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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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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亦稱華學[1]、中國學，是指由學者對有關漢族的各個層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華人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華人研究漢學，通常稱為國學。
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進行對話，才能洞悉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中國學人向世界敞開自己，才能進一步啟發並活化古老的傳統和思想的底蘊[2]。21世紀，漢學因其經濟和戰略意義廣泛傳播，被世界上許多大學設定為一門專業。
研究領域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音韻學、史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由此，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古代漢學根據不同的劃分，主要是針對1850年、1911年或1949年以前的中國所進行的研究，這以後的時期則屬於現代漢學的領域。
東亞漢學
東亞漢學以越南、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為中心，包括越南漢學、高麗漢學和日本漢學乃至俄國蒙滿研究、日本殖民地日語文獻、琉球漢學，研究中國自古以來到現當代所有中國文化內涵。[1]
日本自隋唐時開始學習中國典籍制度，與中國漢學的淵源最為深遠。明治維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為時尚。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庸政權，如滿州國、汪精衛國民政府、台灣等地的日語文獻也代表了此一時期不同於中國本土觀點的中國研究。琉球自古為獨立國，在明治維新後才併入日本，其後通行日文。琉球在通行日文前使用的是漢文，因此琉球漢學同時兼有古漢語、日語文獻。
依蘇州大學教授[3]轉引日人自己的日本漢詩分期如下：翰林期（646～1192）包括了歷史上大和、奈良、平安三個時期，主要詩人為空海。叢林期（1191～1602）包括了歷史上鐮倉、日本南北朝、室町、桃山四個時期，主要詩人為絕海中津。儒林期（1603～1868）主要是江戶幕府到明治維新前的時期，主要詩人為石川丈山、荻生徂徠。士林期（1868～）明治維新以後的時期。主要詩人為國分青崖、岡倉天心、夏目漱石、橫山耐雪。
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著《漢學紀源》，從儒學的起源開始記述，詳盡地介紹了日本各個時代儒學的狀況。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於宋多購儒書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書籍256卷。菅原道真、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時、源順(兼平親王)、具平親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漢學。[4]
成立於1949年的日本中國學會是以中國相關學術研究為目的，從事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語言研究的全國性綜合學會。日本還成立了日本現代中國研究學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等機構。[5]
近年來，韓國在東亞漢學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韓國從事中國學研究的機構主要有韓國中國學會、高麗大學亞洲問題研究所、首爾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等。[5]
歐洲漢學
歐洲漢學，一是研究宗教與傳教士的中國文化問題，二是研究現當代中國問題。[1]19世紀初有法國雷慕沙和德國克拉勃羅德兩位漢學大師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1823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之，刊行《皇家亞洲學會會報》，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國、荷蘭、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
在歐洲，從事中國研究的機構主要有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牛津大學中國中心、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法國遠東學院、巴黎漢學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學東亞所、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柏林洪堡大學漢學所、漢堡大學漢學系、維也納大學中國研究系、萊頓大學漢學系、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捷克查理大學漢學系、華沙大學東方研究學院等。相關學術刊物主要有英國《中國季刊》、法國《法國漢學》、德國《亞洲研究》《當代中國》等。[5]
在俄羅斯，中國學研究機構主要有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等，相關學術刊物主要有《遠東問題》《東方》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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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漢學的出現可追溯到13世紀的馬可·波羅時代。史料顯示，歐洲系統的漢學研究最早產生於16世紀，當時諸如利瑪竇、南懷仁和安東尼·托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傳教士正嘗試向中國地區輸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漢學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
啟蒙時代是對探索與發現新大陸懷有極大好奇的時代。那些曾經流傳於教士之間的敘述與信函被收錄進《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在歐洲廣為流傳。清國此一大帝國震驚了每一個對這片土地有所嚮往的人，與此同時，漢學家開始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的哲學、倫理、法制觀念以及審美觀。儘管這種介紹難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這在當時的確養活了不少依靠販賣「中國工藝品」生存的小商販，當然，也一度引起熱議。那時，清國常常被描述為一個開明專制。
17世紀中葉明末清初之際，來自那不勒斯王國的天主教傳教士馬國賢於1711-1723年在康熙皇帝的滿清宮廷擔任畫家。他返回那不勒斯時帶回了四名年輕的中國教友，作為中文教師，他們構成了那不勒斯「中國學院」（Collegio dei Cinesi）[6]的核心，1732年獲教宗克萊門七世批准，其宗旨是向傳教士教授中文，從而推進在中國的傳教事業。[6]該校一度改名皇家亞洲學院（1868-1888），之後成為那不勒斯東方大學。[7]
義大利現代漢學研究起步較晚，威尼斯大學、羅馬大學、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並稱義大利三大漢學中心。[8]主要期刊包括羅馬大學的《東亞研究期刊》、威尼斯大學的《威尼斯亞洲研究》以及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東方學院年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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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對中國的研究統被稱為漢學或中國學（cинология或китаеведение），向來是東方學（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9]俄國是中國的北鄰，對蒙滿研究有地利之便，研究歷史攸久而且著作豐富。加上後來蒙古文基里爾化，在文字習得上更加輕省，主要是遼金元清時期的阿爾泰語言文字文獻研究。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圖條約》簽定之後，中俄始有往來，俄國傳教士團和41位留學生來到北京，努力學習中華文化，致力於掌握滿、漢、藏、蒙等多種文字。這些留學生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伊拉里昂·羅索興、阿列克謝·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等人。
早期俄羅斯漢學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後來逐漸轉移到聖彼得堡大學，形成彼得堡學派。咸豐五年（1855年），聖彼得堡大學成立東方學系，其中最著名的漢學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漢名為王習禮，並將《論語》、《聊齋志異》和唐人小說《李娃傳》譯為俄文，還編纂了《滿俄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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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路易十四時期，由法國科學院派傳教士前往中國進行研究，馬約瑟發表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伏爾泰也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的一位讀者，在元曲讀記《趙氏孤兒記（L'orphelin chinois）》中，他也曾表達他對那片神奇土地的無限嚮往。
根據法國1795年憲法，次年建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一位從未踏上中國地區土地的法國人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於1725年出版了4卷插圖本《中國簡述（Description de la Chine）》，這本書的大量資料是基於他與教友的書信中所描述的內容。這本書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權威並隨即被譯成四種語言出版。
法國的「漢學三傑」被認為是儒蓮、沙畹和戴密微。[10]冷戰期間，法國漢學家李克曼強烈的批評了漢學對於政治的干預——左的或右的——對漢學獨特但不失科學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還尖刻的諷刺了對漢學有所辯護的專家們，如阿蘭·佩雷菲特。
17-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譯介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萊布尼茨等德國啟蒙思想家也受其影響。微積分發明者萊布尼茨對中國哲學尤其是《易經》極感興趣，他在《易經》中發現了一個完美演繹出來的素數序列，還從中文本身提煉出了一個理想的、淵博的語言規則，即數學的本質——通過底層分析找出悖論。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國漢學專業化、學科化，教席和學術機構設立，福蘭閣等漢學家令德國漢學學科逐漸成熟。二戰後，德國高校院系紛紛復建、新設漢學，湧現出海尼士、傅吾康等漢學家。東德主要承繼語言研究傳統，特別是辭典和文學，側重古典漢語與吐魯番文獻。西德漢學則重在政治、社會、經濟，與台灣互動頻繁。[11]德國「漢學三傑」被認為是福格伯、傅吾康和馬漢茂。[10]
17-18世紀英國傳教士如理雅各在爭取設立漢學學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而1810至1830年代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進行了英國人最早的漢語教學。在1834年廣州商館退出歷史舞臺前，商館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漢語教學，具有相當持久的影響，廣州商館甚至可說是英國最早的漢學機構。到1837年士丹頓以設置中文教授席位為條件，將馬禮遜私人購置帶回英國的中文書籍一萬冊捐予倫敦大學學院，而校方聘請的第一位講座教授，就是馬禮遜的學生塞繆爾·基德[12]。
英國漢學明顯起步晚於歐洲大陸，早期主要依靠轉譯歐洲其他語言的漢學著作獲取中國知識，之後的發展又過於重視商業、外交的實際使用，純學術研究落後於法、德、俄等漢學大國。到了19、20世紀才逐步改變了對漢學長久的忽視，拓展了研究領域，譯介了大量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作品。[13]
北歐半島與中國接觸最早的是瑞典。[14]瑞典漢學可以追溯到1690年代，當時烏普薩拉大學就有學者發表關於中國歷史的學術論文。1840–1950年傳教士的學術活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現代科學方法的突破、高本漢和馬悅然兩位教授的貢獻，使得瑞典漢學日益成熟。[15]瑞典漢學的奠基者、哥德堡大學校長高本漢專攻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等。[16]此後，瑞典所有與中國研究相關的重要角色幾乎都由高本漢的學生擔當，形成了一個「學術家族」。瑞典的漢學教學和研究主要集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和隆德大學。[17]
捷克傳教士嚴嘉樂到中國的傳教活動開啟了中捷文化的早期交流。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是捷克漢學的開創期。[18]19世紀，捷克誕生了中國學研究鼻祖魯道夫·德沃夏克，譯介了《論語》和《老子》。捷克漢學的奠基者則是普實克。進入20世紀，在普實克的引領下，形成了布拉格漢學派。[19]20世紀60年代，普實克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與費正清建立了友誼，並成為李歐梵的老師。費正清逝世前，把他的所有中文藏書捐獻給哈佛大學圖書館，所有英文藏書則捐給捷克社會科學院東方學院的費正清圖書館。[19]布拉格漢學派成為西方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先鋒，湧現了貝爾塔、丹娜、米列娜、王和達、史羅甫、高利克等一批漢學家。[20]
從17世紀中葉開始，荷蘭漢學經歷了幾個階段。萊頓大學東亞系早在19世紀就有中文的教學，學生被訓練成為具有專長的荷屬東印度群島殖民地官員。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期，萊頓大學漢學教授席位共任命四位教授。1876年萊頓大學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席位。開啟荷蘭漢學的是漢學家施古德，1876年至1902年在萊頓大學任教，是荷蘭第一位日語和漢語教授。1930年，萊頓大學成立漢學研究院。[21]阿姆斯特丹大學是僅次於萊頓大學的荷蘭漢學的第二大陣地。[22]
北美漢學
北美漢學以研究現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為主要內容。[1]美國中國學呈現出從歐洲漢學的傳統語文學研究模式轉向以社會科學方法為主的研究模式，從單純的學術探索轉向公開為美國、西方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服務的特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政府、基金會和學術機構開始重視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受美國影響，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等逐步建立起來，聚焦當代中國時政的跨學科研究。[5]
在18世紀美國建國時期，建國之父如富蘭克林、潘恩、傑弗遜以及19世紀的超驗主義者愛默生、梭羅都曾經接觸過中國的著作。美國曾不斷地派傳教士去全世界的各個非西方國家學習，到了中國的傳教士就會向美國傳播中國知識。衛三畏是最早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之一，也是美國早期漢學先驅，後來就因此成了耶魯大學第一位漢學教授。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的代表作有《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研究》。[23]
到了20世紀，漢學家逐漸脫離了傳教士的身份，並建立了一個可靠的標準研究體系。漢學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議也使得漢學對政治產生了影響，如美國的費正清。他的《中國：傳統與變遷》認為，近代中國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外國不斷地侵華、簽訂條約，一個就是中國內部，即「衝擊—回應」模式。[23]在北美漢學譜系中，第一代漢學家的代表是費正清，第二代漢學家的代表是列文森、史華慈、芮瑪麗等，第三代漢學家的代表是漢學三傑——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魏斐德和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24][25]
美國代表性的相關研究機構主要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學社、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等，相關學術刊物主要有《近代中國》《當代中國》《中國經濟評論》《中國政治研究》等。[5]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加拿大傳教士來到中國，在中國建立270所學校和30座醫院，開創了中國的護理工作和專業護士職業。這一批傳教士回國後，他們的著作、回憶錄和書信等奠定了加拿大漢學研究的基礎。1950年代初，傳教士後代成立加中友協。1960年代，基於早期傳教士出版物的漢學研究逐漸興旺，主要是對文學和歷史混合體的敘事文本與古文字、古文物的研究，這一時期的漢學研究仍以中國古代文本為主，重視文本細讀和注釋。隨後，十所加拿大主要高校相繼成立亞洲系或亞洲中心，開始重視當代中國研究。[26]
敦煌學
20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漢學家前來敦煌考察時偷竊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進了漢學研究的新發展。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很早就進行清史及滿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27]。曾有學者認為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份量可能會超過中國[28]。
注釋
參考文獻
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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