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属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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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属明时期（1407年－1427年）[注 1]，又称为第四次北属时期（越南语：Bắc thuộc lần thứ tư／北屬𡫫次四?）、明属时期（越南语：Minh thuộc／明屬?），是越南（安南）被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统治的历史时期，共20年，是越南北属时期的一部分。在此一期间，明朝消灭越南胡朝，改称越南为“交址”（又作“交阯”及“交趾”，当时国境相当于现今的中部及北部），扫平意图恢复陈朝统治的后陈朝势力，建立起府、州、县的中央直辖方式，采取移风易俗及推行儒学教化的政策。但明朝的统治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变，尤以蓝山豪族黎利最具影响力，并于抗明十年战争后结束属明时期。后世历史学家，如中国的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明朝占领越南之举实属“非正义”，不过该时期里，中越两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对越南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越南历史系列条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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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时期（东山文化） | |||||||||||
| 传说时期（鸿庞氏、瓯貉） | |||||||||||
| 第一次北属时期 前207–40 | |||||||||||
| （秦、南越、西汉、新、东汉） | |||||||||||
| 东汉：征氏姐妹 40–43 | |||||||||||
| 第二次北属时期 43–544 | |||||||||||
| （东汉、吴、晋、宋、齐、梁） | |||||||||||
| 吴：赵妪 248 | |||||||||||
| 前李朝（万春国）544–602 | |||||||||||
| 第三次北属时期 602–905 | |||||||||||
| （隋、唐、武周、唐） | |||||||||||
| 唐：梅叔鸾、冯兴、杨清 | |||||||||||
| 越南自主时期 905–938 | |||||||||||
| （唐、后梁、南汉） | |||||||||||
| 静海军：曲家、杨廷艺、矫公羡 | |||||||||||
| 吴朝与十二使君时期 938–967 | |||||||||||
| 丁朝 968–980 | |||||||||||
| 前黎朝 980–1009 | |||||||||||
| 李朝 1009–1226 | |||||||||||
| 陈朝 1226–1400 | |||||||||||
| 胡朝 1400–1407 | |||||||||||
| 第四次北属时期 1407–1427 （明） | |||||||||||
| 明：后陈朝 1407–1413 | |||||||||||
| 后黎朝前期 1428–1527 | |||||||||||
| 莫朝 1527–1592 | |||||||||||
| 南北朝 1533–1592 |
莫朝 | 后黎朝 后期 | |||||||||
| 后黎朝后期 1533–1789 | |||||||||||
| 后黎朝后期 郑阮分治 1627–1672 1774–1775 |
郑主 1545–1787 |
阮主 （南进） 1558–1777 | |||||||||
| 西山朝 1778–1802 | |||||||||||
| 阮朝 1802–1945 | |||||||||||
| 法属时期 1884–1945 （北圻、中圻、南圻） | |||||||||||
| 法属印支：保护国阮朝 | |||||||||||
| 日属时期 1940–1945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 | |||||||||||
| 日属：保护国阮朝→越南帝国 1945 | |||||||||||
| 越盟 | 法属时期 1945–1954 | ||||||||||
| 法属印支：南圻国、山地国、越南临时中央政府 | |||||||||||
| 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1976 |
越南国 1949–19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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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南方共和国1969–1976 | |||||||||||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6至今 | |||||||||||
 越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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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属明时期亦称为“第四次北属时期”，因为在汉朝和隋唐时期有过越南第一次北属时期（前111年－39年）、越南第二次北属时期（43年－544年）和越南第三次北属时期（602年－905年）。
安南从秦汉至隋唐是中国版图一部分，但五代十国时安南人吴权叛乱，据安南称王，脱离南汉自立。宋元两代，安南皆为宋元的藩属国。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与邻近政权保持长久的和睦关系，便在其所主编的《皇明祖训》中开列十五个“不征诸夷国名”，以警戒后世子孙切勿“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越南（安南国）便是其中之一[1]。其后，明朝之所以攻打安南，与越南内部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建文二年（1400年） ，越南陈朝被权臣胡季犛（本名黎季犛）夺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黎季犛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胡𡗨[注 2]）即王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着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永乐元年四月丁未（1403年4月21日[2]）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3]，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𡗨权理国事”[4]，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5]。
永乐二年八月乙亥（1404年9月10日[2]），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6]。八月丁酉日（西历10月2日[2]），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7]），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8]。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9]。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10]。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永乐三年 (1405年)，广西省思明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11]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12]。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13]，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永乐三年（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𡗨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14] 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15]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16]
永乐四年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前国王孙”陈天平（陈添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即西历4月4日；《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即西历4月26日[2]）。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分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17]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并由他佩“征夷将军”印。后来在行军时病卒，由副将张辅代替）、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18]（《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19]），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注 3][20]，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历1407年1月19日[2]），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21]
永乐五年 (1407年) 年初，明军攻破昇龙后，向胡朝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内市，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西历6月16日[2]）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2]。（※此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23]）
在明军出征胡朝期间，占城国亦乘越人不遐南顾，由王子鄂克（Ṅauk Glauṅ Vijaya／Ngauk Glaun Vijaya）领兵，以收复以往被越人所夺之地[24]。胡朝思义州等地的守将制麻奴㐌难（前占城国王制蓬峩之子）力抗占军，不敌而死。该地遂为占城所据[25]。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西历7月5日[2]）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都布按三司，将之直接管辖，越南于焉收复。[26]
永乐五年 (1407年) 农历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址”[27]（又写成“交阯”及“交趾”），依照明朝内地的行政区划模式，设置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接着，明廷在交址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多个县，以及五个直隶布政司的州，分辖二十九县，在要地则设十一卫、三所，一市舶司。[28]（各府州县的详情见此[注 4]）
明朝对交址人口，采取与内地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交址人丁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须抓去当兵。
明人官府的薄册，会登记交址境内每一里（在乡村，则设立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十户为一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一坊（城市）及一厢（城郊）的所有丁数及田数。孤寡残疾者则另用称为“畸零”的簿册来登记。这些簿册又会在卷首绘画地图。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四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三份封面为青色，交给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及各府、县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29]
明朝对交址采行多项税务及赋役制度。负责征收的官员，在府州县有税课司、河泊所副使等，另外有本场局使副等名目。1414年，明廷规定交址每亩田征粟五升，植桑沙每亩征丝一两，每一斤丝征绢一匹。明政府又设盐税，交址人民每月煮盐若干，送交提举司收藏，待承宣布政使司检验后，才可发卖。若私煮或私卖，则会被判罪。
明朝又加紧开取交址资源，运回中国。凡是金银矿产，都设官督民开采。在山林地区，令人民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地区，令人民到下海采集珍珠。另外，土产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异兽如鹿、象、龟、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以带回中国，以致民不聊生。[30]
越南自陈朝晚期起，由于主政者胡季犛废除铜钱，遂使货币流通出现混乱，未能满足实际需求。明朝占领越南后，就须要处理此一问题，明人便将中国铸造的永乐通宝引入使用，同时又在越地铸造永乐通宝，但其式样与中国内地所铸的不尽相同，越地铸的是径小，字样为真书。现时越南发现甚多数量的永乐通宝，大概是明朝官府在越地大规模铸钱使然。[31]
明朝政府在交址开设学校，访求有在儒学、医术、僧道方面有才能的，都委以官职，并使之教授有关才艺。而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发给各州县做读本，并派僧道传布佛教、道教。[32]
对交址知识分子，明廷在占领之初便致力招揽。如在1407年农历六月癸卯（西历7月25日[2]），明成祖向交址总兵官张辅等下令，将该地“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33] 后来更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措施：起初规定府学每年两名入选，州学每两年三名入选，县学每年一名入选。后来改为：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地方官员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者”。[34]
明朝统治交趾期间，曾实行与越人习尚及生活有关的措施。越南史家陈仲金认为，明廷是企图“使安南人同化于中国人”；[35]而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此举是“稳定社会秩序”。具体措施为：
永乐十三年 (1415年) 农历十月，明廷听从总兵官张辅的建议，从中国钦州地区至东关城（今越南河内）一带，建立驿站系统。于是，明政府于东关城至慈山府嘉林县（今越南北宁省嘉平县）设置马驿；另外，明政府又在至灵县（在越南清化省）、东潮县（在越南海阳省）而到与中国钦州接壤的万宁府，设置水驿，以便公文传递。[39]
永乐十四年 (1416年) ，明总兵官张辅在交址抽调人民当兵，方法是：在设有卫所的地方，每户抽三丁当兵，而清化以南，因人口较少，每户只抽二当为兵。在没有设立卫所的地区，则在险要处设立堡栅，由民兵负责把守。[40]
| 在任者 | 在任时间 | 任内情况 |
| 黄福 | 永乐五年农历六月癸未朔至永乐二十二年农历九月丙子（1407年西历7月5日至1424年9月26日） | 黄福为首任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兼任提刑按察使司。《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黄福列传》记载，黄福曾酌定赋税，设卫所，置驿站，编氓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师等等，务求镇之以静。明廷群臣借着细故贬谪越人，黄福多加以拯恤，简选当中具贤德者来共事。《大越史记全书》亦盛赞他“为人聪慧，善应变，有治民才，人服其能”。[41] |
| 陈洽 | 永乐二十二年农历九月丙子至宣德元年（西历1424年9月26日至1426年）农历十一月 | 陈洽兼任提刑按察使司。《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陈洽列传》记载，在任时已是越人屡起抗明。1426年十一月，陈洽在对黎利作战的崒洞之役当中战死（该役越南史籍称发生于十月）。 |
| 在任者 | 在任时间 | 任内情况 |
| 黄福 | 永乐五年农历六月癸未朔至永乐二十二年农历九月丙子（1407年西历7月5日至1424年9月26日） | 黄福为首任交址提刑按察使司，兼任承宣布政使司，其任内情况请参见上表“承宣布政使司”有关黄福部分。 |
| 陈洽 | 永乐二十二年农历九月丙子至宣德元年（西历1424年9月26日至1426年）农历十一月 | 陈洽兼任承宣布政司使，其任内情况请参见上表“承宣布政使司”有关陈洽部分。 |
| 在任者 | 在任时间 | 任内情况 |
| 吕毅 | 永乐五年农历六月癸未朔至永乐六年农历十二月丁酉（西历1407年7月5日至1409年1月9日） | 吕毅为首任交址都指挥使司。在任时后陈朝势力起兵抗明，吕毅征讨时战死。 |
征夷将军、总兵官：
| 在任者 | 在任时间 | 任内情况 |
| 朱能 | 永乐四年农历七月辛卯至永乐四年农历十月戊子（西历1406年7月18日至1406年11月12日） | 据《明实录·太宗实录》，明成祖命朱能为“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又称“征讨安南总兵官”）出征越南胡朝，途中病死。 |
| 张辅 | 永乐四年农历十月丁未至永乐十三年农历二月癸未（西历1406年12月1日至1415年3月25日）； 永乐十三年农历四月戊辰至永乐十四年十一月丙午（西历1415年5月9日至1416年12月7日） |
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张辅本是朱能的副官。朱能死后，明成祖命张辅为“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其后成功征服越南，灭胡朝。永乐十三年农历二月回明朝京师，同年农历四月明成祖再命他“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镇交址”。《明史》称“交人（越人）所畏惟辅”。 |
| 沐晟 | 永乐六年农历八月乙酉至永乐十三年农历二月癸未（西历1408年8月30日至1415年3月25日） | 1408年农历八月，后陈朝势力反抗明朝统治，沐晟任“佩征夷将军印”讨之。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86，沐晟又任“交址总兵官”。与后陈简定帝交战，败绩，明廷遣张辅“充总兵官”协助沐晟征讨。1415年农历二月，与张辅一起回明朝京师。其后，沐晟还曾与柳升征黎利，但失败而回。 |
| 李彬 | 永乐十五年二月丁卯至永乐二十年正月壬申（西历1417年2月26日至1422年2月5日） | 受明成祖任命他“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交址”，征讨抗明的越人。后来在任内病死。 |
| 王通 | 宣德元年四月乙丑至宣德三年农历闰四月戊申（西历1426年5月8日至1428年6月9日） | 受明宣宗任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征讨黎利等为主的越人起义，后来被越人所败。明廷命柳升与王通同为“充总兵官”。到明军彻底败于黎利后，宣德三年闰四月，王通返回明朝京师。 |
| 柳升 |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酉至宣德二年农历九月二十日（西历1427年1月23日至1427年10月10日） | 因王通向明廷提出越人“叛寇猖獗”，明宣宗命柳升“佩征虏副将军印，充总兵官”。宣德二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在支棱之役中战死（柳升战死时间据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校合本，542页。此外，越史籍作“柳昇”）。 |
※以上各项，主要依据《明实录·太宗实录》、《明实录·仁宗实录》、《明实录·宣宗实录》、《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制成。[42]
明朝攻占越南不久，越人便奋起抵抗，虽然多次遭明军平定，但起兵潮流仍此起彼落，持续了二十年，最后更成功驱逐明人。越人之所以要发动抗明，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简单归纳为两点：“陈朝宗室还有人企图恢复旧业，况且我国尚有许多人不愿做中国的奴隶”。[43] 详细而言，则有如下因素：
永乐五年 (1407年) ，明军占据交趾后，访求陈氏子孙，但近代越南学者陈仲金却认为这只是故意欺骗，以便杀害，因此无人敢出。到该年的农历十月初二（西历11月1日[2]）陈𬱟（旧号简定，据越南史载是陈艺宗的次子），在谟渡（在今越南宁平省安谟县安谟村）与陈肇基起兵，自称“简定帝”，建元兴庆，是为后陈朝，在乂安、化州一带活动，曾降明军的邓悉改投陈𬱟，于是军势逐渐强大，更于1408年农历六月的日丽海口之战击败明军，收复了乂安以南的国土，这令交趾的明人官署感到难以收拾，向明廷上奏“逆贼简定、邓悉等聚众，请益兵剿之。”[52] 到农历十二月中（约为西历 1409年1月），陈𬱟会合顺化、乂安、清化等地军队，准备进攻东都。明廷派大将沐晟与都指挥使司吕毅所率领的四万云南兵讨伐，并在逋姑杆（在今越南南定省）与陈军爆发激战，结果明军大败，吕毅战死，沐晟退至古弄城（在今越南南定省懿安县平格村）。陈𬱟正想乘胜追击时，被邓悉劝阻，于是后陈朝发生内哄，邓悉被诛，邓悉之子邓容到清化，并找到陈艺宗之孙陈季扩，于支罗县（在今越南河静省）尊立为帝，年号重光。其后，陈季扩乘着陈𬱟忙于跟明军作战之机，俘掳陈𬱟，尊为太上皇，以图一同抗明。
明廷调兵遣将，务求镇压交址的动乱。永乐七年 (1409年) 农历二月，派张辅为总兵，王友为辅，率军进入交址救援。张辅先追击陈𬱟，于美良县将之擒获，俘送金陵。陈季扩则逃回乂安。张辅军所到之处又多行杀戮，甚至积尸为山、抽肠系树、煎肉取膏、炮烙为戏等等，尚生存的则被掠为奴婢而转卖。
永乐八年 (1410年) 以后，陈季扩军与明军周旋后，始终无力抵御，向明廷求封请和又不被接纳。永乐十一年 (1413年) 农历四月，张辅军攻打乂安，陈季扩军缺乏粮食，残存者仅十分之三四。最终，张辅攻破化州，陈季扩潜逃不遂就擒，被押解燕京途中投海自尽。后陈朝告终。[53]
| 起事者 | 战况 |
| 同墨 | 永乐八年 (1410年) ，清化人同墨自称“掳掠将军”，曾击破明军，俘获明军指挥，并获陈𬱟授任“清化郡府管”，但最终亦溃散。[54] |
| 阮银河 | 势力较次于同墨，但“亦诸豪之尤者”，最终亦溃散。[54] |
| 黎蘃 | 清威人黎蘃杀明军都司卢旺，据慈廉县，明人愄惧，后来溃散。[54] |
| 黎康 | 清潭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54] |
| 杜桧 | 长安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54] |
| 阮嚣 | 长安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54] |
| “红衣”起义军 | 起源于太原省的少数民族起义军，常常身穿红衣，开始活动于永乐八年 (1410年) 。“红衣”起义军后来扩大到越南北部、西北部和清化省及乂安省山区，对明政府所造成的损失甚大。[55] 据《明实录》所载，到1426年农历三月，太原、宣化二府仍有一批“红衣黑胸”，号称“红衣贼”的抗明起事部队（明人称这与“交址宣化、嘉兴等府贼首周庄等纠合云南宁州红衣贼”有关而且太原、宣化邻近云南的宁远州），每当明军征讨，便逃入山林，明军撤去便再出来继续行动。[56] |
| 陈月湖 | 在清化磊江纠合“蛮人”起事，自称月湖王，1415年农历十月被明军击败俘获，送到南京处死，余党郭元庆相继被歼灭。[57] |
| 阮贞 | 阮贞等人在陆那县地区起事，1417年农历闰五月被明军平定，处死。[58] |
| 黎核、潘强等 | 顺州人黎核、潘强、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主簿范马缓、千户陈恼、百户陈吾侪、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县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巴律等起事，参与人数达千余人，1417年农历六月被明军所平。[59] |
| 杨进江 | 永乐十五年 (1417年) 农历十月，杨进江在北昼等寨起事，遭明军平等，杨进江等被处斩，余众溃散。[60] |
| 潘僚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七月，乂安知府潘僚（亦为当地人）因明政府逼取金银，便起兵包围乂安。后来被明将李彬击败，逃到哀牢。[61]（《明实录》称事件发生于农历八月，又称潘僚失败后到玉麻州投靠当地土官，被李彬遣人追捕[62]）其后，潘僚于十一月集合“红衣贼”千余人对抗明军，战败，逃入老挝。[63] |
| 范软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月，范软等在俄乐县巨勒册聚众起义，被明军击破，处斩范软。[64] |
| 陈直、武贡等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一月，乂安府偈江县地区的陈直自称“金吾将军”，与“红衣贼”联合起兵。另外，该县的淘金户武贡、耆老黄汝典，以及丘温县人农文历、武定州人陈大果、快州人阮特、善誓县人吴巨来均起事反明，不久被明军剿捕。[65] |
| 郑公证、黎行等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一月，郑公证、黎行、范善、阮持、阮多构、陈芮等，见东关城（即东都）防守薄弱，一同起兵，但均被明将李彬所败。[66] |
| 陶强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一月，嘉林州善才县人陶强起事，曾一度打败明军，但最后亦被李彬遣将击破，[67] 最终，陶强被明军擒杀。[68] |
| 丁宗老 |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二月，建平府大湾县丁宗老等起兵，不久被明军所平。[69] |
| 范玉 | 安老县（在今越南海防地区）涂山寺僧人范玉聚众起兵，自称“罗平王”，建元“永宁”，建置官属，于东北沿海一带活动。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农历十二月，明军击破范玉军队，范玉脱走。[70] |
| 黎饿 | 永乐十八年 (1420年)农历六月，出身家奴的黎饿，在谅山一带诈称陈睿宗玄孙，纠合数万人起兵，自称“天上皇帝”，改元“永天”，攻打昌城、平滩栅等地。后来被明将李彬以大军击败，黎饿逃去，不知所终。[71] |
永乐十六年 (1418年) 农历正月，清化梁江蓝山乡的豪族黎利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采取利诱策略。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陈智、山寿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范。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黎利）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72]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占顺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宣德元年 (1426年) ，黎利军进迫河内，明征夷将军王通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明实录》记载战事发生于农历十一月，《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农历十月）中，王通拟定设置伏兵，引诱黎利军队，但因军中的侦察人员被黎军所擒获，因而早有准备。黎利军便故意引诱明军，时值大雨滂沱，道路难行，明军遭黎利军四面夹击而大败。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说，此役中明军阵亡者有五万余人，被俘者万余人。[73]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在崒洞之役大败后，便争取机会重整军力，又佯作与黎利议和。黎利明白这一点，便继续进兵，攻取东都（河内）附近城池。到宣德二年 (1427年) 正月务求把一部分明军部队围困在内，使之孤立无援。明廷派柳升（越南典籍作“柳昇”）再加兵十万前来增援。柳升抵达边境时，黎利曾要求“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唯柳升没有即时处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启，送交明廷，自己则领兵再战。黎利军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击杀柳升（时在宣德二年 (1427年) 农历九月二十日，西历10月10日[2]），明军又遭黎利军从各路进攻，陷于总溃败的状态。[74]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见援兵战败，知道大势已去，便与黎利议和，并向明廷通知实况。明宣宗皇帝亦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75] 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76]
其后，宣德六年农历正月五日（西历1431年2月12日），黎利接受明朝册封，安南从此朝贡不绝。[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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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廌《平吴大诰》 |
越南在属明期间，中越两地的书籍，因明政府的政策关系而有所流通。明廷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中国思想文化要籍颁行交址各地，以供人民学习。[61] 另外，明朝政府又曾将一批越南书籍文献带到中国。这批文献的情况见如下表：
| 作者 | 著作 |
| 李太宗 | 《刑书》三卷 |
| 陈太宗 | 《国朝通礼》十卷 《刑律》一卷 《建中常礼》十卷（※范宏科指出，《建中常礼》实际应为一卷。[78]） 《课虚集》一卷 |
| 陈圣宗 | 《贻后录》二卷 《箕裘录》一卷 《诗集》一卷 |
| 陈裕宗 | 《陈朝大典》二卷 |
| 陈仁宗 | 《中兴实录》二卷 《诗集》一卷 |
| 陈明宗 | 《诗集》一卷 |
| 陈英宗 | 《水云随笔》二卷（※范宏科指出，《水云随笔》其实早在陈英宗临终前已焚毁。[78]） |
| 陈艺宗 | 《葆和殿余笔》八卷 《诗集》一卷 |
| 陈兴道 | 《兵书要略》一部 《万劫秘传》一部 |
| 朱文贞 | 《四书说约》一部 《樵隐诗》一集 |
| 威文王陈国遂 | 《岑楼集》一卷 |
| 昭明王陈光启 | 《乐道集》一卷 |
| 司徒陈元旦 | 《冰壶壑集》一卷 |
| 阮忠彦 | 《介轩诗集》一卷 |
| 范师孟 | 《峡石集》一卷（※范宏科指出，《峡石集》应为《峡山集》。[78]） |
| 陈元璹 | 《菊堂遗草》二卷 |
| 胡宗𬸦 | 《讨闲效颦》一卷 《越南世志》一部 《越史纲目》一部 |
| 黎文休 | 《大越史记》三十卷 |
| 阮飞卿 | 《溪诗集》一卷 |
| 韩诠 | 《披砂集》一卷 |
| 李济川 | 《越甸幽灵集》一卷 |
※以上各项，参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十三，[79]、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80]，以及明峥著、范宏科译的《越南史略》[78]
明朝统治交趾时，曾吸纳当地的技术人员。永乐五年农历九月癸酉（西历1407年10月23日[2]），交趾总兵官张辅遣送当地“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入明。[81] 在永乐十一年 (1413年) 农历正月，明政府选取匠人，携同其家眷送到燕京，负责造船。二月，明政府招揽商客，将粟航运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等地售卖。[82]
在明廷吸纳的技术专才当中，还包括越南胡朝的皇子胡元澄。胡元澄曾替胡朝领兵作战，在火药及武器方面有较深的认识。据《明实录》的记载，胡元澄被俘到明廷后，得到明成祖的赦免，并获“授以官，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药”。[83]《明史》亦记载了明廷得到新的火炮技术后加以应用的情况：“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84][注 5]
胡元澄为明朝政府效力，推动了火器军事的发展，获得明人的肯定，甚而尊之为“火器之神”。[85]
在越南，古今大都把属明时期视为一个乱世及亡国阶段。如《平吴大诰》便历数明朝的罪状是“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焮苍生于虐焰，陷赤子于祸坑。欺天罔民，诡计盖千万状。连兵结衅，稔恶殆二十年。败义伤仁，乾坤几乎欲息。”[86]后黎朝史家黎嵩说当时是“明人肆虐，生民涂炭，未有甚于此时也。”[87]越共学者亦认为明朝统治时越南“国土遭到蹂躏、社会受到箝制、人民的生活和人格遭受践踏”，但这段饱遭外侮的历史，也唤醒了当时的越南人民认识到自身正“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这就是祖国的存亡、民族的独立、人民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88]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则提到“明朝对安南的占领是非正义的”，但同时亦指出，“明朝在安南二十余年里，推行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封建经济模式以及科技文化等，均对安南封建社会的发展起重大作用，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89]
对于明王朝而言，占领安南时适值是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史》就提到占领安南有助于招俫诸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90] 不过，明王朝亦为占领安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学者陈学霖便提到明成祖罔顾明太祖把安南列为不征之国，将之占领后所带来的问题：“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91]
在中越两国，有若干以安南属明时期这段历史为素材的文艺创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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