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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學活體解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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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學活體解剖事件，又稱為相川事件，是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空軍戰俘被活體解剖的日本戰爭罪行。此事源於1945年5月，日本俘獲8名執行日本本土空襲任務的美國空軍飛行員，其後，大日本帝國陸軍西部方面軍司令部決定，而以「實驗手術」(即不考慮受試人存活與否)代替槍決來處理這8名戰俘。於是，在1945年5月17日至6月2日間，分別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第一外科教授石山福二郎及其屬下之教職員、以及其他大學的醫生和軍方人員一同對8名美軍戰俘，進行了活體解剖和相關的試驗。最終，導致8人全部死亡[1][2]。
戰後，當時參與事件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外科教授石山福二郎自殺[3]。1948年，橫濱軍事法庭亦對涉入此事件的30名人士進行起訴，並判處其中5人（其中西部方面軍2人、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職員3人）死刑、4人無期徒刑、14人有期徒刑。不過，在美國轉換對日政策的大背景下，最後被判死刑的5人均得到減刑。至於九州帝國大學校方是否直接參與了這次事件，目前尚存爭議[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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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虜美軍飛行員
太平洋戰爭末期的1945年，正值美國空軍對日本本土空襲之時。1945年5月，日軍空軍上尉鴛淵孝率領的30架紫電改編隊在日本九州島上空擊落了兩架編號為42-65305、42−93953的B-29轟炸機。最終，兩機的乘員除去因墜機死亡者以及傘降後被當地日方人員擊斃者外，共計有11名乘員被日方俘獲。因東京的戰俘營人滿為患，最終只將比較可能掌握重要情報的一名倖存機長送到東京（這名機長最後得以倖存，在日本投降後回到美國），東京指示西部方面軍司令部自行處置留在九州的其餘10人。這10名乘員不久就被西部方面軍不經審判判處死刑[7][8]。
活體解剖始末
得知這10名美軍戰俘被判死刑的消息後，在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取得學位、當時在九州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實習的日軍軍醫小森卓，以及時任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外科教授石山福二郎便提案從其中挑出8名進行不考慮受試者實驗後生存與否的實驗手術，也就是通稱的活體解剖。在得到西部方面軍司令部批准後，8名美國空軍戰俘被送往九州帝國大學[4][9]。另外兩名躲過活體解剖的戰俘則很可能稍後於1945年6月20日於福岡高等女學校與其他被俘美軍飛行員一同被日軍處斬[7]。
對這8名戰俘的活體解剖在1945年5月17日至6月2日間陸續完成。最初，這些戰俘不知道自己將被活體解剖，而是以為日方要對他們進行健康檢查，一名士兵還對參與活體解剖的人員表示了感激之情[4]。
活體解剖實驗的參與者有三大類：西部方面軍派來的見證者、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教職員，以及從其他大學趕來參觀的醫生。在實行活體解剖實驗的手術室外，還有軍人站崗。活體解剖實驗的內容包括：切除戰俘的一隻肺，確認切除後戰俘是否仍然能存活；對戰俘進行胃全切除手術；在戰俘心臟停止跳動後，進行開胸心臟按摩以及心肌解剖、縫合；摘除戰俘的膽囊、肝臟的一葉；進行隔斷三叉神經的實驗；摘除戰俘的眼球。此外，當時日本方面正計劃進行本土決戰，因認為血液不足，故計劃利用稀釋後的海水製作代用血液，因此還用戰俘進行了相關實驗，向戰俘體內注射了這種代用血液。但是，這種代用血液效果不佳，注射後不久，戰俘就失去了生命體徵。最終，8名戰俘全因活體解剖實驗遇害[2][10]。
根據參與此事的鳥巢太郎（時任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副教授）回憶，他當時曾向石山福二郎進言中止活體解剖，但石山福二郎則是回復「這是軍方的命令」，沒有採納鳥巢太郎的意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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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
戰後，與活體解剖事件有關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以及西部方面軍人員都被駐日盟軍總司令（GHQ）逮捕。1946年，事件的主謀者之一石山福二郎在獄中自殺。1948年，橫濱軍事法庭起訴涉入此事件的30名人士，其中5人被判處死刑（西部方面軍2人、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職員3人）、4人被判無期徒刑、14人被判有期徒刑。不過，不久後韓戰爆發、國際局勢發生重大改變。在美國轉換對日政策的大背景下，最後因此事件被判死刑的5人均得到減刑[5][6]。
九州帝國大學的角色
九州大學方面主張活體解剖事件與當時的九州帝國大學校方無關，而是一部分教職員自作主張。作家上坂冬子在《生體解剖－九州大學醫學部事件》一書中認同此事與九州帝國大學校方無關[5]。另一方面，岩波書店出版的《九州大學活體解剖事件：七十年後的真相》（九州大学生体解剖事件：七〇年目の真実）一書中引述戰後乙級戰犯以及其他相關人士的證言，稱西部方面軍與九州帝國大學校方都有參與此事[11]。
相關文藝作品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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