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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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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是關於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關係的第一部著作,作者顧長聲。以傳教士東來的梗概作序曲,系統地記述了自鴉片戰爭訖1949年,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全過程。在鋪敘眾多傳教士和歷史的同時,對幾個有代表性的傳教士教案、教會學校和廣學會那樣的出版機構,著重作了介紹和分析。

作者

顧長聲,1919年生,中國大陸基督教史研究專家,歷史學家。

涵蓋年代

從明末天主教傳教士來華傳教一直記述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重點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基督宗教歷史。

主題思想

顧認為:傳教士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章節

以1981年版本為例:

  • 序言
  • 第一章 傳教士的東來
  • 第二章 大炮在天朝呼嘯
  • 第三章 「洋兄弟」與中國起義者之間
  • 第四章 傳教團體的組織和活動
  • 第五章 教案――誰是被告?
  • 第六章 「廣西國之學於中國」
  • 第七章 在脫去道袍之後
  • 第八章 傳教士開辦洋學堂
  • 第九章 「為基督征服世界」
  • 第十章 教會慈善事業
  • 第十一章 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
  • 第十二章 應付中國民族覺醒的新措施
  • 第十三章 教會學校的新口號
  • 第十四章 傳教士與抗日戰爭
  • 第十五章 戰後三部曲

主要人物

版本

1981年第一版;1991年第二版,增加了「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兩章;2004年第三版,增加了一章,即「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與存在的問題」;2013年第四版。

榮譽

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書評「讀《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對此書作了肯定。[1]

史料失誤

顧長聲稱鴉片戰爭之前傳教士一直在發出戰爭叫囂,裨治文編輯的《中國叢報》鼓吹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煽動使用武力以叩開中國的大門。顧在第一章寫道:「1835年初,《中國叢報》上就公然發出了戰爭叫囂:『當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護和維護一個國家的國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時,這樣一種手段永遠不會受到譴責。……根據中華帝國目前的態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可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2]

但顧的翻譯顯然是斷章取義,忽略了上下文。原文的主題是關於「英國與中國關係」,是在評述一個署名為「商人」(An American Merchant)的文章。裨治文說:「我們的作者(指那商人)提及了另外一個措施,是他暗示的,而不是公開聲明的,就是訴諸武力,從而讓中國政府讓步。我們也要像其他人一樣提及這個措施,但我們是為了不失時機地否定此措施。……對抗只會讓目前友好的中國人變成敵人。……如果這個美國商人所說的訴諸武力,意思是向中國宣戰,入侵和征服中國,那我們與他一樣,都是否定這個做法的。……我們的作者否定訴諸武力,我們也一樣。但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護,和維護一個國家的國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時,該作者或我們都不會譴責這樣的手段。根據中華帝國目前的態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可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並實現如該作者所說的目標,即公正、保護、國格的維護。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該作者沒有十分明確地說明。」[3]

後來,裨治文在《中國叢報》(1835-1836)的一篇文章中介紹了約瑟夫•湯普森寫的一本書。該書談到了英國與中國交戰的可能性,「英國政府和人民至今還沒有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通過不得已的下策——戰爭來迫使中國接受歐洲人貿易來往的理念。」裨治文諷刺道:「大不列顛是很富有,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炫耀自己的強大武力。十九世紀的人認為,如果我們是富有的,我們就有權發動戰爭。其他的都是欺人之詞,愛心、慈善都只適合烏托邦社會,而在今天的社會,倚強凌弱的理論是很好的。」[4]

在《中國叢報》(1836-1837),裨治文又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的軍事力量是很弱的,之前被高估了。如果外國擊打它一次,它就會崩潰。中國的秘密會社,一直想著驅趕韃靼人,將來應該會成功。」但接著他說:「反對戰爭,正如我們一直以來申明的,是我們的原則,所以我們不希望西方任何一個文明國家將可怕的戰事帶給中國[5]。但是我們強烈地認為,那些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應該與中國進行諸多方面的交涉。美國已經向交趾支那暹羅派遣了公使,我們也真誠地希望美國向中國派遣公使。與中國交涉,很可能會阻止天朝上國的統治者們的傲慢態度一直發展下去,從而能避免災難臨到他們頭上。如果不與中國締結商業條約,從而保護和約束外國與中國各自百姓的行為,那麼災難終究會來到。如果什麼也不做,直等到雙方由於誤解而發生了兇殺性的爭吵,這難道是智慧的做法嗎?」[6] 由此可見,《中國叢報》並沒有像顧長聲所說的在鴉片戰爭前一直鼓吹向中國開戰。

顧長聲在第二章提及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對中國發動襲擊,然後簽訂了《天津條約》。之後他插入了英國傳教士楊格非寫的一段話,讓人誤以為楊是在慫恿外國人占領中國領土:「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占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原文是「有錯的」)。」[7] 其實,楊格非所指的是在中國傳教,在每個省都派駐傳教士,而不是占領中國領土。

此外,《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也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很多處的觀點沒有史料支持。比如,顧長聲說,英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占領浙江舟山期間,郭實臘曾指使英軍對當地老百姓施行殘酷的屠殺。但是此處沒有任何史料為憑。相反,清末的《定海廳志》、民國的《定海縣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均未記載郭實臘屠殺當地百姓的行為。再比如,顧說「傳教士的目標是要中國變為某一外國或數個外國的殖民地」(2013版,137頁),但是也沒有給出任何史料來源。顧又說傳教士開辦學校「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頹廢的東西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帶了進來」,也沒有史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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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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