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爾·伯羅霍夫

多夫·伯爾·伯羅霍夫（希伯來語：דב בר בורוכוב；英語：Dov Ber Borochov；俄語：Дов-Бер Борохов；1881年7月3日—1917年12月17日），馬克思主義錫安主義者，也是勞工錫安主義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協助澤維·賈鮑京斯基及約瑟夫·特魯姆多爾（英語：Joseph Trumpeldor）組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陸軍內部作戰的猶太軍團。他還是意第緒語研究的先驅^[1]。

多夫·伯爾·伯羅霍夫 Дов-Бер Борохов
伯爾·伯羅霍夫（1910年攝於維也納）
個人資料
出生	(1881-07-03)1881年7月3日  俄羅斯帝國波爾塔瓦省佐洛托諾沙
逝世	1917年12月17日(1917歲—12—17)（36歲）  蘇聯基輔
國籍	俄羅斯  美國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政黨	錫安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 (勞工錫安主義)

生平

娜迪亞·伯羅霍夫，紐約，1903年

伯羅霍夫與柳芭和肖莎娜，紐約，1916年

柳芭、肖莎娜和大衛在以色列

伯爾·伯羅霍夫於1881年7月3日^[2]出生於俄羅斯帝國波爾塔瓦地區，佐洛托諾沙鎮的猶太人定居點地區（該地區自1991年起改隸屬烏克蘭），他的家人稱他為「博里亞」。^[3]他的父親摩西·亞倫是一名希伯來教師，也是錫安之愛組織的成員，他曾試圖在定居點建立一所學校，但沒有成功。博里亞出生兩個月後，全家搬到了省會波爾塔瓦，博里亞在那裡長大並就讀於一所普通學校。因為教師是受教育當局直接監控的職業，博里亞的父親只能在波爾塔瓦秘密從事猶太復國主義活動。^[4]

博里亞被認為是波爾塔瓦的神童，^[5][6]他的父親相當重視對他的教育，博里亞很早就開始學習梵語、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和代數，且在學校考試前，他幾乎不需要任何複習。^[7]父親還親自教導他學習意第緒語，這是一種口語語言。博里亞在猶太學堂以丘馬什（英語：Chumash (Judaism)）學習希伯來語，同時亦學習了俄語，以便為進入文理中學做好準備。

由於他的社會主義觀點，1900年，伯羅霍夫還在學的時候便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俄羅斯對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方案並沒有讓他滿意。伯羅霍夫一直致力於社會主義和錫安主義的融合，根據他的描述，他和西蒙·杜賓成立了錫安工人黨（最早的錫安社會主義者組織之一），該組織約有一百名成員。在建黨的第一年，在保護猶太工人權利的同時，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黨部組織了猶太人自衛隊，反對騷亂和大屠殺，與暴亂團伙發生衝突。後來，由於他的猶太復國主義觀點，伯羅霍夫被俄羅斯社會民主黨開除。^[8]

1902年，伯羅霍夫的姐娜迪亞移民美國紐約市。她以「波羅」（"Borough"）的名義寫信給父母，因為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沙皇秘密警察一直在跟蹤調查伯羅霍夫的家人。^[9]1903年4月基希訥烏暴動後，伯羅霍夫的父母和其他兄弟也於1903年8月移居紐約。只有兩個兄弟留在伯羅霍夫身邊。1904年4月，剩下的兩兄弟也移居紐約，^[10]而伯羅霍夫因意識形態原因留在俄羅斯。^[11]

1904年7月18日，伯羅霍夫首次因涉嫌參與社會民主活動而被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逮捕。伯羅霍夫被捕後，他被轉移到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並於7月20日開始審訊。7月22日，憲兵負責人在訊問床單上簽字。^[12] 伯羅霍夫於1904年8月5日從葉卡捷琳諾斯拉夫返回波爾塔瓦，並於當天或次日獲釋，其獲釋理由是：「訊問被取消」。^[13]伯羅霍夫解放後，他於1904年8月7日寫信給他的父母，為自己未能早些寫字辯解。他寫道，他摔倒並扭傷了右手掌，但後來在這封信中，伯羅霍夫寫信給他的父母：

“	如果我不寫，那是因為即使沒有我的信件，波爾塔瓦的正常生活過程你也很熟悉；你讀這些對生活的描述很無聊，對我來說，寫它更無聊。	”
——伯爾·伯羅霍夫，伯爾·伯羅霍夫信件1897–1917年，信件1904.5，頁112–113。

此後的一句話，伯羅霍夫否認了有關他入獄的謠言，但在1907年1月他第二次入獄結束時寫給父母的信中，伯羅霍夫還提到了他的第一次入獄：

“	標記為1[14]的材料是我從1902年5月到1904年7月收集和記錄的，即直到我第一次被關押在監獄裡。	”
——伯爾·伯羅霍夫，伯爾·伯羅霍夫信件1897–1917年，信件1907.1，頁178。

在1905年的第七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英語：World Zionist Congress）上，伯羅霍夫以反對英屬烏干達計劃的錫安工人黨身分出席，並在兩年後的第八屆大會上推動了錫安工人黨退出大會。在1905年的第七屆大會前，伯羅霍夫與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語言的拉比家庭女性柳芭（Lyuba）結婚。由於其意識形態被俄國當局視為眼中釘，伯羅霍夫長在歐洲各國遊走以躲避追捕。1905年代表大會後，伯羅霍夫沒有返回俄羅斯，而是隨柳芭移居柏林，大學學習。在柏林，伯羅霍夫寫道《民族問題的階級價值》，^[15]這突出了民族對比（民族之間）對階級對比（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支配地位。伯羅霍夫從柏林回到俄羅斯的錫安工人黨，由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這為民主希望創造了一個新的維度，並為社會民主計劃帶來了可信度。與此同時，猶太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特力量崛起，其社會意識和意識形態成熟。1907年大會結束到到1909年間，伯羅霍夫一直在歐洲各國遊走，宣揚復國主義，同時也躲避俄羅斯當局的秘密追捕。1909年，伯羅霍夫抵達維也納，妻子柳芭不久也抵達，他們一直在此居住到1914年。長女肖莎娜（Shoshana Borochov）於1912年再維也納出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伯羅霍夫帶著家人先是搬往義大利米蘭，後又渡海前往美國，投靠早前移民紐約的家人。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伯羅霍夫帶著家人返回歐洲，將妻子與女兒安頓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後，才又孤身返回俄國領導錫安工人黨。同年，長子大衛（David Borochov）在斯德哥爾摩出生。伯羅霍夫的最後一封信是在1917年11月7日。在這封信中，他寫信給斯德哥爾摩的柳芭，他免於在俄羅斯軍隊服役。^[16]他在巡迴演講時感染了肺炎，並在1917年12月17日於基輔病逝，得年36歲。 由於時局的混亂，柳芭直到伯羅霍夫死前一天才接到其重病將死的消息。伯羅霍夫的傳記作家瑪他提亞·明茨（希伯來語：מתתיהו מינץ）推測，伯羅霍夫可能不願年僅三個月大的長子大衛失去母親的照顧，而選擇了對她隱瞞。而根據伯羅霍夫長子大衛的敘述，柳芭對此非常不諒解，在她的餘生中始終都認為是錫安工人黨害死了她的丈夫。

1925年，柳芭帶著兩個孩子，在第四次猶太大移民（英語：Fourth Aliyah）期間前往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即後來的以色列）。

重新安葬

1917年，伯羅霍夫過世後被下葬於基輔近郊的猶太公墓。1963年，在伯羅霍夫的朋友，第二任以色列總統伊扎克·本-茲維的推動下，伯羅霍夫的遺骨自原墓地起出，同年4月3日從羅馬啟程，由長子大衛·伯羅霍夫、故交雅科夫·澤魯巴維爾（英語：Ya'akov Zerubavel）與拉斐爾·馬勒（希伯來語：רפאל מאהלר）、多夫·伯爾·伯羅霍夫遷葬事務處理委員會（The Public Committee for Raising Bones of Dov Ber Borochov）主席扎勒曼·夏扎爾以及時任以色列駐蘇聯大使約瑟夫·特科亞（英語：Yosef Tekoah）等人護棺返回以色列，^[17]葬於色列金內雷公墓。葬禮照片如下，右側第一位持經念誦者是伯羅霍夫的長子大衛，大衛身邊的黑帽女性是遺孀柳芭，大衛身後黑衣戴圍巾的婦女的是伯羅霍夫的長女肖莎娜，肖莎娜的身邊是她的女兒拉結。照片正中央是時任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最左側是扎勒曼·夏扎爾，本-古里安與夏扎爾中間的孩子是大衛的長子以色列，本-古里安背後戴墨鏡的女性是大衛的長女米甲（מיכל），後方人群則是當年與伯羅霍夫一起為猶太復國主義奔走的戰友，如果爾達·梅厄等人，以及一些支持者。

遺孀柳芭過世後亦合葬於此，她於1976年8月29日去世，享壽95歲。^[18]

紀念伯羅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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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2月6日（儒略曆）基輔「最新消息」報紙上的伯羅霍夫訃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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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羅霍夫在基輔下葬時的原始墓碑，上面刻有意第緒語銘文。墓碑現位於以色列拉馬特埃法爾（英語：Ramat Ef'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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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羅霍夫遷葬時的護棺代表團成員與右邊的約瑟夫·特科亞。攝於羅馬，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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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羅霍夫在以色列重新下葬時的葬禮照片，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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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爾·伯羅霍夫和他的妻子柳芭在以色列金內雷公墓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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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米什馬爾·哈內蓋夫（英語：Mishmar HaNegev）基布茲的伯羅霍夫房子前的伯羅霍夫雕像。

意識形態

伯羅霍夫的理論（又稱為「伯羅霍夫主義」，正式稱為「我們的平台」），^[19][20][21]起於推動小型工業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伯羅霍夫認為猶太人的社會結構是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極少有猶太人成為工人，當反猶太主義興起，大量的猶太人自俄國移居美洲與歐洲，他們被迫離開原有的職業，但是卻又無法適應變化迅速的新式工廠。在反猶太主義，競爭和飢餓工資的壓力下，無法適應的猶太工人被趕出大工廠，因此在各國傳播了「猶太人問題」。根據伯羅霍夫的理論，猶太人應該處於一個不會因為經濟落後而吸引其他移民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伯羅霍夫認為，這一切最終將會迫使猶太人返回以色列的土地，在那裏形成無產階級的基礎，在馬克斯主義的指導下進行階級鬥爭。

根據伯羅霍夫的方法，該方法基於哲學家理察·阿文納留斯，^[22]恩斯特·馬赫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猶太人對絕對一元論的意識形態追求來自於「mono」——單身。^[23]這種傾向表現在摩西的宗教一神論中，在邁蒙尼德和伊本·蓋比魯勒的哲學思想中，而在現代，巴魯赫·斯賓諾莎試圖制定嚴格的一元論哲學。

伯羅霍夫認為，猶太人不以客觀的眼光看待現實，而是以理想為目標，通過扭曲現實來實現理想。猶太思想在結構的統一性、驚人的一致性和不妥協性方面表現出色。^[24]

根據伯羅霍夫的說法，與古希臘哲學相反，^[25]猶太精神不按原樣對待世界，也不直接接受證據，但按照它應該的樣子對待世界是 ：主觀一元論 —— 荒謬的. 這位猶太天才試圖通過自己的意志將自己的願景強加於歷史現實。這對猶太人的性格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邏輯詭辯的「塔木德」傾向，其目的是調和事實與願景的期望，第二個含義是渴望通過願景的實際實現來證明其真實性，在理想主義的意志力和為國家的利益犧牲個人的意願中。^[26]

伯羅霍夫對哲學一元論的保留是明確的，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伯羅霍夫將一元論視為必須克服的絆腳石，才能使人民免於流亡的命運。人民必須看到突出威脅因素的歷史現實，加以應對。然而，作為一個真正的猶太人，伯羅霍夫認同努力建立哈拉卡並在現實中實現它的理想，並接受了在他的行動中證明他的理想主義主張的義務。^[26]

影響

在伯羅霍夫過世之前，錫安工人黨已經因為十月革命而一分為二，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右翼錫安黨以及由推崇伯羅霍夫的思想的成員組成的「伯羅霍夫旅」。「伯羅霍夫旅」在俄國內戰期間加入紅軍，最終於1919年形成猶太共產黨（英語：Jewish Communist Party (Poalei Zion)），後併入蘇聯共產黨，成為蘇聯共產黨猶太分部，右翼錫安黨則在蘇聯遭到完全禁止。

分裂的右翼錫安工人黨後與另外幾個中小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合併，成立了勞工團結聯盟（英語：Ahdut HaAvoda），該團體於1920年成立了準軍事民兵組織哈加拿，在二戰期間與英軍合作打擊軸心國，在戰後又為了爭取獨立而與英軍反目，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中堅軍事力量，並在後來逐漸演變成為如今以色列國防軍的骨幹。1930年，勞工團結聯盟與另外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青年工人黨（英語：Hapoel Hatzair）合併，建立了以色列地工人黨（如今以色列工黨的前身），並很快成為了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導力量。在以色列地工人黨的強勢領導下，1948年五月，以色列宣布獨立建國，此時距離伯羅霍夫逝世正好31年