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聲

顧長聲（1919年-2015年），江蘇江陰縣香山村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歷史學家，現為美國公民。

早年

少年時，他的家庭非常貧苦，用顧的話說那是「貧民窟的生活」^[1]，1931年為「吃教」而皈依基督復臨安息日會^[1]。

參與控訴運動

1951年中共建政之初，當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開展之後，顧長聲成了揭露安息日會海外傳教士活動的積極分子，「被中國共產黨政府選為控訴委員會的成員」^[1]，並且後來還「被選為第三次反安息日會控訴大會的控訴人」^[1][2][3]，站在中共立場上控訴美國利用基督教傳教士侵略中國的罪惡^[4]。在這些控訴大會中，顧坦白承認說，「我為美國基督教在中國的差會工作，完全是為了養家餬口」^[1]；後來有一次在滬北教會講道說，但以理書第二章的那砸在大像腳上的石頭就是共產主義，將遍滿全球^[2]。

基督教在華史研究

後來因為中共要繼續批判基督教，要求新成立的上海歷史研究所仔細研究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華史^[5][6]，由羅竹風教授負責這項科研新課題，於是顧在1957年被調到上海歷史研究所作研究員^[6][5]。

顧長聲本來不是研究歷史的，與歷史學拉不上關係，但羅竹風選擇他撰寫基督教在華史，是考慮到了他的背景。羅對顧說「這項任命已經定下來，我們對你的背景和能力也早已調查過。^[6]」原來，羅之前與顧的交往中發現顧「在教會學校從初中一年級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對聖經相當熟悉」^[6]，對基督教的思維方式和運作方式都很了解；其次顧英文水平頗高，很熟悉英文欽定版聖經，能輕鬆查閱和翻譯外文資料^{[6] [7][5]}；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顧特別厭惡傳教士，積極擁護中共的路線方針和對基督教的批判^[6]。

顧起初擔憂研究的成果不合上級要求而受到放逐，甚至喪命，但顧說後來他決定「置名、利、生、死於度外，既已躋身史林，就應當成為一個誠實的歷史工作者」^[6]。從1957年到1966年十年間，到圖書館搜集中外資料，到文革前夕，已大體上搜集了傳教士在近代中國活動的中、英、俄、法文資料。但因為顧在抗日戰爭時加入過中華民國國軍，並曾在美國安息日會開辦的出版社裡工作，所以文革期間被勞改了三年^[1]，書籍也沒有寫出。從1978年開始，顧開始在過去資料整理的基礎上寫作《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後將書名改為《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於1981年出版^[6]，後在1991年、2004年、2013年又出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

晚年

顧長聲定居美國，1995年加入美國國籍^[1]，2009年出版英文自傳《醒：顧長聲回憶錄》，在書中坦承「大多數傳教士都是好的」，並在前言重炮撻伐中共和中共領導人給傳教士都貼上帝國主義和文化侵略之代理人的標籤、一直未停止用「瓦解和逼迫的手段打壓基督徒」，顧又告訴他的英文讀者中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1] 。但顧的言論被人質疑「在海外大肆譴責中國當局有為自己在西方人面前大撈政治資本之嫌」^[8]，因當傳教士站在有神論立場批判共產主義的時候，顧卻在其《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斥他們積極反共^[9]。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是一部近代基督教在華發展的通史，是關於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關係的開山之作。以傳教士東來的梗概作序曲，系統地記述了自鴉片戰爭訖1949年，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全過程。但觀點比較陳舊^[10]，帶有很強的時代特色^[11]，有明顯的「歷史為政治服務」的痕跡，對裨治文、赫德、李提摩太、丁韙良等人的評價有欠公允。即使到了2013年的第四版，顧筆下的眾多傳教士的形像仍然是陰暗的，大多數傳教士依然是壞的，就連他們辦學、開設醫院、做慈善無不是帶有險惡用心的^[12]。

沈弘在其翻譯的丁韙良著作的《中國覺醒》的譯者序中指出，顧在他的書中對丁韙良在《北京被圍目擊記》(The Siege in Peking)中的敘述斷章取義，有意誤導讀者，指控丁韙良脫去道袍去搶劫，是個強盜^[9] ；由於一般的讀者很難查閱到丁韙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顧長聲的說法和引文視為權威的根據^{[13] [14]}。

顧在書中也武斷地宣稱鴉片戰爭前的來華傳教士從來沒有譴責過鴉片貿易^[9]。但當時在華的傳教士如裨治文就曾對鴉片的流弊表示了極大的憤慨。1832年3月，裨治文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抨擊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危害，將鴉片描述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並對中國毒品嚴重泛濫進行了深度描寫，第一次使美國公眾震驚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走私活動^{[15] [16]}。

另外，顧也指控戴德生為英國侵略者搜集情報，為英國商人對內地的經濟掠奪出力。「在內地會每一個傳教士的身邊，都藏有一本內地會自編的密電碼，所到之處搜集情報後就用密碼發到上海內地會辦事處，再轉發到倫敦，有些經濟情報就轉給上海的英商^[17][18]。

但蔡錦圖、亦文、海恆博（A. J. Broomhall），都已經對顧的指控做了反駁^{[19] [20]}。蔡錦圖指出顧的論述顯示了他對「晚清及民國資訊傳遞方式的不了解，……僅憑一本當時公開出版並公開使用的電碼本，而暗示戴德生及內地會的傳教士德行有虧，顯然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妄言^[21]。」 顧在2013年的版本中刪掉了指控戴德生搜集情報的內容。

其他著作

• 《容閎——向西方學習的先驅》
• 《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 《馬禮遜評傳》
• 《醒：顧長聲回憶錄》（Awaken: Memoirs of A Chinese Histo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