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中日全面戰爭的開端，日軍全面侵華的標誌，全中華民族抗戰開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抗战、卢沟桥事变[3]:472、马可波罗桥事变（英语：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4]:660，是1937年7月7日发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之间的一次军事冲突，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八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5]:304-315。中国抵抗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之作战[3]:472。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日本驻丰台中国驻屯军结束在卢沟桥附近军事演习，称演习地点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6]，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前身之一为西北军）拒绝[6][7]。日军即攻击城西卢沟桥[3]:472。翌日清晨5时许，日军炮轰宛平城[6]，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3]:472。随后发生平津作战。第二十九军在之后的平津作战中战败，撤退至保定，日军占领平津地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在北京西南郊，跨永定河（旧称卢沟河）上[3]:470。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成于1192年，长266.5米，宽约7.5米，由11孔石拱组成；桥旁建有石栏，共刻有石狮485个[3]:470。卢沟桥高10余米，经马可波罗推崇，西方人称为马可波罗桥[4]:660。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旁另建有新桥；桥东附近宛平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从这里开始[3]:470。
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依《辛丑条约》约定，日本开始在华北驻军[6]。
清廷被推翻后，驻华日军由“清国驻屯军”改名“中国驻屯军”，驻地就在芦沟桥所在宛平城外[6]。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傀儡政权，1932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满洲国[3]:2557。
1935年日本推动华北五省自治，12月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应对[8]:85-120。
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中国未发生内战，更加团结[4]:659。1936年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青岛登陆，占领中国国民党市党部以武力搜索，还赴各日营纱厂殴捕罢工工人[9]:368。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4]:659。12月28日，关东军称，倘中国政府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将采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4]:659。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4]:659。1月6日，中国外交部向驻华日使馆抗议，天津日机散布传单刊物[10]:332。3月，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谈话，谓国家主权必须完整，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互惠为原则[4]:660。蒋介石招待日本经济考察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中国活动[4]:660。4月1日，日军在上海演习[9]:369。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防共、亲日、亲满[4]:659。4月2日，日海军武官与天津会商，议决兴筑塘沽港口[9]:369。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化”、“中央集权化”，有说驱逐第二十九军[4]:659。4月25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始在平、津郊区及通县附近演习[9]:369。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4]:659。5月22日，汕头日本领事馆巡查青山寻衅闹事，殴伤中国警员；日军调军舰赴汕头港威胁吓，制造汕头事件[9]:369。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4]:659。6月4日，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拆除天津日军用无线电台[9]:369。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清除后方威胁[4]:659-660。6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认识日本”[9]:369；谓中国须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及满洲国生存与华北之必然联系[4]:660
1930年3月20日，中原大战爆发，由韩复榘、孙殿英两部在陇海铁路归德开其端（“中原大战”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挑战中央政府之内战[10]:241）。
七七事变前，中国士兵大多是文盲[11]，截至1936年底，全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历之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之候补军官全国仅880人；当时一粒子弹价值约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因此平时训练多为空枪射击，训练素质非常低下，枪法不准[12]。7月初，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外的芦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等处进行军事演习，制造摩擦[13]:163。事变时，中国全国75毫米以上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12]。
1937年上半年以前，国军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一个军兵力[14]:53，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14]:56，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14]:53。
1937年6月，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约1,400人）为加强芦沟桥地区防御，将第十一连配置于铁路桥西端大王庙（营部所在地），重迫击炮连置铁路桥西，轻迫击炮连置城东门内，重机枪枪连置城内东北、西南部；并从6月26日开始，实行夜间特别警戒[14]:55。
至于中国之决计应战，一以势迫出此，日本野心并无止境，如再忍让，不惟华北将为东北之续，且欲求偏安而不可得；二以人心愤激已至极点，中共主战尤力，此次如再不抵抗，内战势将重起；三以中国虽非日本之敌，然以土地之广，断非日军所能全部据有；四以英、美深忌日本势力之扩张，假以时日，国际情势定有变化，彼时如与日本谈判，为害亦较目前为轻，何况中、苏正在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短期内可望获得援助[4]:663。事变发生前，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为佟麟阁、秦德纯，参谋长为张樾亭，副参谋长为张克侠，总参议为张维藩，兵力编成如下表[15]:141。
| 部队 | 司令官 | 部署 | 属下部队 | 兵力 |
|---|---|---|---|---|
| 第三十七师 | 师长：冯治安 | 西苑 | 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一、独立第二十五旅 | 约15,750名 |
| 第三十八师 | 师长：张自忠 | 南苑 | 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独立第二十六旅 | 约15,400名 |
| 第一三二师 | 师长：赵登禹 | 河间 | 第一、第二、独立第二十七旅 | 约15,000名 |
| 第一四三师 | 师长：刘汝明 | 张家口 | 第一、第二、独立第二十九旅、独立第二十旅 | 约15,100名 |
| 独立第三十九旅 | 旅长：阮玄武 | 北苑 | 约3,200名 | |
| 独立第四十旅 | 旅长：刘汝明（兼任） | 张家口 | 约3,400名 | |
| 骑兵第九师 | 师长：郑大章 | 南苑 | 约3,000名 | |
| 独立骑兵第十三旅 | 旅长：姚景川 | 宣化 | 约1,500名 | |
| 特务旅 | 旅长：孙玉田 | 南苑 | 约4,000名 | |
| 河北边区保安队 | 司令：石友三 | 黄寺 | 约2,000名 |
而河北省和察哈尔省中除第二十九军以外的部队（7月上旬）则有第三十九师（师长庞炳勋）、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第九十一师（师长冯占海）、第一〇一师、第一一六师（师长缪澄流）、第一一九师（师长黄显声）、第一三〇师、第一三九师、第一四一师、第一四二师、骑兵第二师（师长黄显声），总兵力约153,000名。
日军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对河北省、察哈尔省及绥远省等，施行其武力压迫及政治分化等，造成各种傀儡组织，在冀东有“冀察防共自治政府”，在察北则有“蒙汉回自治政府”；更于各该区积极培养成立保安自治等部队[16]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日军任意作非法演习[4]:660。日本军部积极作侵华之动员准备[17]:111。宋哲元与田代皖谈判之时，川越茂亦晋见蒋介石有所表示[4]:660。1936年上半年，日本向华北增兵，强化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14]:53。4月，华北日军开始演习[4]:660。5月，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在北宁铁路沿线派驻重兵[14]:53。自5月起，日本不断扩充华北驻屯军[14]:56。9月，强占丰台[14]:53。
1937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要给中国“给予致命的痛击”[18]:333。2月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19]:356-357。2月1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等地驻军；3月24日，日舰70艘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9]:369。5月22日，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巡查青山清偕四戈迁入汕头永平路神州行居住，拒报户口，并殴伤中国警察，遭中方拘捕，日舰开赴汕头威吓，称“汕头事件”[20]:5430；5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及广州领事馆为汕头事件向中国外交部及广东省政府提出抗议[20]:5432；5月26日，日本内阁讨论汕头事件，日驻台湾海军军舰奉命开抵汕头[20]:5433；5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汕头事件”发表谈话，说明日人拒不登记户口，且行凶殴伤中国警员，日本政府训令驻使馆日高代办，第二次向中国提出“汕头事件”抗议[20]:5433-5434；5月28日，中国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派秘书凌士芬飞汕头调查日人殴警案，日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竹吉贞治同行[20]:5434；5月29日，中日双方人员在汕头调日人清山清欧击，证实为日人先行凶[20]:5434；5月30日，汕案已查明，日方表示愿就地和平解决，驻汕头日舰已撤退3艘[20]:5435；6月8日，离汕头日舰复折回示威，日舰驶至汕头者增至7艘[20]:5442；6月12日，日本对解决“汕头事件”又复提出新要求[20]:5445；6月15日，日舰违例驶回汕头，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向日本领事抗议[20]:5446。6月日本集中其河边旅团于北平近郊[17]:111，驻军根据《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进行军事演习[15]。6月21日，华北日军驻屯军司令部成立临时作战课，以准备侵华战争[9]:369。6月25日，日军在芦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335。日军开始在芦沟桥一带连日举行夜间演习[9]:369。丰台的驻屯军第1团第3营在芦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及挑衅活动日趋频繁[14]:55。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南满铁路总裁、华北屯驻军司令官在大连会议，侵华形势，日趋积极[10]:335。
日本之所以于此时发动战争，一以中国共产党再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容共、联俄之局复成，必须及时遏制，先控有华北；二以中国国力尚待充实，必须早予以挫折，不信蒋介石真有作战决心；三以德、日防共协定及日、义协定已于1936年11月成立，日本已不孤立，英、美不致断然行动[4]:663。事变发生前，日军中国驻屯军约5,600名（另说8,400人[14]:56），其中主力驻扎在天津，北平城内以及城外丰台镇各驻扎一支部队。天津驻有步兵第2团主力、炮步独立团、战车队、工兵队、机器化学战队及骑兵队一部[14]:56。日驻军兵力如下[15]：
| 别动队 | 注释 |
|---|---|
| 通州 | 步一连队一小队 |
| 丰台 | 步一连队第三大队，歩兵炮队 |
| 塘沽 | 步二连队第三中队 |
| 唐山 | 步二连队第七中队 |
| 滦州 | 步二连队第八中队 |
| 昌黎 | 步二连队一小队 |
| 秦皇岛 | 步二连队一小队 |
| 山海关 | 歩二连队第三大队本部，第九中队 |
加上日本之伪军，足以对华北安全构成威胁；驻中国东北关东军辖4个师、4个旅及5个独立守备队，成为进攻华北二线部队；另外，日本台湾军和朝鲜军共有2个师兵力[14]:53。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7月7日三十七师驻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沣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沣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
根据蒋介石传记《蒋中正》中收录的《何（应钦）上将军事报告》一文，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秦德纯的证词：
| “ |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之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芦沟桥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时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修祖坟）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7日当天由保定返回北平指挥）第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旅部）第二一九团（代理团长吉星文，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回防长辛店车站）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在宛平县城负责第一线战斗指挥，重伤后由陈光然团长接防指挥）。驻宛平和芦沟桥的守军，有“步兵四个连，重机枪一连，重迫击炮一连，轻迫击炮一连，合计战斗力1,400余人”。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日军的要求。之后日军包围芦沟桥，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日军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芦沟桥北方进入相持状态。” |
” |
根据日本陆军1937年发表的消息[21]:3-8：
| “ |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陆军中国驻扎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的芦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在河畔的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野地第一小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芦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为中方军队士兵在用暗号互相联络。之后又有十几发子弹从龙王庙方向射出，日军未予以反击。清水中队长派遣岩谷曹长和两名传令兵马上向丰台驻军报告。收到报告的第一连队长牟田口廉也[22]在联络北平特务机关后，决定在天亮后与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同前往事发现场。 随后清水中队长率队向东面的西五里店转移，与从丰台赶来的第三大队在一文字山会合。凌晨3时25分，龙王庙方向又有3发射击。牟田口连队长认为频频出现的射击目的在于进攻日本军队，于是在4时20分下达战斗命令。 此时之前由森田中佐带领的对中谈判代表到达该地区，森田中佐作为代理连队长命令禁止装填子弹。日军代表随即要求中方将集结在芦沟桥周围的部队撤走，但该地区的中方部队已开始从龙王庙附近及长辛店高地方向开始对日军阵地进行迫击炮炮击。日军开始还击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30分。战斗开始后，日军歼灭龙王庙附近的中方部队，进入永定河右岸，包围芦沟桥。从被击毙的士兵身上搜出的证件表明，该士兵属于二十九军正规军。至此中方战死20名，负伤60名左右。 5时30分，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中方军队进攻，双方进入全面冲突，战斗持续2个小时后逐渐沉静。 战斗打响后，又有保安四团二营700人奉师长命令前来增援。 上午9点半，中方提出停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
” |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卢沟桥，战事爆发，蒋派兵北上，决心应战，并令宋哲元驻保定指挥[23]:35。日军在北平西南15公里交通要道卢沟桥演集夜战[4]:660。下午，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卢沟桥北面回龙王庙至大瓦窑一带演习[14]:55。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军事演习[20]:5463。22时40分，在日军演习方向响起枪声[14]:55。宛平守军突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枪声[20]:5463。23时[4]:660，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之士兵“失踪”[6]，要求入宛平县搜查[4]:660，遭守城之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第二一九团拒绝[6]。午夜，日军在宛平县卢沟桥一带演集，借口失踪士兵一名，欲入城搜查[17]:111。日军向宛平县城射击，进而向卢沟桥一带发起进攻[9]:369。“卢沟桥事变”爆发[10]:336。继称失踪日兵虽然归队，仍须明了经过情形[4]:660。中国答应共同调查，日军竟突然进攻[4]:660。中国驻军吉星文团以时值深夜，恐引起地方不安，婉加拒绝；旋经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交涉，商定双方各派员5人实地调查[17]:111。“七七事变”于是爆发[4]:660。夜11时借口搜查失踪哨兵，突炮轰宛平城；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成为抗日战争之导火线[10]:336。
7月8日凌晨2时，日驻屯军第3营主力占领宛平城外唯一制高点沙岗（日称一文字山）[14]:55。晨5时，日方仍坚持入城搜查，中方未允，日军竟突向县城攻击，中国军队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日军不支败退，由是战端乃启[17]:111。中日双方谈判，日方要求中国军队于8月11日先自卢沟桥撤退，中国方面坚决予以拒绝，谈判无结果[9]:370。5时30分左右，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步、炮兵400多人，向宛平城外第二十九军阵地进攻[14]:55。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代理军长冯治安）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6]。上午11时战斗再起[9]:370。一木清直带领第3营主力向回龙庙、铁路桥阵地进攻，在回龙庙与中国守军激战[14]:55。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在营长金振中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互有伤亡[6]。中国守军英勇抗击，两个排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日军继续向中国守军进攻，猛烈炮火炸毁宛平县公署及大批民房[14]:55。13时，牟田口廉从北平到达宛平城外沙岗前线；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14]:55。16时许，日华北驻屯军旅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日军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进攻[14]:55。河边旅团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函约王冷斋与守军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出城会商，王冷斋等以未便擅离职守却之；18时5分，日军炮击宛平专署，金振中负伤，国军步兵两连手持大刀、手枪突袭芦沟桥附近日军阵地，斩获甚众[20]:5465。日军利用缓兵之计，吊诱中国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表示系地方事件，愿作和平之解决；而暗中紧急动员，分三路向平津采取包围形势[17]:111。当晚冯治安下反攻令，并发表声明称，“和平固所愿，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唯有与之周旋”，日方获悉后，即多方派人疏通，又允无条件撤兵，秦、冯二人乃收回反攻令；北平市区及四郊临时戒严司令部成立，冯治安任司令，宣布每晚8时起城门全闭，11时后全市断绝交通，禁止行人通行，并封锁至通州交通[20]:5465。
日军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与中国方面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停战协议[14]:55。国军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相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等与日军代表谈判，拒绝日军要求国军卢沟桥方面撤退至永定河西岸；战事复起，日军向龙王庙附近等处进攻，占据龙王庙、铁路桥及丰台等地，晚上进攻宛平城，国军奋起反击[20]:5466。双方协议，军队各返原防[4]:660。至7月10日，日军未撤，冯治安等又下反攻令，日方派人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20]:5465。
据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助手戴维·巴雷特上校在东京审判期间作证证词，他当时判断冲突的规模非常小，并表示，“我相信事件本来很容易就可以解决，假如日本人真的那样希望的话”[24]:162。
此后，中日两国谈判，两军对峙[6]。7月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议定停战办法：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部队撤回原防；三、芦沟桥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驻守[9]:370。7月9日凌晨2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副官今井武夫与秦德纯达成口头停战协议，各自立即停止射击，双方军队撤回原防[20]:5469。在两国谈判期间，日本持续向北平、天津增兵[6]。晨6时许，日军又向宛平城炮击[14]:55。日军又攻[4]:660。是日晨，蒋介石电令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派2个师向保定或石家庄集中；令庞炳勋第四十军及高桂滋所部也向石家庄地区集中，并命宋哲元由乐陵速回保定指挥[14]:56。但日军并未撤兵，并于傍晚炮轰宛平城[20]:5469。
7月10日凌晨2时30分，芦沟桥日军复行进攻，包围宛平县城，拆毁平汉铁路丰台至北平路轨[20]:5470。芦沟桥附近日军包围宛平县城；外交部向驻华日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制止军事行动[10]:336。外交部就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一、日本方面须正式谢罪与处罚负责人员；二、对于死伤之军民及轰毁之建筑物，须赔损失；三、为防止再发生不祥事件，日本方面须提出今后保障；并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表示，日方不愿以中国外交部为对手，而愿就地商谈[20]:5470。日军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中抽调2个混成旅，驻朝鲜军中抽调1个师，从日本本土调航空兵团及3个步兵师赶赴华北[14]:56。下午5时，日军又进攻宛平驻军，战事复起；北平市政府深夜召开重要会议，将日军违约挑衅经过情形，电中央及各省、市[20]:5471。芦沟桥一带中国军队遵约撤军，但日军却大批调兵共向中国军队进攻[9]:370。日军继续进攻芦沟桥一带中国守军，扩大事态[14]:299。
7月11日，宋哲元由山东抵达天津。7月11日，国民政府电北平市长秦德纯，对芦沟桥事变指示三点：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20]:5474。中国允撤退芦沟桥及其附近驻军，惩罚负责官员，而日方表示遗憾[4]:660。秦德纯与松井达成停战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令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在芦沟桥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各抗日团体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20]:5474。日本召开首、外、陆、海、藏五相和内阁紧急会议，通过陆军占领华北、平津地区之计划，决定“军部必须把预先在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准备着皂队赶快增援在中国的驻军。同时，在国内也必须动员所需的部队，迅速派到华北”[25]:365-366。日军于凌晨向芦沟桥一带猛烈攻击，国军抵抗，上午11时日军又炮轰芦沟桥一带，双方冲锋，当晚日军向芦沟桥、南苑等处向国军猛攻[20]:5474。日本内阁决定增兵：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进攻北平，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3]:472。18时，日本政府发表增兵华北声明，并改称芦沟桥事变为“北支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20]:5474。日本政府命朝鲜、满洲驻军开往华北[4]:660。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告知关东军及朝鲜驻屯军司令部，迅速调遣已准备好之兵力（5个师团，目前用了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进入华北战区以加强中国驻屯军之力量；同时，日本昭和政发表《关于向中国增兵的政府声明》及临参命第56号、第57号，并速调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各一部以加强中国驻屯军战斗力[9]:370。同日，日本陆相任香月清司中将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田代皖一郎病危，并限当日到达驻地天津，行前分别晋见陆相、参谋总长等接受指示[20]:5475。
日军不履行撤兵协议，复在原阵地布置工，继续向北平增兵，凌晨日军进犯财庙被击退，晚上在宛平一带大范围进攻与国军激战，日机飞长辛店、保定侦察，天津日军占领东沧[20]:5480。日军四处向中国挑衅[17]:111。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14]:56。香月清司午前下令华北驻屯军要“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增加丰台、通县兵力；关东军部队主力集结于密云，航空队集结于天津；香月清司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之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部署[20]:5480。日本参谋本部拟就作战计划，决击溃北平、天津附近宋哲元军[4]:660。丰台、通县等地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并在天津集结飞机200余架助战[9]:370。中国外交部于抗议之外，于是日声明，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概属无效[4]:662；外交部发表声明，日军在芦沟桥之行动属非法，中国愿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10]:336。
7月13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蒋介石电令宋哲元，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同时采取紧急措施，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后备兵员100万人。蒋介石下令总动员，集结中国军队于保定、沧县一带[17]:111。日军400余名乘汽车65辆，配有坦克4辆及迫击炮5门，进犯北平永定门，意欲入城，中国军队奋力抵抗，击退日军[20]:5483。
7月14日，新任华北司令香月清司要求撤退北平驻军、冀察中央机构及蓝衣社、CC团，罢黜排日要人，彻底镇压共产党活动，取缔排日言论机关、学生运动及学校与军中排日教育[4]:660。中日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中方代表陈觉生、邓哲熙，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参谋和知、专田等，就日方七项要求谈判[20]:5486。蒋介石设行营于石家庄[4]:662。日本骑兵200余人向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进攻，为国军击退[20]:5487。
7月15日，日军在平、津地区已逾2万，有飞机百架[20]:5491。
7月16日，日军至平津一带兵力已达10万以上[17]:111。日军在丰台强筑机场[20]:5496。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平津完成包围[14]:56。日本五相会议过陆相杉山元提议，对华北事件谈判以7月19日为履行最后期限，不容许迁延；若谈判不能圆满达到目的，即大举进攻中国[20]:5496。日军增援部队先后到达北平附近[14]:299。英国驻华大使试图斡旋，提议中日停止调兵，为日本所拒[4]:662。中国方面，拟定预备作战命令，任冯治安为总指挥官，决定第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所部协同第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县之敌[14]:57[26]。
7月17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到达指定地区。拂晓，日军三次向北平大教场国军挑衅，国军予以还击[20]:5499。朝鲜军第20师由朝鲜龙山出发，主力于7月20日抵天津集结，其一部集结于唐山、山海关[14]:57。日军占据天津西站、北宁路沿路各站[20]:5500。日本内阁决定在预算中增加临时军费，积极备战[9]:370。
7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以吊祭7月16日病逝之前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名，偕张自忠拜访新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对中、日军队在芦沟桥冲突表示遗憾[27]:375。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14]:57。蒋致宋哲元、秦德纯巧电：“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香月清司指挥部设到丰台；此时，入关日军已超过10万[14]:56。宛平城外日军炮轰城内，并在北平至芦沟桥大道南北两侧构筑工事，天津日军源源开往丰台，日机6架在天津高空侦察，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师团全部向中国开拔，师团长川岸率先头部队到达天津[20]:5501。日军步兵第2团及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在通县集结[14]:57。中国第二次向日本提议停战，和平谈判毫无进展，而日本之骚扰行为，则继续不绝[28]:61。
7月19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受日军中国驻屯军所提出：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军道歉；二、第二十九军从平津、芦沟桥、永定门以东撤退；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停战”条件[9]:371。宋哲元接受香月清司所有要求[4]:660。宋哲元被迫接受日军和谈条件，以要求恢复至芦沟桥事变之前状态为代价[29]:164，而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以保全实力[30]。日军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抵到达高丽营，其一部经山海关到天津[14]:57。华北日军已形成对平、津包围，22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表声明称，“从二十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20]:5504-5505。23时，第二十九军张自忠、张允荣签订就地停战协议；当夜日军又炮轰宛平城[14]:57。
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集结地[14]:57。获得增援的日军再次发动进攻[31]。宋哲元以19日秘密协定下令国军第三十七师向西苑集结。第二十九军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另该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日军向北平进攻部署就绪[14]:299。宋哲元下令撤除北平市内防御设施，请北来中央军停止前进[4]:660。上午，日军突然开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千余人配合坦克40辆及汽车队增援芦沟桥，下午第二次开炮猛轰宛平城，数度向芦沟桥冲锋；国军沉着应战，吉星文负伤[20]:5507-5508。日军便轰炸廊坊，平津危急[14]:56。香月清司下令日军完成对芦沟桥地带攻击准备[20]:5508。
7月21日，日军控制北宁铁路，截断第二十九军联络，继续向平、津大举增兵，已有42列运兵车到天津，并不断由天津向丰台、杨村等地增兵[20]:5510。
7月22日，日军向华北秘密运送机械化部队，并运送大量部队秘密向华北集中[20]:5512。
7月23日，中国获得确切报称，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已抵达平、津地区，或正在乘船驶华途中；日本拒绝遵约从前线撤军，继续由国内向中国华北增派空军，大量运送军事物资[20]:5512-5514。
日本政府通过《动员计划》，要求中国撤退进入河北部队；宋哲元以日军大举向关内输送，同时知道蒋介石之抗战决策，补给已经到达，亦决定发动攻势[4]:662。
7月24日，北平市政府恢复夜间各娱乐场所之营业，市内各处所有沙袋等防御物连夜撤除；日军用飞机50架、重轰炸机一中队出发来华[20]:5516。
7月25日，日军仍拒不撤兵，上午日军铁甲车一列开到丰台，下午通县日军步炮兵500余人举行演习威胁驻通县国军[20]:5517。日军向廊坊驻军挑衅[14]:299。日本第一支运输船队在塘沽卸下军用品达10万吨[20]:5518。是夜，日军第20师团77联队11中队，对廊坊中国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六团进攻[14]:57。中、日两军在廊房车站因电信线路修理问题而爆发“廊坊事件”[10]:336：19时，日军200余人由天津开到廊房车站，借口修理电线，占据车站，切断平、津交通；国军还击，双方冲突[20]:5517。
7月26日，日军中午占领廊坊，下午即由丰台派兵一中队分乘军车数十辆，冒充北平城日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进入北平城内[20]:5521。日军占夺平、津间之廊坊，但进攻北平之日军则被击退[4]:662。守军退至通州，下午，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二十九军撤出[14]:299。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提出最后通牒[10]:336，要求第二十九军退往永定河以西[4]:662。日军行抵广安门时，为中国军队独立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九团刘汝珍所阻，日军坚欲入城并作攻城状[20]:5521。19时，日军第一大队乘车向北平城内开进，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冲突[14]:299。宋哲元闻报后，即令刘团备战，刘团即启开城门诱日军入城，及其进至一半，刘团开始射击，日军混乱损失甚重，即所谓“广安门事件”[20]:5521。日本华北驻屯军于22时20分下达于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之命令，并规定各进攻部队之方向[20]:5521。
7月27日，日军陷廊坊、宝珠寺等地[3]:472。日军分别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进攻[14]:57。日军围攻通县驻军傅恩营，傅部冲出重围，撤出南苑[20]:5524。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在张馀庆、张砚田率领下反正，全歼驻通州县城日军1个连及特务机关人员，活捉殷汝耕[14]:300；日人死者约180人[10]:336。在通州总共400名日本军政人员全部被消灭[32]:43。日本政府声明在中国华北采取“自卫”行动；还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7月28日以前撤离北平及其附近地区[9]:371。7月27日下午，日军步、骑约400人，附坦克数辆，猛攻团河[20]:5524。北平四郊激战[14]:299。另有日军400余名，在空军配合下，进攻小之商镇[20]:5524。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拒绝日军一切要求，急令第二十九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孙连仲北上支援[14]:300。宋哲元当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北上作战。日机多架次屡在北平上空侦察，并在城外投弹数十枚[20]:5524。日军进迫北平四郊[4]:662。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备战[10]:336。宋哲元向全国发出守土通电[14]:300。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同日，日本在30,000名冀东反共保安队帮助下解除通州800名第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十九旅武装[32]:34-44。
7月28日至7月30日，发生平津作战。
7月28日晨，宋哲元下令全线总攻，中国军队一度收复丰台、廊坊[20]:5525。上午8时，日军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处处被动，牺牲惨重[17]:111。8时，日军第20师团及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向驻守南苑之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20]:5526。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西、南3个方向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6]。第二十九军驻地南苑[6]，日军猛攻[4]:662。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日军第20师团主攻北平地区第二十九军[14]:57。日军猛攻南苑，守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职[3]:472。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33]。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殉职，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位殉职之高级将领，时年45岁[6]。日军攻占南苑[17]:111。伤亡2,000余人[10]:336。北苑、黄寺为日军占领，清河镇、沙河镇亦分别被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攻占[20]:5526。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部向丰台日军进攻；15时，参加南苑战斗之日军返回丰台支援，打退第三十七师所部进攻[14]:57。当晚，宋哲元等移到保定，第三十七师奉令由宛平、八宝山、门头沟一线撤离北平[14]:57。7月28日，日军攻陷北平，蒋发布抗战全军将士书，勉以牺牲到底，驱逐日军，复兴民族[23]:35。北苑黄寺亦被占领[10]:336。而第二十九军全军部队在北平、天津一线与日军全面交火[34]。在通州总共400名日本军政人员全部被冀东反共军官训练团消灭[32]:43。
7月29日上午8时，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一部进攻北苑与黄寺，遭到中国守军独立第三十九旅、冀北保安队顽强抗抗[14]:57。日军轰炸南开大学[32]:41。18时，黄寺失守[14]:57。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决定“以中国驻屯军四个师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同日，北平失陷[9]:371。北苑守军独立第三十九旅转移，北平陷落[14]:58。独立第三十九旅退至古城，战后回到北苑。北京城内独立二十七旅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日军进攻天津[14]:300。宋哲元离开北平[4]:662。同日，天津大约有3,000日军[32]:36；李文田召集600名中国警察同日军作战[32]:38。19时，军事会议部署，天津保安队一中队攻打东站[14]:58。在日军空中轰炸、地面强力抵抗下，中国军队进攻失利，退至静海、马厂一带，天津失守[14]:58。第二十九军开始撤退[6]。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在张馀庆、张砚田率领下反正，全歼驻通州县城日军1个连及特务机关人员，活捉殷汝耕[14]:300；日人死者约180人[10]:336。
至7月30日，平津陷落日军手中[3]:472。驻通县伪冀混成第1旅团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日军侵占大沽[14]:300。中国军队退静河马厂[10]:336。天津经激战后陷落[4]:662。江朝宗之北平治安会成立[10]:336。7月7日后日机轰炸平汉铁路列车，铁路旁都是炸死的难民。
7月31日，独立三十九旅被解除武装；独立第二十七旅改编为保安队，突围到察哈尔回归第一四三师序列[14]:300。华北两大名城均入日本之手[4]:662。戴维·巴雷特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中国军队遭到突然袭击，来不及部署。”[24]:162
8月1日，高凌霨之天津治安维持会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共同抗日[10]:337。8月上旬，日军进占南口、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铁路沿线地区[9]:371。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35]。8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自行解散，8月22日日本正式宣布[20]:5564。
1937年底，前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人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平”改回清朝旧名“北京”[6]。
7月7日，蒋介石时在九江庐山，正要与社会领袖举行国是谈话会[4]:660。
7月8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当局：“宛平城应固守勿退。”[14]:299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军事，固守宛平[10]:336。蒋介石得知事变消息，即命中国国民党宣传部尽量发布新闻，令宋哲元积极准备，就地抵抗，如果谈判，须不丧失丝毫主权[4]:660。蒋介石令何应钦速由四川返南组编部队；令孙连仲部两个师及庞炳勋部第三十八师开往石家庄、保定一带增援[20]:5465。
7月9日，蒋介石获悉日军启衅后，立即电示宋哲元主任：“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贞亮节，中所素念，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20]:5471。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36]:179。旋接冀察当局电呈：“势已缓和，拟请将前派北上四师，在原地集结待命，以免刺激”[37]:49。蒋介石派4个师向河北石家庄、保定集中，命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速返南京，面告军政部长何应钦，可知他已下决心[4]:660-662。
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发秘密动员令，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14]:56。蒋电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冯安邦、池峰城两师，庞炳勋部一师一旅，刘戡第八十三师，速开保定、石家庄一带，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师李仙洲，第二十五师陈耀明继续开拔；又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向前推进，第十师李默庵部开拔，第十七师赵寿山，第八十四师高桂滋，第三军曾万钟等部队准备动员[20]:5471。以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的同时，也在进行军事准备和部队调动[38]:164。
7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决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7月17日召开，第二期月25日召开，第三期月5日召开[20]:5478。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日方针为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14]:299。外交部于抗议之外，并于7月12日声明，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核准者，概属无效；再电宋哲元，全力抗战，勿为敌人所欺，7月11日之协议绝不能了事[4]:662。命令黄河北岸中央军集中保定、沧县地区[14]:299。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密电蒋介石、冯玉祥称：“芦沟桥战事复经磋商解决办法，规定双方会同派员监视前方部队于现状下各撤原防，刻下正在进行。惟彼不顾信义，能否履行，尚不敢必信。宛平城及铁路桥仍为我军驻守。”[20]:5476
7月13日，蒋介石以时局日趋严重，令驻庐山各部、会长官及办公人员即日返南京，处理要务[20]:5481。7月14日，设行营于石家庄[4]:662。严宽致何应钦密电[36]:166。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判断日军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于是在通过谈判、美英调停[39]:168
7月16日，庐山谈话会上午9时在牯岭图书馆举行，谈话会邀集人汪精卫、蒋介石同时莅临，汪精卫任主席并致词，张君励、张志让、王云五、张寿镛、江恒源相继发言，会场严肃和协，与会者精神大为振奋，11时结束[20]:5492-5493。中国国民党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开始，7月20日结束，讨论对日作战方针[14]:299。
7月17日，蒋介石表示应战[3]:472。召集全国教育、文化、社会各界贤达在庐山开会，蒋介石发表主张四点，强调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23]:35。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芦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中国当坚持最低限度立场[10]:336。指出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3]:35。蒋介石对庐山谈话会郑重宣布：“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4]:662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4]:299。芦沟桥事变遂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标志[40]。
7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14]:299。庐山谈话会举行分组谈话[20]:5504。7月20日，蒋介石返抵南京[4]:662，召见各国大使，表示中国抗战决心[23]:3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14]:299。7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策定：“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一场非局部而是全面之战争[20]:5508。
7月21日，蒋介石会见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望英国调解芦沟桥事件；英国仅表示停止原计划进行之英日谈判[20]:5508。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说明日本之和平谈判为其再生事端之准备[20]:5515。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自北平归来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希望美国以《九国公约》发起国地位，出面阻止日本侵华行为[20]:5517；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晤见王宠惠，谓日本不愿第三国干涉，德国不能调解[20]:5519。
7月26日，蒋介石认为日军进犯北平廊房、广安门，和平绝望，大战已开始[10]:336。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陶德曼及法国驻华那齐雅，两人均认为日本政府已为军人控制[20]:5519。
7月27日，外交部为日袭击廊坊发表重要声明称，中国极度容忍，维护和平，但日军继续大量军队向平、津出动，进攻廊坊，复提出无理要求，蓄意扩大事态；中方已尽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后一切事态之责任自应完全由日方负之[20]:5522。
7月29日晚，蒋介石再发表谈话，说是这不能算是战争了结，惟有一致奋斗，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4]:662。
7月31日，蒋介石发布“告抗战全军将士书”[10]:336，谓“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勉励全军“驱逐日寇、复兴民族”[20]:5531，与倭寇死并[4]:662-663。国民政明令褒扬佟麟阁、赵登禹，追赠二人为陆军上将；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番号，同意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20]:5531。释放全国各界救国会之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10]:336。
8月初，蒋介石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4]:663。8月1日，蒋介石宴平津教育学术界领袖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宣示对日抗战方针[10]:336。
8月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刘峙分任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反攻平津[10]:337。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为战时统一指挥党、政、军之最高决策机构[10]:337；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4]:663。
8月16日，改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4]:663。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向全国通电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号召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14]:299。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作战[3]:472。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于事变之次日，亦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4]:662。中共中央就芦沟桥事变指示北方局在华北工作方针：“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立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和准备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20]:5466
从7月8日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
7月11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会商陕、甘、宁边区地位及红军改编问题[4]:662。7月13日，周恩来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20]:5482。
7月13日在延安召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7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命令[14]:299。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命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20]:5487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宁三省边区政府”[10]:336。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20]:5490。
7月16日，毛泽东、朱德就红军准备参战与改编电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国民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20]:5495。
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14]:299。张闻天、毛泽东电叶剑英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称，红军改编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以资统率之军事指挥部[20]:5499。
7月18日，延安举行盛大援助平、津抗战将士民众大会，到会数千人，通过致第二十九军将士电，毛泽东出席大会，报告芦沟桥事件经过及最新情况[20]:5501。
7月20日，周恩来、林伯渠在上海收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称，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要求周、林二人留在上海观察形势[20]:5506。7月21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告朱德、毛泽东称，我们在庐山力争无效，遂来上海、南京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20]:5509。
7月23日，朱德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20]:5513。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七七事变期间命令助手戴维·巴雷特上校调查此事。抗日战争结束后，戴维·巴雷特前往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24]:162。
“七七抗战纪念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纪念日，根据1949年颁布及之后历次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七七抗战纪念日均属于不放假的纪念日，中国部分城市亦于此日鸣防空警报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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