绘英军胜利的草图，获胜者将获得正式委托。[23]
在此时期，制服版画逐渐在欧洲广受欢迎，专注描绘一名或多名静止人物的军服细节，通常以手工上色。与其他版画类似，这些作品多以书册形式出版，但也会单独贩售。在英国，由汤玛斯·罗兰森绘制、鲁道夫·阿克曼发行的《伦敦忠诚志愿兵》（1797–98，共87幅）标志着经典时期的开始。尽管罗兰森在其他作品中常以讽刺手法描绘主题，但这些作品中士兵“如他们本人所愿，尤其是为制服付费的上校们所期望看到的样貌”被真实呈现，这也成为此类画作的标准模式。[24]
卡尔·韦内为1812年《大军》版画系列所绘，描绘精美军服，画中士兵多成双出现于营地，摆出各种放松姿态，一人正面、一人背面。以油画形式专注描绘制服主题的著名画家较少，乔治·斯塔布斯于1793年为“威尔士亲王所属”第十轻龙骑兵团绘制的《第十轻龙骑兵》即为一例，该画献给其名誉团长、后来的乔治四世。此外，也有强调戏剧张力的单兵画作，如泰奥多尔·杰利柯1812年所作的《冲锋的猎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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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仁·德拉克罗瓦亦创作许多规模较小的战斗场景。他于1824年完成的《希阿岛的屠杀》，描绘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部队对希腊希俄斯岛平民进行残酷屠杀的情景，画中将土耳其人完全负面地呈现。此画对欧洲艺术的影响甚至超越戈雅数年前所作的《1808年5月3日》。相较之下，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自由引导人民》则以正面手法描绘战斗，画中主角并非正规军人，而是参与七月革命的武装平民革命者，他们朝向画面外的政府军推进。 [25]
描绘土耳其暴行的主题，在19世纪的绘画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自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中争取独立的地区。这些作品中不少带有情色色彩，描绘强暴前的场景。原先多见于版画中的反军事情绪，也逐渐出现在大型油画中。
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军事艺术于欧洲多数地区仍持续受到欢迎。法国画家如埃内斯特·梅索尼埃、[26] 爱德华·德泰尔、[27] 与阿方斯·德·纳维尔[28]，皆在巴黎沙龙中确立了军事绘画的艺术地位。[29] 然而，在1850年代，这种新兴的军事艺术形式在英国却遭到皇家艺术学院的强烈排拒。[30]
许多属于学院艺术风格的欧洲画家皆以描绘战争场面著称，作品多聚焦于拿破仑战争或更早的冲突。此类画家包括阿尔布雷希特·亚当、[31] 尼凯斯·德·凯泽、[32] 彼得·米哈沃斯基[33]、安托万·夏尔·霍拉斯·韦尔内、[34] 埃米尔·让·霍拉斯·韦尔内、[35] 威廉·坎普豪森与埃米尔·许滕。民族主义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战争绘画在匈牙利（尤注重制服细节）、波兰（着重呈现庞大军阵）与捷克地域等地的发展。扬·马泰伊科于1878年完成的巨幅画作《格伦瓦德之战》，即展现泛斯拉夫主义理想，描绘斯拉夫联军击溃条顿骑士团的历史场景。
“军事艺术”一词的使用方式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亦历经演变。在法国，夏尔·波德莱尔于1859年巴黎沙龙展中便曾探讨军事艺术，并评论摄影对其发展的影响。[36]
一位英国评论家于1861年皇家艺术研究院展览中评论道：
| “ | 英国画家从未真正正面处理“军事艺术”，他们仅在边缘徘徊，轻触与修饰而已。——威廉·麦可·罗塞蒂[37] | ” |
与此相对，英国画家伊丽莎白·汤普森（即勋爵夫人巴特勒）曾表示，她“从未为战争的荣耀而作画，而是为了描绘战争的哀愁与英勇”。[38]她的代表作《克里米亚战役后点名》（Calling the Roll After An Engagement, Crimea），于1874年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描绘的正是战后的哀伤情景。类似情怀亦可见于《残存的军队》，画中刻划了威廉·布赖顿骑着奄奄一息的马匹艰困抵达贾拉拉巴德的场景。布赖顿医生是1842年喀布尔撤退中唯一的幸存者，当时英军约有16,000人遭阿富汗部族歼灭。[39]
英国市场自19世纪中期起逐渐兴起军事题材画作。[40] 国家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对艺术作品、画家与公众对战争的看法产生深远影响。[41]到了美国内战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摄影师开始进入战地，记录军营与战后场景，对画家构成强烈挑战。然而，由于当时摄影技术受限于过长的曝光时间，尚难有效捕捉战斗瞬间。此时报章与杂志上的插图仍多保有英雄主义色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画作更为夸张。
梅尔顿·普赖尔长年随英军奔走于帝国各战地，为《伦敦画报》作画；他的画风“奠定了一种动态素描风格，对日后的连环漫画艺术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42] 他与其他“特派画家”如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被称为“特派员”（specials）。小理查德·卡顿·伍德维尔与查尔斯·埃德温·弗里普亦属“特派员”，同时也是活跃于皇家艺术学院与其他展览场合的职业画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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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彻底终结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逐渐式微的“美化战争”艺术潮流。[43] 整体而言，尽管各国设立了大型官方战地画家计划，真正引人注目的战争艺术却往往来自那些揭示战争恐怖本质的作品。官方战地画家由政府任命，负责资讯传播、宣传与记录战地事件；[44] 然而，许多画家也曾以士兵身份参战，并在战时或战后创作作品，以表达亲身经历。例如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与奥托·迪克斯皆参与西线战场，并在一生的创作中持续处理战争主题。迪克斯的画作《战壕》（1923年）描绘突击过后四散破碎的尸体，引发极大争议；该画初次展出时甚至被布幕遮掩，并导致原本打算购入的博物馆馆长遭解雇。后来，此画在纳粹德国1937年的颓废艺术巡回展中展出后遭焚毁。他亦于1924年发表了版画系列《战争》共计五十幅作品。
英国画家保罗·纳什则于西线服役期间开始创作战争素描，当时隶属于画家步枪团。伤愈后，他被任命为官方战地画家，创作出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战后，由于战争纪念建筑的庞大需求，也带动了雕塑与彩绘玻璃艺术的兴盛。
海报在1914年前已广泛使用，应用范围涵盖军事与民间社会，包括征兵宣传。英国的《基奇纳募兵海报》为代表作之一，美国则仿效推出《山姆大叔》，其他国家也发展出各自的象征人物。苏联在成立初期制作风格鲜明的现代主义海报，如埃尔·利西茨基的《用红楔打败白军》，但不久后便转向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该风格亦广泛应用于苏联的二战海报，其形式有时与纳粹德国艺术相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使用更为普及。[45] 插画家如诺曼·洛克威尔等，也随着摄影媒体的崛起与战后社会氛围转变，逐渐远离军事主题创作。
西班牙内战对非战斗人员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毕加索于1937年创作的《格尔尼卡》，此画描绘格尔尼卡大轰炸的惨况。[46][47] 类似题材亦可见于亨利·摩尔的素描作品，他描绘闪电战期间，伦敦地铁站内避难民众的睡姿。
在官方二战战地画家中，保罗·纳什的《死海》以强烈视觉冲击描绘德军飞机坠毁后的废墟场景。风景画家埃里克·拉维利尔斯则在1942年遭敌军击落失踪前，留下多幅杰作。[48] 另有爱德华·阿迪佐尼，其画作聚焦于士兵的休息与日常活动，深受官兵欢迎。艺术评论家、历史学者、毕加索的朋友，同时为军中医疗人员的道格拉斯·库珀曾评价道：“他是唯一一位捕捉到这场战争氛围的人。”[49]
随着摄影与电技术的发展，许多战争场景得以即时记录，并成为战争记忆的重要部分。日后的冲突如越战更以强烈的反战艺术风格著称，包括海报与画家南茜·斯佩罗等人的创作。[50] 当代的军事艺术已发展为“军事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子领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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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式
自古以来，统治者常被描绘为身穿军装，这一特色在古罗马雕塑中尤为明显。无论是将军还是后来的皇帝，常见他们披挂盔甲、身穿短式军用束腰外衣。中世纪的墓葬雕像也普遍呈现骑士、贵族与国王身着盔甲的形象，即便他们未曾实际上战场亦然。进入近世后，高阶军官多数于战场上穿着日常的骑乘服，军事肖像与一般肖像的差异主要透过背景设定，或是著用胸甲与皮革背心来表现。然而，自18世纪中叶起，连将领亦改穿制式军服，军事肖像的视觉辨识度重新提升，[52] 尽管最初的军官制服仍与平民服饰相当接近。
君主与将官的全身像与骑马肖像画常以战场为背景，但战争场景往往仅现于画面远景。这类构图或可追溯至提香充满气势的《查理五世骑马像》，该作描绘皇帝于米尔贝格战役后的英姿，画面中却无他兵只影。直到拿破仑时代，君主才较常身着军装入画，而到了19世纪，军服肖像已成为正式肖像画的标准形式，或许是因其更具视觉吸引力。
荷兰绘画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集体肖像：城市民兵队的富裕兼职军官们共同出资委托绘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为林布兰的《夜巡》（1642年），该画因其具叙事性而成为此类作品中的异例。多数画作仅描绘军官列队或共进餐宴的场景，部分甚至直接描绘他们在餐桌上的互动。[53] 除此之外，19世纪以前军官的集体肖像画并不常见。
现存古代战争场景雕塑多为石刻浮雕，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与赞助人热衷复兴这一形式，虽常以石材或青铜呈现较小型场景。位于米兰、纪念法国将领加斯东·德·富瓦，内穆尔公爵的墓葬，原计划在石棺基座周围雕刻大量大理石浮雕，惟最终未完成。
雕像与墓葬纪念碑长期以来是描绘指挥官的主要形式，直到纪念全体阵亡士兵的战争纪念碑于拿破仑战争后兴起，才逐渐转变。伦敦的纳尔逊纪念柱仍旧仅纪念一位将领，其基座浮雕由多位画家分别创作，但整体评价普遍不如纪念碑本体。利物浦威灵顿纪念柱象征了一种转变：阵亡士兵被视为为国而战的集体象征。[54]
美国内战造成的重大伤亡，促成了第一批大规模战争纪念雕塑的出现，包括不少纪念个人的作品。其中艺术成就最突出者，是位于波士顿、纪念劳勃·古尔德·萧与全非裔美国人第54麻州志愿步兵团的纪念碑，由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创作，另一铸件藏于华盛顿国家艺廊。
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的死伤，使几乎所有参战国，不论大小皆建立起形式各异的纪念碑，进一步将此类公共雕塑普及至澳洲、加拿大与新西兰。突如其来的大量需求激发了纪念性雕塑创作的繁荣。不过，相较于绘画，雕塑在风格上更难突破，因大众愈发质疑传统英雄风格的适切性。英国最成功的纪念碑之一为风格冷峻、写实的皇家炮兵纪念碑，由曾三度在战争中负伤的雕塑家查尔斯·萨金特·杰格创作，他在战后十年间持续从事纪念雕塑创作。
战败国如德国与奥地利，纪念风格问题甚至激化政治争议，一些被认为过于现代的纪念碑遭到纳粹政权拆除，例如坦能堡纪念碑即于二战后被移除。[55] 为避免争议，有些纪念碑选择中立风格，如多次更换用途的柏林新岗哨，或采庄严简约形式的伦敦战争纪念碑与德国拉博海军纪念碑。设立无名战士墓与长明火也是一种回避争议的方式。其他如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与多数法国纪念碑，则是以更新的传统风格来表现。
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后来扩增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冲突的阵亡者。当代，摄影已成为描绘战争的重要媒介，这点反映于硫磺岛国家纪念碑，该碑重现了1945年著名照片《硫磺岛升旗》的场景。
1990年代设立的诺曼底登陆国家纪念碑则以写实风格强烈的雕塑为特色，与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简约设计形成对比。至于纪念战争中平民受害者（特别是纳粹大屠杀）的纪念碑，则多采用更具创意与实验性的设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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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艺术的范畴不仅限于战争场面，也涵盖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任务与行动。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士克里斯多佛·巴特尔斯于2010年是当时唯一在职的美国官方战地画家，他随部队前往海地，参与2010年海地地震后的统一回应行动人道救援任务。他的作品记录了美军协助灾后重建与援助的过程，体现军事艺术在人道行动中的见证与纪录功能。[57][58][59]
目的
战争艺术透过描绘军事冲突的场景，建立对战争影响的视觉纪录——画中人物可能在等待、准备、作战、受苦，或在胜利后欢庆。[60][61]其主题涵盖广泛，触及战争的各种面向与个人经验，无论是盟军还是敌军、军人或平民、军事或政治、社会或文化层面。战争艺术不仅记录冲突的发生过程，也呈现其起因与结果。[62]
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与文化遗产的视觉延续，战争艺术兼具艺术性与纪实性，透过绘画再现战场景象，进一步彰显“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62][63][64][65][66]这些作品反映人类试图理解暴力本质与现实的努力。[67]战争艺术通常采用写实主义风格，忠实呈现目击者所见的细节，同时传达事件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与心理印象。[68]
艺术与战争之间亦也产生“想像世界与行动世界的拉锯战”，在事实的还原与画家的诠释之间反复拉扯。[69]这种拉锯也体现在如何表现战争的复杂性。例如，C.E.W.·比恩编辑的《安扎克书》（Anzac Book）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的澳洲画家产生深远影响。当他们于1939年后受命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国战争时，已有清晰的前例与表现形式可供参照与延续。[70]
战争艺术亦常用作宣传工具，发挥建构国族认同或推动政治主张的功能。[65][71][72] 同时，也有不少作品透过讽刺画形式展现，提供对战争与政治的当代解读与批判。[73][74]
战地画家可以是观察战场的旁观者，也可能是亲身参与战斗、受内在驱力驱使而描绘自身经历的军人，或是受官方委托，实地记录军事行动的专责画家。[75]
以纪录国家战争活动为例，日本政府曾正式任命战地画家创作与特定战事相关的艺术作品，这类作品被称为“战争作战纪录画”。自1937年至1945年间，约完成200幅描绘日本军事行动的作品，并于战时多次在大型展览中公开展示。战争结束后，这些艺术品由接管日本的美军没收。[76][77][78][79][80]
另一方面，也有国家或画家选择不创作战争相关作品。例如，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描绘当时战事的艺术作品；法国则一直到1945年战后，才开始以战争为主题进行创作。[81]
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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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所——爱德华四世与兰开斯特逃亡者于特克斯伯里修道院》，1867年，理查德·伯切特（英国）。此为玫瑰战争期间一事件。 -
《麦克林宅邸的房间，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1865年4月9日。该石版画显示两人在等待和平条件文件抄写时的情景。此处人物列表肖像（由左至右）：约翰·吉本、乔治·阿姆斯壮·卡斯特、赛勒斯·B·康斯托克、奥维尔·E·巴布考克、查尔斯·马歇尔、中尉沃尔特·H·泰勒、罗伯特·E·李、菲利普·谢里丹、尤利西斯·S·格兰特、约翰·亚伦·罗林斯、查尔斯·格里芬、身份不详、乔治·米德、伊莱·S·帕克、詹姆斯·W·福赛斯、卫斯理·梅里特、西奥多·谢尔顿·鲍尔斯、爱德华·奥德。画中未被辨识人物据信是主持1865年4月12日李将军在北弗吉尼亚军队正式交出武器仪式的约书亚·钱伯兰将军。 -
2010年海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背着装备前往待命直升机。画者为巴特尔斯。 -
“消灭这个疯狂的野兽——加入美军”，哈利·R·霍普斯；1917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年的重大成就”，1950年代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海报
- 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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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死亡与魔鬼》，由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创作，16世纪。 -
贝尔切尼中队，法国轻骑兵，1776年。 -
约1845年，第6马德拉斯轻骑兵团骑兵（索瓦尔）肖像。 -
19世纪50年代英波战争中，库沙布战役的骑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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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回脸来》，描绘委内瑞拉独立战争中拉斯克塞拉斯德尔梅迪奥战役，阿图罗·米歇莱纳作品，1890年。 -
法国第四骑兵团于弗里德兰战役，埃杜阿尔·德泰勒作品，1891年。 -
- 给倒地士兵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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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救济》，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耶作品，19世纪。 -
1945年，描绘美国战俘在菲律宾日本监狱营被递水的速写。
- 河川渡越
- 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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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号召》，诺曼·林赛，澳大利亚，1914–1918年。 -
《美国妇女农业军，美国，1918年。 -
《我们的男孩需要袜子——织你的那份》，美国，1917–1918年。 -
《胜利花园》海报，美国，1945年。
参见
- 战地画家
- 美国官方战地画家
- 澳大利亚官方战地画家
- 英国官方战地画家
- 加拿大官方战地画家
- 德国官方战地画家
- 日本官方战地画家
- 新西兰官方战地画家
- 纹章学
- The Horse in Art
军事物品
- 战争摄影
- 战争地毯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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