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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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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一包，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60年-1962年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時，所提出的農村經濟政策[3][4][5]。三自一包萌芽於1950年代中後期[1][2][5]，其中「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及自負盈虧，而「一包」是指包產到戶[3][4][5][6]。該政策的目的是緩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造成的全國性大饑荒，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3][4][6]。三自一包獲得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中央高層的支持，但遭到毛澤東等人的反對[6][7][8][9][10]。改革開放後，三自一包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重要借鑑[2][4][11]。
歷史
三自一包最初萌發於1950年代中後期[1][2][5]。1956年，廣東、四川、湖北、浙江的部分農村地區先後出現「包產到戶責任制」[2][10]。此後，1959-1961年間，「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導致中國大陸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數千萬人死於大饑荒[12][13][14][15][16]；對此，安徽、廣西等地進行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改革試驗，成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效果顯著[2][6][8][10]。
1961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人決定在省內推行責任田制度，曾獲得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一定支持，而當年對安徽省內36個縣的調查顯示平均的產量比上年增加了38.9%[1][8][17][18]。1961年12月，曾希聖到江蘇無錫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問曾：「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以及「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過來？」[1][8][17][18] 曾回答毛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8][17]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遭毛澤東批判是在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被免職並調離安徽[1][8][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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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自一包政策獲得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等中央高層一定程度的支持[4][7][9][20][21]。在包產到戶的試驗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亦扮演了重要角色[5][19][21]。1962年5月，主管農業的鄧子恢向劉少奇反映，安徽省實行包產到戶效果很好，建議在安徽繼續實行，並向外省推廣，劉少奇表示支持[6][10][20]。劉少奇曾說，應該起草一個文件，全國推開[7]。1962年年中，鄧小平對三自一包的「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並引用諺語「不管黃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出台[7][9][22]。而陳雲不僅向劉少奇建議實行包產到戶，還主張讓農民分田單幹，認為「鄧子恢包產到戶不徹底，要分田到戶」[8][9]，1962年7月初他還曾專門面見毛澤東建議推廣[1][7]。劉少奇表示，凡是有利於提高農民生產熱情的手段，都可採用[6][10]。全中國大陸大約有20%的生產隊，陸續實行了包產到戶[1][17]。
另一方面，1962年夏，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發生直接衝突，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當面斥責道：「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8][23][24][25][26] 劉少奇回答：「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8][23][24][25][26] 自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起，毛澤東明確反對這項「三自一包」政策，將陳雲、鄧子恢等支持的包產到戶批評為所謂「單幹風」，鄧子恢遭批判降職[1][6][8][10][19]。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1][7][8][23]。
後續
1963年春夏，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正式展開[20]。他於5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的講話，其中提到「資產階級右派和中農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這『三自一包』上面。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挖資本主義的根子，挖修正主義的根子。」[27][28][29] 1964年2月，在接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等外賓時，毛澤東提到[8][30][31][32][33]：
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
同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插話，「一九六二年，又鬧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各部門可不穩呢！鄧子恢要搞『包產到戶』。王稼祥過去從來是有病，那半年沒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積極哩！... 那時他們在國際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國內是要搞『三自一包』。」[34]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三自一包」成為劉少奇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狀」[4][6][8]，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35]。與此同時，作為文革時期黨內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此前支持包產到戶的「貓論」則成為他的「十大罪狀」之一，他也被長期批鬥迫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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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重返政壇，與胡耀邦等人主導了撥亂反正，後於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啟動了改革開放[37][38]。改革開放時期，「三自一包」政策成為農村經濟改革的借鑑之一，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緊密聯繫，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家庭承包製的改革奠定了群眾基礎和幹部儲備[2][4][11]。1980年，劉少奇獲得中共官方徹底平反[35]。1993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9]。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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