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独立运动（藏语：བོད་རང་བཙན，威利转写：Bod rang btsan，THL：Bö rang tsen），又称藏独运动，简称藏独或西藏独立，是主张藏区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系列运动。藏区与中原王朝在历史上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吐蕃建国后和唐朝多次发生战争，之后吐蕃分裂，元朝时与萨迦派建立联系。在清朝中期西藏开始接受清廷驻军保护，然而到了清末，随着英国侵藏战争的爆发及主权意识的抬头，清朝方面积极主张传统的中藏关系是臣属关系，因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而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的西藏方面则认为历史上双方是一种“供施”与朝贡关系，并非西方“主权”的观念[1][2][3][4]。中华民国建政后宣称继承清朝对西藏的主权，遭达赖喇嘛（13世）、英国、苏联[5]、推动分离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6][7]的反对，其中英国与苏联认为当时的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非主权[5]。国民政府及其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曾在拉萨设立办事处，但在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遭到驱逐。
1950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噶厦政府谈判破裂后，解放军发动了昌都战役，于19日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三日后的21日，藏军在没有后路下被迫投降。解放军歼灭5,700余名藏军，俘虏了包括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8][9][10]。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沛·阿旺晋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11]，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之主权。这场1950年的战事，中共称之为西藏和平解放，当时的藏军及部分国际媒体或学术著作称之中国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12][13][14]、吞并西藏（annexation）或侵略西藏（aggression）[15][16][17][18]，中华民国称之为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19]。
1959年藏区骚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高官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张西藏独立和大藏区自治，十七条协议被双方废止。1987年西藏地区开始爆发一连串冲突，导致1989年3月中国政府在西藏宣布戒严，不久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官方的压力使对立再度升高。[20]当前世界国家并不承认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藏人自己对追求独立还是自治还没有共识，但西藏独立运动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西藏历史背景
雅鲁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于7世纪初建立吐蕃，是藏族政权首次统一青藏高原，延续两百多年，鼎盛时期疆域囊括今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康巴地区，天山以南新疆和云南西北部，尼泊尔、不丹全境，以及中亚和印度北部部分地区。吐蕃与同时期统治汉地的唐朝在军事上均为强国，双方时而友好，时而交战，直至9世纪两者均衰落下来。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反佛而被佛教僧人暗杀，其子云丹与俄松争夺王位。双方的支持者发生大规模交战，吐蕃大乱，不堪重负的农民起兵造反，最后演变为吐蕃臣民大反叛，蔓延到吐蕃全境。吐蕃遂变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无法再次统一，被称为吐蕃分裂时期。此时统治汉地的宋朝与分裂中的吐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中国主张中原王朝对西藏进行直接管治的历史始于元朝[21]，元朝时期的西藏政教合一制趋于定型，逐步形成了政教权力的高度统一，便于蒙古人对西藏的统治和治理[22]，而且元朝在西藏设立了基层组织[23]。
1240年蒙古征服吐蕃（今西藏）。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拥护自己的各路蒙古宗王在开平府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举行例行的大汗选举仪式，宣布即蒙古大汗（大蒙古国皇帝）位。忽必烈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24]，并将西藏萨迦派八思巴封为国师、中原法王。
1270年忽必烈将国师一职升级建立帝师制度，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辅助元朝国政，并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宣政院为专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兼管设立于吐蕃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25]。萨迦派法王通过出任宣政院使统治西藏，被称为萨迦巴政权。宣政院亦派出萨迦本钦来管理西藏本地事务，通常由萨迦派法王提名并由元朝皇帝任命。
1271年12月，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宣布元朝为继承于三皇五帝、秦朝、汉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北宋、金朝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26]。
1279年，元军攻入崖山，南宋灭亡。西藏同步与中原地区进行清查全国户口，建立驿站系统，并在卫藏地区划分十三万户行政区，十三万户上有三个元帅府。
元朝在西藏驻军和设立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元朝在政治上控制了西藏的同时，在文化等层面也受到西藏很大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忽必烈的推崇下，在社会与政治上均有很高的地位。此外八思巴曾经根据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创造了“八思巴文”，被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不过，元朝中后期以来萨迦派受到止贡噶举派的挑战。
西藏的绛曲坚赞于1358年的元末时期彻底击败元朝支持下的萨迦巴政权，控制了卫藏的主要地区，被称为帕竹政权。同年，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帕竹政权正式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绛曲坚赞在行政上推行宗谿制度，以十三个宗取代元朝的十三个万户。各宗设有宗本，由绛曲坚赞直接任免。宗谿制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才被废止。[27]
1432年，扎巴坚赞过世，帕木竹巴逐渐被其大臣仁蚌巴架空。到后来，帕竹已经是形同傀儡，事实上完全无法影响西藏的政局。虽然帕竹的第悉称号一直保持到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时候（1642年），但是，从仁蚌巴专权开始算起，一直到后来1565年藏巴王朝建立为止，通常称为“仁蚌巴统治时期”。
1565年，原本担任仁蚌巴手下官员的辛厦巴·才丹多吉起兵造反，先后占据香、八囊伦珠孜、帕日等宗管辖的地域。一年以后，辛厦巴的势力范围已囊括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因此自称为“藏巴加波”（“藏 ”即今日喀则一带；“加波”则是国王的意思），史称藏巴汗。
明朝与吐蕃的关系存在争议。明朝对西藏的政权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具有实权的势力均封为王。不过此政策是否代表当时的西藏为明朝的一部分，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接受明朝册封的其他诸王也不透过帕木竹巴政权而直接与明朝交往。但在明朝官员主持下，帕木竹巴还不得不向萨迦派移交萨迦寺。明朝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尽管从未在西藏派驻军队而且并无任何有行政权力的官吏。
尽管清朝官修的《明史·地理志》声称“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28]，但依照《明史》的结构来看，吐蕃并不是明帝国的一部分。明代朝野所绘地图常将吐蕃画在明帝国之外[29][30]，有学者认为是外国[31]，有学者认为是间接治理[32]，《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人谭其骧亦表示：“（明朝）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又表示明朝与吐蕃的关系远远赶不上元朝及清朝对西藏的关系[33]。但与唐朝相比，明朝和吐蕃没有发生大型战争，使明朝得以专注应付北方。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发兵灭亡藏巴汗政权，在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国，成为实际统治西藏的汗王和格鲁派的护教法王。固始汗面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将卫藏所得赋税全部贡献给后者。自此，西藏的教派纷争以格鲁派的胜利告终。五世达赖喇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确定了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其政权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
1720年，清朝军队击败灭亡和硕特汗国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汗国军队，史称驱准保藏。自1720年代以来，清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32][34][35][36][37][3]。1751年乾隆帝颁布由领兵入藏的四川总督策楞制订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西藏建立噶厦政府（西藏的说法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政府，中国的说法是由乾隆帝建立[38][39]），长官为噶伦，秉承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旨意办事。后来由平定廓尔喀的大军统帅福康安跟达赖与班禅等制订出的章程称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平等的权力。[40][3]到18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权威达到顶峰，但随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渐削弱。
依据中英《烟台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在1885年11月给以马科雷为首的入藏使团成员颁发了护照，允许英人从印度到西藏进行考察。西藏政府认为这是英国入侵的前奏，不认为中国有权利给予他国派使节的许可，也不承认英国人有权利派使节前来，决议不允许英人入藏，导致了土鼠年战争。[4][41]1904年，英国军队从英属印度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逃离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没有代表清政府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声称中国无权代表西藏签订有关条约，此举被认为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质疑[42][43]，中国学者廉湘民对此作出反驳[44]，因为清朝当时也不满条件，故有拒绝签字的其他动机。后来英国于1906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国则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1909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受到西藏各界人士的欢迎。西藏僧俗捐资铸了一枚金印，献给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在重要文件与敕令上只盖此印，这是摆脱清朝皇帝名义统治的策略之一。[45]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余名清军抵藏，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宣布罢免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加强了对西藏的镇压。1910年3月14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当时印度总督明图伯爵会面，要求英国依守《拉萨条约》，协助西藏与清政府交涉，但是明图遵照英国政府的指令加以婉拒。达赖也对明图表示不承认西藏没有参与的《中英藏印条约》与《中英续订藏印条约》[46][47][48][49][50]。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军纪较差的驻藏清军也发生了内讧，当地局势混乱。1912年2月，清朝统治者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51]。但到3月原驻藏清军因攻击寺庙而与西藏民军开战，随后西藏宣布驱逐在藏满汉官员，而支持汉人的喇嘛和部分噶厦政府的人员都被杀害[52]。有学者指出西藏人民不愿意从效忠清朝统治者转而效忠新成立的民国政权[53]。
至1912年底原清朝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全部离开西藏，史称第一次驱汉事件。此后北洋政府没有官员常驻西藏。
从1912年至1949年，西藏不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管治，但中国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声索，因故西藏虽然有了治权和政府，但并未获得大国的承认[54]。
西藏在清朝覆灭后与尼泊尔、不丹建立邦交，并与外蒙古相互承认独立，1913年通过《蒙藏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5][55]。但当时的西藏噶厦或者是藏传佛教的神职人员都似乎从未对这一条约表示认可[56]，俄国政府则表示，身为布里亚特人，阿旺德尔智是俄国的臣民，因此他无法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参与外交事务[57]。而《恰克图条约》中俄国仍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认为当时不属于独立国家的外蒙古没有资格承认西藏独立[58]，尼泊尔、不丹当时为英国的保护国，无外交权[59]。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在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22日下达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和1914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而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60]10月28日，袁世凯下令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求任何封号官位，他将在西藏进行政教的统治。[61]达赖喇嘛于2月13日发表圣地佛谕公告，宣布“藏区”独立。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包括首次发行纸币，发行雪狮邮票，建立现代邮政系统等。[62]
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夏扎·班觉多吉、英印政府外交政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之西藏宣抚使陈贻范，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夏扎·班觉多吉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有：（一）西藏独立。1906年在北京签订之中英条约无效。（二）划定中藏边界。其界线尽括青海全部及川边各地。（三）1893年暨1908年之藏印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华商无西藏所发护照，不准入境。英国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将西藏分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国管理的内藏，并使中国政府承认对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权而非主权。1914年7月西藏和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条约》，而北洋政府拒绝签署。[63]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1918年，达赖喇嘛正式颁布雪山狮子旗为西藏国旗，规定以后藏军也只能使用国旗。[64]
1927年5月，苏联通过外蒙古代表团与西藏政府谈判，试图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苏蒙联合代表团访问拉萨。1928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9月，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1929年1月，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和国民政府建立了直接的政府联系。9月，十三世达赖决定主动与国民政府接触，国民政府代表官员奉使入藏。随后西藏政府在南京和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65]。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致祭册封达赖专使。1月24日，西藏公推热振·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为摄政。黄慕松在赶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内部以龙厦·多吉次杰总司令为首的势力决定发动西藏独立，计划先暗杀自主派（反对外力变更西藏）首领泽墨，再派兵至都昌阻止国民政府势力入藏，但由于有人告密，龙厦被捕，挖去双眼终身监禁（龙厦事件），首席噶伦泽墨宣布服从十三世达赖遗训与中国和好。黄慕松在藏期间，噶伦公文以汉藏政府并称，说（中国与西藏）至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才产生汉藏檀越关系。[66]黄慕松完成中藏会谈后，建议国民政府协助班禅返藏（班禅于1937年12月病逝）、筹备西康省（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刘文辉）[67]。民国政府也派遣吴忠信率使团，参与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国民政府随后面临中共崛起与日本、苏联接连侵犯中国东北等内忧外患，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藏事务，双方关系没有进一步的发展。1941年7月，国军计划开辟康印公路来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封锁，遭受藏军阻拦（康印公路事件[68]）。1942年7月6日，西藏宣布成立“外交局”[69]。当时的西藏政府已经与尼泊尔、不丹建立邦交，英国与苏联认为中国对西藏仅有宗主权，而非主权[5]。
1930年代，在康区发生了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即1932年的巴安事变、1935年的诺那事变和1939年的甘孜事变。[70][71]
尼泊尔是最早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之一。[72]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加入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它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73][74]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仅要解放中国，还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强调民族自决与自由联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国[75]。毛泽东宣布“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将一切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争取和团结到苏维埃的周围，以壮大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76]。
1934年中共通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其宪法大纲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凡居住在中国的地区的，他们完全拥有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结果不如中共预期，西藏民族主义者并未如台湾[77]、朝鲜、东突厥斯坦、蒙古等分离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相反由于共产主义者将宗教视为鸦片，认为迷信破坏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软化了斗争意识，引起藏民的反感。苏联占领外蒙古后于1924年协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权，并在苏联影响下对蒙古内部进行阶级革命与宗教审判，这类宗教迫害让西藏感到强烈不安，担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会渗透到西藏[78]，因此西藏民族主义者对于赤色革命相当拒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遗嘱中对于共产主义下西藏将要遭受苦难也做出说明[79]。
康区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协助下，1935年10月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1936年5月博巴人民共和国成立，二者均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和博巴人民共和国随之结束独立。
此段时期内，由于增税等问题，第九世班禅离开西藏，由此西藏全境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控制。1949年9月解放军占领西宁，第十世班禅即派人同中共联系[80]，中共便利用班禅与达赖间的矛盾，拉拢班禅，孤立达赖喇嘛，以期达成“分而治之”的目标。日后张国华在其〈革命回忆录〉里毫不避讳的表示：“班禅返藏，那是代表着西藏爱国力量增强了”[81]。
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英国一直希望西藏成为印度的屏障，不希望中国或俄国控制西藏。193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政务由摄政热振活佛主持。热振活佛倾向国民政府，并成为后来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第一任经师。但在政治斗争中，热振活佛不敌其政敌，死于狱中，由达扎摄政主持政务，印度独立及中共建政后，对西藏构成政治冲击。
1949年7月，噶厦政府下令将中华民国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全数驱逐出境。由于驻藏办事处未经噶厦批准，因此藏方认为该单位并不具合法地位[8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区域尚未及于西藏等西南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同日班禅代表西藏人民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祝贺新中国诞生，并表示：“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钧座致上祟高无上的敬意，并矢拥护之忱”。毛泽东和朱德覆电：“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83]”。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司令部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解放军俘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击毙4000千余名西藏士兵（另一说击毙5700人[8]），同时对外宣称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总理瓦拉拜·帕特尔给尼赫鲁的信中：“中国政府试图以和平表白来欺骗和愚弄我们，我个人认为，所谓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说法在如此关键时刻，让我们的大使产生了梦幻般的信任。中国人无疑为了对西藏展开军事行动而在集中力量，我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一种背信弃义”[84]。中共则强调：“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外国势力和影响，让西藏人民摆脱压迫，自由享受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圣义务”[85]。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国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其后解放军进驻西藏地区[10]。中国政府与达赖达成协议，在西藏暂不进行政治制度的变更，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十七条协议正是一国两制的滥觞[86][87]。与此同时，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进行土地改革，包括鼓动藏族传统聚居区人民对藏族地主进行阶级斗争。达赖喇嘛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两天后毛泽东覆电祝贺，同日解放军进入拉萨[88]。
据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的记述，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后违背原有承诺向拉萨征用大半现有存粮，使拉萨面临前所未见的濒临饥荒边缘[89]，解放军张经武将军甚至向达赖喇嘛强索2万吨大麦，但噶厦政府表示已无能为力[90]，有关学者认为要不是印度即时出口稻米，西藏情况可能早就失控[91]，亦有说法认为周恩来、李维汉也承认把西藏粮食征收光了，民间私藏少数库存食物则被斗争运动挖光了[92]。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的地方官员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又指出从1951年冬到1954冬，中方共开垦荒了“地61000亩，修水渠20000多米，收获粮食35万多千克、土豆76万多千克、蔬菜600多万千克”，宣称缓解了物资供应危机[93]。
1953年开始，中共在邻近西藏的安多与康等藏人聚集地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激进，被认为是企图消灭当地的藏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发反抗运动[94]:117。参与反抗的西藏人除了与解放军打游击战，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难，造成后来反抗人士在拉萨大集合[95]。
1954年在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协助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拉萨爱国妇女联谊会”等组织纷纷成立，有计划性的开始对当地人民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共颁布宪法片面取消了原有《十七条协议》里的西藏特殊自治状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体化，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设的行政管理部门以汉人主导行政事务，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挂名官员[96]。
1955年，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下令四大弟子夏玛巴仁波切、泰锡度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嘉察仁波切逃往海外，十六世噶玛巴也于1959年2月4日率领160人出走不丹、锡金、印度。[97]
1956年，驻西藏十八军参谋长李觉、后勤部长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报毛泽东建议：“西藏一团人费用等于驻内地三师人，劳民伤财；邻国印度独立不久，不可能威胁西藏”被毛泽东认定为“思想叛党”并冠上“有意夸大西藏地区艰苦”、“出卖祖国边疆”等罪名，遭到集体整肃，牵连400余人[98]。夏季，中共在康区、安多等地推动政治改革与土地革命过于激进，密集对僧侣与寺院进行清算批斗引发民怨。西藏人民会议（西藏地下组织）组建游击队武装反抗，青海、甘肃、四川藏区也发起串联进行反抗。达赖喇嘛在参加印度释迦牟尼佛入寂2500周年仪式上，于德里与尼赫鲁[99]、周恩来[100]会谈中表明对近期西藏局势恶化的忧虑，并寻求政治避难[101]的可能。中共政府随即宣布延缓“民主改革”，同时撤除西藏部分中国官员，解放军则开始对“叛乱份子”进行清洗运动[102]。印度外交官事后质疑尼赫鲁当时无法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103]。
中共在康区和安多地区积极推行改革结果导致情势恶化，1956年北京政府指出：“事实证明西藏上层人士只有少数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数人存有疑虑，多数群众也缺乏这种积极改革的要求。”中共政府同时宣布对西藏的改革延迟推行。同时公布〈停止进行民主改革的宣传提纲〉，并声言“人民解放军会对叛乱份子严惩不贷”“解放军会出手镇压”[102]。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范明（随后在反右运动中遭清洗）曾经自我检讨：“解放军军官与其他干部很普遍出现大汉民族沙文主义比较优越的感觉，对西藏落后感到厌恶，歧视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与传统风俗习惯，变得骄傲自大，具有特权思想[104]。”据称，中共也以袈裟颜色来侮辱出家人，如“黄秃驴”、“红贼秃”[94]:116。 李江琳表示，据中共官方内部文件，从1957年开始，青海省藏族人口因饥荒向外求援，中共部队却对藏族滥捕滥杀，导致双方关系紧张[105]。
1958年6月16日，康巴地区各地反抗力量联合起来，在山南地区聚集了超过15,000人，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以武力反抗康区的改革。康巴人心理上认为卫藏与他们无关，他们是为保卫本土康区而战。四水六岗的成立是形成泛康巴身份认同的重要事件。[106][107]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展开武力平定，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战役结束后，解放军部分军队才纠正了“我们是解放藏民，不是消灭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错误思想，与使用藏语说“站住！不要跑！”[108]。但亦有投降的藏军在交上所有武器后被要求听取“社会主义”的讲座，并且从解放军手上得到小量金钱后被释放回家的记载[109]。
1958年10月7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谈到：“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职业者45万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庙有3千多座，寺院并拥有庞大的土地、粮食、山林、牧场、现金与金银质法器、珠宝”1958年展开大跃进后，中共认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过“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财富，来解决资金缺口[110]。1958年，超过一万五千户藏族人跑到拉萨及其周围寻求庇护[111]。解放军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达赖喇嘛的大哥图登吉美诺布推翻达赖，加入他们。[112]
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华民国称为三月起义[113]），随后拉萨发生武装冲突，叶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并公布战果一举击杀八万七千余西藏人，解放军接着攻击拉萨大昭寺，击毁神像，由浮图中取出经典、圣物，浇上粪便秽物后丢入田野中[114]。中国共产党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115]。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拉萨事件在整个西藏进行“总决战”[116]。解放军展开了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战”（包含12场主要战役，如早期的拉萨战役、山南战役），动员超过23万5千人的地面部队（不含后勤与武装民兵），与三个空军师加二个空军独立团。毛泽东并指示解放军在西藏当地练兵，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总参、总政、总后与各级军事学校都派员当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促使解放军建立了完整的后勤网、跨区指挥系统。由于中共在韩战中缺乏空军立体作战的实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进行空军演练，以杜-2、杜-4、伊尔-28轰炸机来创造大规模的杀伤力[117]。达赖喇嘛与其125名精锐护卫在离开罗布林卡后，最初并没有打算到印度[118]，而是在隆子县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镇压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后大约有8万藏民逃至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119]。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谈判破裂后，3月19日，解放军开始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实施轰炸[来源请求]、炮击，共持续四天。中共发表达赖喇嘛的信件声明：“达赖与此次的暴动无关，达赖是遭暴徒劫持到印度”。4月18日，达赖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未遵守十七点协议，不断干涉西藏政局，并将大批僧侣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筑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于自愿[120]。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履行西藏政府职责。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表示“西藏反抗的行为是自取灭亡的，创造了推动民主改革的有利条件”。6月，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双减”[121]，扩大军事控制与清算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搜查每一户“反动分子”，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一部分遭到公开枪决，喇嘛则送到有中国古拉格之称的劳改集中营[122]。据班禅喇嘛宣称，中共在进入西藏后于迪康寺等寺庙对每位僧人都“配个女人[123]”，强迫僧侣与民女、比丘尼性交来“破除迷信还俗”，有些官员更认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124]。
班禅喇嘛在青海视查后，宣称他发现西藏人民“穷到连碗都没有”[125]，他也认为毛泽东式的批斗太过残酷，被批斗的西藏人民并没有犯下太严重的过错，却被捏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罪行，一开始大吼狂踢、拔发拧肉，接着以金属、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当场七孔流血、四肢残废，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杀[126]。
1962年，班禅向中央提出“七万言书[127]”：“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绩、缺点、分析改进意见书”其意见书得到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认同，但中共却以此为批斗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表示：“班禅有计划的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128]”开展对西藏的整肃斗争，指责班禅喇嘛是“从事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谢富治：“班禅代表西藏已经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组织反革命集团...”[129]。红卫兵也把前“农奴”带到批斗大会现场，“揭发了”班禅农奴主“剥削人民的血泪劣迹”[130]，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不是夸大就是捏造，这些罪名在1988年获得平反[131]。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施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错误强迫藏族放弃传统畜牧业与青稞作物，改种不适合西藏高原种植的小麦，导致饥荒，大批西藏人民沦落四川乞讨。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后，所有生产成果归为共产党干部管制，导致西藏人民过着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体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则呼吁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意识型态斗争，抓紧马克思主义打破宗教枷锁[132]西藏史学者茨仁夏加认为中共一时间不明白为什么汉人没有因为大跃进哀鸿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数民族为何会发生大规模暴动[133]，又认为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也发生暴动，中共为此封锁边界）、西藏人也无法理解为何汉人在面临饥荒与迫害时不进行反抗（据《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记述，民间的零星反抗很广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众的反抗与中国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134]）。茨仁夏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均富理想是一场骗局，因为共党所承诺经济社会上的正义平等，早期确实吸引许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终中共剥夺了个人的土地与牲畜财产，实行公有化，同时摧毁旧有的经济制度与私人财产、粮食生产，全权由共党接管，导致周期性饥荒，连最穷的农奴都了解这是一场骗局[135]。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倾共立场明确的班禅遭红卫兵抄家毒打，监禁在秦城监狱（1968年至1977年，毛泽东去世后获释）。1966年、1967年，由汉人主导的西藏文革两大造反派成立[136]，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开始对西藏进行阶级清算与屠杀。1967年4月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已超过两万人，开始在市区进行巷战，解放军西藏军区张国华将军不敌攻势，紧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137]，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卫” ，西藏两大造反派展开真枪实弹的武斗。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肃西藏到达巅峰，当年超过五万民喇嘛被送入营改集中营。1978年，班禅“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党、反人民、阴谋叛国的罪行”，其重要亲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禅经师，死于1974年）、顿吉·索朗多吉（死于1977年）、詹东·计晋美（死于1978年）未能熬过文革，进一步削弱日后中共对西藏的影响力。曾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邦达多吉也因“组织叛乱”、“反对改革”等“罪行”于1974年遭斗死。亦有文字记载文革期间有大量无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统性屠杀，导致人口锐减[138]。
有学者指出在中共统治西藏的前20年间，西藏有六千座传统寺院遭摧毁；中国学者李江琳认为当时藏族的人口减少近乎“种族灭绝”[139]。亦有学者认为"种族屠杀"的指责是夸大的说法（见“统计与相关争议”）。
中共官方曾总结西藏“四大资源优势”：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国最大林区之一、世界屋脊旅游胜地，矿藏非常丰富。学者郑重言认为藏人并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贡觉县为例，每人每年粮食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140]。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间对西藏提供财政补贴，在西藏兴建大量被视为不切实际的设施和工厂等投资，当中包括浪费1500万元的玻璃厂和化肥厂、挖不出煤的向阳煤矿，“盲目上马又下马”且浪费2000多万元的墨脱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也从1701万增加到2180万，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被指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土地改革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前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58]。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在怀仁堂事变中被逮捕，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1979年8月，达赖喇嘛胞兄土登晋美诺布率领五人访问团前往西藏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访问，并与北京当局建立接触。1980年又有两次同性质的访问。1981年，北京当局发现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仍保有某种景仰，于是取消了第四次访问[141]:138。
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后表示：“搞得你们相当穷，底子差，交通困难，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较低[142][143]”。9月，班禅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指出：“中国应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不该把民族服饰当成黑衣黑饰来批”。随后修复一部分寺庙，解除部分宗教禁令，并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札什伦布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全国或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4][145]。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区委发出《在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的通知》，对1970年以来农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反动富农”给予平反。并退回部分“非法占用的寺庙和宗教人士的财产”。7月，恩久·洛桑群培、顿吉·索朗多吉、詹东·计晋美获得平反[146]。
据班禅喇嘛记述，在毛泽东死后，他本人对于北京当局的统治手法仍感到不满：“中共要求果洛地区的藏族死者亲属在尸体坑上跳舞庆祝消灭叛匪[123]”他亦表示最让自己痛苦的是北京当局禁止藏人为一般已故的亡者超度，按当地的习俗是对先人的不敬或无情。许多藏族群众见到班禅喇嘛在藏区视察总会流泪哀呼：“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勿使佛教灭亡”[147]。
从1980年至1983年，北京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宣称拨款545万元修复西藏各地寺庙，在1986年资助专款600多万元以及黄金50407.6克维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总耗资1000多万元。1989年，北京政府做出了“保护大师法体﹐修建灵塔祀殿﹐寻访转世灵童”三项决定。第二年﹐中共拨出专款6406万元﹐黄金614千克，白银275.022千克，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禅灵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开工，于1993年修成并取名为“释颂南捷”。大殿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高为35.255米﹐为钢筋水泥柜架结构﹐用花岗岩石砌成。灵塔面积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纯度为99.01金皮包裹，遍镶珠宝，共有珠宝6794个﹐宝石袋868个。另外，从60年代起先后拨款维修，于1984年至1988年，北京国家文物局从本单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个省文物单位抽调高级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共34名，协同西藏文物专家一起对布达拉宫进行勘察﹐形成了重建布达拉宫的总设计方案，于1989年，中共中央拨专款5300万元进行抢险维修并在该年开始动工，于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先后拨出3.4亿元，维修及修复了千余座遭西藏文革摧毁的寺庙，以及拉萨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庙，1982年至1996年间﹐北京国务院确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8]。 据传闻，1980年解放军驻西藏独立第52团所属汽车营里约60-70人叛变，与当地牧民一同袭击中共林芝县委会（林芝事件），并夺取大量枪械，使其西藏游击队更为壮大[149]。
1983年西藏发生示威游行与骚乱，据西方学者记载，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数人于8-11月间遭处死[150]。
1985年9月1日，中共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复西藏部分寺院的佛教活动。8月9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中共将装饰数以千计的僧寺和寺庙用的无价宗教雕像、塑像、圣经掠夺一空，送往内地。按记录我们有五千七百个僧院和五百座寺庙遭摧毁，其中损失最大且无法弥补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经被中共摧毁殆尽[151]”。而班禅在《七万言书》里写道在西藏有各类寺庙二千五百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七十余座[152]。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1958年则谈到西藏三区有3929座藏传佛教寺院，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约五千多座藏传佛教大小寺院[153]。
台湾历史学者、异议人士施朝晖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曾多次要求中共进行和谈实现真正的“自治”，中共北京当局一盖不松口，1987-1989年西藏地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指挥部队展开“大屠杀”与种种非人道的打压。 [154]
1987年拉萨发生流血冲突，美国国会于1987年6月18日通过西藏人权受到中共迫害的决议案，认为中共以军事手段统治西藏侵害人权，监禁西藏人民的黑牢缺乏食物，导致许多人活活饿死[155]。因为联合国“反虐待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可耻的刑罚或处置公约”于1987年6月生效，西藏血腥事件引起欧洲议会的注意，通过“即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与文化自治之权”，并认同达赖喇嘛所提的“五点和平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141]:125-126。1987年10月，西藏再次发生两次暴动与军事镇压。1988年3月，又发生反共运动[156]。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获邀至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Discours Strasbourg）。
1989年3月5日，西藏再次发生反共暴动，双方冲突过程激烈，北京当局总理李鹏于3月7日发布西藏戒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建交后，由于欧洲议会打算以民意机构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在1989年3月16日的欧洲议会会期中，通过“强烈谴责北京在西藏首府暴力镇压行动，尤其是使用武器，并要求解除戒严”决议，北京驻欧大使刘山向欧洲议会会长抗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认为欧体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141]:134-138。1989年接着又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使得欧洲议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尊重人权为维系双边贸易之先决条件”。1990年5月1日，北京当局解除拉萨戒严。1991年3月，西藏流亡政府表示由于中国（中共）领导阶层的闭塞和反对，斯特拉斯堡建议已经无效。[157]
1995年5月，被达赖喇嘛指认为第十一世班禅的更登确吉尼玛据传遭中共软禁，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另立一人为第十一世班禅。有人权组织称他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158]
1999年12月，14岁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从西藏出走印度（他被达赖喇嘛和中共政府共同承认为转世活佛）。[159]他于2014年表示全力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使藏人真正自治。[160]
自1980年代起，北京政府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系高级佛学院，在西藏各寺庙开办学经班，设立藏文印经院并出版各种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学校教材[144]。中共官方表示：西藏青壮年的文盲率从旧西藏高达95%，到1990年为止西藏教育水平属全中国最低，2013年文盲下降到0.8%。从1985年开始，西藏实施对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农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先后12次提高补助标准，惠及51.04万人，但有资料显示仍有三分之一西藏儿童没受过教育与医疗[161]。2007年，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9年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又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至2013年间，西藏地区共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并在新闻媒体与教学内容中加入了许多被指用来强化对达赖喇嘛辩证看待的“爱国教育”内容[162]。西藏人均寿命从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2013年的68.17岁[163]。北京官方政府亦花费巨款去支持西藏的经济和文化，并宣称西藏政府百分之九十靠中央政府拨款，因为西藏人生活水平、医疗水平低，所以中国政府派了大量的汉族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文化工作者、医疗卫生人员到西藏支援建设，建造学校、院等基础设施，并为藏语创造大量藏文科技词汇，在学校用藏语教学。”。美国国务院也同样表示藏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被提高，亦指出北京政府以大量补贴资助发展西藏的经济[164]。
根据中共学者记载，从五十年代初至1997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亿元；1959年至1996年调运进藏物资674万吨，其中商业物资110万吨，粮食130万吨，石油148万吨[165]。有西方学者亦指出，中共政府每年会给予西藏一定金额的补贴，单在1997年，中共中央就给予了四亿六千万美元的补贴资助[166]。
目前北京当局对西藏流亡政府采取“拖延”政策，期望在达赖喇嘛圆寂后流亡藏族群龙无首“西藏问题”自然解决。但许多人提出警告，如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海外西藏流亡人士对于达赖喇嘛的温和政策已出现分歧，一旦体认到达赖争取与北京谈话的努力破灭，新生代可能采取激进方式推翻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赵紫阳前秘书鲍彤：“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社会中仍具有强大的威信，中国应把握达赖喇嘛有生之年的机会，否则未来后果不堪”流亡达兰萨拉的次旺顿珠：“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将会爆炸[167]。”
清朝乾隆帝时编纂的《大清会典》明确把西藏列入中国版图[168]。嘉庆帝时重修《大清一统志》把西藏列入外藩，与青海、喀尔喀等并列[169]。曾经在清末秘密游历西藏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认为西藏是“受支那保护的属国”。[170]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者通常把西藏并入中原王朝的年代定于18世纪的清朝，明代以前两者的关系并非同一个“政治实体”，而是类似今天美国的联邦制[1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中国从元朝开始不间断的统治西藏”[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认同的说法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是东方独特的中华帝国同帝国辖属的一个内藩间的关系[172]。中国宗教民族研究学者牙含章在著作《达赖喇嘛传》里，把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视为“宗主国”或“藩属”，称除西藏之外，越南、朝鲜、外蒙古和清朝之间都存在着若有若无的关系，无法以现代外交观分清究竟是独立国还是联邦[173]。但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清朝即在国际法的精神下多次与俄国签订条约，划分包括东三省、外蒙古在内的中俄北方边界[174]。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建立总理衙门与其它各国实现平等外交，并与英法等国划分中国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等处边界[175][176]。1904年英国侵藏战争爆发后，清朝坚决拒绝英国方面以宗主权来描述中藏关系，从1905年开始在国际上明确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对内积极加强对西藏的治理[177]。晚清官员、学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对当时的中国地理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其“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末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178][179][180]。
支持西藏独立的中国流亡人士曹长青认为，历史图片显示，第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同席而坐，不存在高低之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慈禧太后时也是平起平坐，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根本证据不足”[173]。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则认为“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地位逐渐增强，到了十八世纪末，西藏在清帝国内部的附属地位已无可争议”。他同时指出十九世纪清朝在西藏的权威逐渐衰弱，但其权威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181]。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王力雄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面见慈禧太后单腿跪拜是“让其受尽屈辱的单一事件，过去不仅不曾跪拜，皇帝还亲自出城迎接”[182]。他认为“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183]。
藏族人口分布
中华民国时期藏族人口可分为三大部分：
- 卫藏，藏族自称藏巴（丹达山以西）南方又称为博巴。
- 康区，自称康巴，在康定以西丹达山以东，含云南西北中甸及德钦。
- 甘青川区一带的藏族，含安多（唐古特）、果洛（九族）、保安（十二族）、环海（八族）、玉树（二十五族）与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懋功等地的羌民[184]。
现有的西藏东到昌都，西至阿里，南抵喜玛拉雅山，北起那曲，也就是藏人所说的小藏区（内藏）。如果再加上青海省全境（安多），与四川、云南、甘肃境内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在内的地区则称为大藏区[185]:272-273页。
西藏噶厦官员、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估计照职业分，藏族人口48%从事牧业，32%从事农业与贸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个：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约3%住在大城。[186]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自治区人口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肃省1,675,534人，共633万人；中国藏族人口约277万人[18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藏族人口约385万人[188][18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藏族人口约628万人，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人中有272万藏人，四川有150万藏人，青海人口563万人中有137万藏人。[190]
流亡藏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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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最初设有6个大臣职务：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与文化事务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务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举行了首次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3月10日公布了西藏宪法，在西藏噶厦政府之下设立了内政委员会、宗教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部、情报部、卫生部、人事调配局和审计局。“全国代表大会”为立法机构，“最高法院”为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流亡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议会的职能。
流亡初期印度政府提供了麦苏尔作为西藏难民第一个安置定居点，约三千三百顷。1965年至1968年在欧洲国家与美国紧急援助、国际红十字会的资金支助，为西藏难民在印度建立了更多的定居点[191]。达兰萨拉政府在印度设立了各种文化机构，如西藏文献图书馆、西藏医疗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艺术剧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组织。流亡政府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但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泰国、日本、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和1980年代以前的苏联）与民间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也有海外西藏人的自愿捐款。
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自2009年2月起，西藏境内已有120名不满迫害的藏人以惨烈的连环自焚抗议事件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领土殖民化政策”，其中103人死亡，境外自1998年至今有7名藏人自焚，4人死亡。[1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在西藏也推行“爱国教育”，但不满迫害的自焚事件仍层出不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称藏人是受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193][194]，但这种说法遭到藏人益西多登的否认[195]。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解放军不请自来，其内部对过去西藏是否存在农奴制度及其定义亦有所争议[196][197][198]（据报导，现今中国依然存在295万的奴隶人口，仅次于印度的1420万[199][200]） ，认为西藏根本没有宗教自由，而中共虽然宣称对西藏“财政补贴”、“人才支援”，但“财政补贴”多受到中共腐化的官僚体系侵蚀[201] [202]，“人才支援”则成为内地汉人大量移入西藏的理由（汉化政策）[203]。西藏流亡政府亦认为，中共所兴建的机场、公路多为战略考量，或经济利益（木材、黄金、矿物、石油、煤气）的掠夺（根据中共官方说法：“储藏有大量原油的羌塘盆地延绵藏北100多公里。预计原油储藏量可能多达上亿吨。” [204]，另外亦有丰富的矿产资源[205]。），尤其1962年中印战争后往往是基于军事目的而兴建，核实验基地也因此搬迁到西藏[206]。中共虽然宣称自1980年代启动对西藏残存寺庙的重建计划，不过有部分西藏人宣称，大部分的重建资金都来自虔诚藏人的奉献[207]。
伤亡与财产损失
人员伤亡与有形无形财产损失目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中共官方、西藏学者和流亡人士所提供的资料数据亦不尽相同，据西藏流亡人士提供的有关资料数据显示数十年来有许多无辜西藏人民遭到监禁、处决、性侵[208]、饿死，比例之高造成藏族长期抗暴、寻求独立。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共官方资料经历几次“调整”，或对外宣传与内部资料不同调的情况，让外界难以厘清真实的原貌[209]。西藏于1961年至1964年与1968年至1973年发生两次大饥荒[210]。
在140多个藏区之中，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四川17县没收现金341万元、黄金3,207两、白银20万两、银元12.5万、粮食160万斤；青海天峻县没收绵羊12,695只，山羊556只，牛3,782头，各种折价物资464,110元。甘南没收9,433户财产总计羊42.7万只、牛9万头、马2.7万，骡1千头，黄金22.6千克、白银128千克、银元79.8万枚[211]。中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清运完西藏“反动份子”充公的财产，与寺庙搜刮来的金银宝物到北京。自1966年开始到1973年，大多数的西藏圣器、佛像、法器都被销毁，金银材质的不知去向，铜、锡或其他贵金属则被送到金属熔炼厂熔解。[212]
1957年甘肃省藏族人口为255,947人，至1961年共减少81,366人，占1957年藏族总人口31.8%，再加上四川、青海、云南迪庆州藏族人口减损的不完整数据，光这四区的藏族人口至少减少25万人。青海果洛、玉树两州自1957年到1961年，藏族人口至少减少11万人。1982年青海省委统计1958年藏人遭监禁、错杀致死人数为18,176人[213]。
1074年创建，被世人誉为“第二个敦煌”的文化遗迹萨迦寺[214]，除了南殿堂被中共用来养猪外，其他部分全数遭到摧毁。[215]1409年由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创建的甘丹寺于1966年8月19日，被认定为“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开始拆寺工程，至1969年被完全摧毁。兴建于雍正年间的惠远寺，该寺特有的“色吉甲本”也在西藏文革时遭毁。哲蚌寺虽然后来重建，但西藏人依然习惯向原址的废墟膜拜。中共将这些寺庙的建材拿来兴建党部或解放军军营。许多古老壁画（如唐卡画）则被漆上毛泽东像或红卫兵标语[216]。1683年建成的“噶丹松赞林寺”（迪庆州最大藏传寺院）于1966年遭受中共攻击，百年经书被焚，佛像、寺院被砸烂[2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所澳洲籍华裔人口学家严浩在《中国的藏族人口：迷思与事实的再检验》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统计落差来估计西藏“失踪”人口数应该在768,000到152,000之间（包括7万流亡人口）[94]:138。
贾斯柏·贝克在《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研究中显示“大跃进”期间青海省死亡人数约90万，四川省可能达900万，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族群[94]:139[218][219]。
1962年，班禅喇嘛（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在一份给周恩来的报告里宣称：“今日图伯特人口明显而大幅地减少了，许多人死于战争、监禁、饥馑”。1987年，班禅仁波切在一次演讲中估计青海监狱之中藏族死亡人数约占该地博巴人口总数百分之五（2万至2万8千），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完全无辜的[94]。
1980年代初，兴海县为1958年“错定性”的玛积雪山、赛宗寺、汪什代海落实政策，679人获得平反宣布无罪[220]。
西藏流亡政府宣称，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并形容西藏难民逃离故乡的流亡过程相当危险，许多西藏人民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着严冬越过喜玛拉雅山经历几个月的跋涉，部分逃亡团体抵达目的地时剩不到10%，有些人因冻伤截去四肢[221]，有些遭受枪杀，有些妇女被中共士兵强奸后才获得放行[222]。
佛光大学教授谢剑认为，中共的无神论政策，使西藏境内庙宇遭摧毁仅余八座，北京事后却在残存遗址设下“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立牌其行为“可笑”[223]
争议
传统西藏史料视元朝为蒙古而视清朝为中国，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226]（亦称文殊皇帝）。例如1856年廓藏战争后签订的《藏尼条约》的序言中即写明藏人和尼泊尔人“按历来所载，礼敬中国皇帝，如前无异” [227][228][229]。20世纪以来的甘丹颇章政权声称清朝雍正帝和乾隆帝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又声称他们分别说过“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和“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并以此为理据否认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对西藏实行管治[230]。然而雍正帝在其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中表示：“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书中批驳华夷之辨思想，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不应有华夷之分[231][232][233]，而乾隆帝则明令“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234][235]。康熙时期被现代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帝国的国际法文件。另外，条约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Daicing gurun）这个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Dulimbai gurun）的直译[236]。
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通览》一书的“中国的位置与称号”和“全国之面积及人口”节中明确表示“中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为世界一大帝国”[237]、“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238]，并将西藏视为中国域内的属部之一，称为“西藏属部”，与“蒙古属部”等并列[239]。晚清官员、学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的“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朝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240]，同时表示当时整个亚洲的独立君主国只有中国、暹罗、波斯、日本等国（其它地区则为各列强的领地或保护国等）[241]，并称“夫以世界三分之一亚细亚大洲，其中能保独立之国体者，虽有中国日本暹罗波斯等，而实有独立精神者，日本之外惟一中国耳”[242]。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认为，中国曾经两次“完全亡国”，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243]；然而在《民族主义第四讲》认为：“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中国最强盛的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244]。
威斯康辛大学藏学博士Kohn Richard认为：“中国声称元朝征服西藏，而中国自然拥有西藏主权，这就好比德国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兰，波兰却因此声称南斯拉夫为其所属领土一般荒谬[245]。” 王力雄认为“中国”（仅指南宋）和西藏都是蒙古征服的对象，蒙古至今还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此主张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是一种“阿Q”式的逻辑。[246]他将元朝和清朝分开看待，认为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只能从18世纪的清朝算起，而不是13世纪的元朝时期[247]。
旅美华人学者徐明旭指出蒙古民族（民族）与中国（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民族分居几国，一国内有许多民族，都是普遍现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于中国，但也不等于元朝，认为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十分荒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联合西藏人“压迫”汉人而建立的国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没有藏人和汉人，当今中国境内的蒙古人有五百多万，占当今蒙古民族的绝大半数，认为近代独立的外蒙古不仅没有资格当元朝的继承国，也没有资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领土既然都在中国，只有中国才有资格充当元朝的继承国，对此中国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是这样认为[58]。
哈佛大学汉学家及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个成就是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248]。
“中国”一词是在清代才首次拥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以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236][249]。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采用“血统主义”来确立国籍法的原则：“独采折衷主义中注重血脉系之办法”，“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①生而父为中国人者；②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③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当中的“血脉”包括中国各个民族如满、汉、回、蒙等民族[250]。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本朝史讲义）》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国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国之建邦，远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长之历史。又有其文化为古来东洋诸国之冠。其疆域奄有东方亚细亚之什九，其兴衰隆替足以牵动亚细亚列国之大势。故中国史之范围，实占东洋史全体之太半”。[251] [252]
史伯岭教授表示，中国在清朝以前被外国视为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历史观，是中国一向是多民族国家，而从来不是帝国，称中国周遭被征服与融合的民族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意味着这些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是成为中国整体的一部分，而不能独立建国，这与中国过去“外国应该臣服于天朝”的历史观相似。他认为在这种史观下，《西藏百题问答》才提出基于“征服中国的蒙古人自认为中国人”以及“蒙古帝国是中华帝国”这些“站不住脚”的命题，主张西藏在元朝属于中国[253]（《西藏百题问答》的原文为“忽必烈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了自己的祖国（中国）”。[254]）
有学者指出有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出现“中国乃汉族国家”的论调[255]。孙中山曾经主张中国的民族中，“外来的（指少数民族）”是四亿人中的少数，认为四亿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有相同的血统、文字，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56]，后来又主张应该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257]。徐明旭表示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不见于国际法上，指出“蒙古民族”与“中国”是两个概念，根据国际公法，民族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又引用比喻驳斥相关论调：“假如有人在美国声称：美国的爱尔兰、犹太人等都不是美国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裔才是美国人，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甚至被斥为种族主义者。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为什么汉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国人呢？”[58]。
近代有外蒙古独立支持者强调蒙古民族意识，主张蒙古土地、蒙古人民未曾属于中国，与满清只是臣属关系，内蒙当时也有支持者酝酿响应，希望联合外蒙建立自己的国家国族[258]，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之后，更指责中共为“帝国主义”、“大汉沙文主义”、“种族扩张主义”，外蒙古认为中亚游牧民族本是独立于中国之外，指责中共对历史真相的“错误认识”[259]。
内蒙古反分裂势力如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则批评外蒙古独立支持者和俄罗斯分裂中国：“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我蒙二百年来即为中华领土，环球各国共见共闻，此次俄人承认保护，是否通知各国得其同意”[260][261]。
元朝皇帝忽必烈宣称元朝为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政权，各元朝统治者亦以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者以及“中国”和“华夏”自居：“至元二年有日本僧告其国遣人刺探国事者。铁木儿塔识曰：‘刺探在敌国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设果有之，正可令睹中国（大元）之盛，归告其主，使知向化’”，“仰惟祖宗应天抚运, 肇启疆宇， 华夏一统”，而“中国”正统王朝的认同还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认才能名副其实，而分别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宋史》、《辽史》、《金史》（元修史书）、《元史》（明修史书）被纳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应该是这些王朝对“中国”认同得到承认的证据[262][263][264]。除了元朝和明朝统治者外，元朝的统治及其合法性亦被当时的各族民众及元朝遗民所承认。蒙元史学家姚大力指出：“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265][266]。晚清经官方审定发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元之兴亡”一节将元朝或蒙古帝国称为“中华帝国”，表示“按史称太祖深沉大略，用兵如神...世祖继之，混一区宇...建数千年未有之勋，开东半球最新之局...群焉仰吾黄色人种之贵，悚然慑吾中华帝国之威，吁其盛矣...”。[267]
不过与此同时，元朝的蒙古语国号除“大元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ᠤᠯᠤᠰ”）外，常常会将原本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ᠶᠡᠬ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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ᠦᠯᠦᠰ）之名与汉文国号“大元”的音译并称，形成“大元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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ᠤᠯᠤᠰ）[a]或“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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ᠤᠯᠤᠰ）的国号，或者如《兴元阁碑》等中那样直接称为“大蒙古国”。而且蒙古文中继续将元朝统治者称为蒙古大汗，视为原大蒙古国的延续，与汉文中的“皇帝”之称并存，对汉人称皇帝而对蒙古人称大汗[269][270]。与其后的清朝统治者在满、汉语言中均以“中国”（满语：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ᡤᡠᡵᡠᠨ，转写：Dulimbai Gurun）称其整个帝国不同，并没有资料显示元朝统治者在蒙古文以“中国”（蒙古语：ᠬᠢᠲᠠᠳ，鲍培转写：Kitad，当时还没有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即Dumdadu ulus一词）称其全部统治区域，而是将其仅指汉地中国[271][272]。
忽必烈先将八思巴封为国师、中原法王，1270年升级建立帝师制度，以藏传佛教（而非汉地佛教）辅助元朝国政，并设置宣政院，从事藏学及蒙古学研究的台湾吕秋文博士认为这使得藏族地区纳入了元朝的管辖之下，西藏在此时期纳入了中国版图[32][273]。
《剑桥中国史》认为元朝中央集权的程度有限，设立宣政院并不意味西藏本地政府从属于中央政府。[274]宣政院与管理南宋领土的机构无隶属关系，政治实权由萨迦派喇嘛掌握，例如宣政院任命的管理西藏事务的萨迦本钦与八思巴亲戚发生纠纷时，元朝就派军处决了本钦。[275]
艾略特·史伯岭教授表示，西藏是对蒙古帝国称臣，多数时间由元朝管辖，他认为最重要的证据是明修官方的《元史》并没有把西藏列入元朝疆域，认为中国学者找不出“西藏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的证据，因为中国出版物对于哪一事件使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存在不同说法，而元朝史书中从来没有这些说法[253]。
吕秋文教授亦指出，在整个元朝期间，西藏还同步与中原地区进行清查全国户口，建立驿站系统，并在卫藏地区划分十三万户行政区，而中国的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认为：西藏尽管常在历史上是与中原王朝平行存在的“国”，但也仅能视为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地方民族政权而已[276]。学者李毓澍表示，虽然名义上西藏归帝师领宣政院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这十三万户上有三个元帅府，受被封为镇西王的奥鲁赤控制﹐西藏是奥鲁赤的采邑，所有赋税、徭役由镇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权威，所以元朝西藏并没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277]。
支持西藏独立的法国记者董尼德认为“国际法学委员会经过深入的调查，发表正式的报告认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犯了种族屠杀的罪行”[278][279]。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在第二份针对西藏的报告指出：“委员会认为，在西藏实施了宗教灭绝，企图摧毁藏人的宗教团体。⋯⋯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藏人在种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灭绝”[280]。
阿沛·晋美表示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西藏土地资源供养三、四百万人有困难（1988年西藏的藏族人口已超过200万人[281]）[282]。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表示对西藏流亡政府宣称的一百二十万死亡人数数字有保留，认为受害者在整个藏区大概有三、四十万人[283]。佛光大学教授谢剑以中国官方人口统计落差来统计西藏和全中国大陆的藏族人口变动，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间人口不增反减（他认为西藏人口因长期由于宗教原因而于两百年间内都没有明显增长，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区从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国大陆为从2,775,622下降至2,504,628，并在1964年开始稳定增长。在其研究中，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全中国，认为达赖在1990年向外界宣传“藏人正在走向灭绝”和西方媒体用诛族（种族屠杀）这类用词指责中共“毕竟是夸大了”[284]。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教授表示，死亡人数只有在中国开放档案之后才能确定，但从发现的乱葬坑、人口普查显示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不同来源的证据来判断，1950-1975年间无疑有大量藏人死亡，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比较客观的人士不相信一百二十万人死亡的数字（数据来源很可能是在1979年从达兰萨拉到西藏访问的藏人代表团），并指出实际数目可能要少得多[285][286]。
唐家卫等学者指出1959年拉萨暴动时解放军“打死叛军545人，打伤和俘虏叛军4800余人。解放军死63人，伤210人”，与“解放军击杀八万七千余西藏人”一说有所出入[287]。
中国异议人士与欧美人权机构指责中国政府进行未经捐赠者同意，或来源不符合国际伦理规范的器官移植买卖。许多政治犯、宗教犯、异议人士，包含1997年至2008年间发生的少数民族动乱下的西藏人与维族人，未经公正审判就被送入劳改集中营或监狱，一部分永远失踪，以2000年至2008年为活体器官摘取的高发期，官方行刑单位甚至涉及商业化器官买卖的服务。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强调，因为中国没有公民愿意捐献遗体，所以死刑犯才会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约占90%），且处以极刑的都是罪证确凿的刑事犯，事先也有取得本人或家属的捐赠同意书[288]。
藏学家和人类学家戈德斯坦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夸张失实地指控中国种族屠杀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289]。
华人学者徐明旭对西藏流亡政府声称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提出质疑：“如果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也就是消灭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么西藏人口从剩下的一百八十万增加到六百万，竟在共产党统治下增长了二点六倍！这从医学上、生理上说，是惊人的奇迹。对此奇迹，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后，对剩下的藏人予极其优厚的医药条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会相信这一解释；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种解释：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了一百二十万藏人’是个‘弥天大谎’。”[290][291]，他又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藏学家谭·戈伦夫的话：“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292]。谢剑又对达赖喇嘛的七百五十万汉人移民西藏说作出质疑，认为从汉人体质及西藏现有的交通体系来说是不可能的[284]。
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发表的针对西藏状况的第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当地犯了种族屠杀（在第二份报告里将“种族屠杀”改为“文化灭绝”）。[293]藏学家谭·戈伦夫认为，这是个冷战机构，专门收集共产主义国家侵犯人权、制度性不公的记录，以进行反共宣传。由于中国拒绝批准，该机构并没有进入西藏了解实际情况，更加没有像在1950年代西藏访问过的70多名西方记者进行调查，并且指出该委员会仅仅听取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辞，而流亡藏人往往因为受过心灵上的创伤和心理上的需要而渴望得到同情，以及害怕被遣返而夸大其辞，同时指出委员会将一些荒谬的一面之词作为可靠证据，例如当时从流亡藏人口中得出的“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奴制”说、“几乎所有穷人至少有五至六头牛和三十只羊”说和“绝育手术”说[11]。他指出这些暴动并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而是由部族的首领和富有的商人发动领导。同时指出，这些人就算没有暗地里得到外界援助，也一定受到了他们的鼓励[294]。澳洲国立大学的 John Powers 教授批评谭·戈伦夫的著作，指出他不懂藏文（John Powers本人通藏语），对于西藏只采信负面的说法。外界对他著作的价值看法两极。[295]:20-21西藏作家嘉央诺布专文驳斥其书，[295]:165认为他是为中共宣传的“走狗”[296][297]。另外， John Powers 亦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两方的论点各有矛盾之处[295]:x-xii。
藏族女作家唯色的丈夫王力雄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西藏当地藏族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298]，并认为中共虽拨款给西藏，但多用于“表面建设”、“排场心理”或“用在地方官员享受”，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无关，如西藏体育馆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而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的西藏大厦就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能够享受。同时指出西藏上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由藏人为主体的“稳定集团”的“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299]。唯色认为：“很难相信许多地方仍处在地狱的专制政权，能将西藏带进人间天堂。我们承认传统西藏社会制度有许多问题，但那已经是上个世纪过去了，今日中国竟然存在大量奴隶主与奴隶，所做所为比过去西藏奴隶制还要丑恶黑暗万倍，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妖魔化西藏的过去呢？岂不可笑！”[300]。唯色并认为藏人遭受差别待遇，无法自由进出西藏（需进藏许可证明），汉人则不需这类证明文件[301]。
作家王力雄说：“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同时除了在夸大死亡人数方面，也指出达赖喇嘛和西方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与离谱之处，包括“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小孩被驱迫为奴工”、“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二十万”、“在西藏自治区汉人已多于藏人”等说法[302]。另外他认为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303]，但这个说法受到质疑[304]。王力雄指出：“中国执政者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事情发生时中国官员总先把责任推干净，同时又要利用这类事件为自己扩权找理由与根据。在西藏自焚案中强调是境外势力操纵与策划的，因此我们强化镇压与维稳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中央拨更多经费，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形成了‘吃反分裂的饭，升反分裂的官，发反分裂的财’这种官僚集团逻辑[305]。”
藏学家次仁夏加教授反驳王力雄，说不应将藏人参与文革赋予特别意义，因为文革时不参与革命就是反革命，群众没有不参与的自由[306][307]。王力雄指出：“当时“积极分子”（指监视和密告者）数量很多，无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跃。那些“积极分子”恰恰都是藏人，当我问道为什么西藏宗教能被禁绝得那么彻底，如果绝大多数藏人都向往宗教的话，难道不是可以私下里进行宗教活动吗？在广阔的农村和牧场，在黑夜和黎明，汉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回答我的藏人说：‘那怎么能行，家家都有年轻人，都是红卫兵，他们看着呢，搞不成。’那些监视着他们父辈的年轻红卫兵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汉人。一个藏人回答我的‘为什么藏人会砸寺庙’的问题时激愤地说：‘不砸还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说当时藏人砸寺庙是否都是出于被迫，即使承认这一点，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不错，有汉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数量上更多）是藏人。”[298]。据班禅的《七万言书》记载，汉族及藏族干部联手对佛像、佛经、佛塔等文物进行大规模烧毁及破坏[152]。
香港夏博义资深大律师（Paul Harris S.C.）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发表研究论文《西藏是否应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认为根据国际法观点，西藏拥有住民自决的权利，包括自决独立。[308]
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改善西藏的民生、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为西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说法表示承认，但同时认为中国政府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亦认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响到西藏人的生存[292][144]。徐明旭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现代化建设毁灭了西藏文化”一说作出反驳：“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美国让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与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不是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威胁他们的文化﹑侵犯他们的人权﹖”[309]。
藏学家Elliot Sperling指出，中国政府在某程度上确实在适应西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又指出不容忽视遍布在西藏高原的西藏文化活动。西藏学者Robert Barnett和德国绿党领袖Antje Vollmer也承认“文化灭绝”的指控并不正确。美国记者Erik Eckholm也指出，除了在城市生活的少数藏人以外，绝大多数的西藏价值观以及风格都没有改变，他们依然保留着明显的“西藏特征”[310]。
外界立场与影响
西藏在清朝之前，自己拥有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吐蕃王朝），西藏佛教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法王由汉族、印度、尼泊尔引入西藏，经历一千三百年的融合，成为藏民的精神支柱[311]。西藏拥有属于自身的文化、语言、文字、习俗，其艺术、舞蹈、音乐、历法、文学、医学也自成一个体系。清朝时期乾隆皇帝以“信黄教所以顺人情，安国俗也”政策，认可了藏传佛教僧侣享有过去已享有的“各种特权”，每年还额外“加赏青稞三百石”，使得相关寺院及其贵族拥有大量的田地、牧场、山林、牲畜，这种情况延续了217年。国民政府自1934年黄慕松入藏后开始重视“布施”并逐年增加经费，延续中国历代惯例[312]。直到中共施行“土地改革（北京称为西藏民主改革）”与“大跃进”才被迫中断[313]。中共所没收的有形财产，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度估计约在200亿美元左右[314]。在北京眼中西藏只是一个长期停留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黑暗、野蛮族群，因此中共若要真正解放西藏就必须“彻底改造”，经由劳动改造与强迫僧侣还俗、娶妻，公开焚毁佛教经典等行为来减少宗教迷信，禁止具有西藏民族风格艺文活动来“避免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强化政治教育思想改造。这些政策在近几年则有改变[315]。北京当局认为：“1949年以前西藏问题是英国帝国主义所造成，而后是由美国帝国主义所制造。中共并认为达赖喇嘛会逃亡，完全是英、美帝国主义从中煽动所导致”[316]。
英国于19世纪后期曾从英属印度派兵入藏要求贸易，1943年，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向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发送一篇政策声明，内容指出：
在十七条协议后，英国虽认为印度对于西藏的绥靖政策会助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锡金的“讹诈”，但仍支持印度对西藏的态度[318]。
沙皇俄国认为中国对西藏仅有宗主权[5]。中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中表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各弱小民族有与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政后强调包含藏族在内的全中国少数民族，均有自主独立建国的“分离权”[7]。
国民政府认为二战结束后因苏联阻止国军登陆旅顺、大连，中共及其同路人在中国境内各地挑拨学生进行反政府示威，鼓动学潮，外蒙古也在苏联指使下兵侵新疆发动“北塔山事件”，各地事件令国民政府难以应付，自然让西藏轻视中央（热振事件），助长独立意识[319]。
苏联早期认为西藏的赤化正代表着“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形容中共为西藏的“解放者”。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开始指责北京当局“大汉沙文主义”、“违反马列主义有关少数民族权力的原则”，随后几年更批评“北京屠杀藏族”、“西藏有自决权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种族单位”[320]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西藏噶厦请求美国提供援助，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当时表示不愿提供军事装备或资金援助，直到1962年在印度配合下，美国中央情报局才对西藏反抗军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直至1971年停止[321]。
亦有学者认为，在1958年，总共约有三百多名藏人在美国接受训练，训练项目包括破坏、布雷、间谍摄影及摩尔斯密码。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其设在泰国的秘密基地空投武器、军火及受过美国训练的藏人到西藏，从1957到1960年间，共进行四十次空投任务，空投了四百吨物质、器材，但几乎都被中共抓到。1960年，美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入共产国家的领空，于是转而从不丹和尼泊尔的数万流亡藏人中招募藏人，接受美方训练，再前往西藏进行游击战，为中共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322][323]。亦说法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5年卷入西藏战争，对西藏人员的训练直到1964年才停止，60年代末期停止大部分的援助，1971年全面停止武器与经费的供应，然而，美国供应的资源从未达到足以影响西藏政局的地步[324]。华府的目的是希望西藏能提供有用的情报资讯，美国不愿中共获胜，也不帮助西藏独立[32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呼吁美国不要公开指责中共在西藏的行为，同时主张帮助西藏争取更多自治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藏的侵略权益”[326]，指责“印度与其他扩张主义势力企图干涉中国内政”[84]。1959年4月5日，中国人民日报警告印度“不得干涉中国内政”，随后中印边境发生冲突。1962年10月22日，中共对印度边境发动军事报复[327]。达赖喇嘛到日本访问时中国官媒新华社痛批：“日本反动政府拉拢印度反动派的反华工具达赖喇嘛访日，从事罪恶活动，是严重的挑衅行为”[328]。印度政府公开为藏人流亡集团提供支持[329]，同时利用达赖喇嘛多次访问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来与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抗[330]，但印度政府也非常了解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明确的承认西藏属于中国[331]。
发展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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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6日，蒋中正在获悉西藏事件后发表“告西藏同胞书”：“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我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在摧毁中共政权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332]。”
随后在1959年3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共[333]。联合国也分别于1959年、1961年、1965年通过三项决议案，谴责中国侵害西藏基本人权、压制西藏民族特性、剥夺西藏人民自决权。 1959年4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在韩国访问时表明应该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英国外交部则表示反对，担忧西藏向联合国提出请愿会创下先例，进而影响到下辖的殖民地；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黼也表明反对，认为这个议题属于中国内政，担忧西藏问题会让其他共产国家借机提起联合国中共代表权的问题[334]。
1959年4月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记者会上简短表达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本身的安全，我们也愿意继续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也强烈关注西藏的发展”。尼赫鲁原本对藏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又不想得罪中共让达赖喇嘛与其他国家有所接触；直到5月16日，中共驻德里大使语带威胁警告印度：“你们不能同时拥有两条战线吧？（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为敌）”尼赫鲁被此激怒，6月20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获准举行记者会[335]。
1959年10月，国际共产集团与西方左派律师召开“民主律师国际协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包含中共代表一致认为，西藏在1913年至1950年遭受英国帝国主义阴谋侵略，因此西藏在此期间是“无主权的区域”[6]（共产国际执委于1933年指出“英国帝国主义夺取中国东南各省、西藏和西川”）[336]。
1960年，4月在新德里所召开的“非亚会议”通过了支持西藏的宣言[337]。
1960年至1965年的冷战高峰，联合国大会上非共产国家代表均以西藏在1951年以前具有独立地位，谴责外来势力“侵略西藏”或“军事入侵西藏”，并谴责以军事力量强加的十七条协议。中苏交恶又爆发边境冲突后，苏联与东欧各国则在1970年代末期逐渐放弃支持中国，改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338]。
英国曼彻斯卫报1975年6月6日曾专题报导“赤色世界屋脊”，写到1967年拉萨东南方尼艾莫共军岗哨遭西藏人袭击后，引发了双方为期数个月的战斗。[339]
1978年7月19日，莫斯科文学报撰文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遵守十七点协议，并指责毛泽东是有预谋的故意挑起中藏冲突，来作为屠杀西藏人民的借口[340]。
1979年起，联合国苏俄代表开始以“侵略行动”形容中共自1950年以来与西藏间的冲突。苏俄东方研究所也开始研究中共是如何摧毁西藏民族、文化与宗教[341]。1980年4月30日，苏俄宗教事务委员会斯契尔巴科夫（L.V. Scherbakov）在印度马特拉斯进一步表明：“苏联将协助任何争取独立的国家”，但西藏流亡人士已注意到苏联动向（入侵阿富汗、援助中东内战），因此对苏联愿意军援其建国表示婉谢[342]。
达赖喇嘛在许多国际场合发表演说，包含美国国会，澳洲国会，在法国举行的欧洲议会等等，1987年-1988年，达赖喇嘛提出《五点和平计划[343]》与《斯特拉斯堡建议[344]》等和平解决诉求[345]，因而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近年诉求藏区的自治，1997年2月13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时表示，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是更倾向于“邦联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携手下的真正自治，某种形式上松散的邦联，台湾也可以加入[346]。达赖喇嘛在过去四十年来获得大部分西方政府组织的支持[347]，同时也带动了数百个支持西藏独立的团体与组织。对于达赖喇嘛在数个国家（包括蒙古国）获得人权、人道、和平[348]奖，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西方反华势力介入中国内政[349]。
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跟达赖喇嘛的说法有所差别，在与接受董尼德的访问时表示：“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尔科仕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350]。
1989年，西欧联盟（U.E.O）谴责中国的西藏政策，表示：“中国人占领西藏已有多年，并且剥夺西藏人享受人权的权利”。1995年3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通过了有关西藏与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决议。[来源请求]1992年2月，立陶宛通过决议承认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保证在国际上支持西藏民族合理的愿望[351]。
1992年12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西藏环境的破坏以及经济的开采，立即停止鼓励汉人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中国政府应立即与西藏流亡政府重新会谈，并在会谈中讨论真正的民族自决问题[352]。”
1997年4月17日时任驻华大使尚慕杰在访问拉萨时说，美国政府从孙中山的年代就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353]。1998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出席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354]。
1998年8月，意大利议会代表团访问西藏，指出藏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并且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对此作出反驳[355]。
1998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中国人权报告（1997），报告内容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的其他省份大量补贴以助发展西藏经济，其补贴资助在1989-1996年间保持10.5％的年增长。西藏的预算收入超过90％为外来。西藏也从各种各样的良好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中得益……总体而言，政府的发展政策都有助于提高很多藏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但同时认为中央政府破坏了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356]。
2000年2月4日，曾受到中共认证“心向祖国”的伍金赤列多吉（噶举派第十七世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秘密逃到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并表示全世界的西藏民族都希望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返回家乡[357]。
中国流亡异议人士项小吉认为：“不尊重人权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中共不仅迫害西藏，也迫害中国人，可能文化与民族上的差异，让西藏对于这类迫害更加敏感”。中国流亡人士与西藏流亡者共同成立“汉藏协会”。还学文表示：“做为一个中国人有时感到很羞愧，共产党做的事不是我们的错。”[358]。
2001年11月12日，英国与意大利决定授予西藏政治犯阿旺桑卓名誉公民身份。
2004年3月10日，欧洲1800个政府机关响应德国组织（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简称TID）发起的“亮出旗帜”活动，在门前悬挂西藏国旗。
2004年4月，美国时代杂志将达赖喇嘛列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2005年1月，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获得荷兰“格武赞奖章”。
201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许多会员在中国的国别人权审查报告听证会上，对中国逮捕异议人士、在监狱中使用酷刑与执行死刑表示关切。几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学生在会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楼外悬挂标语“中国没有人权－联合国为西藏站出来”。中国政府的白皮书则表示“国家对少数民族继续实施倾斜性政策，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利。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步伐加快，人权保障事业全方位推进”。[359][360][361]
下列为部分社团与组织：
- 于1970年10月在达兰萨拉成立的藏独组织，分会遍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成员超过三万人，是藏独激进派的主要力量。有人质疑他们策划并组织了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暴动，和在伦敦、巴黎和洛杉矶藏人攻击奥运圣火的事件，声称该组织主张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恐怖主义方式，实现西藏独立。
- 藏青会否认这种指控，称自己这一代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方式。[362]至于下一代人的斗争方式则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决定，[363]取决于共产党政府未来如何对待西藏人民。达赖喇嘛自称，他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会的行动。
- 国际西藏独立运动
- 为设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组织，于1995年成立。
-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组织。
- 于1994年成立于纽约市。
藏人在西藏的“稳定集团”（“国有单位”）[364]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以致当今西藏问题上出现“乱则生利”的奇特现象：“拉萨1989年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 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亦指出西藏目前的状态为：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而西藏的“稳定集团”往往利用政局的不稳定向北京取得巨额拨款、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由于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因此“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 于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从不足一半上升为67.8%[365]。
中华民国官方早期维持反共立场，同时以金钱收买藏人来提防西藏暗中独立，一度让流亡政府深恶痛绝。流亡议会曾决议禁止喇嘛来台湾传教。1969年，台湾延揽了几位流亡政府官员成立“噶伦办事处”，使得台湾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绝裂[366]。
1985年，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与台湾往来的基本主张。
1994年5月，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张骏逸在印度班加罗尔与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签订协议，引起西藏流亡政府与议会的强烈谴责，认为民间组织无权签署类似文件，[367][368]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因此分裂为两派。[367][369]流亡政府内亲中华民国的嘉乐顿珠随即去职[185]:297-298页。
1995年起，台湾海外学生社团与国际声援西藏社团结盟。这是因为台湾独立运动的影响，使得原先恶劣不相往来的关系改善。
达赖喇嘛1997年访问台湾，与总统李登辉会面后，过去的误会都烟消云散，对藏人来说，台湾是虔诚的佛教国家，更是他们最喜欢的汉人之一[370]。
1997年2月，中华民国立委林哲夫与来自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人士合作成立迪门（Timet）的组织，希望独立运动能彼此串联起来[371]。
达赖喇嘛于2001年及2009年曾访问台湾。
2016年10月，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组成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国民党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民进党立委萧美琴、尤美女、段宜康等30几位立法委员都加入。由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昶佐担任会长。林昶佐说，“希望透过这个组织，把台湾国会声援西藏的力量串联在一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表示，台湾与国际的连结应该要发挥自己这样的优势；西藏问题不只是统独，也包含原住民族、殖民或反殖民、环保等，西藏问题是人类面临问题的混合型，都和人类息息相关。
相关作品
- 谭·戈伦夫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M.E. Sharpe, 30 July 1996, ISBN 978-0-7656-3455-9（英文）
- Kenneth J. Conboy;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 February 2011. ISBN 978-0-7006-1788-3.（英文）
- 王力雄, 《天葬：西藏的命運》, 明镜出版社, 1998年, ISBN 978-1-896745-54-1
- 唯色. 《西藏記憶》. 大块文化. 2006年. ISBN 9867291859. EAN 9789867291851
- 李江琳. 《1959 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联经出版. 2010年. ISBN 978-957-08-3638-7.
参见
- 西藏
- 西藏流亡政府
- 达赖喇嘛
- 四水六岗
- “龙虎团”、“幼虎”、“虎子青年会”
- 雪域护教志愿军，最早抵抗解放军的藏族组织，首领为普巴本慈晟尖赞[378]。
- 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 噶玛巴
- 《西藏政治史》
- 西藏历史
-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 西藏问题
- 2008年西藏骚乱
- 2012年藏区骚乱
- 特别边境部队
其他类似独立运动：
引用
参考来源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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