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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鳳苞
中國銀行家和藏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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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鳳苞（1876年—1953年），字振采，齋名天春樓、三殘書屋[註 1]，江蘇宜興人，中國銀行家、藏書家。辛亥革命後，交通銀行復業，任協理，同時為全國鐵路協會評議員，後任鹽業銀行董事。抗戰勝利後，繼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同時兼四行儲蓄會執行委員。其一生專注於地方志的收藏，並擁有知名藏書樓「天春樓」，後將所藏珍品圖書全部捐給天津圖書館[1][2][3][4]。
生平
任鳳苞是宜興官宦人家的後代，其祖父任溥霖曾任清朝丹徒縣訓導[1]。其父任錫汾（字逢辛）曾官至四川川東道，後到江南、上海經商，成為滬上工商界和慈善界領袖之一[5]，著有《拙叟詩存》。任鳳苞為其長子，後出嗣給族兄任錫璋[6]。
1904年3月10日，任鳳苞之父任錫汾與上海的沈敦和、施則敬，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聯絡英法德美各中立國代表，發起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任鳳苞承擔了創辦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許多事務性工作，後任紅十字會總書記，期間操辦了國內的多次賑災救護活動[5]。
任鳳苞早年隨父親宦遊各地，隨後北上京城。1915年應稅務督辦兼交通銀行總理梁士詒的聘請，出任交通銀行協理，同時為全國鐵路協會評議員。曹汝霖繼梁士詒任該行經理時，受曹之委託掌握銀行實權，成為交通系之重要人物。1919年隨曹下台而辭職[2]。1928年遷居天津，投資於銀行業，後曾任金城銀行董事、中南銀行董事、天津鹽業銀行董事長[1]。抗戰期間隱居天津，抗戰勝利後，繼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同時兼四行儲蓄會執行委員[1]。
1941年，張伯駒受吳鼎昌力邀出任鹽業銀行的經理，因得罪了鹽業銀行的高級職員李祖萊而被綁架勒索。時任鹽業銀行董事長的任鳳苞也被捲入到綁架案中。1941年6月16日，任鳳苞發電報至銀行上海方面，指示此事「不可牽涉到行」，希望不要影響銀行的穩定局面[1][7][8]。
1953年，任鳳苞將自己書齋「天春樓」中所藏的地方志全部捐獻給天津市人民政府，收藏於天津人民圖書館（後為天津圖書館），約有2500餘種，兩萬多冊。同年去世於天津[1][3][4]。
天春樓藏書
任鳳苞從小就開始收藏圖書，他在《方志考稿序》中自稱：「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書。」後來他感到收藏範圍過於寬泛，決定只收藏史部圖書，又改為收藏地理類圖書，最後決定只收藏地理類圖書中的地方志。他認為地方志是構成一國歷史的基本材料，十分重要，其在《方志考稿》一書的序言中說：「竊念方志一門，為國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閎，風俗土宜之纖悉，於是備焉。」[6][9]
任鳳苞將精力投入地方志的收集。其藏書主要來源於京津一帶古舊書肆，從清末開始，他不斷地訪書、購書，「聞有異槧珍籍，雖在寫遠，必百方鉤致而後快」[9]。任氏曾以一千元的高價，購得明版《雲南通志》一部，後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龍雲曾特意托人到天津找到任鳳苞，將此書排印發行；民國三十年（1941年）任氏又曾用金子兩條換得明景泰本《寰宇通志》四十冊[9]。經過30餘年的蒐集，任鳳苞收藏地方志多達2500餘種，當時只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才差不多可與其相比。任鳳苞所收集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其中主要為清代康熙以後所編纂的各類地方志[6]。
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朱士嘉編纂的《中國地方志綜錄》，任鳳苞藏志有1517種，為當時所記錄的公私藏志者的第六位，而居私家藏志者之首；據民國二十五年任鳳苞自編的《任氏天春園方志目》著錄，其藏志已達2536種，並涉及到清代全國22個省份，對於一些邊遠偏僻的地區省份的方志亦有收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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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鳳苞曾編制了中國私人藏書家中一部規範化的地方志專科書目《天春園方志目》。該書目繼承了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的優點，又較之大有改進，包括將通志分屬到各省、每志分別列出主修者與總纂者、著錄了大量清末各省所編的鄉土志及江浙等省的鄉鎮志等[6][10]。
任鳳苞酷嗜庋藏志書，但從不讀方志，又時常將其天春園方志提供給北京圖書館，雲南、貴州等省志局，供其研究使用。張國淦在撰寫《中國方志考》時，曾大量地參閱了任氏天春園藏志；瞿宣穎早年任教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之際，欲將每種方志撰一提要，以備遺忘；民國十九年（1930年）春，瞿宣穎特至天津拜訪任氏，任氏欣然盡出其所藏供之檢閱。後瞿宣穎在《方志考稿》自序中，詳細回顧了任鳳苞對自己的全力支持[6][9]。
1953年，任鳳苞將所藏的2500餘種地方志完整地捐獻給了天津圖書館，使天津圖書館以地方志收藏豐富且珍貴為其一大特色。該館所藏的孤本萬曆《徐州志》即來自任鳳苞原藏，卷首尚有天春園藏書印一方[6]。
後世紀念
註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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